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尔塔会谈：麦阿瑟在马尼拉待命，俄国需求得到认可，中国获支援

美苏以及远东——一个绝密协议——2月8日——我和斯大林的秘密会谈——7月5日，我发给各方自治领总理们的电文——我们于2月10日在瓦尔隆佐夫别墅最后那次宴饮——斯大林向英王敬酒——我向斯大林敬酒——斯大林对于英国普选的态度——“约大叔”——会谈落幕——我们开车去塞瓦斯托波尔——去巴拉克拉瓦视察——回萨齐——乘飞机去雅典考察——我在宪法广场发表的演说——我们于2月15日启程去埃及——和总统共进日常午饭，真挚道别——我和伊本·沙特国王见面——互换礼物——我在卡瑟别墅的小住——我们于2月19日坐飞机去英国——对于雅尔塔的争论——对于波兰深深的担忧

关于远东地区，我们在雅尔塔的官方会谈中并没有说到。我清楚俄国参与太平洋之战的事，美国人想跟俄国人谈一谈。这件事，我们在德黑兰的时候曾经有过一些了解。1944年12月，哈里曼先生在莫斯科的时候，斯大林曾跟他说起过等战斗结束之后，俄国将会对这些地方提出一些细致的需求。等德国认输，美国的军事组织想要击溃日本，大概得需要18个月的时间。若是俄国能够帮忙，美国的牺牲就不用那么大了。当时进攻日本还仅仅是个打算。麦克阿瑟将军到马尼拉的时候，雅尔塔会谈已经过了一天了。要再过五个月，才能对第一颗原子弹进行爆炸检测。俄国要是继续不偏不倚，众多停留在满洲的日军就能参与到守护日本本土的战斗中了。2月8日，罗斯福总统和哈里曼先生怀着这个疑问，和斯大林就俄国在远东的领地需求进行了磋商。当时在现场的只有一个俄国的翻译和来自国务院的同样担当翻译的查尔斯·E·伯伦先生。大会在两天之后继续进行，在部分条款被改动后，俄国的需求得到了认可。1951年，按照哈里曼先生在美国参议院提供的证词，这些是交易需要，俄国答应一旦德国认输，他们会在两三个月内加入到针对日本的战斗中。

那天下午，我和斯大林闲聊的时候，我问他对于远东，俄国有什么希望吗？斯大林说，他们想要一个海军基地，就像旅顺口一样。在美国人看来，那些口岸由世界统一管理是最合适的。但俄国人想要保证他们的权益。我回复说，我们希望能在太平洋见到俄国的船只，日和俄之战，我们也支持俄国去弥补自己的亏损。第二天，2月11日，他们把头一天斯大林和总统签订的草案拿给我看，我以英国政权代表人的身份在上面签下了名字。直到俄国政府和中国政府达成协议，这份文件才被解冻。对于支援中国政府这件事，斯大林毫无疑问是要答应的。到这儿，事情暂告完结。等我们在波茨坦再次举行会谈的时候，才又一次说起它。

我在下边这封电报的部分小结中，记录了关于这些协商的记述，7月5日，我把这份电报发给了各个自治领的总理。

在克里米亚大会上，斯大林以机密的方式告诉我和罗斯福，苏联政府同意一旦德国投降，他们会在两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参加对日战争。下面是他的条件：

一、要让外蒙古现在的状况延续下去。

二、1904年俄国丧失的权利，予以还原，即：

（一）收复库页岛南面及与它相邻的所有岛屿。

（二）大连商业口岸世界化，要确保苏联在这一港口的优先权，要再次认可苏联在租借旅顺港做海军基地的权利。

（三）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担负着联通大连出口的责任，对于它们，应该建立一个俄中共营的企业一起管理；经谅解：必须确保俄国的优先权，中国在满洲所有的国家主权都要得到保证。

三、要把千岛群岛交给苏联。另外，这些需求属于我、罗斯福和斯大林三个人秘密协议的内容。根据协议，这些条件要得到蒋介石的认可，罗斯福同意会按照斯大林的意愿，去请蒋介石答应这些事。我们三个人全都表示，当日本被打败后，我们会想办法让苏联的条件获得切实的满足。协议里只有一件事，即为了帮助中国从日本的桎梏中逃脱出来，苏联预备和中国签订联盟条约。

