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问道：市场竞争与编辑体制改革

一、序言——中国出版业的现状

中国的出版改革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开始至今，已经历了十多年的历程，但是，改革的进程十分艰难，到新世纪初就基本上陷入僵持胶着状态，出版改革要进一步深化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一次出版要转制为企业的决策出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来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这次改革的启动，必须首先了解我们出版界的现状，尤其是存在的问题。我在这里主要讲的是问题，五十年来中国出版的辉煌成就是有目共睹的。我们的注意力应该多集中在对问题的探讨上，因为只有经常看到自己问题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何况我们今天正处于改革的重要关头，所以大家不必以为我因此对中国出版业失去了信心，之所以能够看出问题，去讨论问题，恰恰正是一种信心的表现。

坎坎坷坷、错综复杂是中国图书出版业改革道路的写真。目前正又一次处于大变革的前夜，改革已经进入了一个重要的关头。

（一）体制变革——断奶分流的剧痛，这是根本的矛盾

1.企业与事业的定性问题——全面转制的问题

出版社成为事业单位性质企业化管理本身是一场历史的误会，这个问题我下面要讲到的。

2.剥离教材利润重新分配的问题——招标引发的惨烈的自杀性竞争

第八轮课程改革在表面上打破了人教社50多年来一统天下的垄断局面，众多的出版社投入到了标准教材的研发和出版的竞争中，这恐怕也是决策者始料不及的。教材大战烽烟四起，其状惨烈无比。本人以为教材运用招标的这种方法只是目前打破垄断的一种过渡性的措施，矫枉必须过正，因此这种局面终将改变。目前这种方式一是导致为了中标而进行的恶性竞争，出版社非生产成本急剧增加；二是对于作者的开支大大增加，有的作者因此漫天要价；出版社为了要推广本版教材，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占领市场，而且很不稳定；三是滋生了腐败现象，已经有不少教育部门的领导和工作人员栽倒了。以后发展的方向是教育部门组织专家论证通过后由指定出版社专营，其利润应该为教育事业服务。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宣布新教材停止租型已经给我们发出了信号，因为我们在打破大的垄断的同时，又引发了新的军阀割据式的垄断，租型其实本身就是垄断的表现方式之一——这不就是“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钱”嘛，尽管你吃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让教材通过了审定（期间的手段和方法简直不可言传），却被人拦腰一刀，显然有失公平。我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举动叫好。

3.主渠道与民营渠道抗衡的问题——总发行权的开放致使竞争更激烈

民营书业也开始获得总发行权，标志着民营书业与国有书业开始享有同等的国民待遇，无论是在大型订货会还是全国书市，民营书业都已经登堂入室，与国有书业一样取得了设摊的资格；在整个图书市场上，除去中小学教材，民营书业已经稳居半壁江山。目前民营书业全国已达7.8万家，销售已达500亿元。当然，民营书业（在这一点上，国有书业也一样）决不会满足现状，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参与到出版中去。

民营做书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可以这样说，凡是比较有规模和档次的民营书业几乎都参与了出版；现在国有的新华书店也开始参与其中了，一种是以项目的形式与出版社合作，另一种形式则是干脆组织出版部门，四川就成立了出版部门。其实这也不奇怪，新华书店本来最早就是前门开店后门自己生产图书的。

向书业的上游出版拓展，不仅是国际出版商的长远规划，更是民营书业长期以来的夙愿，教辅图书和大部分畅销书的成功更是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现在总发行权的开放，今年12月1日又将对国际出版商开放批发领域，这都进一步为他们进入这一领域创造了条件。

4.垄断与反垄断的问题——出版集团和发行集团的改制为打破垄断创造了条件

跨地区经营将引发新一轮的竞争。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的集团化热潮和连锁经营热潮加剧了中国书业的垄断和地方保护主义，尽管当时的人们不愿承认这一点，但是，造成的后果事实上就是这样。各省的组建集团、本版书的发行成了政治任务、书市上交换码洋现象的产生就是这种后果的具体表现。进入21世纪后，人们开始冷静下来了，感觉到这种现象难以为继，必须改变。一是民营的跨地区，二是一些有实力有远见的书业人和出版人开始往外省扩张，浙江集团由于宋城的加盟，博库书城开到了江苏上海就是一例；在外地设立分社或者办事处也就成了一部分急需扩张的出版社的改革举措。

