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出版业急需培养出一批新型的出版人才，尤其是面对中国出版业改革的深化和国际出版竞争的参与，更需要培养出既具有较高理论素养，又具有实务操作经验，既懂出版规律又具有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出版人。现代的中国出版业不仅需要出版理论家，而且需要出版家，更需要既懂出版理论又懂出版实务的好编辑。
一、好编辑：职业理想终身追求
好编辑首先必须要有出版理想。我经常与我的编辑和我的研究生说，编辑作为出版人的思想境界有三重：第一重境界是饭碗，只是用来作为维生的手段；第二重境界是工作，仅仅当作一种职业，认认真真去完成则已；第三重境界，也是一个真正的出版人的境界，就是要具备出版理想，那就是要把出版作为自己的事业，作为自己终身的追求。真正的好编辑，必须要有第三重境界，这是我一向的观点。不管策划编辑还是文稿编辑，都要有出版理想。出版理想具体表现为什么呢？简单来说就是必须考虑自己能否有一些留给后人的东西，能够代代传播下去的东西。我曾经跟编辑们多次强调，要像赵家璧说的那样，去出版比自己长寿的书。我到清华大学出版社后，经过调研，在第一次全体编辑大会上就提出了这个问题，我希望每个编辑在职业生涯中能够编辑出版一两种比自己人长寿的书，那我们中国的出版业就有希望了。
有了出版理想，作为一个好编辑就势必会强调责任感、使命感。现在的社会比较浮躁，出版行业也不例外，但是作为编辑，作为一个出版人，必须要考虑如何尽自己的能力去出版好书。我做过编辑、当过总编，在我的出版生涯出版过获得较好社会反响和获得过国家各种奖项的作品，但是我也承认在我的任上也确实出过许多平庸之作。有的时候是身不由己，为环境所迫，但是我一直在努力着，我的出版理想从未动摇。我努力尽可能通过自己的力量，通过一些好书去引导人们的阅读，尤其是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消费更需要引导。而如果没有出版理想，没有责任感和使命感，是谈不上如何去正确引导的。尽管这样的出版理想能否完全实现还是未知，但是有了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就会去为之努力，而且是终生为之努力。尽管也许目标实现的程度上会有所不同。有人说，你编辑出版的作品已经获得了国家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入选了三个一百原创工程、国家出版基金，甚至韬奋奖都拿到了，花甲之年来到北京，你还在追求什么呢？说实话，就个人的出版理想来讲，我就是希望能够出版更多的好书，但是我到清华来就不仅仅是为了出几本好书，因为我是总编辑，我希望在国内一流的出版社，能够带出一支好的队伍。所以我现在尤其重视队伍建设，重视重点板块的编辑引进，我认为企业要可持续发展，人才队伍建设不可忽视，再优秀的出版人迟早都要退出舞台的，社长、老总也总是要退出历史舞台的，能留下的只有队伍和出版精神。
二、好编辑：编辑理念追求品位
在出版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似乎忽视了一个不应该忽视的问题，这就是出版人作为文化传承的使者对文化品位的追求。文化品位的忽视直接导致了我们出版物整体质量的下滑。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出版界的许多积弊产生的原因都可以追溯到出版人摈弃了文化人的追求，或者说是因为文化人本性丢失这个问题上？
出版实践告诉我们，一本好书，一本符合人们生活、生产、工作、精神需求的图书，无论是有社会效益，还是有经济效益，它们的共同点都是必须具有文化品位。没有文化品位的弘扬主旋律的图书一定是空洞的说教，一定是没有新意、没有创新的出版物；没有文化品位的能获得经济效益的图书，一定是庸俗的、低级的、哗众取宠的出版物。文化品位是出版物和出版业效益核心价值的体现，这应该是一个不争的评判标准。
笔者以为，所谓“文化品位”，一定包括了内容的创新性、价值的积极性、形式的健康性三个方面，所谓文化品位的高低，一定就是在这三个方面的程度的高低。自主创新，是出版物的灵魂，原创是出版物文化品位衡量标准的重要内涵；而社会价值的积极性，则是文化品位评判标准的基础条件，那种低俗的文化垃圾、庸俗的迎合之作，是没有“品位”之说的；形式的健康性是文化品位的外在标志，我们的出版物应该是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精神食粮，而不是跟风出版、机械模仿的应景之作，不是哗众取宠、庸俗作秀的低俗之作，也不是空洞说教、重复出版的文化垃圾。有了“文化品位”这样的结合点，笔者相信，两个效益就一定能达到真正的统一。
我们的出版社，不管如何转制改企，我们的出版人，不管面对如何的环境，努力出一些“比人长寿的书”应该成为我们的追求，出版社应该以书名社。因为，一部出版史，就是出版社出版好书的历史。我们每个出版人应该为之做出努力。我们在强调出版物效益的同时，应该首先在观察其文化外表的同时，看看它有没有“文化品位”的内核！