尽管我以英国代言人的身份在这份协议上签了字，但我和艾登都没有参与过这份协议的制定环节，这一点我必须解释清楚。它被看成是美国的事，确实，这和美国的军事动作关系极为密切。我们没理由参与到协议的制定过程中。总而言之，在事情开始之前，他们没说过要让我们参与，我们只是按照他们说的，认可了这份协议。美国曾因为对苏联的这些妥协而备受责难，对此，他们自己的代言人是要负责的。这件事对我们没什么影响，只要理由有一点不充分，我们都不能参与，参与就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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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0日，该我主持最后一次晚宴。当时离斯大林计划的到达时间还有几个小时，俄军的一个班到了瓦尔隆佐夫别墅。将要举办宴饮的所有接待室两侧的门都上了锁。护卫上岗，谁都不准进。然后他们检查了每个地方——桌子下面，墙后面，全都做了检查。跟着我的人为了离开办公室要去住的地方，只得从这幢大厦中出去。元帅在所有事情弄好之后来到了这里，他的态度非常热情。总统不一会儿也到了。

斯大林在约索波夫宫的聚会上，曾经举起酒杯祝愿英国帝王身体健康，尽管他这么做是为了表达善意和敬重，却让我觉得不舒服。他说，通常来说他是抵制君主的，他和民众站在一条战线上，但这次的战争，让他意识到，他应该对英国的民众心怀敬意。由于英国的民众敬重他们的君王，所以他要祝愿英国的君王身体健康。这种敬酒祝愿的方式，我可不喜欢，于是我让莫洛托夫去讲清楚，将来再遇上这样的场合，为了避开窘境，斯大林光祝愿“三个国家的领导人”身体健康就行了。我在这个新规定获得认可后，就开始使用了：

我恭祝英国国王、美国总统，苏联加里宁主席，三个国家的三个领袖身体健康。

总统看起来非常累，他回复说：“我因为首相的敬酒辞记起了很多以前的事。1933年，我的夫人去我们国家的一所学校考察。她在某间教室见到一张有着大块留白的地图。她问为什么那里什么都没有。她得到的回答是，那个地方他们是可以提起的，那就是俄国。我们会致信加里宁主席，请他派个使臣到华盛顿讨论建交的事，这一偶发事件也是一个原因。我们和俄国相识的往事就是这个。”

祝愿斯大林身体健康的事，现在轮到我来做了。我说：

这种用敬酒表示祝福的事，我已经做过很多次了，不过这次我举起酒杯的时候，所怀有的激情要比以往强烈很多。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已经到手的成功更宏大吗？不，是因为相比于我们已经度过的那段难熬的时间，俄军崇高的成功和荣耀将它变得柔和了。在我看来，尽管在一些事情上，我们或许有矛盾，但在英国，他有个不错的朋友。俄国前景明媚、繁华、美满，是我想要看见的。我愿竭尽所能地提供帮助，在我看来总统意思也是这样。某段时间，元帅对我们不太友善，我曾经说过一些和他有关的粗话，我不曾忘记。不过所有这些都因为我们一起吃的苦和一致虔诚，烟消云散了。曾经的误解被战争的火焰烧得干干净净。我们认为我们拥有一个可以信赖的友人，我认为他对我们的感情是一样的，我希望他能和我们一样，将这份感情持续下去。我向苍天祈求，希望他长命百岁，能自己看见他钟爱的俄国征战的时候荣耀，和平的时候美满。

在作回应的时候，斯大林兴味盎然，在我看来，他觉得对我们的三国会谈来说，“国家统帅”的称呼是非常恰当的。我没记下他原本的说法。包括翻译在内，我们的人数不超过12个。我们在正规礼貌上的发言结束后，就三个两个地聚在一起聊起天来。我说，希特勒被击败之后，联合王国将举办一次普选。在斯大林看来，我的身份不可动摇，“民众清楚，对他们来说，领导人是必不可少的。而领导人，还有谁能比取得战果的人更合适呢？”我解释说，英国的党派有两个，我只是其中一个。斯大林以坚决的口吻说：“没有比你这个党派更好的了。”之后，我向他表示感谢，最近英国到俄国进行访问的代表们得到了热情款待。斯大林说，他们本就该热情款待，他钟爱洛瓦特勋爵那样的青年士兵。他的人生中最近出现了一种新乐趣，军事。事实上他差不多只有这个爱好了。

总统因为这个谈起了英国宪法。他说我总是说宪法允许这样，不允许那样，可是实际情况是，英国是没宪法的。就算这样，相比于形成文字的宪法，没形成文字的宪法也要更好一些。就像大西洋条例，虽然没有文档，却世界闻名。他在自己的文档中找到了一份我们两个签过字的复印件。可令人吃惊的是，两个名字的笔迹一样都是他的。我回复说，大西洋条例是星辰，不是法令。

