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的成果——意大利战争——东欧的政治问题——总统与斯大林针对波兰的信件往来——要启动三个大国的会谈——我支持这一提议——我在1月1日给罗斯福先生的电报以及他的答复——我尽量筹备一个联合参谋长组委会会谈——哈利·霍普金斯在1月21日到了伦敦——对雅尔塔这一地方的忧心——1月29日我坐飞机去了马耳他——2月2日瓦莱塔港的情况——英国和美国的参谋长们的争论——在寒冷的冬天中飞去萨齐——直接开车去雅尔塔
苏联军队开赴到波兰、匈牙利边界的事，上几章已经说了。10月20日，俄国人在攻占了贝尔格莱德后，又穿过了多瑙河，但当他们向匈牙利平原深处挺进时，遇到激烈的反抗。11月29日，他们进攻多瑙河上的一个桥头阵地，那里离布达佩斯南面有八十英里，然后又向北挺进。12月底，首都已被团团围住，惨烈的巷战在长达6个星期的时间里发生了好几起。德国人在巴拉顿湖的岸边展开了强劲的抗争和激烈的反扑，这使得俄国人不得不暂时休兵，直到下一年的春天。
在波兰的战场上，俄国人在夏季进行过大举进攻后，把秋天的那几个月用来收束军队。1月，准备工作完成。他们从散多梅尔的前线出发，从国界穿过，月末便插入了西里西亚的巨型产业基谷，又向北走，穿过了华沙两边的维斯杜拉河，1月17日，他们占领了那座城市，不仅如此，在进攻波森的时候，他们还以扇形队列压向奥得河下游，直扑什切青和但泽。在进攻东普鲁士的时候，他们从东、南两个方向一起进军。到了1月末，整个国家只有格尼西斯贝格的战略要地因为派了大量的兵将守护，不曾被他们攻占。在4月之前，守卫那里的士兵都跟但泽那里的一样，持续着不屈而无望的抗争。在库尔兰德被斩断的德国士兵因为希特勒的禁令，直到德国投降才离开那里。
苏联军队的最高作战指挥部使用了大概三倍的强势步兵和压倒性的空军，采用的作战策略和1918年发生在福煦的最后那场胜仗很像：一会在这儿，一会在那儿的连串战斗，把那条宽广的战线打出了众多相连的断口，最后敌人只能把战线全部后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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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西面的战场虽然不大，但通过它我们一样到达了德国的边界。因此，希特勒的队伍在1945年1月底事实上已经被逼回了德国境内，只有匈牙利和意大利北部还有些不堪一击的根据地。就像我之前说过的那样，亚历山大在意大利的进攻虽然精妙但却毫无希望，由于被斩断，已经停下来了。从11月起的6个月，战略空军和作战空军开始对德国至意大利的铁路线展开空袭。因为变电站被毁，大半的伯伦纳线只能放弃电力，改用蒸汽作动力，其他地区的敌军在支援、补养的行动上也严重受阻。坎农将军（美国空军总司令埃克将军的下属）指挥的联合作战空军，战况日趋紧迫，不能全部记述，他们顶着严酷的天气镇压敌军，为秋天的战争提供了极大的帮助。亚历山大将军电报中的称赞是他们应得的。
坎农将军是个天生的领导者，他时常帮助我、支持我，我从中获得了鼓励，所以对我来说，再怎么称赞他都不过分。他的功劳，从我们丝毫不受敌人空军滋扰，从我们获得的频繁、强劲的增援，就能做出评判。当我们进入敌军的阵地，被炸掉的桥、不良于行的铁路、敌军被毁的车，一个挨着一个，随处可见。
不过要想彻底解放意大利，不到明年春天是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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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局并不让人满意，起码东欧如此。希腊的安宁还不稳，不过看起来在时间合适的时候，基于大选和无记名投票的、自由民主的政权是能被建立起来的。可是，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已经被苏联的军队控制了，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上空也漂浮着战争的阴云。波兰虽然逃脱了德国的魔爪，但只是换了个掌控者而已。我在10月到访莫斯科时，曾和斯大林达成了一个非正式的临时决议，可当德国战败，这片辽阔的土地并不会被这一决议掌控、左右。而且从我本心来说，我也没想过要那样。
