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政府解散：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联合政府的成绩——两个参选的政党组织的实力和弱项——我在1944年10月31日在下院的演讲——只要战败德国，需要向全国选民诉诸——6月和 10月间的抉择——我希望大选能推迟到日本投降那时——与艾登先生的信函——我提议联合政府应保持到取得对日胜利之后——这个建议被艾德礼先生拒绝——我于5月23日向英王请辞——“看守政府”——预定7月26日为投票结果的揭晓日期

除了像决定大选这样的问题以外，不管是国家问题，还是个人问题，我都很少感到难以应对。战时议会似乎已有十年光景，或是说达到了正常任期的一倍。为了它，各党派在1940年5月团结在一起，他们已经完成了最高任务。全国各党派的联合政府，能够抵挡住漫长岁月的灾难、困苦还有因战争中的错误和意外带来的信心不足，因为他们的力量是强大的。任何其他的力量都无法唤起大不列颠的巨大潜力和持久力，只有联合政府。我们现在联合在一起，完成了欧洲的任务，只等着收获果实了。这个过程包含着一连串问题，虽然不算很强烈，但却十分重要，这些问题一定会对我们为之战斗的一切带来影响。假若不拿出战时的干劲处理好这些问题，不但得不出结果，更不用说长久的和平了。

我在工党中拥有忠实而坚定的同僚，从来没有其他首相能够相比。虽然如此，当我们马上就要将德国彻底打败的时候，他们的党派机器开始发挥作用，开展了大规模的且越来越多的活动。当然，他们有这个权利。随着战争的发展，局面越来越不利的时候，保守党中的主要人物，几乎全部加入了战时工作的行列。部队中又吸收了许多比较年轻的人。工党，我们在辩论激烈时也称它为社会党，其当时的重点在工会。那里有许多领导人物肯定想到前线去，不过由于他们需要组织我们生产的整个过程，争取每天都能获得最高成效，因此无法离开。别人在国内战线上做不了的工作，都由他们来承担，与此同时，他们还维护着自己的党派关系，他们还应受到别人的抱怨吗？这些关系在我们排除了致命的危险之后，越发增强了党派色彩。如此一来，这一边的政党彻底杜绝党派活动，而另一边的政党却坚持开展党派活动，不受任何约束。这是事实，而非责备。我们不该降低对党派斗争和党派政府的评价，因为这在国家安全不受威胁的和平时期，代表了议会民主自由的一个条件，迄今，我们还不清楚有什么东西可以永远地取代它。

我深刻领会到，当战争的危险程度日益降低，地平线上露出胜利曙光的时候，保守党方面的政治组织所处的地位却非常不妙。我们突然需要通过大选投票，来诉求全国人民对于宪法的需求，当大选日期日益接近的时候，政府里的成员感觉到他们的志趣开始向着相反的方向发展，而且一整套新的标准也日益明显地呈现出来。我们已经成为权力竞争的对手，而不再是战友了。在不列颠，何为党派分歧？其实主要是相互之间必须争夺全部的有利地位而在某个重点上产生的分歧。成群的男男女女，日夜奔波着游说，就是为了争取别人支持他们的观点和组织。

1944年10月31日，当我提议将议会任期延长的时候，就对下院说过：

假若我们将对德战争的结束日期假想为3月、4月或是5月，如有某一政党或是任何其他政党的部长加入了联合政府，就要从这个政府中撤回，或是从那时候开始，结束联合政府。如此一来，很多人会认为，无论于公于私，这都是一件让人惋惜的事情。但是，一旦德国溃败，不管是在这个政府里，还是在这个议院中，这样的事情都不会受到我们的责备或是令我们感到可悲……

当我们审视了所有日本问题的时候，单从军事上看，假如我们将彻底摧毁日本人的斗志或是作战能力的时间，定为希特勒溃败之后的十八个月内，这一定是太过大意的，而且，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每隔几个月，必须对这段时间进行一次纠正。

