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我们的国家经历了一次疫灾的考验。
早在三四月份，或许更早，在南方开始了一种疾病的传染，这种疾病被命名为非典型性肺炎，简称“非典”。由于属于携带性接触传染，很快在全国蔓延。北京是首都，人员往来密集，所以很快传染开来，因为这种疾病对人的肺部造成的伤害是不可逆转的，也具有较高的死亡率，因此，随着它的传播，人们恐慌的情绪随着隔离措施的严厉，迅速扩散。凡是发现了病例或者是疑似病例，这个部门或者区域的人们就将被隔离；凡是出差到已经发现病例的地区，甚至后来只要是外地出差回来，不仅不能回家、回单位，而且必须被隔离一周甚至更长的时间；凡是出现了类似的病症必须迅速报告，不得隐瞒。从上到下，有一套严密的组织纪律，只要这个地区或者单位来了外人，尤其是从已经出现“非典”病例的地方来的，人们如临大敌，防疫部门乃至于公安部门就立即出动。国家上至党的总书记、政府总理，下至医生、护士、平民百姓，无不将抗击“非典”作为头等大事，好像整个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每天播报发现病例的地方和数量，并播报确诊病例数和死亡人数。一时间，人人自危，整个社会处于恐慌中，公交车上人影稀少，商店门庭冷落，公共场所再也不见人头攒动的场面，以至于发现病例的学校放假，已经在校的学生统统被封闭在校内。每天的报纸、广播、电视，“抗击非典”成了主要的报道内容。白衣战士奋战在第一线，新闻记者冒着被传染的危险，始终坚持战斗在医疗现场，子弟兵抢建医院，科研工作者加紧研制防治药物，各条战线的人们纷纷为了抗击“非典”，日夜奋战。顿时，举国上下，众志成城，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
随着形势越来越吃紧，我们不能出差，不能外出调研，作者也不能来往，一方面，大家感觉到了紧张的氛围，一方面又为那些涌现出来的动人事迹所感动。在那些日子里，读报，是为了了解灾情的发展，看电视，又为那些不顾生命危险的记者采访来的悲壮故事感动得热泪盈眶。就在这样的处境下，我在感动之余，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我，作为一个出版人，该为抗击非典做些什么？我能为这场斗争做些什么？防治“非典”手册、挂图当时许多出版社已经竞相出版，而且也非我所长。应该是4月27日的晚上，再次看到电视里那些让人心中无法平静的动人事迹，一个念头突然冒出来：可以将各个领域的这些感人故事、动人事迹整理收集起来，集中突出弘扬一种精神，鲁迅先生笔下不是赞美过那种“中华民族的脊梁”？在“非典”这场民族的灾难面前，举国上下，众志成城，这不正是我们民族在大灾大难面前不屈不挠的那种抗争精神，不正是我们民族几千年生生不息的力量的源泉？把它们整理出版，弘扬我们的民族精神，书名就叫《中华民族的脊梁——记战斗在抗击“非典”第一线的人们》！主意已定，立即行动。
根据工作日志记载：
4月28上午，组织召开项目组会议，我决定全书将从四个角度去反映抗击非典这场伟大斗争，因此，抽调四个编辑各自负责一个部分，同时我又调集了我的4个研究生，让他们协助搜集整理有关材料，并参与后期的校对工作。我决定以最快的速度，在半个月的时间里，完成这本书的编写出版工作，5月12日务必要投放图书市场，为这场伟大斗争增添动力。其实，我还有一个念头，这也是我就任总编辑后的第一次重要行动，我要看看我这支队伍能否拉得出、打得响，创造一个从编写到出版最短时间的奇迹，而且必须保证质量。
4月29日上午我完成了项目策划书，并将出书方案传真至省委办公厅，同时下午又向省新闻出版局作了汇报，希望能得到上级领导的支持，同时也在考虑为后期的营销宣传、推广活动做准备。(www.xing528.com)
5月1日，虽然是假日，但是我们放弃了休息，我召开了第二次项目组会议，进一步细化了材料收集的要求，明确了对每个故事的点评写法，并决定晚上全体加班。
5月2日下午，我亲自开始撰写《中华民族的脊梁——记战斗在抗击“非典”第一线的人们》的“结语”，下午4点，项目小组再次召开碰头会，汇报收集的材料情况，对遇到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沟通处理，并统一要求。
5月3日，我继续在办公室撰写“结语”“引子”及“出版者的话”。
《中华民族的脊梁》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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