波茨坦会议：波兰边境问题解决

波兰、德国与苏联——波兰因寇松线所获得的补偿——居民的转移——7月17日波茨坦会议第一次全体大会——7月18日第二次大会——和新闻界的争执——各项和平条约拟定的计划——“德国具有什么意义？”——我为流落在外的波兰人呼吁——对波兰西部边境的探讨——德国的食粮和东部各省——我着重指出急需一个解决方案——我在7月24日与波兰临时政府的人员见面——我倡导自由选举——与贝鲁特在7月25日会谈

我们在波茨坦会议上遇到的问题之中，对日战争的成功不是最难也不是影响最大的问题。由于德国已经崩溃，欧洲必须重新建立，士兵必须回家，难民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也必须回国。特别是，每个国家必须谋求和平，使人们能在和平中共同生活，只要得到自由和安全，就算不舒适也没什么。关于我们对所负责的许多紧急问题提出的详细意见，我不准备在我们的正式会晤和私人谈话中一再重复，因为其中有些问题，到现在还有待解决。英国为了波兰而战斗，但现在波兰没有自由，还很混乱；德国最终分裂了，与俄国的关系紧张。在我们的探讨中，俄国从波兰获取的土地，波兰从德国获取的土地，以及德国和苏联在世界上的地位，都是高于一切的话题。受篇幅限制，我在这里只提及这些问题。

俄国的西部边界应该向波兰境内延伸，但不得超过寇松线，这是我们在雅尔塔说好了的，因此，我们一直认为，波兰大致上应该从德国领土内获得补偿。但是没有达成一致的问题是，获得多少补偿？它应该在德国延伸到哪里？斯大林要把波兰的西部边界从奥得河延伸到与希尼斯河交汇处，而罗斯福、艾登和我坚决认为不得超过东尼斯河。在雅尔塔，三国首脑曾公开商定，要与波兰政府协商这件事情，并等待和平会议做最终决定。我们只能做到这个程度，但也尽力了。但是在1945年7月期间，我们又遭遇了一种新局面。俄国已经将它的边界延伸到寇松线。这说明，住在这条界线另一边的三四百万波兰人只能向西转移，这是罗斯福和我想到的。相比这些情况，我们现在遇到的事情更糟。波兰政府在苏联的操控下，已经向前推进，他们到达了希尼斯河，而不是东尼斯河。这个地区以德国人占大多数，虽然有几百万已经逃跑，但是留下的也不少。仅迁移三四百万波兰人，事就已经够多了，我们该如何处置德国人？我们是不是还要将八百多万的德国人迁走？即使这样的迁移被看作是可以完成的，余下的德国土地，也不能为他们提供足够生存用的粮食。德国夺取了波兰人的那片土地，才得到了大部分粮食。如果我们得不到这片土地，那么只能将已被破坏的工业地区和因饥饿而增多的人口留给西方盟国。这对于欧洲的未来和平来说，是个大错。这个问题比那个阿尔萨斯-洛林和但泽走廊的问题严重多了。总有一天，波兰人会无法抵挡想要回自己领土的德国人。

*　*　*

7月17日星期二，下午五点召开了会议的首次全体大会。斯大林建议让总统担任主席，我也是此意，于是杜鲁门先生接受了我们的邀请。我们在会上提及很多不太重要的问题。杜鲁门先生建议意大利加入联合国，还建议英、俄、中、法和美国的外长，应该拟定各项和平条约和欧洲边界的解决方式。这两个建议，还不能让我完全信任。在地中海，我们的海军虽然遭遇了严重的损失，但我们对意大利一直很友好。俄国要求得到十五艘意大利舰队的军舰，其中有十四艘，是我们给意大利的。不过，我直接提出，英国人民一定会记得，当法国已经无法坚持抵抗，是意大利在英联邦最危急的时刻对它宣战的。而意大利在美国参战之前，在北非与英国长期作战，英国人民也会记得。

