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同意于7月期间在柏林召开三国会议——我试着为尽快召开做准备——我邀请艾德礼先生一起去波茨坦——他接受了——美军即将撤回它自己的占领区——欧洲有必要优先解决——当今的形势——我于6月4日和9日发电报给杜鲁门总统——为他起草的给斯大林的电报稿——我于6月14日答复总统——我在6月15日发电报给斯大林——他的答复——西方盟国军队的撤退——大选的压力——苏联军队将分配给它们的占领区占领——旧金山会议结束——我对一个世界机构组建的认识——与哈利法克斯勋爵通信——在昂代度假
6月1日，我从杜鲁门总统那儿得知，斯大林元帅已经同意在7月15日左右，在柏林召开他所谓的“三人”会议。我即刻回复说，不久我就能带英国代表团到柏林去了，我为此感到非常高兴。不过我想，对于那些我们需要注意的紧急问题来说，杜鲁门建议的7月15日未免太晚了。而且，如果是因为个人或国家的需求，阻碍了会议的提早召开，会使全世界的希望和团结受到不利影响。我在复电中说了这样的话，“虽然我身在激烈的竞选运动中，但我仍然认为我们三人之间的会议比我在这里的事务更重要。如果6月15日不行，7月1日，或2日、3日难道不行吗？”杜鲁门先生回答说，经过仔细考虑之后，7月15日对他来说是最早的了，他还说，他正在照此进行安排。对于这件事，我不好一再坚持，因为斯大林是不会同意提前开会的。
首相致杜鲁门总统 1945年6月9日
尽管我在原则上不反对于7月15日举行柏林三方会议，但是我的建议是，应该为英、美、苏三国代表团各自分配属于他们的完全独立的住所，而且，要有他们自己的警卫，另外，还需要可供我们开会使用的第四个场所，对此希望你能同意。我们无法接受像以前前往雅尔塔时的那种原则，即只被当做苏联政府和军队的客人看待，因为我们商量好的是由我们三个国家或连法国在内的四个国家，以平等的地位出席柏林的会议。所有东西应该由我们自己来准备，而且要在平等的条件下开会。在这方面你有什么意见，我希望得知。
斯大林也认同我的建议，让各代表团依此安排各自的住宿。各个代表团应该有自己的禁区，该用哪种方式来管理则由它的首脑来决定。共同的会场设在波茨坦的德国皇太子的王宫里。附近有一个完善的飞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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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说，我非常强烈地希望，在危机时期，每个政府的首脑都应该有一个能参与所有事情的副手。如果遇到什么意外，他不会因此而中断事务的进展。在战时议会中，大多数人属于保守党，而艾登先生一直被我视作我的继任者，并且王国受召见时，我也是这样禀告国王的。但是现在一个新议会的选举已经开始，并且还未出来结果。因此我认为，为不致使反对党领袖艾德礼先生脱节，波茨坦会议应该邀请他参加，以便使他熟悉一切事务。6月15日，我写信给他：
1945年6月15日
现在，我正式就近期就将举行的三方会议，向你发出邀请，希望你跟我们一起去参加。
自从我向议会公开了这个想法之后，我注意到昨天晚上，工党主席拉斯基教授发表了一份声明说，“当然，艾德礼先生只能以一个观察员的身份出席这次会议，这才是主要的。”
当然，对一切决议负责是英国政府的责任，但我的意思是，你应该以朋友和顾问的身份出席，并且有些问题早已达成一致意见或是通过公开宣言被公认为达成一致意见，你可以在这些问题上对我们提供帮助。事实上，我认为英国代表团应该像在旧金山时那样工作，我已经说过，不同的是，你不需对国王负有任何正式的责任，只需承担枢密顾问的职责。
我想，你是我们党的领袖，如果让你仅以一个沉默的观察员的身份来出席，会损坏你的地位。况且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权力让你承受这种压力。
你是否接受我的邀请？不管怎么样，我都希望得到你明确的答复。
艾德礼先生接受了邀请。他在信中说，他已经与下院中他党派中的主要人物商量过，他们同意艾德礼在信中表明的基础上，接受我的邀请。艾德礼先生补充道，从来没有人提议他只能以一个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会议。
