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会见杜鲁门总统——我视察了柏林一周——同总统共享午餐——关税与基地——同斯大林共进晚餐——他对英国选举的结果进行预测——俄国的出海通道——巴尔干和苏联的政策——欧洲的前景——来自墨西哥沙漠的情报——不靠苏联的协助而快速终止对日战争的前景——使用新武器的决定——与总统探讨——继续向日本猛攻——“无条件投降”——我们在7月26日发出最后通牒——1945年8月6日和9日轰炸广岛和长崎——日本在8月14日投降——对打败日本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海军的力量
就在同一天，我和杜鲁门总统都抵达柏林。虽然我和这位当权者在某些地方意见不同，但我还是急着见到他，因为我和他在书信往来（附在本册书内）中，已经建立起真挚的关系。到达那儿之后的下午，我就去拜访他，他的神情愉悦，容光焕发，做事认真，还有清晰的决策力，这些都令我印象深刻。
总统和我在7月16日分别巡视了一圈柏林。城里一片狼藉，墙壁都残缺不全。当然，我们事先没有发出通知就进行了访问。街道上也只有普通的行人，不过很多人都聚集在总理官邸前的广场上。当我走下汽车，来到他们中间的时候，所有人都欢呼雀跃，只有一个老年人带着不快的神情摇着头。我的仇恨心，随着他们的投降已经消失，而且，我为他们的表示，他们憔悴的神色和破烂的衣服而深受感动。之后，我们进入了总理府，在残缺的走廊和厅堂里走了好长时间，接着，我们在俄国向导的指引下，来到希特勒的防空地下室里。我走到底层，看到一个房间，那里是他和他的情妇自杀的地方。我们返回上边的时候，在他们的指引下看到希特勒尸体焚烧的地方。那时所收到的关于最后几场情景的最佳一手报道，我们也听说了。
让我们感到省事的是，希特勒采用的办法并不是让我们为之担忧的那个办法。在战争最后几个月的任何时候，他都可以飞到英国去自首，并说，“你们怎样处置我悉听尊便，但不要迁怒于被我引入歧途的人民。”无疑，他与纽伦堡战犯的命运无异。也许，现代文明的道德原则有规定，但凡国家战败，它的领袖应该被战胜者处死。这样等将来再发生战争，势必会使这些人奋战到底，而有多少人做出不必要的牺牲，他们则不会关心。反正他们也没有更多的损失。只有对战争的发动和结束都没有任何发言权的广大群众，才会付出真正的代价。罗马人的原则是相反的，他们将胜利一半归功于他们的勇气，也似乎同样归功于他们的宽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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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次，我对长达四英里的一系列军容浩大的美国装甲队伍以及众多英国部队和坦克进行了检阅。我为第七装甲师的士兵俱乐部举行了开幕式。我在这本书的前几册中，已经略微提到了他们非凡的航海和从开罗远征直接到达获胜地方的事迹。这些人中的三四百人汇聚在一个俱乐部里，他们大家十分友好地唱着“因为他是一个快乐的好朋友”。可能因为他们中的多数人都为我的对手投过票，因为我看出来他们的神情不太自然。
我与总统在7月18日的中午单独用餐。我们谈论了诸多问题。我谈到大不列颠的悲惨境地；谈到我们独立抗敌时，将一半以上的外国投资都用到了我们的共同事业上，现在已经背负了三十亿英镑的巨额外债，才从战争中支撑过来。因为我们不是用租借的办法向印度、埃及和其他各地购买供应品的，所以欠下了这笔债务。这样，我们每年得不到任何足够的补偿输入，无法充实我们的工资基金，只能从事输出。他带着同情的神情用心倾听，并说英国在开始时守住堡垒，使美国欠下英国一笔巨额人情债。他说，“如果你们像法国那样崩溃了，今天，我们可能会在美国海岸与德国人作战。由此，我们有理由把这些事情视为超越纯财政性质的问题。”我说，我告诉选民们，从很大程度上看，我们的生活要依赖于从美国进口粮食，但我们却付不起钱。不过，不管我们双方有多么亲密的友情，我们都没有指望任何国家养活我们。在我们的复兴上，我们必须要请求别人的帮助，而且，在我们的政府机构恢复正常之前，我们无法为世界的安全，或是对旧金山会议任何伟大目标效力。总统说，他将全力以赴，但是我必然知道，他在自己的国家也许会遇到许多困难。