对于邀请中国外长参加会议，斯大林也同样表示疑虑。这是一个主要属于欧洲的问题，为什么要它去讨论？况且，设置这个新机构究竟处于何种原因？我们有了欧洲咨询委员会，并且我们在雅尔塔说好要定期召开三国外长会议。另设置一个机构，必然会使事情难以处理，而且和平会议到底什么时候召开？总统仍然认为，既然世界安理会也有中国的一席之地，中国应该就欧洲问题的解决发表意见，他还承认，“三大国”外长会议的讨论范围，会因为新的联合机构而被大大缩小。我想，这一切似乎未免太早。我担心大同盟会解散。一个世界组织会因对所有国家开放，对任何事都宽容而不加限制，就会变得松懈无力。我要提醒我的同事们，我们正在面对波兰自由选举这个十分紧迫而又实际的问题。说到这，会议就结束了。

第二次会议是7月18日下午5点召开的，当时我立刻提出另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虽然不属于议事日程之内，但却是十分重要的。新闻记者进入德黑兰的会场，是极为不易的，他们更不可能走入雅尔塔，但是现在，却有一百八十个新闻记者在代表团所在地的外边走来走去地探视，并且带着愤怒的心情。他们带着很厉害的武器，正在世界各地的报纸上叫唤他们的采访受阻，并且毫无顾忌。斯大林问是谁放他们进来的，我解释说，他们大多数在柏林而不是在代表团地区之内。因此，不管怎样，我们都应该保证会议能在安静的环境中进行，并且要进行保密。于是我主动提出去见记者们，并告诉他们不能进入的原因，以及在会议结束之前，消息不能泄露出去的原因。由于新闻记者需要给予安慰，因此我希望杜鲁门先生也能接见他们。况且我想，如果他们得知秘密和安静对开会的人是十分重要的，他们也会表示友好，并甘愿在外边。

斯大林很生气，问新闻记者想知道什么。杜鲁门先生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代表会跟记者见面。我们已经说好不让他们进来，就任凭事情自然发展吧。我在当时，甚至是现在都认为，向他们公开说明理由会更好，但我还是顺应了多数人的意见。

接着，外长们就各项欧洲和平条约的拟定，拿出了自己准备的计划。这个外长会议，仍然是由总统提出的五大国外长所组成的，不过，只有签署过相关敌国的投降书的国家，才有条件参加会议的拟定。我们对该建议表示赞同，但是却担心美国所提出的将这些条款送到联合国去的建议。我说，如果这意思是，要与每一个联合国的成员都商量一遍，而麻烦地耗费大量时间，我则会反对，对此我表示歉意。博尔纳斯先生说，我们确实受到联合国宣言的制约，不过，他和斯大林都认为，只有五大国之间达成一致之后，提交联合国讨论的建议才能实施。到这里，我们的谈话结束了。

之后就是德国的问题了。管制委员会有哪些真正的权力、各种经济问题是什么、纳粹舰队该如何处置，这些在讨论中都没得到解决。我问，“‘德国’有什么含义？”斯大林说，“是指它战后的情况。”杜鲁门先生说，“是1937的德国。”斯大林说，说到它必然要联系到战争。那个国家已经不复存在。最后我们接受以1937年作为德国的起点，因为那里除了四个占领区外，既没有明确的边界，又没有守卫边界的人，也没有部队。这样一来，这个问题放下了，我们又谈到波兰。

*　*　*

接着，斯大林指出：“但凡股票、财产还有其他所有产业，只要以前属于波兰，并且现在依然掌握在伦敦的波兰政府手中，不论财产的形式是什么样，也不论这种财产被证实目前在哪个地方或是哪些人手中，都应该即刻交给卢布林波兰人。”他还说卢布林波兰人还应拥有包括海军和商船在内的，属于波兰的武装力量。这促使我讲出了下边这段话。

当波兰人的故乡遭到侵略，又被法国赶出来的时候，他们来到我们这个岛国避难，因此这份责任是由英国人承担的。伦敦的波兰政府没有什么有价值的财产。我说，我确信伦敦和加拿大大约存有两千万镑的黄金，但由于这些财产属于波兰中央银行，因此被我们冻结起来。只有走移交的正常程序，才能将这笔存款解冻并移交给波兰的中央银行。他们之所有没有权力提取这笔存款，是因为这笔财产不属于伦敦的波兰政府。只要波兰政府愿意派遣一位大使，且越快越好，伦敦当然会设置波兰大使馆，并且立即让他使用该馆。