我们接着往下说。斯大林提起一件事，按照他的说法就是“德意志帝国时期，德国失去理智的教条性”，他还仔细地叙述了他青年时期遇到的一件事，事情发生的地点是莱比锡。他和两百个德国共产党员一起参加一个世界性大会。他们乘坐的火车按时到达了火车站，可是，在火车站收票的人却没在那儿。结果，全部德国共产党员都在站台等了两个小时才走。就这样，他们走了那么远的路想要参加的大会，一个人都没能参加。

就这样度过了那个悠闲快乐的夜晚。元帅走的时候，别墅的待客室中有很多英国代表团的人。我提议说：“为了斯大林元帅，让我们呐喊三声。”他们激动地呐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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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雅尔塔，我们还经历了一件不太顺遂的事。罗斯福先生办了一个午宴，他说我跟他在秘密通信时，管斯大林叫“约大叔”。按照我原本的意思，他背地里和斯大林说，可他却以幽默的口气说给了在场的那些人。因为这个，当时气氛非常尴尬。斯大林发火了，他怒气冲冲地问：“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离开？”博尔纳斯先生凭借一句妙语扳回了局势。他说：“提起山姆大叔的时候，你都不在意，约大叔的说法又差在哪里呢？”因为这种说法，元帅的火气消了下来。在这之后，莫洛托夫跟我说，斯大林知道这是玩笑话。他已经了解到，在国外，管他叫“约大叔”的人有不少，这个称呼代表了一种密切和友善，是以和善的口气说出来的，这他已经感觉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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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是2月11日，星期日，也是我们对克里米亚进行考察的最后一天。和平时没什么不同，这次的这些会谈也留下了很多要紧的事没能处理。波兰公告制定的策略，虽然言辞宽泛，但若能切实执行，毫无疑问是能够起到等候总条约的作用。总统和他的参谋为了让俄国参与对抗日本的战争，和俄国签订的那个远东协议，和我们并不直接相关。因为这个协议，美国后来发生了一场激烈的争辩。总统急着要走，他在回去的路上，还要做客埃及，在那儿，他会和各个层面的掌权者探讨中东的事。在利瓦吉亚宫，曾经是沙皇时期的弹子屋中，我和斯大林与他一起吃午饭。在进餐的过程中，我们在最后的成稿文书和正规公告上签了字。现在，所有的事都要看执行理念怎么样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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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午，我和萨拉开车去塞瓦斯托波尔，游轮“弗兰格尼亚”号，就在那儿停着。这艘船是从达达尼尔海峡开过来的，被当作指挥船使用。若是雅尔塔陆上设施被毁，它也能用。艾伦·布鲁克爵士和别的指挥官们和我们一起上的船。在甲板上我们见到的口岸，尽管现在又忙碌了起来，晚上还有灯光在残骸上闪烁，但其实已经被德国人彻底毁掉了。

我很想看到巴拉克拉瓦战地的情况，就让陆军情报科的皮克准将仔细翻阅战斗计划，做好为我们当向导的预备。2月13日下午，我去那里做了考察。和我一块儿的除了指挥官们，还有俄国统领黑海航舰的海军上将，斯大林命令他，在任何我想登陆的时候，对我进行接待。我们的东道主多少让我们觉得有点紧张，他们太周到了。不过这不是问题。皮克指着一个地方说，轻装旅那年被派去就是那条防御线。俄方的那个海军上将也一边指着差不多一样的地方，一边喊：“就是那个方向，德国的坦克开过来攻击我们。”没多长时间，皮克说当年俄军是如何布置的，还把俄军步兵曾守过的山丘指了出来，俄国的海军上将又插言说：“俄国炮兵中队打到只剩一个人的地方就是那儿。”一副引以为傲的样子。我觉得那时我得跟他说清楚，我们研究的“不是人的战斗，而是一个国家、一个时期的战斗。”是另一场战斗。对于这个，我们的主人看起来没能明白，不过好像非常欣慰，因此所有的事结束得都很美好。

