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版人生涯中，绕不开的一件挠头事是盗版盗印，不得不做却无从下手而且收效甚微的工作就是打击盗版。早在1999年，我在《世纪回眸——我们更应该看到些什么》一文中就尖锐地指出了图书市场猖獗的盗版现象：尽管“打黄扫非”，打击盗版活动越来越多，反盗版联盟纷纷成立，可是盗版现象却愈演愈烈，几乎到了“不盗非好书”的地步。“特价处理”的名著巨著、教参教辅书到处可见，从街头市场乃至小学直到大学的课堂，至于电子音像出版物更是触目惊心，据业内权威人士估计，电子音像出版物90%以上的均为盗版。原因何在？地方保护主义使打击盗版活动无法取得实效，使许多出版社对打击盗版丧失了信心。此外，假酒假药能吃死人，政府为了安定团结自然会不惜一切力量去打假，然而盗版图书，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充其量不过质量差一些（况且有些质量还不差），价廉物美，何乐而不为？因此打击盗版活动力度总嫌不够。试问，垄断依然在继续，游戏规则还未确立，盗版现象愈演愈烈，图书市场的有序竞争又如何能真正形成？
之所以我对盗版盗印痛心疾首，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出版人从职业道德的层面出发去予以抨击的，而且我自己的出版社在当时就深受其害，我自己也有过几次所谓的打击盗版的经历。在我初进出版领域之时，我就知道有一个“盗版之乡”（当然，这已经成为历史），那里家家户户几乎都有小的印刷机，从盗版盗印武侠小说到言情小说，尤其是中小学教辅材料，成了那里农民发家致富的捷径。当时我所在的学校，有一套中学数学教辅书十分畅销，一年销四五十万套是没有问题的，我一到出版社，学校数学系开始了与我们出版社的合作，系里负责的老师告诉我，他们的书已经被大量地盗印，从河南、山东、河北、安徽、四川到苏北地区，盗版几乎遍及全国，特别是那个“盗版之乡”，去了律师函如同石沉大海，去了检举信，杳无音信，那就是河北的肃宁。
记得是2012年，我去河北张家口，坐的是现在已经很少见的绿皮火车，在拥挤的车厢里，我突然看到在我对面座位上一个估计是农民的乘客，手里提着一个纸口袋，上面有肃宁县字样，我随即与其交谈起来，交谈中我笑着说到了20年前肃宁的盗版盗印“产业”，没有想到，这个农民爽快地承认说：是的，那时我们家家户户都有印刷机（当然是小型的），大家都干这个活，不过，现在是没有了。可见，当时这个“盗版之乡”也不是浪得虚名的。
1999年11月，我们学校与内蒙古大学合作，在呼和浩特联合举办编辑出版研究生班，因为这是我的研究生培养方向，我与学院的领导就去呼市洽谈办班事宜。4日在呼和浩特草原明珠大酒店，朋友来看我，还带着一个上中学的孩子。交谈中，孩子听说我是出版社的，又听我说到我们出版的数学教辅书，就插话说，她们学校用的也是我们出版的那套教辅书。我其时是主管发行市场的副社长，当然了解这套书的发行情况，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并没有在内蒙古发行这套书。我马上打电话给发行科长，确认我们没有向内蒙古经销商发过货。我让孩子拿来了她们用的书，我随便一翻，那粗糙的印制质量，一看便知是盗版书！我拿着这书，苦笑着对当时也在座的出版局和出版社的同行直摇头，支援民族地区我可以给特殊折扣，可这样整个学校购买盗版书，实在令人无语。当然，这只能是个无言的结局。据当时估计，我们每年销得最好的书可以达到近50万册，但在外面的盗版书或许还超过这个数字。
根据日志记载，2001年2月底，我发行科的业务员在浙江杭州文化市场发现了盗版我们的书，我立即让业务员取证，购买样书和索取发票，于3月1日向江苏省出版局扫黄打非办公室举报。3月5日，我们与省局的扫黄打非办公室工作人员同去杭州打盗版。省局之间作了联系，于是我们直奔杭州市的市场管理处，他们也开了一辆车，要我们在文化市场大门等他们。我因为早已踩过点，到达后直接来到那个摊位前。市场管理处的人进来一看我们已经站在那里了，于是一阵招呼，把书给收起来，我当即提出，要去他们的仓库查看，于是，我们两辆车又直奔这个书店的仓库。