如此一说，有人会问，在联合王国的波兰政府，这五年半以来如何开销的。我回答说，依靠英国政府它才得以生存下去。为波兰人维持军队以及在外交上的费用，我们给了他们一亿两千万英镑，还使那些从德国人魔爪下逃出来，祈求得到我们岛国庇护的波兰人也得到他们的照料。当我们接受了新的波兰临时政府，而拒绝了伦敦的波兰政府时，我们就商量好，在所有职工被遣散前，要付给他们三个月的工资。如果他们没有收到这笔钱，就被遣散，那是错误的，但英国人仍然是这笔费用的承担者。

接着，我想指出一件重要的事情，并征求了总统的同意，而这件事由于我们的缘故而显得不一般，波兰部队曾与我们并肩作战，我们该用哪种方式让他们复员，或将他们遣送回国。在法国沦陷时，我们把大约四万五千个愿意来的波兰人全部撤了下来，并且让这些人和从瑞士其他地方来的波兰人成立了一支波兰军队，最终实力可达约五个师。有三万人的波兰部队在德国，有由三个师组成的一个波兰军在意大利，他们虽思想上痛苦难耐，但心里却是十分激动的。从前方到后方，所有波兰军队的人数总共多于十八万，他们在德国，甚至在范围更大的意大利，在良好的纪律下英勇作战。尽管他们在那边遭受了重大损失，但却像任何在意大利前线的部队一样，在阵地上坚于职守。因此，这件事关乎到英国政府的荣耀。当我们训练有素的部队严重不足时，这些军队与我们的军队一同勇敢地战斗，导致很多人牺牲。尽管我们有在议会中保证过，但也希望我们能给予他们尊重。

斯大林说，他对这一点表示赞同。接下来，我说，我们的政策是，虽然我们必然会经过一段时间的困难期，但也要尽力说服军人和前波兰政府的文职人员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去。

波兰在过去的两个月期间，进步显著，因此我真挚希望这个新政府获得成功。虽然这个政府不能完全与我们的愿望一致，但由于三大国耐心的工作，它的进步却是很明显的。我曾在下院中提过，如果有与我们并肩战斗过的波兰士兵不愿回国，我们会将他们安置在大不列颠。当然，有多少波兰人返回，取决于波兰的状况，如果波兰政府为他们的自由及前途提供保障，也不会谴责他们过去的效忠问题，那么事情就会好很多。由于苏联军队的勇敢，他们的祖国得以解放，我希望随着波兰国情的日益改善，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回到波兰，成为好公民。

斯大林对我们的问题表示理解。波兰过去的执政者在我们这里避难，尽管得到我们优厚的招待，但还是为我们带来很多困扰。不过，伦敦的波兰政府仍然没有解散，他们以报纸和其他方式为手段，继续活动，并且拥有自己的代理人，基于这一点，所有盟国对他们产生了不好的印象。

我说，这就是事实，我们必须接受。从正式意义和外交上看，伦敦的波兰政府已经结束，但是，如果它的某个成员过他的生活，或是与包括新闻记者和以前的同情者在内的人交谈，我们则无法干预。还有，如果不妥善处理当前局势，波兰军队可能会发生哗变，因此我们需要提高警惕。我请斯大林相信英国政府，并给我们一定的时间。另外，应该想尽一切办法，尽全力使波兰人在波兰的鼓励下回国。

杜鲁门先生说，在他看来，我们之间的意见是统一的。我提出给予我们一定的时间，但斯大林怕问题会变得棘手，拒绝了那个提议。让外长们去协商这些问题是最合适的办法，不过，斯大林希望雅尔塔协议能尽早付诸实践。

斯大林因此提议，让外长们去处理全部事情。

我说：“选举也应包括在内。”

斯大林回答：“临时政府一直认可自由选举。”

就这样，第二次会议召开完毕。

*　*　*

在波茨坦第三次和第四次会议上，我们探讨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没有任何问题做出确切的决定。斯大林要求联合国拒绝与弗朗哥来往，“还要帮西班牙的民主势力”建立一个“西班牙人民满意的”政权。这个建议因我的反对而取消。我们还讨论了德国海军和商船的处置，对意大利的和平条件，还有盟国在维也纳和奥地利的占领问题，但没有得出任何结论。外长们需要就全部问题进行审查并提交报告。我本人的策略是，先把这些问题汇聚在一起，等我们的选举结果出来后，再开始处理。