那队轻装旅就是从我们面前的那片低凹的山地下发动攻击的。我们可以看见，为了守护那道山梁，苏格兰高地人当初非常勇猛。差不多九十年以前，拉格兰勋爵面对的情况如何，一个人看看前面的那片景致，就能知道了。清晨，我们去他的坟茔拜祭。见到俄国人如此地敬重、爱惜那个坟冢，我们非常受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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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我原本的期望，我会穿过达达尼尔海峡抵达马耳他，走海路，可是，我认为对雅典进行一次迅速而短暂的访问，看看在最近的那次暴动之后，希腊情形如何是我的义务。因此，我们在2月14日清晨坐车去了萨齐，在那儿有等着我们的飞机。艾登已经离开了。汽车在崎岖的山道上行驶，路过的一个关隘，在那儿，德国人当初放弃了几十辆机动车。俄国警卫部队的仪仗队帅气地等在机场那里。我根据自己惯常的形式：看他们所有人的眼睛，对他们进行了检阅。由于他们的人数少说也有两百，所以花费的时间有点长，不过俄国的报纸因为这种做法，对我进行了称赞。我在上飞机之前，进行了告别演说。

我们飞去雅典的过程非常顺利。围着斯基罗斯岛的天空飞了一圈，又从鲁珀特·布鲁克的坟冢上空飞过。我们到机场的时候，来欢迎我们的是英国大使利珀先生和斯科比将军。这离我上次离开雅典，只有七个星期的时间，当时雅典因为巷战，被弄得七零八落。现在，我们乘坐无盖汽车到了这里。我上一次来这儿的时候，刚好赶上圣诞节，那条死了数百人的路上，现在什么都没有，只有众多兴奋地尖叫着想要冲过来的群众和拦着他们的，一小队穿着小裙子的希腊兵。当晚聚在广场的民众，差不多有五万人。夜晚的灯闪耀在那些古朴雅致的风物上，看起来非常迷人。我缺少准备讲稿的时间。我们的守护者以为我们会悄无声息地抵达这里。于是，我只能向他们作了一个简短但热情的讲话。

雅典以及希腊的将士、民众，你们会幸福的。今天是崇高的，它充满阳光、黑暗退散。在你们的国家前面是崇高的未来。

国际上，对我们一致的工作不了解，存在误解的地方有很多，对于那些引发了雅典之战的事情，还有很多不正确的传闻。不过现在那些事已经逐渐清晰了。对于希腊对国际产生的影响，以及将来仍将继续的影响，人们已经有了一定的领悟。

能在现在，在这里发表演说，作为一个英国人，我要说，这个高尚、永不磨灭的城市，英军能够为了守护它而对暴动和反叛进行阻击，让我感到非常荣耀。我们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很长的时间里就处在友善和诚挚的状态中，我们走在坎坷、满是尘土的路上，一起向前迈进。

不管是英国还是王朝的哪个民族，都爱惜着自由、繁荣和美满。为了希腊的独立，我们已经和你们团结在一起努力很长时间了，我们还会继续和你们走下去，直到黑色深渊的边界，我们会一起登上公义与和平那广阔的高峰。

我希望所有人能对国家尽忠守职，我希望所有人都能忠实于真理和崇高的道路。此时是崇高的，今天是充满阳光的，我希望所有人都能斗志昂扬。所有人都把希腊放在心中最重要的位置上吧，所有人无论是男，是女，年老，或者年幼，都把它放在心里最重要的位置上吧。让他们认可希腊金光闪闪的未来。

我诚挚地祝福你们，祝你们繁荣昌盛。我真心希望希腊能成为获胜国——那些因为战争受损严重的国家——能取得合适的位置。公义抬起头来吧！政党间的仇怨消失吧！祝你们齐心，祝你们亲密无间。愿希腊青春永驻，愿希腊全国上下一心！