我在之后提到减少帝国关税的问题，还指出，如果这件事处理不好，可能会导致保守党的分裂。以前，我听说美国正在大大削减关税。总统说已经减了百分之五十，现在为使关税达到战前高度的四分之一，他有权再削减百分之五十。我回答说，这是对我们的自治领，特别是对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带来很大影响的一件大事。
总统谈到航空和交通问题。在英国领地内，他在飞机场这个问题上遇到很大麻烦，尤其是美国人消耗大量资金，去非洲修建飞机场。他希望我们在这一点上谦让他一下，并为共同使用商定出一个办法。我向他担保，如果这件事由我继续负责，我将亲自与他重新探讨。假若美国人为了基地和航空交通问题而激动，甚至为得到解决不惜付出一切代价，这会大大让人感到遗憾。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我们一定要做出最稳妥的安排。罗斯福总统起初就想，在我们两国之间安排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礼节性往来，因为他深信我愿意深入探讨关于机场和其他基地的事情。固然，美国的大国地位超越了英国，但英国也能做出许多贡献。一艘美国战列舰停靠在直布罗陀时，为何不能为自己的鱼雷管获取鱼雷，给自己的大炮装上炮弹？我们的防御设施已经遍布全世界，为何我们不能共享？我们能使美国舰队增强百分之五十的机动性。
杜鲁门先生回答说，他的想法也是如此。在某种形式下，一切计划都应该与联合国的政策相互配合。我说，那样不错，只要英美两国能共享所有便利就行了。如果让每一个国家都共享，就什么结果都谈不出来。一个男子可以向一个少女求婚，但是假若那个少女回答说，她永远做他的姐妹，这就没有意思了。我提出的要求是，现在英国共享基地和燃料补给站的战时体制，无论以哪种形式或外表出现，都要坚持下去。
总统似乎完全赞同这个建议，但是要采用一种合适的形式，不至于让人从表面一看就知道，这是“两国之间”的军事联盟。我很明白他的意思，尽管他没说后边这几个字。由于受到这样的鼓励，我继续说出我思考了好久的意思，即联合参谋委员会的组织要保留，起码保留到世界在风浪过后平静下来，有了一个世界机构，并且有真正的实力与能力，让我们能放心将自己托付给它。
对于这一点，总统做出了振奋人心的答复。此时，他的官员打断了我们的谈话，因为他提醒总统应该立即去拜访斯大林元帅了。总统真心实意地说，他多年来吃得最高兴的就今天的午餐，他还说，非常衷心地希望我和罗斯福总统的关系，能够在他和我之间继续下去。他在谈话中说了许多字眼，表示对建立个人之间友情和战友关系的欢迎，我听后十分感动。我觉得面前这个品行和能力卓越的人物，对未来的观点正好与英美关系一直以来的发展路线相吻合，他说话简明扼要，并且是自信而坚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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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月18日的晚上，我和斯大林共进晚餐，除了伯尔斯和巴甫洛夫之外，只有我们两人。我们从晚上八点，一直聊到凌晨一点半，任何决定性的问题都没有提及，我们谈得非常愉快。伯尔斯上校记录了一份很长的笔记，我在这里把大概意思讲一下。从身体状况来看，我的主人有些承受不了，但是斯大林的表情平静而友好，使人感到愉悦。关于英国的选举，他说，他从共产党和其他来源获得的情报使他相信，我能够得多数票，约有近八十个席位。他认为工党会获得二百二十到二百三十个席位。由于我不想做某些猜测，我说我不清楚军人那部分是怎么个选法。他说军人最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因此会选保守党。很明显，他的意思可能是希望与我和艾登继续保持联系。
斯大林问起英王没有来柏林的原因。我说他来访问，会为我们带来很多安全问题。他确信，由于英王是整个帝国团结的支柱，因此他比任何国家都需要一个君主制度，只要是英国的朋友，就绝对不会做出任何损坏这个君主国尊严的事情。