*　*　*

直到第五次会议于7月21日召开，我们才再次谈及波兰问题。苏联代表团提出把什切青划分到波兰这一边，将波兰的西部边界推进到斯维讷明德西边的奥得河，接着，沿着奥得河延伸到它和希尼斯河的交汇处，再从那儿顺着希尼斯河到达捷克斯洛伐克边界处。

杜鲁门想起，按照1937年德国的边界，应将它分为四个占领区，这是我们曾经说好了的。英国人和美国人已经将他们的军队撤回到各自的占领区内，但是显而易见的是，苏联政府在未征得我们同意的情况下，就将一个区划分给了波兰。如果德国失去了这个占领区，我们如何解决赔偿问题以及余下的所有德国问题？

1945年7月最后通过的在德国与奥地利划分的各占领区

1945年7月最后通过的在德国与奥地利划分的各占领区

斯大林说之所以将自己占领区的一个区划分给了波兰人，是因为苏联政府阻止不了他们，而不是他们自己给的。除了波兰人留在那里，德国居民已经随着苏联的军队一同向西撤退。苏联军队对一边为消除地方上的敌人而作战，一边又建立他们自己的行政机构感到不适应，因此他们需要有人去处理他们后方的事情。那么，为何不让波兰人去做呢？

总统说：“我们应该保留我们在雅尔塔确定下来的占领区。如果我们不履行约定，就无法解决赔偿和其他所有的问题。”斯大林说：“我们不担心赔偿的事。”杜鲁门先生回答：“反正美国什么也得不到，但也尽量避免付出什么。”斯大林说：“我们在雅尔塔并未对西部边界问题给出确切结果。”“我们谁也不能限制谁。”

这倒是对的。总统说，在他看来，我们现在还不能解决这件事，还须等待和平会议来解决。

斯大林说：“要使德国的行政机构得到恢复，会遇到更多困难。”

总统说：“你可以在自己的德占区内使用一个波兰的行政机构。”

斯大林回答：“那确实不错，既然德国人已经逃跑，成立一个由波兰人掌管且态度友善的行政机构，确实是最自然的解决之道。这样，我们也不会受到任何专门的边界的限制。如果会议无法达成共识，我们将先不予以考虑。”

我插话说：“可以吗？这些地区十分重要，因为德国人要靠它生存。”斯大林反对地说：“谁去种粮食？我们没有留下任何人去种植田地，只有波兰人。”

我们同时问道：“德国人什么情况？”

“他们早就逃跑了。”

在交谈的过程中，我一直倾听，但是现在，我要说话了。

我问道，我们怎么为逃出来的德国人提供粮食？德国四分之一可耕种的土地已经失去，如果波兰得到英国和美国提议的那个地区，就需从寇松线转移过来三四百万左右的波兰人。但是以苏联的计划来看，将有八百万以上的德国人需要挪动。这样，德国的剩余部分是否有接纳他们的地方？斯大林说德国人全部逃跑，我甚至都没有思考他究竟说得正确与否。有人说，留在那儿的德国人还有两百多万。

于是，斯大林反驳了我所提到的数字，说德国人曾征集了很多人去服兵役，这些人都来自这些地区，剩余的人已经逃跑。他提及要给波兰人的那个地区，已经一个德国人都没有了。在奥得河和维斯杜拉河之间的地区，已经没有了德国人。德国人也无法返回，因为波兰人已经在那里耕种了。

总统坚持认为，西部边界问题应留到和平会议上解决，但是我不会改变我的意见。

我说，波兰人应该得到赔偿，因为他们把寇松线移动的领土割让给了俄国，但是现在，它们提出的要求要比它们割让的多。如果寇松线以东的波兰人有三四百万，那么，应该在线以西，为他们预留地方。英国人民为如此大量的移民感到震惊，但是我们找不到理由说明移出的八百二十五万人。大致说来，补偿和损失应该相平衡。让波兰得到如此之多的额外土地，对它没有益处。假若德国人是逃跑的，就应该让他们回去，他们的吃饭问题，不该因波兰人而受阻碍。我们不想让大量没有食粮的德国人留在我们那边。鲁尔属于我们的占领区，如果那里居民的粮食得不到保障，我们将遭遇德国集中营里的那种情形。(www.xing528.com)