战争结束之后，欧洲的整体形象和架构需要重新探讨，这十分紧迫。当纳粹被粉碎，德国怎么处理？在最后打败日本的战争中，苏联能为我们提供些什么？当达到军事目标，为了保证世界未来的安宁和有力的管控，三大盟国要采取什么举措，建立什么组织？敦巴顿橡树林会谈结束时，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达成共识。1944年，我和艾登先生到访克里姆林宫时，历经千难万险，好不容易促成的那个谈判，竟然和敦巴顿会谈拥有一样的结局。这个会谈发生在由苏联人提供的“卢布林波兰人”和“卢布林波兰人”来自伦敦的同行之间，虽然规模不大，但意义重大。总统和斯大林在米科莱齐柯与他的伦敦同行断绝来往时，曾经通过信，那些通信十分乏味（这些情况罗斯福先生始终没有瞒过我），可是1月5日，俄国人竟然认可卢布林委员会为波兰的临时政权，把英美两国的意愿抛到了脑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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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和我说过，他和斯大林有过下面这些电报沟通。
斯大林元帅致罗斯福总统 1944年12月27日
……米科莱齐柯和波兰人民委员会的会谈不过是障眼法，这从米科莱齐柯到访莫斯科之后发生的一些事中可以得到证明，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是，我们在波兰流亡政府秘密使徒——我们在波兰境内抓获的恐怖分子——那里拿到了他们和米科莱齐柯官方的无线通讯。他们是想站在米科莱齐柯政府的背后操纵恶毒的恐怖袭击，来对付波兰境内的苏联官兵。尽管苏军是来解救波兰的，但波兰的流亡者仍旧操控恐怖分子杀害在波兰的红军军官和士兵，组织恶毒的抵制苏军的动乱。事实上，他们和敌军是站在一起的，我们无法接受这个。有两件事让事情变得更糟了，而且危害了波兰和流亡政权的关系。一件是米科莱齐柯被换成了阿尔奇谢夫斯基，另一件是波兰流亡政权部门首长的大换血。在这段时间里，波兰的流亡政权已经有了很大的战果：比如增加波兰国家以及政权的行权机构，壮大强化波兰军队，落实很多政府发布的命令，最先开始的就是对农民有好处的土改。所有的这些，已经稳固了波兰的民主势力，让波兰人和国外大量的波兰阶层进一步认可了人民委员会。
在我看来，我们的着眼点应该放在，认可波兰人民委员会的人和所有愿意跟它结盟，也有能力跟它结盟的人身上。这对联盟和我们实现尽快粉碎希特勒德国政权的共同目标，有很大的好处。苏联既然已经承担了将波兰从德国这个占领者手中解救出来的职责，那苏联现在要做的，就仅仅是和波兰人自己建立的新政府保持良好而亲密的关系。新政府已经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建立了军事力量。现在这支队伍正在和红军一起抗击德国人。
波兰人民委员会若是把自己变成波兰临时政权，按照上面的情况，说实话，苏联没道理不马上认可。要知道，任何国家都不会比苏联更需要一个亲近联盟的民主波兰。波兰的情况和苏联的安稳关系密切，这一方面是因为苏联是解放波兰之战的主要责任人，一方面是因为波兰和苏联是邻里。苏联在波兰境内和德国对战时，之所以能取得胜利，与波兰非战区的平和、可信赖有很大关系，这一点我需要额外说明。这件事波兰人民委员会看得很明白，可是流亡政府和它的密使却在红军的身后筹谋内部战争，让红军的成功因为这种要挟而受损。