但是，从大面上来看，我们的出版业又表现出许多与改革不相协调的现象。阵痛之中，人们以特有的情感和方式表现出对计划经济时代的依附，对独家经营和产业垄断形式的深深留恋，真正要转制了，却又对于原有的体制恋恋不舍。产生这种复杂矛盾的历史渊源固然是中国出版产业的不成熟，为数众多的业内人士在面对新事物、新架构时缺少了变革的勇气，但更为直接的现实原因是：人们在新旧体制转轨变型的过程中，尚未从根本上消除数十年一贯制的旧体制中所形成的某种“既得”利益的惰性。

（二）资产重组——打破行政统管的有效手段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的建立出版集团是企图为中国图书出版业寻求更多大规模的发展开辟出新的通道，但是结果令人遗憾。在推进资产重组、规模经营的进程中，非市场化的行政手段依旧以其固有的惯性制约着改革的进程。

政府“拉郎配”式的组建集团、近似于“扶贫式”的强弱组合、近似于“喂奶式”的企业联合、继续加固贸易壁垒的“连锁经营”，集团变成了集权，造大船变成了造大锅，大中盘的连锁经营变成了贸易壁垒的铜墙铁壁，其中的根本原因除了发行业本身的对于旧体制的依恋外，政府职能转换的迟缓和不甘心于退出市场领导地位的潜意识也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原因。此次的转制，实行国有资产授权经营或委托经营如果只是作为一种逐步走向资本多元化的过渡性措施的话，那么，资产重组就不是一句空话。

柳斌杰副署长在视察重庆新华发行集团时强调指出，今年十月之前，必须建成产权清晰、独立的法人实体；必须建成母子体制、两级法人的法人治理结构；必须建立独立核算、自主经营的经营体系；必须企业到底，不允许企业夹事业；必须依照企业章程来运行，试点中有条件的，要再往前走。不搞单一的国有资本，要实行多元化改造，彻底实行混合所有制的公有制形式。

（三）统一开放——折射出地区封锁的阴影

二十世纪末，中央军与地方军，外版书与本版书，重点书与一般书的跨地区发行，系统与系统之间无不存在以地区封锁、地方保护为标志的界斗。

这就使得进行中的中国图书发行改革出现了一种新的矛盾格局，一方面是改革的设计者和众多的有识之士呼唤着图书市场的统一开放，另一方面却是有资金和物业实力雄厚的“中盘”依托其经济实力和隐形的权力“分封割据”图书市场。形成这种矛盾的直接原因首先应当归咎于以利益为驱动的狭隘的地方保护主义，但改革的原初设计中缺少对宏观目标的整体规划和对改革进程的强力调控也是十分重要的原因。

（四）市场繁荣——夹杂着泡沫文化的光环

出版的浮躁，计划经济的顽疾，管理部门的政绩工程导致了泡沫的泛滥、虚假的繁荣。种种表现如下，不一而足：

重复出版、跟风出版，选题雷同，平庸书泛滥；

虚假广告、爆炒爆作的签名风、首发潮；

名人出书、小孩出书；

书名做文章，不堪入目；

名目繁多的图书奖……

据统计，去年投入市场的图书高达57万种，但是只有5%的品种创造了52%的效益。退货没商量也是导致库存节节上升的重要原因之一（据说，有的出版社退货率超过了40%。据官方统计，全国的库存2002年36.89亿册、343.48亿元，码洋增长15.43%；2003年库存38.54亿册、401.38亿元，码洋增长16.38%）。