斯大林说：“德国的粮食一向缺乏，不如让它跟波兰买。”我回答说：“东德的领土在战争中遭到践踏，英国政府绝不允许波兰将其占有。”斯大林说：“但是，波兰人已经在那里居住，还在那里种植了粮食，我们不能让德国人白白享用他们生产的粮食吧。”

我辩解道，现在是特殊时期。大不列颠在战争时期以来燃料严重不足的时候，波兰人却把西里西亚的煤出售给瑞典。粮食和燃料只要产生于1937年德国国界之内，就应该供所有住在这里的德国人使用，而不论他们住在哪个占领区中。斯大林问在那儿产煤的人是谁？在那产煤的不是德国人，而是波兰人。西里西亚煤矿的德国矿主已经逃跑，波兰人看到他们回去，一定会将他们处死。我让斯大林注意，在上一次会议中，他曾提到，我们的政策不应该受到伤感回忆以及报复情绪的影响，并且很多德国人都挤在我们的地区里，他们不得不从波兰人占领的地方获取粮食，我希望他体谅一下我们遭遇的状况。

斯大林说，他之前所说的话，不包括战犯。我回答说：“但是逃跑的八百二十五万人还包含其他人。”因此他说，他指的是西里西亚煤矿的德国矿主。俄国也得从波兰购买煤，因为它本来就缺乏。说到这，我得到杜鲁门先生的支持。他说，波兰已经得到德国的东部，这是无法改变的，但是赔偿和供给的问题却应该放一起看待。他非常乐意探讨波兰的西部边界问题（即便这只能等到和平会议才有结果），但他不希望德国各部分像碎片一样被分割。斯大林一直认为，在那耕种的只能是波兰人。由于俄国的劳动力不足，而那个地区也没有德国人，因此我们只好将生产的任务交给波兰人。俄国人霸占了波兰人一个重要的煤田，因此用西里西亚的煤田作为补偿。我说，一直以来，在西里西亚矿上工作的都是波兰人，因此，我同意他们代表俄国政府去这样做，但是我不同意他们将西里西亚看作似乎已经成为波兰的一部分。斯大林坚持保持现在的局面。德国人自己的劳动力一向不足，当俄国人到了德国的时候，发现那些被迫背井离乡的意大利人、保加利亚人和包括俄国人和乌克兰人在内的其他国籍的人，被雇用到工业上。这些外国劳动力在红军到达之前就已经返回。德国曾动用了大批劳动力，但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不是被打死，就是成了战俘。德国工业如此巨大，自己的工人却不多，只好依赖外国工人，但现在，这些人已经解散了。基于局面的自然发展，这些工厂不是关闭，就是交给波兰人去管理，所有发生的情况，都超乎了经过慎重思考的政策。我们只能将这些情况归咎于德国人。斯大林也认为波兰政府的意见将为德国带来困扰。我插了一句话：“同时，也给英国带来困扰。”但是，斯大林说，政策就是这样，因此他不关注给德国人造成困扰的问题，并且，这会让他们避免再次发动战争。与其困扰波兰人，不如困扰德国人，况且，德国的工业越少，英国的市场越广。

第二天，星期日，也就是7月22日，我们又一次会面了，相比昨天，那时我们的意见，并没有更加一致。我就英国政府为何不能接受波兰的要求，反复说明并着重指出更主要的理由。我的理由如下：

一、留待和平会议提出所有边界问题的最终结果（斯大林说他对这点没有异议）。

二、让波兰这个民族占据他们现在所要求的那一大片土地，对他们只有坏处。

三、这会使德国的经济统一得到破坏，并且占领西部地区的国家要承受过多的负担，尤其是粮食和燃料的负担。

四、英国人从道德上严重担心对大批移民采取的做法。如果从德国东部转移的德国人，与从波兰东部的寇松线东部转移的波兰人数量相当，我们是能够接受的，例如二三百万人。但是，波兰的要求涉及到八九百万德国人的转移，那么人数就太多了，就不能这样做。