我们继续谈下去。我说我的政策是，对俄国成为海上大国表示赞成。我愿意看到俄国的船只在世界的大洋中航行。俄国就像一个巨人，他的鼻孔被波罗的海和黑海两条狭小的出路夹住。接着我指出土耳其和达达尼尔海峡的问题，当然，土耳其人还是迫切希望解决的。斯大林对过去发生的事做了解释。土耳其人曾经和俄国人协商，并签订了一个同盟条约。俄国人回答说，签订这个条约的前提是双方都没有所有权要求。不过，上次大战结束时，卡尔斯和阿尔达汉被分割出去，俄国想要将它们收回。土耳其人说他们不能同意这件事。于是，俄国提出了蒙特勒协议。土耳其说，他们也不愿讨论那个问题，因此俄国答复说，这样的话，就不能讨论同盟条约。
我说，就我个人而言，我同意修订蒙特勒协议，把日本赶出去，以便俄国通到地中海。我再三强调我对俄国在海洋上的出现表示赞许，这不是因为我要感谢俄国做出的任何贡献，而是因为这是我早已决定的政策，因为这个问题不仅与达达尼尔海峡有关，而且也与基尔运河（它应该跟苏伊士运河有同样的制度），以及太平洋的温暖水域有关。
接着，他问我关于德国舰队的问题，他说，舰队在海上遭遇了巨大损失，如果能分到一部分，对俄国会大有好处。意大利投降之后，我们交给他一些船只，对此他表示感谢。不过，他也希望分到几艘德国军舰。我没有提出反对。
他又说到希腊侵占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的问题。他说，有些人在希腊挑起争端。我回答说，希腊人对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感到担忧和惊恐，这是由于混乱的边境局势导致的，不过，我没有听说真的开战。较小的国家通过这次会议，应该清楚了会议的目的，任何国家侵占国界或是发动战争都是不允许的。应该让他们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让他们知道，只有和平会议才能解决任何边界变更的问题。我建议大国应派观察员到雅典去，因为希腊要举行一次全体公民投票及自由选举。斯大林认为这样做是对希腊人民的诚实不信任的表现。他认为，大国的大使们应该汇报选举情况。
紧接着，他问我对匈牙利有何看法，我说我没有充足的消息来了解当前局势，因此不便发表意见，但是我会向外交大臣询问的。
斯大林说，在所有被红军解放的国家里，看到一个强大的独立自主的国家是俄国的政策。他对那些国家中苏维埃化的国家表示反对。除了法西斯党派之外，他们有自由去选举，其他所有的党派都会参加。
接着我说到南斯拉夫的纠纷，我们在那边只有各占一半的协议，但在物质方面没有野心。现在是九十九比一，而英国就是那个一。斯大林辩解到道，英国占百分之九十，南斯拉夫占百分之十，而俄国则完全没有利益。苏联政府常常不知道铁托的意图。
斯大林说，美国人提出改变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政府的要求，他为此感到生气。由于他没有干预希腊的事务，因此，他们是不对的。我说我还没有看到美国的提议。他解释说，他认为，帮助有流亡政府的国家去建立一个本国的政府是很有必要的。由于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一切都非常安定，因此必然不适用于这个政策。当我问他苏联政府给国王米凯尔一笔奖金的原因是什么时，他说，在他看来，国王在政变的时候，付出了勇敢而睿智的行动。
后来，我说人们很想知道俄国的目的。我从北角到阿尔巴尼亚画了一条线，并指出该线东边被俄国占领的各国首都的名称。看起来，俄国似乎正在向西席卷。斯大林说他没打算这么做，他反而正让军队从西边撤退。在之后的四个月中，会有二百万人复员并被遣送回家。接下来的复员工作，只是为铁路运输提供充分人手的问题，俄国人在战争中的损失，包括死亡和失踪的，总共五百万人。德国人发动了一千八百万人，工业方面的不包括在内，俄国出动了一千二百万人。