（五）激烈的竞争——涌动着无序竞争的暗流

暗流的表现五花八门：

明争暗斗的折扣仗、扰乱市场的特价书；

买卖书号、刊号；

剽窃抄袭的侵权行为；

盗版盗印活动的日益猖獗；

版权引进的恶意竞争……

以上这些多年来挥之不去、拒之不退的顽疾困扰着我们，出版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对于入世的承诺兑现的时间表的临近，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都预示着中国的出版改革必将面临一个新的突破。

二、中国出版的改革与转制将导致出版社运作机制的重大变革

本人多年前就曾对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体制提出了不同意见。我认为多年来“事业单位性质，企业化管理”的观念似乎成了我国出版单位左右逢源的护身符。其实不然，正是由于过分强调了图书的特殊性和行业的特殊性，因此在观念和体制上严重滞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影响了我们改革的决心和信心，这也是为什么图书出版部门的改革推进缓慢，即使是已实行的改革（如目前成立的一些集团）也往往会走调变味。因此我们不能让这种滞后的观念成为我们设计跨向市场经济的改革方案时的一种桎梏。只有当出版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后，出版社体制的改革和运行机制的转换才能成为现实。出版社真正实行企业管理模式就必须打破目前这种四平八稳按部就班的机构设置，应该按照市场竞争的要求去建立新的运行机制，提高工作效率，加强管理。出版改革转制对编辑工作的影响将是深远的。

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定》《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的规定》（国办发〔2003〕105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的通知》（中办发〔2003〕21号）文件明确提出：经营性文化产业要以改革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为重点，培育市场主体，要面向群众、面向市场进行体制机制创新，进行企业改制，实施公司制改造，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根据中央和国务院文件精神，中国的出版单位除了人民出版社等少数公益性单位继续保留事业单位性质以外，其他的出版单位都必须转制为现代企业，中国出版业的改革终于走出了具有真正改革意义的第一步，这将对我们出版单位的编辑机制的改革产生深远的影响。

要适应市场竞争，出版社必须尽快改变现有的事业单位的机构设置方式，对出版机构作全面的改革，我国已经有为数不少的出版社进行了这样的改革，事实证明，这样的改革是有成效的。笔者曾在二十一世纪之初，发表了一篇关于在出版社（当然我指的主要是中小型出版社）实行“一长三总制”的文章，在业内引起了比较强烈的反响，此文收入2002年度的《中国出版年鉴》。大意是：(www.xing528.com)

1.策划编辑部与营销策划合并组建市场开发部。可以设立总策划。

2.发行、储运和读者服务部合并组建图书公司，实行两级核算制。可以设立总经理。

3.案头编辑部和出版科、校对室合并组建生产部，内部考核机制可以由部里根据岗位制定。可以设立总调度。

3.财务、办公室组建行政部或保留原建制直属社长领导。

4.总编办公室、审读室保留原建制，直属总编辑领导。

这是机构设置上必然会产生的变革，在人才引进、使用上的机制，在劳动分配制度上也将进行深入的变革。一切必须要适应企业的管理要求，适应市场竞争的要求。

但是，目前的出版社转制的改革到底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取得什么样的成效，我以为还是很难说，因为涉及的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柳署长在7月13日—14日到重庆考察新闻出版工作时指出，经营性单位在改革中要以资产为纽带，推动兼并联合、资产重组，集中优势资本，盘活存量资产，形成集约化经营和跨媒体经营，突出主业，迅速做大做强。观点十分明确，思路十分清晰。但是这也带来一个问题，既然是企业，既然要以资产为纽带，那么，出版社能否像其他的企业一样去争取利润的最大化？既然是企业之间的竞争，那么还应该不应该有分工的范围？能不能只要具备执业资格就可以从事出版工作与现有出版单位一样取得“国民待遇”？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资本的人格化等等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有的是没有涉及，有的是不能涉及，所以，转制到底能够给我们的出版业带来些什么样的变化，还很难预料。但是毕竟真正触及实质性问题的改革的步伐已经启动，一旦进入了正常的轨道，前进的步伐是停不下来的。我们应该把握这一有利时机，在内部的运作机制上多下功夫，积聚内力，练好内功，以迎接改革深化阶段的到来。因为这个阶段总是会到来的。