根据宪法，将本届议会的任期再延长两年或是三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以现在为例，由于选民登记在战争一开始的时候就结束了，因此没有任何三十岁以前的人参与一次大选投票，甚至没有参与过补缺选举的投票。由此看来，我们决定大选日期，只能以反纳粹战争的结束为依据，除非所有党派决定，让现在的联合政府一直保留到日本战败的时候。^[1]这个政府不但在作战方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而且在过去两年内已经制定出或已经实施了一种方案，以便革新以及谋取社会进步。有如此高效的现政府，竟然要拆散，令我感到惋惜。从平时来看，在通常情况下，要做到这些，很可能要霸占整整一届议会长达五六年之久的时间。但事实上，对于这一点，我可以十分坦诚地说，我已经为这个议会服务了四十二年，能让我始终给予如此忠心、信任和不变支持的，只有这一个政府（大笑）。这些由个人的善意、在伟大事业上的战斗友情、还有从这些战友的友情中产生的越来越多的胜利意识结合在一起的力量，一旦分散，我难免会感到失望和惋惜。不过，我主张在德国的危害消除后，对诉求于人民的每一个人，都不能有所责备。我自己确实也清楚地看到，本届议会在对德战争时期就结束了，如果再延续下去，就是错误的^[2]……

如果工党和自由党没有诚挚的表示，我可以向该院保证，我只得在对德战争有效而正式地结束后，请求国王裁定议会解散一事。这种局面从多方面来说，都是前所未有的。我确信，尽管这种局面还不会对我们英国灵活的制度造成影响，但用这个办法处理此局面，却是真诚、公平、符合宪法的。与此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的处境会变得越来越艰难。解散的氛围已经扩大了，各党想着他们即将解散，并且这种心情愈发强烈，因此倾向于彼此在议会两端侧目而视……

议会解散的宣布是现政府结束的象征。保守党在本届议会中占多数，因为他们超过所有其他党派以及无党派人士一百席以上，因此，这次势必要举行的大选，应该由我们来准备。我想，没有一个人希望举行选举的时候，正是十分匆忙的时候，或是我们免于灾难，正在庆祝胜利和感谢上帝拯救了我们的时候。肯定需要间隔一段时间。另外，我们需要特别小心的是，务必让每一个有真实选举权的人，享有参加选举的公平的机会。这条尤其适用于士兵，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正在离我国很远的地方服役……

因此，从解散获得国王批准当天起，需要三个月的间隔期，这是确定了的。各个政党和候选人需要在精力充足的情况下，彼此进行较量，因此，这样做对他们是很公平的……最后，只要未到法定任期或法定展延任期的最后一刻，联合政府就需要继续任职，这既与惯例不符，而且采用哪种类型的实例也不是很完备。

*　*　*

可以想象，去年秋天我自己曾承诺对德战争一结束就举行选举，并且是那样的坚决。回想一下，如果当时我提出将期限比我要求的再推迟一些，就更稳妥了。在当时办这件事并不难。

我没有那样做。从德国投降那时起，公众在举国欢庆的时候，思想已经转移到党派竞选上去了。我们将期限选在6月和10月之间。现在我希望且极力坚持，等到我们将日本打败，签订了和约并且等军队回国之后，我们再分党派。赫伯特·莫里森先生站在政党事务的最前列，他终于建议，工党的部长到10月底之前，都应该留在政府里。我们从德国灾患中获救的感觉逐渐消退，而我们为对日战争重新安置兵力的压力将更加繁重，因此，我们认为从10月15日开始，实行新的选民登记更有利于工党。我们把地方和全国的选举权划分到一起，这样市区的选民团体数量就能增加一倍，他们或许希望在地方选举中胜出，以便给议会斗争奏响令人振奋的前奏。同样，反过来讲这些理由的话，保守党的党务经理们更偏向于6月。在一次保守党主要部长的会议上，我一反常态，要求每个人都在一张纸条上写下自己的意见，所有人都赞成6月，只有两个人除外。当然，这不能被看成结论。首相完全掌握请求国王解散的权利，此外，我的态度表明我不喜欢党派之争，当我的同仁们察觉的时候，立即向我保证，不管我做出怎样的决定，他们都会支持。