这次会议代号为“终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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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急于从战争中赢得的界线撤离到占领协议中所指定的区域，这当然是我一直急着提前开会的重要理由。我在前边一章中已经叙述了占领区协议的来由，以及赞成和反对改变它们的理由。[1]我担心的是，华盛顿在某天会做决定，让出这长达四百英里，最深处达一百二十英里的一大片地区。这里的德国人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有好几百万，如果将它放弃，就会为我们与波兰的领土之间设定一条很宽阔的界限，从而使我们没有能力再操控它的命运。俄国改变了对我们的态度；雅尔塔达成的谅解，遭遇经常性的破坏；蒙哥马利的及时行动，有幸挫败俄国向丹麦的逼近；对奥地利的占领；还有铁托元帅在的里亚斯特造成的威胁所带来的压力，所有这些，使我和我的顾问们认为，现在的局势已经与两年前规定占领区时的彻底不同。确实，现在应该是时候将这一切问题做全面考虑了。此时，英美两国的陆军和空军，在还没有因为复员和对日作战这种压倒性要求而解散之前，依然是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因此，当前是进行全面解决的最后时刻。
现在虽然还为时不晚，但要提前一个月就更好了。此外，我认为，单独做出断送德国整个中心和心脏，也可以说是欧洲的中心和拱顶石的行动，是一项重大决策，而且没有为将来考虑。如果一定要采取这种方式，它只能算作总体而长远的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这次到波茨坦，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提条件的东西，并且如果不能履行责任，欧洲将来的和平前程可能会无法实现。不过，我不能决定这件事。美国军队有三百万人，而我们只有一百万，因此我们自己撤退到占领区边界以内倒没什么关系。我能做的事情，第一个就是呼吁尽快举行“三方”会议。如果不行，就延缓撤退，直到我们能以平等的身份，面对面地一次性提出我们的全部问题。
八年过后的今天，是什么样的情景？俄国的占领线已经从吕贝克直接延伸到林茨。捷克斯洛伐克已被侵占；波罗的海国家、波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已经被集体主义的共产党统治，成为它的卫星国；奥地利问题完全没有解决；南斯拉夫已经失去了控制；被拯救的仅有希腊。我们的军队已经撤离，假如再集结六十个师去对付俄国军队，也需要用很长一段时间，因为俄国在装甲力量和兵力上都占有很大的优势。这些还不包括远东所发生的所有事情。原子弹在我们面前展示了它凶狠的防御性。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除了这个可怕的新型武器之外，从最初阶段就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为全世界自由国家笼罩了一层暗淡的阴影。 因此，这是我们最好，也可能是最终维持世界永远和平的机会，却这样任凭其从容不迫地消失了。6月4日，我把这些不再有人争辩的话，发了份电报给总统：
首相致杜鲁门总统 1945年6月4日
我相信你一定会理解我急切盼望尽快开会的理由，也就是提前到（7月）3号或4号的理由。苏联的力量已经深入到西欧的中心地带，并且用一道铁幕隔开我们和东边的所有事物，这是由于美军撤退到中部地区我们的占领线内导致的，因此我认为这件事非常令人担忧。如果一定要撤退的话，我希望这次的撤退能和许多重大事务一同解决，因为这些事务会真正为世界和平打下基础。事实上，直到今天，还没有什么真正重要的事情已经得到解决。你和我都要为未来负有重大责任，这是避免不了的。所以，我依旧希望将日期提前。
首相致杜鲁门总统 1945年6月9日