五、在有争议的地区中，所汇报的德国人数是有差别的。苏联政府说他们全部逃跑了，而英国政府相信，有几百万左右这样一个庞大的人口还留在那里。当然，我们不能到当地去核实人数，在找到证据证明错误之前，我们必须相信是这样。

斯大林依旧认为，鲁尔和莱茵地区能为德国提供充足的燃料，还说德国人已经全部离开了波兰人占领的地区。

我们想将所有事情交给外长会议去处理，还花了不少时间来探讨如何交给他们。总统说，他想不通这件事情为何这么着急。不等到和平会议，这件事怕是无法最终解决。我们已经进行了探讨，很有效果也从中得到帮助，将这些问题交给外长们才是最佳办法。我提出抗议，这件事情特别紧急，日后将后患无穷。不管是波兰人自己想占领这块土地，还是别人教他们这样做，他们都把自己当成那里的主人，在那里死死把守。我们应该在这次会议中做出决定，或是起码将我们的立场交代清楚。如果现在三大国不能达成统一意见，那么也没有必要让波兰人到伦敦的外长会议上共同讨论这个问题。与此同时，整个燃料和粮食问题的重担一点没有减轻，由于英国占领区的粮食不足，而人口最多，因此英国人会成为这个负担的承受者。

如果外长会议听取了波兰人的提议后，无法达成协定——他们似乎意见是不统一的——冬天一旦来临，所有困难都会出现，那时要想解决问题，只能再举行一次政府首脑会议了。斯大林在前一天提到那些困难是由军队的行动和事态发展造成的，我急切希望解决这些真实的困难。为了表明这一边是波兰当局代表波兰人临时占领的，并且同意让西边的波兰人代表苏联政府在那里工作，为何不规定一条界线？

对于新波兰的西部边界延伸到所谓的奥得河界线，我是持赞同意见的。我和斯大林二人只是对这条边界将延伸到什么地方没有达成一致。我们在德黑兰曾用过“奥得河线”这几个字，这种说法的含义并不确切，但是外长们可以根据英国代表团那条界线进行细致的思考。我说，我用“奥得河线”这几个字只是简单说明，只有用地图才能合理地解释。我请求我的同事们不要停止讨论。如果外长们将波兰问题放到9月的会议中讨论，但又相持不下，试问到那时，冬天来临，该作何打算？例如一直以来，西里西亚只能为柏林提供部分燃料。

斯大林说：“不，从萨克森。”

我回答说：“它百分之四十的硬煤来自西里西亚。”

这时，杜鲁门先生向我们宣读了雅尔塔宣言中一段至关重要的文字，即：

三国政府的首脑认为，根据寇松线，波兰东部边界在一定区域内，应该余下五到八公里的地方，这样对波兰有好处。他们承认：波兰必须在广大的北方或西方获得一些领土。至于这些领土的范围，他们认为应在适当的时机，征求全国统一的新波兰临时政府的意见，并且认为，将波兰西部边界的最后决定，交由和平会议解决。

他说，这是罗斯福总统、斯大林和我决定的，他自己也没有任何异议。现在，德国正在被五个国家而不是四个国家占领。本来，为波兰划分一个占领区应该很容易得到认同，但波兰人在占领这个地区之前，没有跟“三大国”商量，这种做法让他感到厌恶。他对斯大林的困难表示理解，也知晓我的困难。最重要的是如何处理这件事。

斯大林说：“没错，在雅尔塔我们曾说好要与波兰政府协商，我们已经做到了这点。我们可以认同他们的提议，或是让他们参加会议，听听他们的意见。这件事情应该在当地得到解决，不过，我们既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不如就在外长会议上解决吧。”

他指出，在德黑兰，罗斯福和我同意将边界沿着奥得河直达该河和东尼斯河交汇的地方，但他一定要达到希尼斯河那条线上。另外，罗斯福先生和我准备把什切青和布雷斯劳保留在德国边界以内。这个问题是应该得到解决，还是先放在一边？

他又说道：“如果总统认为应该指责某些人，那么，不如指责俄国人和真实局面，而不要指责波兰人。”

杜鲁门先生说：“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也正是这么想的。”