此外，从波兰的现状来看，我们也应该放弃流亡政府的策略了。波兰人已经不相信它了，而且我们战胜德国的共同目标，还因为它在苏联红军的身后制造内部战争而受到了损害。我相信对于我们的共同目标来说，这样做——先让联盟各国政府达成协议，然后立刻派代言人和波兰人民委员会的代言人沟通，保证波兰人民委员会变成波兰的临时政权时，经过一阵子缓冲，就承认它的合法性——是非常有好处的，而且是自然而然的，也是公平的。要不然，波兰人恐怕会不再那么相信我们。那些在伦敦的波兰逃亡者，我们为了他们的权益而不顾波兰的权益，我可不想面对波兰人这样的指控。
对于这件事的回应，罗斯福把他回复的电报给我看了，说得很清楚：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4年12月30日
我们步调相同，这一点你可以从下面这些信看到，这些信我今天已经发给斯大林了。
“你在12月27日发来的电报让我心神不宁，也非常灰心。认可卢布林委员会作为波兰临时政权，这件事我们暂且放在一边，等我们能坐到一起就整个问题进行讨论的时候再说。关于这件事，你在电报说，你并不想这样。但我认为贵国政府和军队并不会因为把纯粹是律法上的认可放到一个月后，受到多大程度的影响，毕竟这离我们将要到来的见面没多长时间。
“我并没有要求你减少和卢布林委员会的来往，在伦敦的波兰政府，我也没要求你一定要和它接触或者认可它目前的组织架构。假设苏联承认了波兰的其他政权，可是包括英美在内的联合国多数成员国却依旧认可伦敦波兰政权，还继续和它交际。在目前的战争中，这无论是对公众言论，还是对敌军气焰都太糟了，甚至会带来非常可怕的结果。这也是我为什么一定要你晚些再承认，是因为我相信你想到这些。
“你很坦白，那我也坦白地跟你说，波兰政权也好，伦敦波兰政权也罢，对我们来说都没什么特别，我们现在承认的是在伦敦的波兰政权，不会放弃它跟着你们去认可目前这样的卢布林政权。这完全是因为无论是从哪方面，卢布林政权的发生以及它之后的发展情况，美国的国家和人民都找不到理由相信，以卢布林委员会目前的架构，它可以理直气壮地作为波兰民众的代言人。截至目前，从德国的残暴统治中逃脱出来的波兰领土，只有寇松线西面的一小点地方，我们必须看到这个实际情况。波兰人根本没机会表达自己对卢布林委员会的看法，这个事实是无可争议的。
“要是哪天波兰解放了，哪个临时政权是波兰人自己拥戴成立的，我国政府自然会尊重波兰民众的意愿。
“你说米科莱齐柯离开伦敦波兰政权之后形势变得更糟了，这一点我十分赞成，米科莱齐柯，我敢肯定他是真心想要清除苏联和波兰间的所有争执。我直觉只有他才能领导波兰解决波兰目前面临的困境和危害。就我个人而言，无论是他给我的印象，还是他在华盛顿时跟我说的话，或者是他在到访莫斯科那段时间的努力和举措，都很难让我对他产生怀疑，我不信他知道恐怖分子操控的那些事。
“我写这封信的目的是告诉你，对于认可现在的卢布林委员会为波兰临时政府这件事，我国政府所持有的态度。我仍旧希望苏联能暂时不要宣布承认卢布林委员会为波兰临时政权。因为再没有什么时候比现在更让我相信，当我们三个坐在一起的时候，能够解决波兰情况。在军事层面上，我也相信一个月的延迟，不会有什么影响。”
对此，斯大林的回答是：
斯大林大元帅致罗斯福总统 1945年1月1日
你在12月30日发的电报，我已经拿到了。
不能让你认可苏联就波兰问题的决定，我感到很失望。可是我希望你能随着情况进一步的变化，知道在对抗希特勒德国的战争中，波兰人民委员会，始终在支援联盟，尤其是红军，而且他们以后也会如此，但在战争中，伦敦流亡政府却为了支援德国人筹谋分裂。
你要求苏联延迟一个月认可波兰临时政权，可发生了一件件事，使得虽然能明白你，却不能答应你。波兰人在12月27日就曾问过我们这个问题，当时苏联顶级理事会的回答是，只要他们宣布成立波兰临时政权机构，苏联马上就会宣布认可。因为这样，我实在没办法答应你了。