6月或是10月，我都不喜欢。六个月以前，当打败德国的问题超越其他所有问题的时候，我很容易以豁然的姿态来谈论以后将要发生的事情。不过现在，我的身上已担负了新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在之前各章中有所描述，因此我迫切希望到对日战争结束之前，全国战友之间要保持友谊并团结一心。我们还需要一年到一年半的联合。我们为整个国家服务得还不错，这样做是否对它要求过高？看来，这的确与国家利益相吻合，但若想让它实现，只有在两党之间获得友好协商。基于我在1944年秋天的发言，虽然我们对任期的延长是有限且合理的，但我认为我们应该要求选民以公民投票或其他方式来承认。自从打败德国的日期越来越近的时候，我们已经被竞选的气氛包围，但不管怎样，到了年底之前，这种气氛势必会散去。也许，我们大家能为了面前需要我们齐心协力的各项重大任务而一同工作。依我之见，在10月进行选举，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所有办法中最不好的一个。这个时间太短，不能真正缓和政治上的紧张。在之后的四五个月，这种紧张气氛势必每月还会有所增强，而且必然会对我们思考与处理国内外事务造成不利影响。如果一定要在1945年内举行选举的话，那么还是越快举行越好。

以后的结果如何，这谁也不知道。按照上边提到的理由，保守党在组织工作上不如工党做得好。另外，许多人相信，我所掌握的权力也许不会被全国民众收回。至于结果什么样，双方持不同意见，而相反的猜测更胜一筹。我一想到自己从全国领袖降为一个党派的领袖，就为我的前景感到悲伤。我当然希望自己仍有权力能想办法解决欧洲问题，结束对日战争，并让士兵们回家。这并不代表掌控国家大事就比过私人生活更有意思。在这时，我非常疲惫，身体是如此虚弱，在新楼的底层开完内阁会议之后，是海军陆战队的士兵用椅子把我抬上楼的。即便如此，我心中仍然以世界的整体局势为中心，并且我相信自己拥有知识、影响力和权威，这些也许会派上用场。因此，我想我有义务去尝试一下，并且，这也是我的权利。我不相信我这样做会受到阻碍。

我直截了当地将这个6月或10月的问题告诉了身在旧金山的艾登先生。

1945年5月11日

对于6月和10月之间的这种国内政治问题，我还没做出最终论断。但是在这三四天之内我必须做出决定，因为最晚到5月17日就要确定6月28日的选举登记。我们这边，大家一致认为6月对我党更有利，而10月会使现在这种焦躁的竞选氛围拖延下去。基于这种氛围，我们会从党派的角度来思考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样政府就可能陷入瘫痪。你临走的时候是认同6月的，如有改动，请将意见及时告诉我。如果在16日之前，你和克莱勃恩不能赶回来，那么这件事只能在你们缺席的情况下解决了。

2．另外，如果我们仍然联合在一起，就能更好地对付俄国，因为他们有巨大的危险。因此我猜想工党将建议10月再竞选。这对他们无疑是有利的。

在回复电报中，他将事情以公平的角度阐释后，给了确切的答案。

外交大臣（在旧金山）致首相　1945年5月12日

1．我赞同6月举行选举，尽管这会解散联合政府，使我们招致工党的抱怨，并且我相信将它再保留一段时间也是全国所希望的，但对于我党来说，6月可能会比10月好。随着竞选运动的开展，工党从联合政府中可能获得的任何好处，可能也将不见了。

2．另外，如果必须要将联合政府延期到10月，到时必定要解散，我们肯定会为此难过。基于这种情况，到那个时候，可以让现在的劳工大臣（欧内斯特·贝文先生）继续负责复员计划，从全国的视角来看，这或许是有好处的。