与此同时，我也对这些问题思考了一番，当时我就说，我们应即刻邀请波兰人来参加会议。斯大林和总统都赞同，我们做了发出邀请书的决定。

*　*　*

因此，7月24日，波兰临时政府的代表们在贝鲁特总统的带领下，于下午三点十五分的时候来到我位于环行街的住所里。艾登先生和我们驻莫斯科的大使阿齐博尔德·克拉克·科尔爵士，还有亚历山大元帅都和我一起会见了他们。

开始的时候，我就提醒他们，要不是为了波兰免受侵犯，英国是不会参战的。我们向来十分关心波兰，但是现在很明显，波兰所接受的边界正是它自己想要得到的，也就是说，德国在1937年所拥有的可耕面积的四分之一都将失去。有大量的移民迁出，大约有八九百万德国人，这不仅使西方民主国家感到震惊，而且也使在德占区的英国直接遭遇危机。我们只有吃饭用的嘴巴和生火用的工具，但粮食和燃料却都在波兰人和俄国人手中，而我们还被迫维持那里需要庇护的难民的生活。对这样的划分，我们不能同意，并且，波兰人一度向东延伸得太远，遇到了危险，我们相信他们向西延伸得太远之后，也是一样的。

我告诉他们令我们担心的还有其他的事情。如果要使英国舆论对波兰问题免除疑虑，那么选举不应该受到约束，而是做到真正的自由，任何重要的民主党派都应该有充分参与的机会，并且公布他们的施政纲要。什么是民主党派？难道只有共产党人是民主主义者？我不相信。要把每一位非共产党人称作法西斯野兽并不难，但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有着许多顽强的力量，他们不属于任何一端，也不想成为共产党或是法西斯。这些温和分子应尽量被波兰接纳，以便参与其政治生活。有些人与极端分子不符，不应该凭主观意见，就给这些规定好的人加上罪名。

当前欧洲局势十分混乱，只要人有权力，就可以打击他的对手并为其定罪。但是，这样一来，中间分子就无法参与到政治生活当中。将各种人吸收进来，才能成为一个国家。波兰还能承受国家分裂吗？它不但应该和俄国朋友联合，也要和西方联合，争取广泛的团结。譬如所有属于基督教民主党还有国家民主党的人士，只要没有积极配合过敌人，都应有参与选举的权利。我们还希望，在选举之前和选举期间，报纸和我们的大使馆能在观察和报道一切情况上，享有充分自由。波兰要想继续得到西方民主国家的尊重和支持，特别是英国的尊重和支持，只有容忍，有时候甚至是相互宽容，因为有些东西英国可以给予，有些东西英国需要保留。

贝鲁特辩解道，如果最初，英国参战是为了波兰，而现在却说不清楚它的要求，将会造成重大的错误。我们也考虑到欧洲需要和平，并且这些要求都不过分。相比波兰的损失，它所要求获得的并不多。仅有一百五十万德国人必须要迁移（在东普鲁士的那些人也包括在内），里边剩下的全部是留下来的人。有四百万波兰人是从寇松线以东来的，还有三百万人将从国外返回，为安置这些人，还需要新的土地。但是，即便是这样，波兰的领土还没有战前大。它在维尔纳四周的肥沃的耕地、珍贵的森林（它的木材向来不足）以及加利西亚的油田都已经失去。战前，有八十万左右的波兰农民常根据季节到德国东部当短期雇工。事实上，波兰人想得到的地区中，大多数居住着波兰人，尤其是西里西亚，虽然我们也为将他们归为德国人做过尝试。根据历史，这些土地属于波兰人，而且，直到今天，还有许多的波兰人存在于东普鲁士的马祖里人中间。

我向贝鲁特指出，可以把东普鲁士在柯尼希斯贝戈西部和南部的土地划分给波兰，但是他非要说波兰损失了百分之二十的领土，而德国战败后仅补偿百分之十八。波兰人之所以迁到国外居住，是因为在战前他们的人口就十分密集（每平方公里大约有八十三人）。波兰人只是希望能细致审查他们的领土。他们提议的界线，是波兰和德国之间可以达到的最短的线路。由于波兰的损失，以及它对盟国胜利作出的贡献，它将获得公平的补偿，它也深信，英国人愿意弥补它所受的损失。