1．托尔卜金元帅命令我们派去的代表团，在6月10日或11日之前离开维也纳，因为无论看什么事物，只要越过市区界限之外就是不允许的。而且供盟国使用的只有一架飞机。按照协议，这里是奥地利的首都，应该像全国一样分为四个占领区，但是，除了俄国人在那里有权利之外，任何人都没有，甚至连普通外交上的权利也没有。有半个欧洲已经被苏维埃化，如果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退让，就必须将奥地利看作也包括在这半个欧洲之内。
2．此外，俄国人要求英美在德国的军队撤离到占领线以内去，这是很长时间之前的规定，情况与现在完全不同，到那时，柏林一定已经彻底被苏维埃化了。
3．我们拒绝从核心的欧洲战线上撤离，直到奥地利的问题得到解决为止，这样是不是好些？起码关于占领区的所有协议也要同时施展，这样是不是更妥当一些？
4．我们在维也纳代表团的真实情况，已经通过电报发给国务院。据我猜测，他们会遵从命令在6月10日或11日撤离，但前提是先提出抗议。
艾登先生因为公事留在华盛顿，我在两天之后，交给外交部一份摘要，并在此时，向这个部门作出以下指示：
1945年6月11日
我坚持认为，等“三方”会议召开之后，美军再从中心区撤离到占领线。而且在我看来，如果我们的大规模调动，促使法国接管获允许占领的那一部分占领区，就会激励俄国人占领德国的中心地带的要求。美国人自然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顺从俄国人的要求，我们也不能反抗。虽然延缓时间会对军队的重新部署带来一些影响，但到那时，才适合与法国人做出局部安排（关于他们的占领区），在这之前却不行。这个问题十分重要，它关乎到命运，我们不应该决定得那么仓促。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让英国参谋长委员会来思考一下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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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在6月12日对我6月4日去的电报做出答复。他说，美国部队从苏联占领区撤离一事，不可能为了促进其他问题的解决而受到延误，因为占领德国的三方协议，是罗斯福总统和我“思考了很长时间，并细致探讨”之后才批准的。要等到它们撤离，盟军管制委员会才能开始执行公务，而最初由盟军最高统帅领导的军政府，应该即刻结束，改为由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分别承担责任。他说，有人向他提出意见，如果等7月我们举行会议的时候再做撤退行动，将会破坏我们与苏联的关系，因此，他建议给斯大林发个电报。
以上文件中提到，我们应该即刻命令我们的军队去占领他们各自的占领区。我已经准备命令所有美军自6月21日起，从俄国占领区中撤离。军队指挥官应该做好准备，以便同时占领柏林并便于美军从法兰克福和不来梅的公路、铁路和空中自由进入。在奥地利，划分全境和维也纳占领区的责任由当地的指挥官承担。如果他们遇到的事情自己解决不了，才需分别向他们各自的政府请示，如此安排，可获得更快且更加令人满意的效果。
我心里预感到这件事不太吉利，但是我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顺从。
首相致杜鲁门总统 1945年6月14日
1．显而易见，我们必须遵从你的决定，并即刻发出必要的指示。
2．如果是德国占领区的三方协议，是我和罗斯福总统“思考了很长时间，并细致探讨”的问题，是错误的。对于这个问题，总统不愿意事先在信函中提出来讨论，当时在魁北克会议时，只是简单提及，并且说的只是英美两方面安排的问题。后来，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对这些意见作出决定，他们曾经确实认为它们是可以接受的。