3．外交方面的问题才更重大。我们无需再强调当前局势的危险。有时候我感觉，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时期，似乎把第二次巴尔干战争搬上了世界的舞台。显然，我们用全国联合政府来处理外交事务，从地位上来看，我们更占有优势，而今后的几个月中，我们需要用到我们的全部力量。基于这种情况，国际局势到了10月，是否会更缓和一些，或者到那时，我们对联合政府的需求是否会降低？据我判断，所有迹象显示，今天要比10月容易些。如果到10月进行选举，从国际形势的关系来看，或许不如在6月举行更有益处。不过，也只能拖延到10月了。因此，我们需要仔细衡量利弊：在焦虑不安的情况下，把联合政府延长到10月，可能得到的益处不会很多。不过到那时，如果不顾危险进行大选，国际事务会比现在更加繁重，而且社会党获胜的机会也会增加。通过仔细衡量这些矛盾，我仍未改变我以前所发表的主张，即从全国角度来看，在6月举行大选的理由比较充分。

首相致艾登先生（在旧金山）　1945年5月13日

1．你的电报我已收到。你的意见基本上与我的意见相同，并且和我们这里大多数人的意见也相同。我想对你说，你对局势的衡量简直让人敬佩。

2．不过，之后我就收到了总统在5月12日发出的电报，上边内容是关于的里雅斯特的，我已原文转交给你。我有幸读到这封电报，并且不得不将它看作有史以来最有远见、最踏实和最坚定的电报之一。我已经在复电中表示我会全力以赴地支持他。我将在接下来的一封电报中，将我的复电原文发送给你。此外，还有一份电报是关于不要在胜利果实还未摘取就将军队解散的事，我也已经将抄件发送给你。我相信，你在与总统商谈时，一定能就一切问题恰当地表明我们的态度，特别是关于停止解散我们的军队的态度。

3．所有这些都为选举带来了一个新的条件。这项事业既重要而又有风险，我们绝不能一边要求工党同仁们的支持，一边又随时会解散政府。如果这一类麻烦发生了，又要跟全国交代这件事情的起因，那么我们必定离不开像艾德礼、贝文、莫里森和乔治·霍尔这些人的支持。基于这种情况，我坚决不支持在10月举行选举，因此必须直接指出，我们必须将我们的共同任期延长。终结我们这样一种联盟，不应该由固定的日期决定，而应该由共同的目标决定。不过，在今后的两三天里，不用将这件事放在心上，我走每一步都会小心的。选举很有可能在7月5日举行，这样一来，我们又多出一个星期的时间，可以将所有问题集中思考。

工党正在布莱克普尔开会，他们一致认为莫里森先生是掌控党务策略的领袖。贝文先生不希望联合政府解散，他的理由也许与指导我的那些想法没什么不同。现在，艾德礼先生已经从美国返回，他先到唐宁街来拜访我，然后再去布莱克普尔。我与他谈了很长时间，在谈话中，我极力建议我们应想办法推迟选举，不仅推迟到10月，最好等对日战争结束后再开始。显然，他对我的想法表示同情，这并不代表他是从狭隘的党派观点出发来看待这个问题的。他离开的时候，给我留下了一个印象，我想他会为了使我们联合在一起全力以赴的，因此，我也是这样告诉我的同仁们的。不过，党的情感浪潮实在是太猛烈了。

*　*　*

我没有收到令人满意的消息，于是就寄了一封信给艾德礼先生，如下：

亲爱的艾德礼：　1945年5月18日

通过与你以及你们工党中的主要人物谈话，我感觉出，工党并不想将德国打败后就离开政府，而是希望将联合政府一直保留到秋天。

对于这个建议，我已经做了最谨慎和最深切的思考，但只能惋惜地说，我认为，就目前的方式来看，它是不符合公众利益的。像当今这种各党联合，应该是大家团结在一起，齐心协力，应该为了达成某种全国性的大目标，而摆脱所有党派之间矛盾的束缚，不能只为了一个规定的日期，就忽视了世界大事。在过去的五六个月中，由于大家以为对德战争结束后，就该大选了，因此我们的各部事务和议会方面的事务受到的影响越来越多。仅从国内事务来看，这样的情况将会对全国的利益造成不良影响。