当晚我在满是子弹痕迹的使馆中吃了一顿饭，我们在2月15日一早就坐专机去了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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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历山大港，我上了英国的军舰——“曙光”号。总统和中东三位领导人——法鲁克王、海尔·塞拉西王和伊本·沙特王之间的磋商，我并没有参与。这三个人都是被总统请来见面的。举办大会的地方，是停在苦湖上的“昆西”号。美国那只巡洋舰那天上午开进了亚历山大港。我在近中午的时候，到船上和总统会谈，没想到，在后来那竟然就成了永别。我们之后在他的船舱里用了一顿简单的午饭。那时萨拉和伦道夫、罗斯福先生的女儿伯蒂格尔女士，以及哈利·霍普金斯和怀南特先生和我们一起吃的。总统看上去安静衰弱。我感觉他活不了多长时间了。我再也见不到了。我们诚心诚意地说了再见。那天下午，总统他们就从海上归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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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来自美国的友人出发后，我和伊本·沙特王相约见面。和沙特王磋商，他是坐着美国的驱逐舰“墨菲”来的。在旅途中，他拥有东方君王所有的奢华，他的随行人员大约有五十个，其中有两个是他的儿子，他的总理、观星师，以及那群准备按照伊斯兰教典礼杀掉的羊，都跟着他来了。我们请那里原本的住户先离开一段时间。这时又遇上了一些交际上的麻烦。有人跟我说，不管是抽烟，还是喝酒精类饮品，都不能当着国王的面进行，那是不被允许的。由于这次午间宴会是我主持的，所以我马上说出我的情况。我跟翻译说，陛下的信仰要是不让他抽烟喝酒，那我得说明，在饭前、吃饭时，或者两顿饭中间，抽雪茄、喝酒精饮品是我的习惯，是极为圣洁的举动。国王因为他的善良，同意了我的建议。负责管理国王饮品的那个麦加人，送了我一杯来自麦加圣井中的水，我这一生都没喝过比那更好的饮品了。

事前有人跟我说，会谈的时候需要互换礼品，我于是以我认为的恰当的尺度准备了些东西。“汤米”——汤普森，他在开罗的时候，用公费买了小小的一盒非常典雅的香水，价值是一百镑，我送给他的就是这个。我们所有人都拿到了一柄宝剑，上面镶嵌着钻石，还有一些别的奢华的礼品。萨拉得到的是沙特王特地给女士准备的一个非常大的旅行用的皮质箱子。我们的礼物和他们的一比实在太丢脸了，于是我跟国王说：“我们这次带来的，仅仅是稍微表达一下我们的态度。英国政府已经为您准备了一辆全世界最出色的汽车，它配备了所有舒服、闲适，以及能对敌人的攻击进行防护的装备。”后来这件事达成了。

沙特国王令人印象深刻。他对我们的忠实，让我非常佩服。就算是最晦暗的时候，他也有出色的行为。现在他已经超过70岁了，但一个将士蓬勃的生命力却没有丢失半点。作为阿拉伯沙漠中族长制度下的君主，他继续着与之匹配的生活。目前他有40个儿子，70个女人，按照预言师规定，他需要四个正妻，他现在娶了三个，还有一个名额。

在我们从法尤姆回开罗的路上，我们曾经停在英国大使馆在沙漠中的房子里喝了喝茶。我在卡瑟的别墅，停留了几天的时间，还见了法鲁克国王和叙利亚总统。我们说起中东近来发生的纠纷，现在还有很多没能消失。这时萨拉将沙特国王给她的那个旅游用的皮箱打开了，有很多的华美的阿拉伯袍装在里面，还有几瓶非常奇异、雅致的香水。箱子的底部放了六个不同尺寸的纸盒，其中一个纸盒里的一颗钻石，估计价格得有一千二百镑，另外还有些别的珠宝和几串来自红海的珍珠项链。安东尼的礼物和她差不多，只是他的盒子里的钻石和他的位置是相配的。后来我在跟国会说这件事的时候，我跟他们说，毫无疑问，这些珍贵的东西，哪一件我们都不该自己留下。事实上国库虽然收下了这些礼物，但为了支付我提出的那辆送给沙特国主的汽车，又几乎把他们花光了。

2月19日，我坐飞机回英国。由于诺索尔特陷在了雾中，我们的飞机只得改到莱纳姆着陆。我坐汽车去伦敦，到雷丁的时候停了一会儿，我的夫人在那里等我，她来接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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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7日中午，我请下院认可克里米亚会谈协议，我说：

为能让那些伟大的事情能像格拉德斯通说的那样“脱离出政党之潮的升起或是落下，不沾染一丝一毫”。所以对于这个新文案，我热切盼望一切党派都能形成共识。……相比于以前，联盟由于克里米亚会谈，不管是政治，还是军事，都更齐心了，德国也意识到，他们想分裂联盟各国的想法，成了泡影。它早晚要全盘皆输，不放弃反击只会带来没有意义的苦楚。联盟决议要让德国完全失去反抗能力，一定要毁掉德国的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战争的罪人一定要马上给予他们应得的处罚，德国的产业，凡是为供应军备的，都得被毁掉或者监控，对于联盟各国受到的破坏，德国需要尽全力给予财物上的补偿。另外，将德国人除尽并不是联盟想要做的，不能拿走他们维持生活的必需品。报仇不是我们的策略，以必需的手段守护世界未来的和平和安宁才是。德国人总有一天要在国际网络中拥有自己的位置，但那绝不是在德国所有纳粹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印记被完全、有效地消除之前。

