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终于有自己的丝绸通史了

《中国丝绸通史》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

在出版社，不管你是分管发行的领导还是分管编辑业务的总编辑，你首先必须是编辑，是编辑，就要做编辑的工作——策划选题和编辑稿子。我是这样做的。如前所述，我是一个编辑，我一直在策划选题，一直在参与审稿，尽管我曾经有8年是一个分管发行与营销的副社长。

二十世纪末，当时全国仅有的一所以丝绸命名的大学——苏州丝绸工学院合并进了苏州大学。我当时的新居又在这个学院的校园外，天天在丝绸学院的校园里进出，“丝绸”这个概念从衣服布料直接成了我天天见到的具体的人和事：这位是丝绸专业的教授，这里在召开丝绸研究的会议……丝绸进入了我选题策划的视野。

丝绸技术不是我的专业，文科出身的我，在丝绸问题上能做的空间是“史”，这个念头瞬间给我抓住了。中国目前有没有一部丝绸史？我这样问自己。立即进行调研，学校图书馆、丝绸学院图书馆，遍寻未果；网上寻找，丝绸博物馆实地考察，只发现了一套朱新予先生主编的《中国丝绸史》，薄薄的两册，上册是通论，下册是专论，32开本，加起来也至多50万字不到。难道一个丝绸大国，5000多年的历史，仅有这样的丝绸发展总结？于是，一个选题思路跳出来了——《中国丝绸通史》！要填补空白，这应该是一个规模宏大的项目！我兴奋了。尽管正在酝酿策划“现代出版学丛书”，闲不住的我，又几乎是同时开始了一个新项目的启动。

首先是调研论证项目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因为它毕竟不像“现代出版学丛书”那样熟悉，丝绸于我来说，除了可以做衣料，其他都是陌生的。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原轻工业部一级总工程师、丝绸专家王庄穆先生的住址，利用去北京出差的机会，决定登门拜访老先生。2001年4月10日，我来到东四十条对面的小区王老的住宅。身材高大的王老，年届八十，思维清楚，听我说明来意，甚是激动。原来先生也一直在从事丝绸史的研究工作，《新中国丝绸史》就是出自他之手，他反复向我诉述研究出版之困难，一直上书到国务院总理才得到一些经费资助出版，听说我要斥资百万，打造“通史”这个宏大工程，激动得手直发抖，我怎么也忘记不了王老这个让人难忘的镜头，这更坚定了我要拿下这个项目的决心。王老给我提供了许多可以拜访求教的丝绸界前辈，他们是：原纺织部丝绸局局长吴裕贤、上海丝绸公司总工程师陆锦昌、中国纺织大学（现改名为东华大学）的著名教授周启澄等先生，并且根据我对主编要求年富力强、具有较高理论水准的原则，提出了可以由时任中国丝绸博物馆副馆长的赵丰先生担任主编的建议。赵丰——这个名字第一次进入我的眼帘，没有想到他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日子里与我有了交集，我们成了好朋友。

在广泛调研，翻阅资料，特别是早已出版的朱新予先生的著作，我逐步明晰并形成了《中国丝绸通史》编写的要求、体例的框架。2002年1月28日，我专程赴上海，约见了吴、陆两位先生，与他们的交谈，使我对主编人选、编写体例更进一步明晰了，大家异常一致地推荐了朱新予先生的研究生、也是那部简史的作者之一——赵丰担纲这个工程。我在几番论证的基础上，通过了社里的立项。可是在邀约主编的时候，却碰到了难题，正如我后来所总结的，我上演了一部新的“三顾茅庐”。那是从吴老处得到了赵丰馆长的电话号码后，我就开始试图与赵馆长取得联系。在我后来撰写的“编辑手记”里是这样记述的：在访问中，意见逐步统一，这部著作必须由既对丝绸历史、文物考古有深入研究，又对丝绸生产实务极其熟悉而且年富力强的作者担任主编。于是，注意力基本上集中到朱新予先生早年的弟子、《中国丝绸史（通论）》主要作者之一的中国丝绸博物馆副馆长赵丰教授身上。但我与赵丰先生素不相识，开始电话联系后，赵丰先生以任务重、工作忙婉言拒绝了。我意识到选择一个合适的作者不容易，便再次与他联系，反复陈述了我们这个项目情况和我们的诚意，直到第三次的沟通才终于打动了赵丰先生，答应承担这个重任。于是我们聘请赵丰先生担任总主编，实行总主编负责制，主要组成人员由总主编提出，在我社备案。我们对主要作者的要求是必须在某一个领域里有深入研究，在业内有一定的知名度，同时要考虑到作者分布面的广度。最后组成的编委会主要成员有浙江、上海、北京、新疆、台湾等丝绸研究所的专家和高校的教授、学者。