恭祝新年快乐，身体康健、工作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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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波兰问题，现在我收到了斯大林直接给我的电报。
斯大林大元帅致首相 1945年1月4日
卢布林波兰委员会发布的，把波兰人民委员会变成波兰共和国临时政府的通告，你肯定已经知道了。苏联和波兰人民委员会的纠葛你也了解得很清楚。我相信这个委员会在波兰的威望很高，可以合理合法地代表波兰国民的意愿。米科莱齐柯离开了流亡政权，而因为他的离开，流亡政权也失去了政府的形象，所以我们认为波兰人民委员会成为波兰临时政府的时机刚刚好。我们已经答应认可波兰临时政府了，因为在我看来波兰总要有个政府。
一点也没办法让你赞同苏联政府对波兰情况所持的立场，这让我觉得非常可惜。但是我希望，我们认可卢布林波兰政府，不但有利于联盟整体工作的目标，还能让我们更快地战胜德国这些事，能够随着事情的进一步展开而被证实。
为了方便你考量，我把我发给总统的两封关于波兰的电报也发给你。
我们三人将在这个月末，或者下个月初进行协商，就我所知，总统已经跟你说过，并取得了您的许可。能在我国见到你们，我感到非常开心。祝愿我们共同的事业一切顺利。
就着这个机会，我祝你新年快乐、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我认为电报沟通没什么用处，必须面谈才有可能。
首相致斯大林大元帅 1945年1月5日
你把你关于波兰问题发给总统的两封电函发给我，我在此表示感谢。针对目前事件的发展情况，我和我议会的同事们确实觉得头痛。这些事情我确信再没有什么办法，比我们三人面对面地就所有的这些问题进行沟通更有用了。在商讨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要把它们同战争，以及逐渐和平的全世界的形势关联起来，不能把它们当作独立的问题。我们的立场在这段时间并没有发生变化，就如同你知道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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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认为必须再次举行一次三方会谈，为此花了不少时间来协商会谈事项。这时往往会讨论到会谈的地点。“斯大林无法在地中海和我们见面，我打算把会谈地点放在雅尔塔。那里，无论是岸边的登陆设备，还是空中的飞行环境，都是最好的，差不多是黑海上最合适的地方了。跟我同去的大约有三十五人，和去德黑兰时没什么不同。我还是希望，军事情况能够影响斯大林元帅，让他顺从我们的意愿。”
对此，我是这样回应的。(www.xing528.com)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4年12月29日
我会把海军关于雅尔塔的调查给你发过去。若是会谈地点最终选定那里，为了便于我们休息的需要，最好安排几艘驱逐艇。卡塞塔的空军基地和气象中心，都可以作为飞行的起点，飞行环境很好。我还坐着约克号飞机在辛菲罗波尔着陆过。不过，假使我猜得不错，斯大林应该是在岸上准备的。我会尽力把随同人员的数量减到最少。在我看来，会谈的时间安排在1月末比较合适。安东尼和莱瑟斯必然会和我一起去。
罗斯福先生30号发来电报，说总统任职大典一结束，他就坐船去地中海，再坐飞机去雅尔塔。对于这件事，我马上表示了赞同，由于我们在岸上的住处有些紧张，我还答应安排一艘轮船去塞瓦斯托波尔。而我本人会从卡塞塔直接坐飞机过去。我在12月31日致电罗斯福先生，问他说，“你为这次活动取名字了吗？如果还没取的话，不如叫‘阿果诺特’，这个名字不会让人做什么猜想，只是个地名。”