3．我认为，当地的指挥官们不应承担解决奥地利没有解决的问题的职责。斯大林元帅在5月18日的电报中明确说明，只有欧洲咨询委员会才有解决奥地利的占领和管制的协议的权利。我相信他不会同意改变，而且，不管怎样，我们的代表团也许已经离开了维也纳。你给斯大林元帅电文中倒数第二段，我建议按照以下方式重新拟定，仅供参考：“在我看来，解决奥地利的问题与德国事件一样紧急。应该将军队重新分配到各个占领区，将国家警备部队调进维也纳，还有成立盟军管制委员会管理奥地利等事务，与在德国的相同事务一同进行，这也符合欧洲咨询委员会已经确定的原则。因此，为了便于同时全面安排德奥两国事务，奥地利尚未解决的问题，成为我最为关注的问题。最近美国、英国和法国的代表团去维也纳访问，我希望其结果能使欧洲咨询委员会立即为此目标，做出其他必要的决定。”
4．俄国人在英美军队从德国的俄占区撤离的同时，也应该从他们现在占领的但原属英军占领的地区中撤离，这对我来说，是应受到极大关注的问题。(www.xing528.com)
5．我真挚地希望，你的行动最终会对欧洲长时间的和平带来益处。
对于我建议重新拟定的关于奥地利的那段电文，总统完全接受了，他于6月14日给斯大林发去电报。我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可做了。我回答说，“关于我对奥地利的意见，你能降格屈就，我表示感谢。如同我跟你说过的那样，我们是在顺从你的愿望，而且我也是这样告诉斯大林的。”第二天，我给斯大林发去电报：
杜鲁门总统于6月14日给你的信件抄件，我已查阅，这封信说的是美国部队将按照各相关司令间的协议，自6月21日起将全部撤离到他们自己的占领区去。
我也准备给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发出指令，让他与他的同事们商量一下，并就以下事务做出必要安排：英国驻德国军队，要同时撤退到它们自己的占领区；各盟国卫戍部队要在同一时间调往大柏林，为英国军队从空中、铁路和公路往返英占区与柏林之间的自由运行提供方便。
1945年7月西方盟国退出的地带
1945年7月西方盟国退出的地带
杜鲁门总统对奥地利的建议，我完成赞成。特别是我相信你会发出指令，在驻德国军队开始撤离的同一日期，使俄国军队根据欧洲咨询委员会已确定的原则，开始从那部分属于英国占领的奥地利地区中撤离。杜鲁门总统没有参加对当时占领区的划分，也没有与他商量过，这点应该被重视。在他掌管权力没多长时间，是否要改变就成为他所面临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他杰出的前任已经确定下来的英美政府的政策是否要否定。我敢确定，他的文武顾问们会支持他的行动。对于这个问题，他的责任仅限于作出决定，而情况是否已经发生这种根本性的变化，为避免别人责备他背信弃义，他则应该采用一种截然不同的处理办法。那些事后聪明的人最好不要发表意见。
斯大林的答复，使这些问题得到了结。
斯大林元帅致首相 1945年6月17日
你发来的关于盟国军队分别撤退到德、奥各自占领区内去的电报，我已经收到。我不得不带着歉意通知你，让英美军队从6月21日起撤退到他们的占领区中，还要让军队前往柏林，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自6月19日起，朱可夫元帅和我们全部其他战地司令官，都受邀到莫斯科参加最高苏维埃会议，并且还要为参加6月24日的检阅做准备。他们返回柏林的日期要到6月28到30日之间。柏林的地雷清除工作还在继续，可能到6月底才能完成，这点也应该考虑。
关于奥地利，我上面提到过将苏联的一些司令官召回莫斯科和他们返回维也纳的日期，我还得再重新说一遍这些话。关于确定奥地利及维也纳占领区的工作，直到今天都没有解决，欧洲咨询委员会必须在近期完成这项工作。
基于上述所有事情，我提议相关部门将开始调动和进入它们各自在德、奥两国占领区的日期延期到7月1日。
现在，德国和奥国最好将法国军队在本国各自的占领区确定下来。
我们会根据以上计划，在德国和奥国采取一切必要的举措。
杜鲁门总统也已经从我的电报中获知了全部情况。