三、中国出版业的改革与转制将对编辑队伍建设产生深远的影响

1.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现代编辑应该是能够下得厨房，又能出入厅堂的复合型人才。

（1）要有强烈的市场意识和经营意识，熟悉图书市场，对于选题有一种发现的敏感性；

（2）要有自己的学术背景，能在某一方面有一个可以与作者对话的平台，自己的身边有一支优秀的作者队伍；

（3）要有较强的理论水准，对自己的职业要有自己的见解，关心本行业的发展态势；

（4）要有扎实的文字基本功，这是编辑职业本身的要求，无论是什么学科的编辑。由于近几年对于人才问题的重视，出版单位对于新编辑人员的学历要求是提高了，在大多数出版社，没有硕士学历几乎是没有被聘的可能性了。然而，学历的提高并不等于编辑基本功的提高，同样也不会等于编辑工作质量的提高，对于新编辑的培训，必须从语言基本功抓起，文科的年轻编辑要重视，非文科的年轻编辑更要重视。而高等学校，尤其是那些直接培养编辑出版人才的高校，更是必须把提高学生的汉语言基本功的问题列入学校教学改革的议事日程，在教学大纲中就必须突出这一问题。否则，我们的年轻一代将会出现洋文的水平高了，本民族的语言水平低了；现代化的科技手段熟练了，语言的基本功却生疏了。因此，狠抓中国语言文字基本功的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尤其是我们专门从事出版工作，生产受教育者必须使用的知识的载体——图书的编辑人员来说，显得更为必要。

2.精英人才的加快流动

二十一世纪的竞争首先是人才的竞争，企业的发展关键也是人才。外商进入别国创办企业必须依靠当地人才，出版业尤其如此。民族语言、民族文化、民族心理上的局限，外商势必会在当地物色代理人，我们今后与外资的竞争，真正对手将是同样的“龙的传人”。外国企业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就在香港举办中国经纪人训练班，就是在为抢滩登陆做准备。据统计，清华、北大每年的毕业生中82%、76%为跨国公司挖走。笔者曾断言：未来的中国图书市场上参与搏杀的将是香港、台湾、大陆及外资的中方代理四类清一色的中国人，届时将会上演一出“同室操戈”的活报剧。而这些代理人，将出自目前大陆上或明或暗存在的不计其数的工作室和民营书业的精英们。因此，我们只有千方百计地争取、留住他们，才会更有利于将来的激烈竞争。

随着改制的进行，企业运作的推开，出版社之间发展的速度、有作为编辑的腾越空间乃至待遇上的差距将越拉越大，这就为编辑人才的流动创造了客观条件。而出版社之间随着竞争的加剧，势必会更加重视人才问题，除了从高校引入高学历的人才外，行内的行家里手则更会成为各家争取的对象。国际出版商和境外出版商要在中国大陆抢滩登陆，也必须依靠大陆的精英人才，选题资源和人才资源的本土化是他们唯一的选择。因此，可以预计，出版界新一轮的人才争夺战即将打响。

3.编辑队伍的分流

市场化的进一步深化，策划制的进一步强化，势必会推进编辑队伍的加速分流，策划编辑和案头编辑的分工将更加明确，扬长避短，优化组合，将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编辑的能量。

作为一个策划编辑，必须具有较强的社会活动能力，尤其是组织能力与公关能力，同时他们必须是思维敏锐、信息灵通、精力旺盛、社会接触面广，而且有较强的市场观念和经营意识。显然，这不是所有编辑都能或将能具备的素质。有的编辑专业基础扎实，语言文字功底深厚，但不擅长社会活动；也有的编辑由于性格等方面的缘故，不善交际；还有的年老体衰，不便外出奔波。因此实行策划编辑制，必须实行编辑队伍分流，合理配置人才资源，让编辑在最适合的岗位上发挥自己的特长，扬长避短，各尽所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编辑的个体效能和整体效能，这也有利于各自经验的积累和业务能力的提高，对于选题质量、编辑加工质量的提高无疑会有很大帮助。