我说，我希望在会议结束之前，我们就所有欧洲国家的边界，俄国通往海洋的出口以及德国舰队的分配问题等事项达成一致意见。在会议桌上出现的三大国，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强国，维护和平就是他们的任务。虽然我们对德国战败感到欣慰，但这却是一个大悲剧。不过，德国人民却很温和。斯大林又讲到他1907年在德国的亲身体验，当时在火车站出口，有二百个德国人，因为他们的车票没人收，所以失去了一次出席共产党集会的机会。[1]之后他带着歉意说，他还没有正式感谢英国在战争中在物资供应上为他们提供的援助。俄国已会表示谢意。
他在回答我的问题时，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作用做了解释。我对使俄国和英国都不用为失业而惧怕表示赞同。他说，俄国应经打算跟英国洽谈贸易，我说苏联人民的幸福和福利方面，才是它最好的对外宣传。斯大林还说了苏维埃政策的一致性，如果他出了什么事，任何时候都会有卓越的人物继承他的职位。他想到了三十年之后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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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惊世界的消息在7月17日到来了。下午，我在寓所中接待了前来拜访的史汀生，他在我面前放了一张纸，上边写着“孩子们圆满降生了。”我从他的神情中看出，一定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情。他说道：“这意思是说，我们已经在墨西哥沙漠里进行了试验。原子弹已经制造出来了。”尽管我们掌握这项可怕研究的线索，来自他们提供的每个片段的情报，但是不管怎样，我还是不知道这个关键性试验的日期，因为他们事先没有通知我。当原子弹第一次正式爆炸的时候，没有一个负责的科学家敢预测结果会如何。这些原子弹是毫无用处，还是毁灭性的？我们现在知道了。这些“孩子们”已经圆满降临了，但是，这种发明为军事带来的直接影响，以及原子弹的其他的一切事情，没有人能料想得到。
人类历史上发生了一件震惊的事件，史汀生为我发来的报告，详细讲述了这件事，第二天飞机将报告带过来了。我现在根据能回想起的东西，把情况说一说。这个炸弹或者说威力相当的装置，爆炸地点是一个一百英尺高的塔顶上。任何人不得在附近十英里活动。大约十英里外有坚固的遮蔽部和防御物，使用混凝土建成，科学家和工作人员们就蹲伏在那里。爆炸的威力十分恐怖，一股巨大的火焰和烟雾直接向我们可怜的地球表面的大气边缘冲去。方圆一英里之内的东西被彻底摧毁。因此，我们找到了快速终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办法，也找到了结束众多其他事情的最简便的办法。
我受到总统的邀请，立刻去跟他商谈，马歇尔将军和莱希上将也和他在一起。到当前为止，我们仅仅准备对日本本土实施可怕的航空轰炸和大规模的军队进攻。我们只想到日本人会拿出武士道的精神，到死都要顽强抵抗。不光对阵作战是这样，在每一个洞穴和每一条壕沟中也是这样。冲绳岛的情景一直留在我心里，那里的好几千名日本人不愿投降，他们等指挥官实行了神圣的切腹礼之后，就排成一排，用手榴弹炸死自己。要是我们一个人一个人地对付日本人的抵抗，一寸土一寸土地征服那个国家，就可能会令一百万美国人和五十万英国人丧生。我们坚决要与美国有难同当，要是我们再运送更多人去那儿，损失则更大。在一两次剧烈震动之后，整个战争结束的景象——似乎真的是光明而美好的，使这个可怕的梦境完全消失。我想起日本人向来以勇敢著称，令我感到敬佩，这种几乎难以想象的武器出现之后，我们也许会从中找到一种借口，不至损坏他们的颜面，使他们从战斗到最后一人的责任中解脱。
另外，我们不需要俄国人了，因为对日本的战争已经结束，我们不再需要俄国的军队为了进行最终的和持久的屠杀，而不断地加入战斗。我们也不需要请求他们的恩泽。我在几天之后写信给艾登先生，我说，“显而易见，美国现在不愿意俄国人加入对日战争了。”因此，我们可以就他们自身的利弊，根据联合国的大原则来解决那一系列的欧洲问题。我们得以减轻东方的屠杀，并在欧洲得到更加美好的前途，感觉这似乎是得到了天赐良机。无疑，我觉得我的美国朋友心里，也是这样想的。不管怎样，对于到底是否应该使用原子弹这个问题，我们从未花过一点时间来探讨。为了避免规模浩大且无休止的屠杀，为了结束这场战争，为了让世界获得和平，为了安慰苦难中的人民，我们不惜为爆炸付出几次代价，以显示这种威力的无以伦比，这不失为一种奇迹，它在我们历经所有磨难与危机之后，使我们的生灵得到拯救。