波兰的事引起了议院的震动。

三个大国都觉得，波兰要想成为一个强势、自主、和平统一的国家，在以后能够美满、安定，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认可东面边界线和现在能够保证的西边边界线的条约……可是，光从现在已经显示出来的情形看，相比于波兰的边境线，波兰的自由问题更严重。波兰人在哪儿生活定下了，但他们能自己支配自己的生活吗？像英国、美国、法国这样的自由，他们能拥有吗？他们的主权和自主，有没有受到捆绑，或者这只是俄国规划下的某种产物，受到一小撮握有权力的人的逼迫，不能按照自己的心意，只能选用共产主义制度或者集体制度？我将事情毫无遮掩地呈现出来。相比于规划边境线，这种检验方法，要更精确，也更紧要。波兰处在何处？在这件事上，我们又处于何处？

要保护波兰的自由和独立这件事，斯大林元帅和俄国已经非常正式地宣布了，英国和美国现在也加入到了这一决议中。国际机构在这件事上也会在恰当的时候，在相应的尺度内担起责任。波兰人只要和他们的盟友保持统一战线，切实地采取与俄国融洽相处的策略，他们就能控制自己前进的方向，这是仅有的限定条件。那确实没有什么不合情理……按照协议，为了在波兰成立一个全民一致的新的波兰临时政权，让三大国都跟它建交，以防部分国家认可一个波兰政权，部分国家认可别的，各个方面在行动之前都得先磋商。英国政府要竭尽全力来保证一切民主党派的有代表性的波兰人能有充分的自由站出来发表他们的意见。为了确保波兰所有民主政党的代表者都能丝毫不受限制地出来表明自己的意思，英国政府得做出最大的努力。

斯大林在希腊的作为鼓励了我，让我觉得俄国是真心想要做到这件事的。我认为我有责任说出我的想法。

不管是在克里米亚的相处，还是在别的所有的相处中，斯大林和俄国的领导者们留给我的感觉都是，他们愿意在崇高友情和对等的关系中，与西方民主国家相处。在我看来，他们说话算话。在我知道的所有政府中，俄国政府是唯一一个就算被逼无奈，也要严苛地担起自己的责任的。在此处发动一场争论来质疑俄国的诚心，我绝不同意。毫无疑问，全世界的未来都会受到这些事件的影响。西方民主国家若是和俄国的关系出现了令人惊心的裂痕，人类的命运一定会失去光泽。

我接着说：

我们正进入的世界，是我们没办法预测的，所有时期都需要研讨。对于命运的链条，一段时间之内我们只能掌控一环，想得太长远，并不正确。

我们在克里米亚举行的会谈的成绩已经极大地加大了可能，我相信议会能够意识到这一点。三个大国因为那次会议的结果，联系得更为紧密了，我们对彼此的理解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增加。美国已经深深地进入了欧洲的生活以及帮扶工作中，他们非常踊跃。我们三个国家都已经开始去做切实又庄严的宏图伟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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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的回应，大抵是对我们在克里米亚会谈时的姿态，毫无条件的全部认可。但由于波兰人受到了德国人极大的摧残，我们又因为他们而最终参战，所以在公理上，我们觉得自己对波兰有责任，这种情感非常剧烈。对于这件事，一群议员，差不多有30人，反应十分激烈，他们中还有一些人对我的提议进行了反驳。深怕一个勇敢的民族被压迫这种情况会出现在我们跟前，这种感觉让我们烦恼。我得到了艾登先生的认可。第二天，区块投票，我们得到的票数完全压制了他们，但25个议员投票不支持政府，他们多半是保守派成员，另外，还有11个议员放弃了表决。没过几天，城市乡村规划科的事务次官斯特劳斯先生要求离职。

光说被好人认可的常规准则，那些肩负着处置战争时期或者危险时刻发生的一切大事的人，他们是不会把自己限制在那儿的，他们每天都得做出实在的决策，立场不能有一点含糊。如若不然，关联、统一的行为怎么保持呢？等打败德国，要责备那些人：曾经尽全力去鼓励俄国人拼命战斗，建议和我们崇高的饱受苦楚的联盟维持亲密关系的人，并不困难。在战场上的德国人还有两三百个师，我们要是和俄国人吵起来，敢问会出现什么结果呢？没过多长时间，承载着我们的愿望的所有想法都成了泡影。但是当时我们或许也只能有这些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