四、中国出版业的改革和转制将使编辑机制的变革进入实质性的阶段

出版组织的社会化进程终将启动，可以预见，出版公司、工作室在以后的时间里将会更加活跃，展现出勃勃生机。

允许出版单位异地发展，将为许多出版单位实现内涵式发展铺平道路；允许民营书业取得总发行权将成为中国出版业改革继续深入的突破口；出版资格社会化（放开职业资格考试的范围）将带来编辑工作社会化。

具体说来，将会出现以下三个方面的重大变化：

1.编辑工作社会化

随着出版业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出版职业资格考试的逐步面向社会，文字加工编辑终将实行社会化。今年的出版资格考试初级已经放开，中级也有所松动。

在目前阶段，出版社的案头编辑部也可以组建编辑公司，内部实行公司制，可以自己调配力量，外聘编辑人员，但是责任编辑必须由具有出版职业资格的人员担任；审读和质量检查由社部控制，质量不合格实行经济处罚措施直至停止业务合作；出版管理部门可以行使职权，停止不合格编辑的执业资格。

2.运作机制市场化

一是编辑运作机制进一步强调要适应市场的发展。在策划编辑机制下，项目组的形式将更加活跃。工作室、编辑中心的活力将更加突现。国有书业、民营书业都将以策划选题的方式介入出版领域。

二是出版社的特色将在自觉的追求中分工更加明确。尤其是一批专业特色明确的中小型出版社，将逐步自觉地走上特色化的道路，因为他们逐渐明白，要想在所有领域里与大社名社比拼是没有出路的，他们的出路只有在某一领域里打出自己的特色，逐步形成品牌，这不是政府以行政手段划定能起到作用的。

三是人才的运作也将更加市场化。策划人、出版人将进一步职业化，对于人才的保护，对于选题资源、客户资源、作者资源的保护将成为对于一个编辑价值衡量的主要标准。随着出版社专业化特色的进一步彰显，策划编辑队伍将更精干，编辑的学科背景将更加专业化。

3.管理体制企业化

（1）对于资本的管理

出版产业资本的多元化进程势在必行；出版产业面临着资产重组的新问题，转制后资产授权经营或者委托经营只是第一步。

然后就是国有资本的问题，国有资本占主导地位的现状将必然会改变；境外资本、民营资本、业外资本势必进入；中国书业势必也将走从国有——国有控股——国有退出控股地位的道路，尤其是在发行、印刷等环节上。

（2）对于人力资源的管理

精英人才的待遇由岗位工资制向年薪制过渡，将成为人才争夺的主要手段。

而人才的争夺不仅仅是编辑人才资源本身的争夺，而且直接关系到对选题资源、作者资源、客户资源的争夺。

编辑的分工也将进一步精细。书业经纪人、策划人、组稿编辑、案头加工编辑、技术编辑将成为新的分工形式。而策划编辑和组稿编辑与营销人员的互动将更加紧密。

时隔10年，2014年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在北戴河召开年会暨第二届韬奋人才培养高端论坛，我作为学会常务理事出席了年会，我的论文也入选大会发言之列，这样，有了我在北戴河的第二次演讲。这次演讲时，我离开讲稿的“题外话”譬如上市的问题、出版主业的问题等可能触动了一些出版同行的心，引出了一些花絮。不过，说实话，我真的没有针对哪个人或者哪个单位的意思，我只是针对出版业出现的某些我认为并不正常的现象而发表的议论，如果谁对号入座那与我是没有关系的。2017年7月中宣部部长在出版工作会议上就批评了我们某些上市出版企业忽视了出版主业发展的现象，这是后话。

这次会议上的演讲稿我也保持原貌，两次演讲的主题虽然不一，但是所涉及的问题留给我们的思考却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