为了保证这个项目的顺利进行，我们需要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反映，我又组织了顾问班子，定期召开顾问会议，对稿子的体例、涉及的广度和深度以及在稿子形成过程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研讨。顾问班子成员由吴裕贤（原国家纺织工业部丝绸局局长）以及王庄穆（原纺织工业部一级总工程师）、周启澄（东华大学教授、博导）、黄能馥（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博导）、白伦（苏州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导）等全国丝绸界的前辈和著名的专家组成。顾问班子的工作，有力地保证了这个项目的顺利进行，实际上，这个班子也成了我在做出每一个重要决策过程中的参谋班子。在社里，我又组建了编辑班子，由我社六个副编审以上的编辑组成，还配备了英文编辑。其间我们分别召开了多次作者会议、顾问会议、编辑会议，全体责任编辑全程介入。

2002年3月18日，我赴杭州中国丝绸博物馆第一次与总主编赵丰先生见面，相谈甚欢，初步确定主要编委成员和编写的要求。

2002年5月18日，在苏州召开《通史》编写体例研讨会，吴、王、周、陆四老与会，主编赵丰和编委清华大学美院美术史系主任尚刚教授和东华大学系主任屠恒贤教授参会。

2002年6月23日，在杭州中国丝绸博物馆召开作者会议，讨论大纲并进行分工。

2003年4月12日—13日，在杭州中国丝绸博物馆召开作者和顾问会议，检查进度和讨论样章。

2004年6月12日—13日，在杭州召开第四次作者和责任编辑会议。会议要求各章8月完成初稿，主编10月完成定稿工作。6位责任编辑先后于9月开始审稿，到12月完成四个审次。一校样出来后，再召开一次作者、责任编辑、顾问的会议。因为已经列入国家“十五”重点出版规划项目，2005年必须完成出版工作。

《中国丝绸通史》是一部全面反映中国5000年丝绸历史的巨著，年代自丝绸起源到二十世纪末，内容涉及与丝绸业相关的各个方面，其中又以生产技术、织物的种类和图案为主要陈述对象，以历史时期为脉络，分章编写。全书印刷字数约167万字（其中插图1358幅），以历代丝绸品种和图案为主，各种生产技术为辅，再配以各种说明例图，尽量收集与丝绸历史相关的其他图片。另外附有参考文献一览表、中国丝绸大事年表等资料。每章的提要、图片说明均配有英文翻译，以便于进行国际交流。图书为8开本，精装，用105克铜版纸全彩印刷。《中国丝绸通史》的出版，填补了我国丝绸研究领域的空白，使我国第一次有了一部完整系统的丝绸史书。

2005年12月17日上午，《中国丝绸通史》首发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浙江厅隆重举行，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陈锦华，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商务部、中国纺织协会、中国丝绸协会、中国版协、中宣部出版局、新闻出版总署图书司、国家茧丝绸协调办公室、中国考古学会等领导和专家近40人参加了首发式。会上，与会领导及专家对这本书的出版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该书是一部能全面反映中国丝绸历史发展的通史，是“填补丝绸研究领域一项空白的图书，是丝绸界人士盼望已久的一部书”，认为该书的出版为振兴中国丝绸业，重振丝绸雄风，为整理祖国文化遗产做出了重大贡献。其中还有一个插曲，首发式原来的议程中原全国政协陈锦华副主席预先通知我，他没有准备讲话，在现场，陈副主席看到装帧漂亮的巨著，激动得手都发抖了，他拉着我们学校白副校长的手说：“我们终于有自己的通史啦，我要讲话！”于是，我连忙协调调整议程，安排陈副主席第一个讲话。当时的场景让我无法忘怀。(www.xing528.com)

《中国丝绸通史》的出版，引起了丝绸、纺织、考古等专业人士以及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中央电视台、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中国新闻出版报、中国文化报、中国纺织报、新华社等30多家媒体纷纷先后撰文对该书的出版进行报道，盛赞该书是一部“拓展文化视野”“尽收中国丝绸文明”，“填补丝绸无专门史空白”的巨著。2006年3月18日，我在北京保利艺术博物馆组织召开了《中国丝绸通史》专家座谈会，与会的20多位来自清华、北大、中央美院、国家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考古学会等单位的著名教授、专家、学者对《中国丝绸通史》的出版给予了一致的高度评价。认为这部著作“作者阵营强大，体例详明，资料翔实，在一定程度上兼有了丝绸织造科技史、丝绸经济史、丝绸文化史、丝绸工艺史和丝绸国际交流史的意义”；“《中国丝绸通史》是一部极有价值的值得欢呼的精品力作”；“在系统完善地论述中国丝绸的历史发展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从中国学术史角度应该给予高度评价，它代表了目前最好的水平，这甚至可以说是一部世界丝绸通史”；“本书作为集体创作的成果，对通史的研究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人民大会堂《中国丝绸通史》首发式