美国和英国的军队在7月1日开始向给他们指定的占领区内撤退，跟着一起走的还有很多难民。从此，苏联植根于欧洲的中心。这是一块里程碑，关系着人类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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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这一切正在上演的时候，我已经投入到混乱的大选之中。自6月的第一个星期起，这次大选的帷幕正式拉开，这是一个难熬的6月。我坐汽车游遍了英格兰和苏格兰各大城市，感觉很辛苦，既要对着众多看起来很热情的群众在一天之中演讲三四次，还要准备很费力的四次广播，这将我的时间和精力都消耗掉了。我们在欧洲为了许多目标而作长期斗争这段时间里，我一直担心这些目标会悄悄消失，使我们失去尽快实现长期和平的希望。白天，我在群众的喧闹中度过，到了晚上就筋疲力尽，回到我的火车上去。我还要在这个被我当作总部的地方面对许多的人员和大批寄来的电报，继续辛苦地工作多个小时。我脑子里被阴沉灰暗的背景充满，这与党派慷慨激昂的情绪与喧哗的场面是多么不协调，而这种不协调本身又违背了客观事实和平衡感。当投票日最终到来的时候，我高兴极了，而选票则要在投票箱中安全地存放，时间长达三个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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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苏联军队没有发生任何事故，就像潮水一般涌入他们指定的占领区的时候，我们为获得和平，正专心致志地建立一个世界机构的旧金山会议，这项工作也已经接近尾声。艾登先生和艾德礼先生因为选举只好先行离开，但是我在6月26日，向哈利法克斯勋爵、克莱勃恩勋爵，还有我们代表团中的其余所有成员发出贺电，对他们工作的成功以及在极困难的情况下所获得的成果表示祝贺。“联合王国的代表们因为智慧上的深入思考以及真挚的信念，为达成一致意见而做了许多事情。一个世界组织如果意见不能一致，就失去了现实性。你们做出了巨大贡献使未来变得更加有希望。”迄今为止，不幸的是，这些希望大部分没有实现。
一个世界机构的基础应该在地区性组织的基础上去探索，这是我的一贯主张。美国、联合的欧洲、英联邦及帝国、苏联、南美成为我心中出现的大部分重要的地区。从目前来看，其余部分还很难定出界限——与一个或几个亚洲集团，或非洲集团一样——不过，经过研究还是可以确定的。但目前，各局部地区诸多争执严重的问题，在地区会议里经过讨论从而获得解决，接着，由地区会议选出三四个重要人物，作为代表参加最高级的团体组织。这样，包括三四十个世界政治家在内的顶级团体就成立了，其中每个人不仅代表了他们自己的地区，还负责处理全世界的事务，特别是防止战争。凭借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措施，还无法有效达到那样一种明显的目的。在平等的立场上，将所有国家都汇集到中心组织上来，不论大小强弱，这就如同组建一支军队，将所有人都邀请到总部里来一样，不分最高司令官、师或是旅的指挥官。当前，只达到一个喧闹的会议场所的水平，要靠熟练的会外活动，以及通过或否决议案来调整。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要坚持努力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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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之后，我给哈利法克斯发去一份电报，让他知道一些相关细节，我想总统和他的同僚们一定愿意知道。
首相致哈利法克斯勋爵（在华盛顿） 1945年7月6日
1．能与总统会面自然是我十分期盼的事情。英国代表团里的政界成员，为在英国等待候选结果，会在7月25日离开（波茨坦）会议。这样，选举揭晓时的为难局面就可以避免。我有理由相信，得到多数的是政府，但是选举运动中经常出现很多意料之外的事情，这总统也是知道的。除非全国人民对投票结果表现出极端不满，否则，在我看来不管怎样，我被迫卸任的理由绝不会是选举上的失败造成的。我应该等着致词之后下院投信任票的结果，继而接受议会对我的任免。这会促使各党和个人能以投票的方式表示他们的立场。