在开展实验之前，英国已经在7月4日从原则上同意了这种武器的使用。现在，该由杜鲁门总统做最终决定了，因为他是这个武器的拥有者。不过，对于他会做何种决定，我始终没有怀疑过，事后，也没有怀疑过他这种做法是否正确。从来没有人对是否应该使用原子弹来胁迫日本投降的决定提出异议，这就是事实，它具有历史意义并且永远不变，后代必然会对此作出判断。而当时在会议桌前，大家都同意这种做法，并且是一致的、自发的、完全没有反对。我也从来没听到有人暗示说我们不该这样做，哪怕只是一点点。
很明显，美国空军为对日本的城市和港口进行大范围的袭击，已经做好常规空中轰炸的准备。当然，只用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时间，这些城市和港口就可以毁灭，但是有多少民众会遭受生命上的重大损失，这谁也说不清。现在我们运用这种新的方式，虽然不仅仅是将城市摧毁，但却保护了许多朋友和敌人的生命。
总统和我认为，我们在战胜日本这个问题上，不再需要斯大林的帮助了，因此对跟他谈些什么，感到很棘手。斯大林曾经在德黑兰和雅尔塔向我们承诺，一旦将德国军队打败，立即向日本进攻。他们从5月初起，连续通过西伯利亚铁路把俄军调遣到远东，就是为了实现这个承诺。我们的意见是，让他们停止这样做，因此斯大林无法再运用他在雅尔塔对美国人运用的讨价还价的本事，即便非常有效。不过，在对希特勒作战中，他怎么也算是一个伟大的盟友，我们两人都认为，必须让他知道这个决定大局的伟大的新情况，但是，细节还不能告诉他。是通过书面，还是通过口头让他知道这个消息？应该在一个正式而特殊的会议上，还是应该在一个日常会谈中，还是在特殊会议和日常会谈之后？总统决定采用最后一种方式。他说，“我认为，还是在一次会议后告诉他比较好：我们有一种最新型而又非比寻常的炸弹。我们认为它能决定日本人是否会坚持作战。”我对这种做法表示认同。
当时我给内阁发去一个通知，内容如下：
1945年7月18日(www.xing528.com)
我看了总统给我的有关近期实验的电文，他问我该如何告诉俄国人。他只是问问最佳时机在什么时候，而这种做法似乎已经是决定了的。他说他认为会议结束的时候最好。我回答说，如果一定要告诉他的话，最好把重点放在实验上，因为那是一种新事物，他和我们也是刚刚知道的。如果斯大林问：“你们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们？”总统就能更好地应对。总统似乎觉得这个意见不错，他会予以考虑。他建议将这个简单的事实，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们，说我们有了这种武器，作为英国政府的代表，我未曾拒绝过。他一再强调，不管怎么样，都不能将详细情况泄露出去……
* * *
此时，海空军仍然在继续对日本开展歼灭性袭击。日本舰队的剩余部分，四处分散并躲藏在内海里边，我们将它们视为重点目标。我们一艘一艘地轰炸大军舰，因此，日本海军到了7月底，实际上已经覆灭了。
日本本土陷入混乱，已经接近崩溃。职业外交家们相信，日本要想避免分崩离析，只有遵照天皇的命令，立即投降。但是有一个军人集团几乎依然大权在握，他们下定决心，宁愿全国集体自杀，也不愿承认失败。这个特权阶级真是疯狂，面临惊心动魄的毁灭也不动声色，并且还坚持声称，他们确信会转危为安，因为会有奇迹帮助他们。