三、好编辑：业务功底博厚精(www.xing528.com)
各行各业都有一个基本功的问题，搞出版、当编辑，它的基本功首先就是文字的基本功。由于先天的不足，中国的出版业在二十世纪末始终处在一种焦虑的躁动之中，浮躁成了出版业健康发展的障碍，忽视文字基本功就是浮躁心理的一种折射。在出版业工作多年的老同志，尽管他们对高科技没有年轻人那样运用自如，可是他们有扎实的编辑基本功。近年来补充进入出版队伍的年轻同志，不少人身上忽视基本功的浮躁作风就表现得比较突出了。因此，眼下的报纸差错率高得惊人，图书编校质量由于近几年的重视以及配套措施的出台，确实提高了不少，可是仔细审阅，从标点到用词、从语法到逻辑，还是让人不敢恭维，基本功的问题已经到了非重视不可的地步。其实可以想见，我们那些年轻的编辑，就是那些硕士博士，只要不是来自语言专业，又未受过专门训练，其中国语文水平不就是高中的水平吗？大学乃至研究生阶段，与语文几乎告别了，难怪有的硕士博士的学位论文连语言文字文法都没有过关。这样的语文水平，又如何能编校出高质量的稿子？
现在很多出版社的老总，在审读书稿的过程中，经常为此感到担心，书稿已经到终审阶段，有时甚至是清样检查了，还有那么多的问题出现。仔细分析这些问题，其中有的就是责任心的问题，例如目录正文的不一致、版式前后的不统一、引文注释上的疏漏等等的低级错误屡见不鲜，而这种低级错误只要认真一些的话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只是在现在，似乎做到这一点好像也变得很困难，许多编辑受经济利益的驱动，甚至以质量为代价。浮躁、急功近利这些编辑工作的大忌已经是十分普遍的现象，所以根本谈不上什么提高编辑含量的问题，编辑实际上在做着校对的事，而且还是一个不称职的校对——因为一个称职的校对也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的。其中还有许多问题却是基本功的问题，大多是语言文法的问题：错字、别字、用词不当；数字运用不规范；语法上的错误就更多了，动宾搭配不当、句子成分不完整、关联词语运用不正确，甚至标点符号的运用都是错误百出，连本应该重点检查的前言、目录、后记上面都仍留下许多几乎是不可原谅的差错！
在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需要策划人才，我们同样需要周振甫那样的编辑家！我建议我们的老总们，不管是集团的还是出版社的，都应该亲自去编编书，这样才能有体会。
四、好编辑：出版精品比人长寿
精品力作的打造，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重大的课题。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出版人，每一位编辑，谁不愿意多出一些好书，多出一些看着也舒服的好产品？我们都想成为张元济、陆费逵、叶圣陶、邹韬奋这样的出版家。然而，我们毕竟生活在现实世界，生活在滚滚红尘中，我们无法回避种种矛盾和难题。生存环境有的时候会让我们身不由己，甚至违心地去做着自己并不情愿去做的事情，现实就是这样地折磨人。因此也就有了我在以前出版社任总编辑时期说过的：我承认在自己总编辑任期内出了不少的文化垃圾，因为我要生存，我领导的企业要生存，但是，出版人的良心与责任感在鞭策自己，我将努力多出一些文化精品，为我们的时代，为我的企业，也为我自己留下一些能够回味的文化产品，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够做出哪怕是一本两本“比人长寿的书”来，这也许就是现在所说的“精品力作”吧。在今天这样物欲横流的时代，我们的出版人更要坚守自己的职业道德，坚守自己的职业理想。
一个名社，她一定是由两个方面组成的，一个是名品，也就是好书，一个是名编辑，也就是好编辑。不管是集团还是单体社，没有了精品和名编辑，你的效益再好，利润再高，也不会被历史所记载的。任何一部出版史，一定是由名书、名编辑、名社写就的。时代需要好编辑，事业呼唤要有有理想追求的好编辑。这就给我们今天的出版业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管理部门，关注人才培养，创造好的环境；要求出版人尤其是社长总编要带好团队，培养人才，留住人才；要求高校与出版业要紧密联系，培养出出版业急需的人才。
不管任何时候，我们出版业的改革应该思考两个问题：一个是我们作为出版人，应该为社会、为时代、为人民贡献些什么？二是我们的出版社、出版集团，社会、国家需要我们贡献些什么？我想，他们对出版业的希望肯定不是仅仅多一个中石油那样的企业！
留下这样一个庄严的课题，让我们共同去探讨。
两次北戴河的会议演讲，触及的很多主题其实是相同的，暴露出的出版业的种种弊端也是相同的，10年时间虽可以说是弹指一挥间，但也不是一个短暂的时光，可为什么我们的出版业在前行的途中，种种痼疾、弊端无法得以根治，有的甚至犹如梦魇一般，斥之不退，挥之不去，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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