不过总统身边的人，他的大夫、参谋，以及别的什么人，认为在意大利和雅尔塔之间的山峰，会使得飞机飞得太高，并不适合总统，希望总统改变路线，从卡塞塔起飞。海军上将休伊特的意见是，先坐船去马耳他，然后再换乘飞机，飞往雅尔塔。我认为可行。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5年1月1日
假使你来马耳他，我们会很高兴的，我们会去港口迎接你，你还能看到你在一年前为马耳他题词的雕刻版。我们会布置好所有的事。谁也别改了。让我们当机立断，就从马耳他去雅尔塔吧！
为了愉悦自己，这一含义被我修饰成了句子：
我们不需再改变、犹豫或者混乱。
从马耳他去雅尔塔，从雅尔塔去马耳他。
我的电报发不发，也许意义不大。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5年1月2日
按照我们的计划，我们会在2月2日中午之前坐船去马耳他，然后立刻飞往雅尔塔，再不更改。能在港口和你见面，实在是太让人兴奋了。
我非常喜欢你关于“阿果诺特”这个名字的提议，耿直是我们二人共同的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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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盛顿的哈利法克斯阁下在他的汇报中谈到：他发电的前一天见过总统，在他看来，总统的“脸色不太好”，不过罗斯福先生表示自己没什么问题，还说对于即将到来的会面十分期待。总统说，在他看来，我们在希腊所做的事意义重大，不过很可惜，当时没能到访英国；太平洋上的日本自杀式飞机，造成的结果是，一个日本人的命要用四五十个美国人来换，这让他非常重视。他相信不管是哪场战争都不会轻易完结。
我因为这些言论和某些别的考量，非常想举办一个联合参谋长组委会会谈。在见到斯大林之前，我们两个或者担任大会主席，或者参会。于是我发了下面这些电文。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5年1月5日
1．你能在马耳他呆上两三天，并安排参谋们参加一个秘密会议吗？艾森豪威尔和亚历山大都会出席。在我们看来，我们很有必要商讨一些和苏联人无关的事。比如日本的事，比如以后怎么调配意大利的队伍。我们会把所有的事都准备妥当，只要你答应就行。
2．你的这次行程不包括我们的岛屿，这让我们非常失望。假使你先去访问法国，然后才来英国，我们会十分遗憾，而且会给我们一种非常令人懊恼的印象。事实上我们会认为你在藐视你最紧密的合作伙伴。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你的行程将只有地中海和黑海，若是如此，怕只是又一次的“到访德黑兰”罢了。
3．我和国家总参已经在凡尔赛的艾森豪威尔总部停留两天了，这两天非常有意思。戴高乐恰巧也在那个时间到了。他是为了南方（斯特拉斯堡）的事来的，那件事，我们两人作为政府领袖得到过电报通告。我们举行了一个临时会议，对那件事做了一些让他高兴的改动。对他，艾森豪威尔可一点都不吝啬。
4．我现在正在艾森豪威尔的火车上，要去探望蒙哥马利。糟糕的天气不适合飞行。整个国家都被雪覆盖着。希望我能在周六到达英国。
希望你万事如意。