有几次，我单独与总统长谈，有时他的顾问会在场，我说到该如何处理这些事情。斯大林在那一周的开始曾悄悄跟我说，当他的代表团即将离开莫斯科的时候，收到日本大使送给他的一份电报，上边没有抬头称谓。推测一下，给他本人，或是给加里宁主席，或是给苏联政府其他成员的电报，都是日本天皇发送过来的。内中说，日本会对其他条件妥协，但却无法接受“无条件投降”。斯大林说，苏联政府无法采取任何行动，因为电文中缺少确切的提案。我向总统解释说，由于斯大林担心总统认为俄国人会影响他，让他有议和意愿的居心，因此不想直接告诉他。与此同时，我认为，不要让美国觉得我们不想继续对日作战了，只要美国认为打下去没错，我们就不要说这些话。但是我们详细谈论了，在我们决心要使日本人接受“无条件投降”的情况下，美国人生命的重大损失，以及英国人的生命在小范围内的损失。也就是说，总统要思考换一种说法的可能性，不但要极力保障我们将来的和平和安全，而且要使他们所有战胜者必要的保障得到满足后，使一些军事荣誉从外观上得到保留，并且保证他们国家的生存。总统毫不犹豫地回答，在他看来，自从珍珠港事件之后，日本就不在乎军事上的荣誉了。我想说的是，他们为了某种原因，不管怎样，心甘情愿慷慨牺牲，而我们在这方面，重视的程度似乎不如他们。因此，他开始同情他们，还提到史汀生所说的，总统承担着令美国人不断牺牲的责任，这是很可怕的。
我认为，“无条件投降”没必要严格执行，但是那些为世界和平和未来安全，以及惩罚罪恶阴谋的行为所需的事情除外。显然，史汀生先生、马歇尔将军和总统也心中有数，因此，我们等着他们就好了。当然，我们已经知道日本人打算放弃战争中得到的所有东西。
最后，为促使日本军队立刻无条件投降，我决定下达最后通牒。7月26日，我公布了这个文件。
1945年7月26日
1．我们，美国总统、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和英国首相经过商谈，代表剩下的亿万人民，同意给予日本一个应有的机会，作为这次战争的结束。
2．由于西方调遣来的军队和空军的援助，美国、英帝国还有庞大的中国陆海空部队已经强大了很多倍，它们将给予日本最后的一击。有了所有盟国的坚定的支持与鼓励，用你们的军事力量与日本作战，直到它们不再抵抗为止。
3．德国的抵抗既没有效果也没有意义，以致激起世界自由人的力量，它的结果可作为前车之鉴供日本人民参考。
当他们用这种力量对付纳粹的抵抗时，德国所有人民的土地、工业和生活方式不得不被全部摧毁。但现在，相比之下，集中对付日本的力量，则更是巨大，难以衡量。我们的军力，加上我们人民坚定意志的支持，假如予以彻底实施，日本军队必定彻底毁灭，无处可逃，而日本本土也终将消亡殆尽。
4．现在时间已到，日本必须选出一条道路，是坚持不听劝告计算错误，使日本帝国陷入军人控制下的全部毁灭的境地，还是走上一条理智的道路。
5．以下就是我的条件。我绝不会更改，也不会有另外的一种方式。我也绝对不能容忍犹豫不决或是拖延的行为。
6．我们必须彻底清除欺骗及误导日本人民，使他们妄想征服全世界的权威和势力。我一定要将随意发动侵略战争的人从世界上赶出去，否则就不可能出现和平安全和正义的新秩序。
7．直到这种新秩序成立，以及有确凿证据证实日本制造战争的力量已经毁灭时，我们必须占领盟国在日本领土上指定的地点，这样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基本目标就完成了。
8．我们一定会将开罗宣言上的条件付诸实践，并且日本的主权也定会限制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以及我们所决定的其他小岛范围内。
9．日本军队彻底解散之后，可以返回家乡，并享受和平生活和生产的机会。
10．我们没有奴役日本民族或是将这个国家消灭的意图，但是我们会对战犯，包括欺凌我国战俘的人在内，实施法律上的严格制裁。日本民族有复兴和加强清除所有障碍的趋势，日本政府必须予以制止，还必须建立并重视言论、宗教、思想自由以及基本人权。
11．日本可以保持它的工业，但前提是经济许可并且可以提供实物赔偿。它重新武装的作战工业则可以不在这个范围之内。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允许它们获取原料，但要与统制原料区别开来。应当允许日本最后参加国际贸易。
12．一旦上述意愿达成，并且日本人民自由表达意志地成立依赖于和平和敢于担当的政府之后，盟国占领的军队立即撤离。
13．我们告诉日本政府，即刻向全部日本武装部队宣布无条件投降，并适当及充分地保证会真诚地实施这种行动。日本只有这一条出路，否则很快就会全部灭亡。
由于日本军事统治者们不接受这些条件，美国空军准备在广岛和长崎各投一颗原子弹，他们为此制定了计划。
