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高与正职 - 我的高校工作职称规划

在高校工作，职称的问题是一个无法回避也不可能回避的问题。从助教、讲师、副教授到教授，除非你做出特殊贡献，否则越级破格晋升是没有可能的。在有的高校，讲师到达一定年限没有晋升副教授，是要调换岗位或者请你走路的，没有评上正高，是当不了博导的。当然，职称的晋升，不仅是与待遇密切挂钩的，工资、津贴、奖金、课时费的标准，以前还有分房、出差的住房标准、车船机座位的级别都与你的职称有关，更要命的是在我们的国度里，颜面是第一重要的，四五十岁，如果还是一个讲师，那是无论如何有点抬不起头的感觉，所以，职称在学校，对于一个教师来说，绝对是一个数一数二重要的个人问题。

而要评职称，当然是要条件的。除了学历、任现职的年限是硬性条件，其次是你工作的业绩、科研成果、项目或者获奖情况，计算机能力、外语水平又是两项必须通过的考试。（写到这里的时候，听说国家已经有新政策了，外语、计算机将不再作为职称晋升的必备条件，甚至还包括论文，我真的羡慕后来人。）当你全部具备了上述条件，还有一个指标的问题，如果限于名额的限制，那将又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只有当你拿下了正高，你不仅在院系有了地位，也不用再被别人考来考去，评来评去了，而且在教学科研的一应事务中有了话语权。我不能免俗，正高职称当然是我人生规划中的重要内容。我怎么也不会忘记在那个年代过去后，留校工作的我，在开始的那么多年中像个小媳妇一样，整天战战兢兢，接受着随时而至的什么“摸底考试”。打着那个年代印记的我们，好像时代的丑恶、罪过都应该由我们来承担的一样，我在外进修，可以在没有通知的情况下，把试卷寄到我进修的所在学校，让资料室的工作人员进行监考。一个上学之前已经是一所完全中学的骨干，而且担任着相当于副校长职务的教师，读了几年书，反倒成了“另类”。要不是时代的进步、命运的眷顾，或许在毕业前就进了那个什么帮的监牢了的我，在那个帮倒台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却在某种意义上成了时代的替罪羊。其实，在我们这支百万大军里还是出了比例不低的人才乃至于国家的栋梁，幸亏了我的努力、坚持，我这个从没有离开过学校的“工农兵学员”或许也会被“请”出高校，扫到什么偏僻的旮旯里去了！记得终于评上了那个时代结束后的第一批讲师以后，我如释重负，个子那么高的我终于敢把腰杆挺直了一些，显出我原有的高度。可是，我很快又投入到为晋升副高的拼搏中去了。当副高任职年限到达之后，我自然又把目光瞄向了正高。

达到副高任职年限后，我在准备着正高的申报。工作业绩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满负荷工作的我，工作量没有一年是不超的，何况我还每年招收4、5个研究生呢；科研成果同样没有问题，开始出版问道后，我几乎每年发表6、7篇比较像样的论文，起码有4～5篇是核心刊物刊发的，而且获奖的论文也有好多，级别也不低；我个人入选了江苏省第二届“优秀出版人”，所策划责编的图书获得了两个省部级优秀图书奖；计算机能力测试我也顺利过关，尽管对于当时我那个年龄的要求很低，仅要及格分数的60%，而早已开始使用计算机工作的我，考试的得分远超过有些比我年轻的人。

唯有外语！外语一直是我的痛。中学时代刚开始学习外语，那场运动来了；中学教师工作期间，没有条件和可能学习外语；大学期间不开外语课，留校工作后，知道职称的评定离不开外语，就参加了教工英语补习夜校，读到中级，就没有了。1984年暑假，我担任班主任的81级有个考研的英语强化班，于是参加了这个班。记得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太太和女儿去了南京度假，我每天上午与学生一起听半天课，教材是《新概念英语》，从第二册开始学起，起初还可以，到第三册，我就明显感到跟不上，每个上午三课，我下午与晚上光把课文弄通就已经不错了，还要背单词、记语法，基本上是似懂非懂。不过，这一个月的强化学习，四册《新概念英语》囫囵吞枣的学习，倒是让我后来的副高外语考试顺利过关了。

按后来的要求，副高的职称外语考试过了，正高可以不用再考了，可那个时候却不可以，一码是一码，申报正高职称，外语还得考，那时已经是全省组织统一考试了，水平的要求自然也更高了。没有办法，唯有继续去补习，对外语已经没有信心的我，是太太去帮我报的名，于是硬着头皮去补习了。那时候的我工作又忙，还常常出差，补习班是市教育学院举办的，每周好像是两次，我下班后就直接骑自行车赶过去，大约要25分钟，来不及吃晚饭，只能在那个学院外面的小店吃碗面条就进教室。那是一个很大的礼堂，听课的人总有300多吧，尤其是夏天，又热，还有蚊子，本来就听不懂，加上疲劳，就更是昏昏沉沉，不知听进去了多少。当时与我一起去参加补习的还有我们学校党校的常务副校长和后勤处长，我们三人成了同学。2001年11月10日外语考试（我至今还保留着这次考试的准考证）在市一中进行，下午就要出差去大连的我，早上匆匆忙忙骑车赶去参加自己完全没有把握的考试，出差的行李箱已经准备好，只等考试结束回来拿了就直奔机场。