总统起先认为我们在马耳他先举行一个准备会议，是没什么希望的。他说，他会在2月2日到达马耳他，前提是海上的天气不坏，而且为了按时和斯大林会面，也不能在马耳他停留。他在电报中说：“这次行程时间上的问题，让我非常可惜。我无法按照你说的，在‘阿果诺特’之行前面，先在马耳他举办英美两国的总参谋长会谈。我相信先在马耳他举行会谈并不会让我们在雅尔塔得到什么机会。由于距离太远，我无法像你那样去战斗的最前方了解情况，所以我真羡慕你。”但是，对于我的建议，我并没有妥协。我在12月6日曾经致电总统，谈及我们在西欧和北欧的军事行动，给我带来的忧虑，读者们应该还有印象。现在这些问题一样让我忧心忡忡。在去雅尔塔之前，英国和美国的参谋长们先谈一谈，是很重要的。而且，我想让他们先去前线了解一下情况，所以他们中的重要成员最好比我们早到马耳他两天或者三天的时间。另外，如果艾森豪威尔可以离开战场，我想让总统让他一起来。亚历山大我也带上。这样的话，和准备会议的意图相同，外交部的大臣们也需要举行一个相仿的会议。莫洛托夫和刚刚上任的斯退丁纽斯，是否会随同总统一起过来，这个我并不清楚。不过，我想让艾登、斯退丁纽斯、莫洛托夫，先在亚历山大港或者金字塔地域进行一次会谈，时间大约在我和总统到雅尔塔前一星期。
因此，1月8日，我再次发电，说了这个建议之后，又说：
我们的军事成员在我们到雅尔塔以前，先花几天时间举行一次会谈，在我看来，仍旧十分必要。那段时间，我们要商讨的是和军事无关的政治，并不需要军事家们的建议，所以他们有在塞瓦斯托波尔开一次会的可能。就算是这样，在此之前也有很多问题要先进行协商，包括我们开会时进行商讨的顺序。
你认为我们在雅尔塔停留多长时间合适？这个会议发生的时机，是联盟的大成员国之间意见相左，但我们跟前的战争阴云却更加庞大的时候，所以它有极大的可能会是一个关系生死的会议。我现在觉得这次战争的结局可能会让人感到遗憾，甚至还不如上次。
总统的回复是，为了能够和英国的参谋们在1月30日上午举行会谈，他已经下了命令，让马歇尔、金和阿诺德已经按照和他们的辅助者按时到达马耳他了。至于斯退丁纽斯，由于罗斯福先生自己将会离开国家很长时间，如此，国务卿就不能也在国外长时间停留了，所以他不能让他来参会。我们将会在马耳他碰头，然后一起去参加三国会谈。
他最后说：“在我看来，在雅尔塔停留的时间，最好在五六天以内。我和约大叔约好了时间，假使可以，我一点也不想改变。”
我仍旧固执己见，因为在我看来，这个时间太短，也就比没开这个会好一点儿。
首相致罗斯福总统 1945年1月10日
1．谢谢你同意联合参谋长组委会准备会议的事。
2．艾登非常希望斯退丁纽斯和美国的参谋长们能早两天到马耳他开会，因为他想先和斯退丁纽斯简单地商量一下会议安排，他还专门跟我强调过这件事。我敢说，即使莫洛托夫没来，这也十分必要。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在五六天的时间里达成我们对世界架构的期望。原谅我的固执，就是无所不能的主，也要七天才能完成。
3．你发给国会的官方文件我正在详读，我得说，这个咨文写得非常睿智。
希望你万事如意。
可是总统回复说，1月31日之前到达马耳他，对公务繁忙的斯退丁纽斯来说实在太难，所以他决定让哈利·霍普金斯来英国，和我、艾登进行磋商。霍普金斯在1月21日坐飞机到了伦敦，我们就三国会议中可能会谈到的一些问题，以及上个月我们因为波兰、希腊、意大利产生的矛盾进行了讨论。我们在三天的时间里进行的讨论，有很多相当坦诚。霍普金斯在报告中表示我们的言辞“十分富有攻击性”，但会谈成果“喜人”。他说，我曾经对他说，按照我们现在所有的关于雅尔塔的报告来看，那是个糟糕至极的会谈地点，就算再用十年，我们也找不到比它更糟的了。不管怎么样，从我们出发那天我收到的电报来看，总统的参谋们也有点担心。
罗斯福总统致首相 1945年1月29日
看起来奔赴“阿果诺特”的路并不像起初说的那么容易。我派了一些人去探路，我会问问他们，离开马耳他之后，怎么走合适。
从目前收到的消息看，我赞同你的说法，在我们确实确定行程时，马上知会约大叔。
现在罗斯福已经身处大海之中，大家都无力再做什么了。不过没过多长时间，他的预见就成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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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月29日离开了诺索尔特，乘坐的是阿诺德将军提供的“空中之王”一样的飞机。和我同机的，有我女儿萨拉、官方随行者、我个人的秘书马丁先生和罗恩先生，以及海军中校汤普森。在另外两架飞机上的，是我其他私人随行和各个部门的若干官员。1月31日，天还没亮，我们到了马耳他。我在那里才知道，在班泰雷列岛附近，其中一架飞机失事了。不过生命就是这样不可预测，飞机上的所有人，三位机组人员和两个乘客，全部生还。