2．因此，到了27日，英国代表团才能返回柏林，如果有必要的话，在8月5日或6日之前，我个人都可以待在那里。（8月）1日，议会选举议长并且议员会宣誓。不过要等到8日（星期三），英王才会正式召开会议。要到10日（星期五）之后，起决定作用的分组表决才会举行。我想，在所有的环节中，有些是极为秘密的，总统一定会感兴趣。
3．听到总统说需要两到三周的时间考虑，我感到很高兴。在我看来，不管英国会发生什么事情，也不能草率地将会议结束，这是非常重要的。在克里米亚的时候，会议就好像缩短了不少。在这里，我们必须尽量去解决那些众多能造成极为严重后果的问题，并且为一个和平会议做好准备。到今年晚些时候或是明年早春，那个会议可能就会召开。
可见他对华盛顿的看法是多么熟悉，以至于第二天，就回复了如下一封电报。
哈利法克斯勋爵（在华盛顿）致首相 1945年7月7日
总统已经出发前往波茨坦，我才接到你的电报，即刻就将电报转送到他的船上。我相信你会感受到，杜鲁门与我们合作的迫切希望。并且，对于我们必须要做的决定，其中所包含的长远的含义和短暂的困难，他都有充分的了解。据我推断，美国人从一开始就对俄国人的合作意愿表示信任，这是他们对付俄国人的策略。我还料想到，美国人在与我们交往的过程中，对我们毫不避讳地谈论极左政府或共产主义扩散的危险，[2]没有对我们按照欧洲各国经济混乱的危险而做出的判断，轻易做出反应。他们略微感到担忧，是因为我们将欧洲描绘（不论事实如何）成思想矛盾之地，苏联与西方势力可能会在这里相互碰撞，相互抵抗。他们还没有打消思想深处的顾虑，即我们指出这些政府和国家只是为了右翼政府或君主国家本身。不过，这绝不能证明，他们在关键时刻也愿意站起来跟我们一起反抗俄国人。他们也许会谨慎行事，并且大多希望扮演，或是起码表现出要在我们和俄国人之间充当一个中间角色。
结果，是英国和西欧在几年之后受到了多方面的监督，从而出来扮演了美国和苏联之间的“中间角色”，这对于命运来说，真是可笑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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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选和波茨坦会议之间，我有一周的假期，我决定要使自己在和煦的阳光中度过。选举投票日之后的两天，也就是7月7日，我带着丘吉尔夫人和玛丽，一起飞到波尔多去，并舒舒服服地居住在布鲁汀奈尔将军的别墅中。那儿与西班牙边境的昂代离得很近，环境优美还有很棒的沐浴场所。大多数的清晨，我都在床上读一位著名的法国作家描述关于波尔多停战及在奥兰悲惨结局的文字记录。奇特的是，它却让我回忆起五年前的往事，还知道了当时我所不了解的许多事情。甚至到了下午，我突然带着精美的画具走出门去，在尼夫河上及圣昂德鲁兹湾附近，发现了优美的题材。奈恩夫人是英国领事的妻子，我在一年前在马拉喀什与她成为朋友，我发现，她是一位有天赋的绘画伙伴。我努力地让自己不去想政党政治上的事情，只是处理了几封关于即将举行的会议的电文。但是，我必须承认，投票箱和其中的内容是神秘的，它们有一种邪恶的魔幻，敲响我的房间，瞪着我的窗口。每当我打开调色板，手拿画笔的时候，才能很快将这些闯入大脑的不速之客赶走。
巴斯克被德国占领了很长一段时间，当巴斯克人再次能够自由呼吸的时候，感到十分高兴，因此，他们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对来客表示热烈欢迎。我的大脑里已经被那么多东西填满，我不必再为哪个会议做准备，这几天日子过得飞快，哪怕能把它摆脱一会儿，也会很快乐。这时，总统正乘坐美国巡洋舰“奥古斯塔”号在海上行驶，这艘船就是1941年送罗斯福到我们的大西洋会议去的那条。15日，我乘汽车穿过森林，到达了波尔多机场，乘坐那儿的“空中霸王”式飞机来到柏林。
【注释】
[1]参阅第十一章。——原注
[2]着重号是作者加上去的。——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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