因此，我的建议如下：我们应该为了另一个目标而共同努力，把我们解散的问题放到这个目标实现后再解决，对此，我极为希望你不要轻易就否决掉。海军大臣（亚历山大先生）已经对在对日战争没结束前就举行大选一事表示担忧，这在他的伦敦演说中得以体现。如果你和你的朋友们决定跟我们一起干下去，直到将日本彻底战败为止，我就会绝对安心了。与此同时，我们已经向议会提交了白皮书，我将尽全力使其中所包含的社会安全和全部就业的方案，付诸实施。基于这种情况，我们的全部精力与战友间的友谊来自于历时已久而光荣的联合，凭借这些我们得以在一起工作。

尽管如此，由于我们的职务需承担很高的责任，因此我明白，要完善我们自己就要依靠全国意志的直接表现。如果你们决定跟我们继续联合，直到日本被迫投降前，大家都齐心协力，那么就让我们就怎样征求全国意见进行讨论，例如为解决本届议会在此情况下是否应该延长任期的问题，可以实行公民投票的方式。

我给阿齐博尔德·辛克莱和欧内斯特·布朗先生发送的信函，语气和这个差不多。

温斯顿·S．丘吉尔

我收到了艾德礼先生给我的答复，他在信中否决了我对延长联合政府的提议，于是我又给他寄去第二封信，如下：

亲爱的艾德礼：

收到你5月21日的来信，我感到十分遗憾。我提议延长我们的合作，直到打败日本并完成我们的任务为止的提议，遭到你的否决。

你在这封信中告诉我，将现在的联合政府推迟到10月大选为止，是我们仅存的一条路。这就说明，从现在起到10月，我们不管在政府外部还是内部，都要连续为选举作准备。几个月以来，我们已经被这种竞选活动的氛围所影响，我相信，我们的行政效率也会受到该氛围的影响。况且，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巩固我们的国家，如果准备选举，国家的地位也许很快就在全世界面前有所下降。

你在信中说“党派间最严重的分歧在于全国经济生活的建设问题”，对此我表示赞同。你说，“我们需要果断的行动。一个政府，只有在原则和政策上齐心协力，才能做出这样的行动。”你所说的，“我的同仁们和我认为，既然全国都注意到我们对选举的期待，我们就不可能忽视政治上的争执”，对此我也表示同意。在我看来，我相信，贸易恢复以及工业生产改变的整个过程，会因长时间的动荡不安和鼓吹而受到破坏。大选即将到来，由于受到它的吸引，对任何国家来说，历经如此长的一段时间，都没有好处，对任何联合政府来说，这也是不可能，像现在世界局势动荡，四处充满危机，这更是绝不可能的……

你竟然说要搞“突然性”的选举，这让我感到遗憾。你应该没忘，由于我们预料到对德战争结束后将会出现的局面，因此我们曾在战时内阁中就整个程序问题展开细致讨论。从解散议会到选举投票，按正常来算应该有十七天的时间，而由于目前的特殊情况，最起码应该外加三个星期的间隔时间，正是你和你的同仁们提出来的。这个提议合乎情理，因此我高兴地接受了，并且，你于1月17日还宣布了内阁的一致决定，当时你在下院宣布，这段时间已经获得了国王的批准，他至少会在三个星期之前，宣布旨意解散议会。

温斯顿·S．丘吉尔

*　*　*

由于党派之间必然会决裂，我于5月23日向国王递交了辞呈，这大概是英国宪法授予首相的唯一特权。不过，因为它与政府的解散有关，也算是为权力打下非常坚实的根基。当然，我跟国王把所有缘由讲明，他仁慈且愉快地接受了我的辞呈，还问我是否能再另外组织一个政府。我之所以接受了这项任务，是因为保守党在下院中占有的席位，比其他各党的加一起的总和还多一百个。在我看来，我着手成立的是一个全国性政府，但事实上，只能算作“看守政府”。我们保守党和自由党的同仁们在这个政府中充当主要骨干和核心，不过，还有那些无党派人士，他们虽不属于任何政治派别，但曾在战时内阁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他们都应该继续留在自己的岗位上，无一例外。这些人有财政大臣约翰·安得森爵士、莱瑟斯勋爵、安德鲁·邓肯爵士、詹姆斯·格里格爵士、格维里姆·劳埃德·乔治先生等。