我们赞同给予居民全部准备机会。我们非常细致地拟定出实施的步骤。我们于7月27日散发传单，让十一个日本城市知道它们将遭遇猛烈的空中轰炸，这样做是为了尽量减少生命的损失。7月31日，我们还警告了其余十二座城市，并在8月1日对其中四座进行了轰炸。8月5日，我们发出了最后一次警告。据悉到那时，超级空中堡垒每天会散发一百五十万张传单，外加三百万份最后通牒。第一颗原子弹是在8月6日投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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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离职之后，对日战争才结束，我只简要地将它们记录下来。8月9日，在向广岛投放了一弹之后，第二颗原子弹落在了长崎市。第二天，日本政府表示，只要保留天皇作为一国之首的特权，他们就接受最后通牒。他们已经无法顾及军阀极端分子的叛乱。包括法国在内的盟国政府，给予他们答复，盟军最高统帅部应对天皇实施制约，天皇应授权并确保签署投降书。在波茨坦提出的目标达成之前，盟国的武装部队会一直驻扎在日本。到了8月14日，日本接受了所有条件。艾德礼先生在午夜就广播了这条消息。
盟国的舰队开入了东京湾，9月2日早上，在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正式签署了投降书。在敌人崩溃只有一个星期之前，也就是8月8日，俄国对日宣战。不过它仍然就交战国的所有权力一事提出要求。
我们不允许任何拖延实施投降条件的行为。敌人还控制着马来亚、香港及荷属东印度的大多数地区，还有一些地方的若干孤军仍然在作战，或许他们不听天皇的命令。因此，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占领这些广大的地区。自缅甸战役之后，蒙巴顿将军一直在为马来亚的解放做准备，并且已经做好充足的准备，在靠近瑞天咸港（巴生港）的地方登陆。实行登陆的日期是9月9日。9月初我们占领另外的港口时，没有战事，蒙巴顿将军在新加坡举行受降仪式是在9月12日。
赫卡特——英国军官及海军上将——于8月30日到达香港，正式接受该岛投降是在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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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有些人认为，充分利用在中国或西伯利亚基地的空军力量，不用付出太多代价就可以将日本战败。他们认为，不用为进行进攻的序幕战，而从海上做消耗巨大的长途跋涉，只需凭借空军的行动，同样可以将日本的海上交通切断，并将它本土的抵抗力量摧毁。空军中优秀的代表人物，提倡像缅甸、马来亚及东印度群岛这些地区，可以先暂时放弃他们的政治目的，等到空战获取胜利后，这些目标自然就得到了。可是，这些意见遭到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反对。
认为原子弹是日本命运的决策者，这是不正确的。日本的失败，在第一颗原子弹投放之前就已无法改变，而这种局面是重要的海上力量造就的。凭借这种力量，我们有夺取海洋基地的可能，并在那里进行最后的攻击，让它的京畿军队还没有打仗，就立即投降。开始，它投入战争的船只有五百五十万吨以上，由于船只遭遇摧毁，后来大大增加了俘获和新造的，不过，它的护航制度不完备，护送舰船缺乏实力，而且组织得也欠妥。日本的八百五十万吨船只被击沉，其中潜艇击沉的船只有五百万吨。我们是一个岛上大国，也是靠海洋生存，可以通过这件事吸取经验。如果我们不能对付德国的潜艇，我们自己的命运则不言而喻。
【注释】
[1]参阅第二十三章，第344页（原著页数。——译注）。——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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