我提醒他，因为波兰是个封闭的地区，直到今日，我们都不能亲自观察波兰的真实情况。我们可不可以派人到波兰足够自由地行动，并将那里的真实情况告诉我们？对于他的国家得到足够的补偿，我是赞同的，不过我警告他，他们不该要求得太多。

*　*　*

当天深夜，艾登先生在自己的住所里会见了波兰人。他们讨论了很多问题。我跟贝鲁特在次日上午十点，进行了一次单独而严肃的对话。

他说，“新的社会发展”从战争中找到机遇。我问他的意思是否是说波兰将向我所反对的共产主义演变，虽然这完全不关别的国家的事。贝鲁特向我保证，从他的意见看，波兰跟共产党相差太远。波兰有自己的传统，它不会运用苏联的制度，只是想与苏联结成友谊，并要向它学习。如果有人想强行将制度用在他们身上，波兰人可能会加以反抗。我说，内部问题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但会使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受到牵连。当然，还有地方需要改变，特别是在较大土地的财产方面。

他回答说：“波兰的发展基于西方民主的原则。”它坐落于欧洲的中心，有二千六百万居民，因此不是个小国。大国不能忽视它的发展，如果它走民主的道路，特别是向英国学习，就不可免除一些改革。

我又一次着重说明自由选举是十分重要的。要使每个人都将事情辩论清楚，必须要言论自由，而且每个人都要像英国一样，可以参加选举。如果候选人只由一方提出，是没有好处的。我希望波兰能向英国学习，并为此感到自豪。我一定会尽量劝说国外的波兰人，以便他们找机会回到自己的国家，但这离不开临时政府对他们的激励。他们必须真诚地开始新的生活，就像他们本国的同胞那样。有些官员主张将所有回国的波兰人都送到西伯利亚去，而以前确实有很多波兰人被逐出境外，我对他们这种行为感到气愤。

贝鲁特向我保证，现在没有人被驱逐出境。

我再次说道，波兰必须设置法院，与行政完全分离。近期，巴尔干各国的发展变成了警察政府，而不是趋向于苏维埃化。令西方民主国家感到失望的是，政治警察拘捕人民是政府下的令。波兰会有进步吗？俄国秘密警察有撤离的打算吗？

贝鲁特回答，一般来说，俄国军队即将全部撤退。俄国的秘密警察在波兰没有效力。波兰的安全警察授命于波兰政府，跟他们没有关系。现在，不能再埋怨苏联想强迫波兰接受这种“帮助方式”。战争已经结束了，局势也趋于稳定。贝鲁特说，他和我在选举和民主方面的意见是一致的。他还向我保证，欧洲最民主的国家中一定会有波兰。虽然波兰人不得不采取一些特别的举措以弥补战争时期的重大分裂，但他们不支持警察制度。在所有人口中，天主教徒占百分之九十九。我们并不想压迫他们，并且一般说来，神父们是满意的。

我跟他说，英国只想看到波兰的强大、幸福、繁荣和自由，而没有从波兰获取什么的想法。自从雅尔塔会议之后，波兰还没有变化，不过从最近几个星期来看，情况有了很大改变，因为现在已经有了一个被认可的波兰政府。我期盼，波兰尽可能让自己变得开放而宽广，或是起码保证在选举上能尽量做到这些。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住德国占领期间的恐怖经历。多数普通人听天由命，只有强大的人会抵抗。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烈士或英雄。让人人都向政治生活的主流回归，才是最明智的方法。

贝鲁特说，他的政府只是希望不要有太多小党派，这是最紧急的，而不是要阻止人民发表政治上的言论。一般来说，在选举中，只能有不多于四个或是五个的大团体来参加竞选，而小党派只要愿意，都可以尽全力参加选举，这就是当前的趋势。相比英国的选举，波兰的选举应该更加民主，而且国内的政治也会发展得越来越协调。

我回答说，我们绝不想阻碍波兰的发展，只是边界问题与赔偿和供给的问题混为一谈。波兰人拿走德国人赖以生存的沃土，却将一大堆德国人推给我们来安置，波兰人要求的太多了。也许，我们和美国人在实行一种政策，而俄国人在追求另外一种政策，这会引发重大的后果。

我的呼吁不起作用。就让世人去评估我预料到的“重大后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