我在路上突然发了高热。摩兰勋爵劝我，中午之前要一直在飞机里卧床休息，我照做了。之后，我到军舰“猎户座”上休息了一天。晚上，我感觉没那么难受了，和马耳他统帅，及哈里曼先生一起吃了顿晚饭。
总统和他的随行人员，在2月2日清晨，乘坐美国军舰“昆西”号进入瓦莱塔港。那天天气和暖，天空中一片云彩都没有。我站在“猎户座”的甲板上向前张望。在美国的巡洋舰从我们边上驶过，慢慢停在港口侧面的泊位时，我在船桥的位置看到了罗斯福总统坐在那里的身影，于是我们互相招手示意。那场景实在是壮丽：喷火式战斗机在天空中护航，礼炮声隆隆，码头船厂邀请的乐团演奏美国国歌。在我看来，我的病已经不那么严重了，能够上“昆西”号用餐。当晚6点，在总统的官用客舱中，我们举行首次正式会谈。我们在那儿看到了几分报告，有联合参谋长组委会的会议简报，也有马耳他三天前发生的军事磋商的报告。顾问们的工作完成得很好，艾森豪威尔的战斗方案：把队伍带到、带过莱茵河，是他们商讨的中心。关于这个问题存在的分歧，还是放在其他章节再说比较好。毫无疑问，翻检整个战斗经过是这个时机必须要做的事。比如，如何抗击德国的潜艇，以后会发生的东南亚之战、太平洋之战以及地中海的形势。他们要求我们在希腊调出两个师的兵力，我忍痛答应，只要时机合适，立即进行抽调，但我也说得很清楚，要我们这样做，只有希腊拥有了自己的军事力量才行。为了支援西欧、北欧，意大利也得抽调三个师出来。不过，我强调说，两栖力量不能撤出得过多。不管在意大利的德国人在哪里投降，对我们来说，可以及时跟进都是十分必要的。由于“除非有需要，否则我们不能让俄国人在西欧占据太多地方，”所以我们最好在奥地利多占领一些地方。我们在军事层面上基本没什么分歧，讨论的成果喜人，即：在和俄国竞争者见面之前，联合参谋长组委会确定了自己的位置。
当晚，在“昆西”号上，我们举行了会餐，并就艾登和斯退丁纽斯在几天前讨论的相关政治问题进行了非正式磋商。等到了雅尔塔，这些问题还会被提起。我们在那天晚上就出发了。总统原本计划只带三十五个随行人员，结果我们两人的随行人员都翻了十倍那么多。为了把英美代表团差不多七百人的成员，全部运到一千四百英里以外，位于克里米亚的萨齐机场，十分钟，运输飞机就要飞一次。为了进行技术准备工作，英国空军支队在两个月前就到那里驻扎了。
晚餐结束，我登上私人飞机就去歇息了。这次飞行，时间很长，也很冷，我们着陆的机场被厚厚地白雪包裹着。我又站着等了一会儿总统，因为他的飞机还没到。他是被人顺着“神牛”号的梯子搀下来的，脸色看着非常糟。我们观看了仪仗队，他坐在没有顶的汽车中，我跟在他的身边。之后，莫洛托夫和俄国一行带着我们的随行人员去了一个大帐篷吃甜点。
很快，我们又从萨齐出发去雅尔塔，坐车走了很长的路。和我坐在一起的，是摩兰勋爵和马丁先生。我们谨慎地带了面包，里面还夹着肉，可是我们才把面包吃下去，就到了一幢很大的建筑中。某个人告诉我们莫洛托夫正等我们来。他为我们准备了午餐，内容十分丰富，差不多够十个人食用。现场只有莫洛托夫和他的两个下属，显然，他们没发现总统他们。莫洛托夫很开心，宴席上都是俄国国宴上的美味佳肴。尽管我们已经吃过饭，没什么食欲了，但我们并不想被他们发现。
我们在路上花费的时间，大约是八个小时。沿路时常能看到列队的俄国士兵，还有些排成排的女人，站在村中的道路上。还有些人站在重要的桥上和山路上，还有些孤立的支队散落在别的据点。当我们翻过高山，走近黑海沿岸时，温暖而明亮的阳光、平和的天气忽然将我们笼罩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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