《中国丝绸通史》为出版社带来了巨大的荣誉，获得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图书”正式奖、首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优秀图书”正式奖、“2015年全国文博考古十佳图书奖”，入选了“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江苏省优秀图书荣誉奖，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2006年4月21日，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美国耶鲁大学时，向耶鲁大学赠送了一批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精品图书，其中我们的《中国丝绸通史》也在其中，这也是对我们这个项目的充分肯定。可也因为这，我却受到了一次不小的惊吓。

那是2006年的3月26日，我带着合作印刷厂家的负责人在去延安考察途中，接到总编办同志的电话，语气里有些紧张，说中宣部出版局要调《中国丝绸通史》，而且要求第二天必须送达，口气有点生硬。我顿时也紧张了：是书有问题？我脑海里马上像过电影一般，在紧张思考：“文革”一章？不可能，这是我重点检查的；地图？也不可能，有数的几张地图也反复检查过，台湾、西藏、南海我不知道复检过几次。其他地方，即使有问题，也不至于中宣部来找我啊！一夜不眠，无法入睡，要是有什么问题，那大几十万的投入，四五年的努力，如何交代？……甚至我想到了引咎辞职。好不容易等到第二天上午大约9点，我试探着给出版局一位认识的处长发了一个短信，短信是没话找话，大意是假如今天来不及送到，我从北京书店给你们调一套。对方很快回了短信，第一句还是那样的硬邦邦：“反正今天必须送达！”我心顿时凉了！看到第二行两个字我才深深地吐了一口气，“谢谢”两个字让我彻底放心了！查我的书，不可能谢我！哈哈哈，我如释重负。事隔大约半个月后，我已经忘记此事了，晚上在家里看7点的新闻联播，看到了国家主席向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赠送一批精品图书，《中国丝绸通史》赫然在列，看到那个熟悉的封面，我激动了……就这样，《中国丝绸通史》几乎囊括了中国出版界的所有大奖。

我在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颁奖现场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丝绸通史》首发式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邹书林同志向我建议，可以依托《中国丝绸通史》这个原创工程项目的成果，在以皇皇巨著填补研究空白的同时，进行持续的立体开发，出版一些通俗易懂的普及类图书。《中国丝绸通史》的策划出版过程给了我深刻的启示，出版资源应该充分利用，特色的形成是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阳春白雪”需要，“下里巴人”同样也需要。于是，在与《中国丝绸通史》总主编进行充分沟通的基础上，决定策划组织出版一套《中华锦绣丛书》，以分门别类的形式向读者介绍我国灿烂的丝绸及织物材料文化。在后来我的策划手记里是这样记述的：

在选题的策划过程中，我们的定位是：本丛书拟以具有悠久历史并传承至今的地方性染织产品为主要内容，展示中华各地丰富的丝绸纺织文化，使人们能够读到一部活的中国丝绸文化和艺术史。如果说《中国丝绸通史》是以时间为经而写成的，从古到今，把华夏五千年的文明史划为十段，依照年代细细叙来，那么这套《中华锦绣丛书》则是以空间作纬，按地域分民族，针对丝绸的各种著名品种的历史、工艺、种类、风格以及文化现象等，娓娓道来。我们选择了包括刺绣、缂丝、毡毯、印染、绫绢等不同的品种作为对象，首先推出的第一辑共计八个品种，分别是南京云锦、杭州像景、苏州缂丝、苏绣、贵州蜡染、新疆地毯、露香园顾绣、浙南夹缬。

丛书取名为《中华锦绣丛书》。之所以将丛书取名《中华锦绣丛书》，是源于人们常用“锦绣中华”来说明中华大地如锦绣之美丽，而在事实上，以织锦刺绣为代表的染织文化也早已成为中国文化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锦和绣是丝绸中最为华丽的两种装饰技法和效果。锦用天机抛梭织出，唐人颜师古在注《急就篇》时说：“织彩为文曰锦”；绣以神针引线铺就，《周礼·考工记》曰：“五彩备谓之绣”。周代的五彩只是指中国古代最为重要的赤、青、黄、黑、白五色，而到唐人的织彩则是对丰富多彩的统称了。用多色织出或是绣成的丝绸当然是绚丽多彩，耀眼夺目，因而，世界上凡是绚丽多彩的事物就可以用“锦绣”两字来描述了。从此以后，我们的成语中就有了锦绣大地、锦绣中华、锦绣前程、锦绣河山、锦篇绣帙、锦心绣口、铺锦列绣等等，锦绣之词琳琅满目。用“锦绣”来描述我大中华，自然是十分贴切的了。