就在我们即将到达的时候，我看到仓库门外一辆小卡车绝尘而去，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地方保护，在经济发达地区尚是如此，在那些偏远落后的地区就更不必说了，再说，没有了他们，还要管理处干什么呢？最后，过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杭州方面很负责任的样子来了一个公函，内容就是就没收的那十几本盗版书书价乘上几倍再加上一些罚款，全部入国库，与我们一毛钱关系也没有，费时费力费钱，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可想而知，打击盗版谈何容易！
2002年11月，我出差河南，在离开郑州的前一天，我决定一个人去郑州文化市场看看，当然，在盗版盛行的河南，顺便去看看有无盗我社版的图书自然是目的之一。
根据工作日志记载，20日上午我来到了郑州火车站附近的图书市场。我特别关注我们那套品牌教辅的市场情况，很快发现了一个书店的摊位在销售我们的数学教学辅导书，我以一个教师的身份去打听这书是怎么销售的，当营业员听说我要两个班级的量，而且是现款，马上很爽快地答应55折供货。我马上认定这一定是盗版书，因为我给发行科的权限是63折，一则因为这套教辅品牌影响很大，二则我有一个想法，与其放大折扣销售还不如限定折扣，既可不影响品牌，而且我看重的是利润，假如销100万册获得的利润与我这样销售60万或者70万册的利润一样，我为什么要去费时费力销100万册？我素来重利润不重码洋。因此我立即断定这个店卖的是盗版书，我口袋里放着微型录音笔，把我与营业员的对话全录下了。然后我上到楼上，找市场管理处。办公室里有一个闲得不知在干什么的人坐在办公桌前，我上去把情况说明，他看看我，有点不屑的样子说，那你要去扫黄打非办公室举报啊！我说你们不是管理处吗？可他回答我说是他们没有执法权的。看着他一副不耐烦的样子，我只能带着愤愤的表情离去。因为我深知其中奥秘，所以扫黄打非办公室也就懒得去了，结局早已清楚，我还去忙乎什么？(www.xing528.com)
看看我2005年因为出版界不仅盗版盗印未能遏制，“假书”“伪书”却也登场，于是在我的3月25日的博文中我写下了这么一段文字：
中国社会在呼唤诚信！假药假酒、假球假唱、假文凭假广告，在市场经济大潮的裹挟下，拜金主义的膨胀，道德准则的迷失，正在损伤我们社会的肌体。于是人们发出了诚信回归的呼唤，现代文明社会的进步是必须以诚信为基础的，和谐社会必定是建立在诚信的基石之上的。今天，中国出版也在呼唤诚信！二十世纪在中国书业已经出现的种种作假现象往往还是出自不法书商之手，出版人因此也愤怒过、声讨过，可今天出现的假书伪书却是出版人自己亲自操刀，这本身岂不具有极大的讽刺意味？由假书到假广告，从作秀到作假，这一切又说明了什么？固然，某些出版人社会责任感的缺失、职业道德修养的低劣、急功近利心态的膨胀是其主观上的根子，但另一方面，是否也反映了中国出版业深层的问题？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出版理论界就曾一度大张挞伐的跟风出版、雷同模仿到今天的假书假广告难道没有必然的联系？中国出版业在二十世纪末出现的浮躁的风气、急功近利的病态心理继续在发展，入世后由于国际出版商的参与而导致了竞争的更加激烈，中国出版业原创开发能力严重不足的问题就更加显得突出，在力不从心的状态下，就由广种薄收、狂采滥伐发展到了制造假书伪书乃至以虚假广告欺骗读者的地步！中国出版业的生态环境正在不断“沙化”。这显然是一条不归之路，日本出版“大崩坏”的前车之鉴难道给予我们的警醒还不够吗？
十五届书市在即，不管书市的功能如何转换，但它作为中国书业的一次大检阅，作为中国出版人的一次盛会，作为中国读书人的一个节日，笔者希望它应该多一些真的、实的，将真实的中国出版展示给全社会乃至全世界。中国出版呼唤诚信的回归！
今天读来，那时真是有点气急败坏的感觉，因为那确实是让中国的出版人感到无地自容了。然而，到今天，盗版盗印、假书伪书，仍无绝迹，我只能说，盗版盗印，是我们出版人心中的痛！打击盗版，我们任重而道远！
在两社研讨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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