一个现代式的英国内阁，拥有近八十个人和职务，组织起来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当我想到格拉德斯通时代，采用私人信函来往或是会谈等细致的方式组织政府时，就感觉我只有到万不得已的时刻使用电话，才是合情合理的。新的政府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就已经组织起来，人们并未对它的特点或质量有所指责。必要的财政议案和其他议案之所以都能获得通过，是因为这个政府在下院有多数控制权。28日，前政府的主要部长们参加了我在唐宁街举行的茶会。他们当时的心情很友好，同时也很激动。许多人真心感到难过，是因为我不能与他们共事，而我却因为失去了他们的帮助，而比他们更加悲伤。我们已经共同经历了这么多事情，都把过去的五年看成我们一生中的辉煌时期。这种评价会受到历史认可的。(www.xing528.com)

“看守政府”名单如下：

内阁

首相兼国防大臣　温斯顿·丘吉尔先生

外交大臣　安东尼·艾登先生

财政大臣　约翰·安德森爵士

枢密院长　伍尔顿勋爵

掌玺大臣　比弗布鲁克勋爵

贸易大臣兼生产大臣　奥利弗·利特尔顿先生

劳工与兵役大臣　R．A．巴特勒先生

内政大臣　唐纳德·萨默维尔

自治领事务大臣　克兰伯恩勋爵

印度及缅甸事务大臣　L．S．艾默里先生

殖民地事务大臣　奥利弗·斯坦利先生

海军大臣　布伦丹·布雷肯先生

陆军大臣　詹姆斯·格里格爵士

空军大臣　哈罗德·麦克米伦先生

苏格兰事务大臣　罗斯伯里勋爵

农业与渔业大臣　R．S．赫德森先生

其他内阁级的大臣

大法官　西蒙子爵

教育大臣　理查德·劳先生

卫生大臣　H．U．威林克先生

军需部大臣　安德鲁·邓肯爵士

飞机生产大臣　欧内斯特·布朗先生

公共工程大臣　邓肯·桑兹先生

粮食大臣　卢埃林上校

军事运输大臣　莱瑟斯勋爵

燃料和动力大臣　格威利姆·劳埃德·乔治少校

城乡计划大臣　莫里森先生，王室法律顾问

国民保险大臣　莱斯利·霍尔-贝利沙先生

民用航空大臣　斯温顿勋爵

新闻大臣　杰弗里·劳埃德先生

邮政大臣　克鲁克香克上尉

国务大臣　威廉·马贝恩先生

驻中东大臣　爱德华·格里格爵士

驻西非大臣　鲍尔福上尉

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　阿瑟·索尔特爵士

主计大臣　彻韦尔勋爵

年金大臣　沃尔特·沃默斯利爵士

检察总长　戴维·马克斯韦尔·法伊夫爵士，王室法律顾问

苏格兰检察总长　里德先生，王室法律顾问

副检察总长　沃尔特·蒙克顿爵士，王室法律顾问

苏格兰副检察总长　戴维·金·默里爵士，王室法律顾问

我们已经依次安排了使其他党派都感到很满意的各选举阶段的时间和日期。我已经获得国王批准，宣布从我接受他的新任务起三周之后，他将批准议会解散。于是，6月15日，议会结束了。还有十天时间才到候选人提名，并且还要再经过十天才到7月5日的选举日。我们严格按照平等待遇安排一切，包括把候选人从前线调回国、制服和汽油的定量配给等，这些掌管权力的人没有经受一点责备。由于等选票寄回来之后才能计算士兵的票数，因此，从联合王国内选举，到计算票数，再到宣布结果，又需要二十一天。最后一个阶段定在7月26日。一些内陆国家，对英国政府要保管投票箱长达三个星期之久感到惊奇。他们认为这样做的结果令人起疑。在我们国家里，人们会严格对待板球比赛和其他体育竞赛，而他们对待这件事的态度也是一样的。但愿这种风气能长久保持下去。

【注释】

[1]作者后来加入了着重号。——原注

[2]作者后来加入了着重号。——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