在编写体例要求上，我们决定以地方性染织产品为主，综述该类产品的历史沿革，其品种主要类别、保存的传统生产技术，其技术风格以及在当代的创新发展。其中有比较为普通老百姓所熟知的染织产品，也有部分是已经鲜为人知、濒临失传的宝贵文化遗产，品种涉及祖国大地各个地区，以能真正体现大中华的特色，让世界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展现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明。鉴此，在作者的选择上，我们也吸取了《中国丝绸通史》的经验，拓宽视野，分册主编既是对这个品种最有研究的专家，同时我们又照顾到了作者的地域分布。与《中国丝绸通史》一个很大的区别是，在《中国丝绸通史》中，我们以考古发现或是传世实物、历史文献和历代图像及其照片为依据进行写史，而在《中华锦绣丛书》中，我们更为注重的是传承至今的纺织染绣的传统工艺，虽然以丝绸为主，但也包括棉、毛、麻、丝各类；虽然以汉族为主，但更为注重中华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纺织品种。由此，我们借新编的《中华锦绣丛书》，结合已经出版的《中国丝绸通史》，一纵一横，一动一静，希望以此来构架中华文明和丝绸纺织文化的一个立体形象，达到弘扬我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

在写作的风格上，我们要求本丛书以图文并茂、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为主要特色，但仍然必须坚持科学性，不随意增加观点，轻率得出结论，尤其强调其资料性，要求有较新的资料，全面地反映这一产品的面貌。在编写过程中，必须将这些特色品种的发展历史、精湛工艺、纹样种类、艺术风格以及由此而延伸出的文化现象娓娓道来。我们期望这些凝结了作者辛劳和对传统文化不懈追求的文字亲切而又朴实，能带着泥土的芬芳、浓郁的艺术美感，跨越历史与地域的局限，呈现在我们广大读者的面前。尤其是在语言文字上，我们要求通俗易懂，平易近人。我们清楚，传统技艺类图书如果过于专业，语言艰涩深奥，就往往会成为普通读者阅读的障碍。而作为大众普及类读物，《中华锦绣丛书》在我们策划之初，就已经有了明确的读者定位，所以我们要求作者在编写之初就考虑到一般读者的阅读心理诉求。既要将苏绣、蜡染、缂丝等传统技艺细致入微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又要求作者具有化繁为简、信手拈来、娓娓道出的文字驾驭能力；既要沿着历史传承脉络讲究史料的厚度、深度，又要有在“下里巴人”和“阳春白雪”之间游刃有余的转换。实践证明，《中华锦绣丛书》的阅读性强，成为本丛书可圈可点的亮点。

现代社会纷繁芜杂，喧嚣浮躁，伴随着的往往是传统文化的渐行渐远，或被束之高阁，远离于大众生活；或被淡忘冷落，消失于国民视野。怎样才能守护好优秀传统文化，将传统文化的根深植于人们的心中呢？《中华锦绣丛书》的策划出版，也许使我们从中找到了一个恰切而又圆满的答案。也正由此，《中华锦绣丛书》出版的意义与价值也因此得以彰显出来了。我们出版人在今天这个“资本”几乎成为“主义”的时代，应该始终不能忘却自己弘扬中华文明、传播优秀文化的历史责任，这或许就是我们策划《中华锦绣丛书》的初衷。

今天，习总书记提出了我们要有四个“自信”，其中“文化自信”不正源于我们民族五千年的灿烂优秀文化的底蕴吗？我们作为出版人，有责任有义务要把这优秀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让我们的民族自信心更强！《中华锦绣丛书》第一辑8种图书出版以后，广获好评，不仅获得了国家出版基金的资助，而且获得了第三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优秀图书”提名奖，这是我出版人生涯中策划的图书获得的第五个国家级大奖。之后，我又策划出版了第二辑8种，其实本来可以继续做下去的，苏州毕竟是丝绸的盛产地，何况丝绸的品种还有很多未及列入。但我已经退居二线，随后就来北京了，虽听说也申报了丝绸文化产业基金，时有零星的出版物，但未见成套系的推出，此是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