外语考试以后，因为自己确实没有把握，因此也就没有当回事。根据工作日志记载，2002年1月24日，江苏省考试办公室公布考试成绩，其实我并不清楚，是我出版社的一个正在读博的老学生兴冲冲地来告诉我，说你外语过了。因为他也参加了那次考试，当然他也过了。得知外语通过后，自然是欣喜异常，但仍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跑到时任学校成人教育学院院长的太太那里，让她的办公室主任又上网给查了一次，居然没有错，我顺利通过了，而且还是我们三个“同学”中的最高分。我的另两位补习班“同学”一个比我低6分，一个低3分，我是当年晋升就派上用场了，他们是第二年晋升的。外语通过了，真的是像释去重负，晚上就请几个社里的小兄弟豪饮了一次！

我的正高职称英语考试准考证(www.xing528.com)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职称评定工作开始了，我首先遇到的问题是申报教师系列的正高呢，还是非教师系列专业技术的正高？因为我是研究生导师，我从没有离开过教师岗位，而且每年有教学任务，当然也可以申报教师系列的高级职称，但是必须有指标，因为不在文学院的编制里，自然不能去占用他们的编制，但没有编制，无论怎样在文学院都不会获得通过的。如果在教师以外的专业技术系列里评审，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即使学校通过后，还得报省里出版专业高评委最后评定。而我心中清楚，我们出版社是一个才成立刚满10年的出版社，无论实力、影响，那在省里都是微不足道的。我们的第一任总编辑，当年我在中文系时的教研室主任，他是一个鲁迅研究专家，也是当年《鲁迅全集》编委会的主要成员之一，他的学生都早已评上正高了，业务绝对是没有话说的，可是他由副高申报出版类的正高竟然没有通过！我一直为他感到愤愤不平，说实在的，凭学识，他当副教授，我当他的助教都有点诚惶诚恐的，他都没有通过，我能通过吗？当然，我知道，这其中与出版社的影响和地位有很大关系，更何况当年江苏出版总社8家与地方及高校8家出版社，我们戏称“内八家”“外八家”，我是主管发行的，经常与“内八家”吵架，到这个点上，能让你轻易通过吗？后来我知道，省里的高评委主要有三部分人组成：“内八家”和“外八家”出版社的专家，以及期刊类的专家。这种评委会只要其中有一个表示了不同意见，基本就没有通过的希望了！

这个问题的最后拍板人是校长，我硬着头皮去预约求见校长。根据工作日志记载，2002年3月20日，校长接见了我。我申述了实际情况，比较了解我的一把手校长在仔细看了我的申报材料后当即表示了他的意见：“你已经符合申报正高的条件了，但是考虑到你们出版社还没有编审，你应该去努力争取一下，你还年轻，评上正高后就可能进入省出版系列的高评委，对出版社有利。如果今年不成功，明年学校就下达指定指标给你，因为涉及转岗评审问题，今年学校先给你转为教师系列，明年就不会有问题了，这样你总可以放心了吧。”校长不仅这样说了，还拿起电话机，当即给人事处作了布置。说实话，当时我真的有点感动，一把手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还能说什么呢，只有挺身去冒险一试，大不了晚上一年呗！

就这样，我还是申报了出版系列的正高。学科组和学校高评委自然十分顺利地通过了，上报省出版系列高评委。那段时间我一直有些忐忑不安。根据工作日志记载：2002年9月5日，我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邀请，前往上海参加一个“出版跟风现象研讨会”。记得出席会议的有20来人，主要有上海、浙江和北京一些出版社的社长、总编辑，江苏就我一个人。我被安排第一个会议发言，至今在网上还能查到那次会议的报道，事后我根据当时的发言还写过一篇文章，抨击中国出版界的模仿、抄袭、剽窃、跟风等不正之风。就在招待晚宴上，接到南京电话，我正高评审通过了，于是，酒就多喝了，与我“斗酒”的浙江教育社的社长也喝多了。事后，校长见到我还说：你看，我说你能通过的。好像真的有先见之明一样，不过，我心里还是很感激校长的。

正高职称解决了，也了了自己的心愿。正值总编辑退居二线，学校就带着目标前来考察了，目标对象就是我。说实话，如前所述，当年主持工作后，因为种种原因，学校又派来了社长，我对于位置也没有什么兴趣了，我在完成自己分管的工作外，只热衷于自己的出版理论研究和研究生的教育，已经没有什么其他念想了。这次是学校指定的考察目标，可不是我自己渴求的东西。没有意料到的是，居然出现了波折，因为前面提到的原因，有少数人在其中串联反对我出任总编辑。我很清楚，除了前面所提到的原因外，我这个人性格耿直，爱憎分明，也讨厌搞团团伙伙，所以有时常会成为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就是在中文系工作的很长时间里，我可能也是一个属于“有争议”的人物，记得八十年代初期的系领导给我的评价是“高傲、骄傲”，我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得出这个评价的。因为部分人的不同意见，加上其他的一些因素，考察工作中断了。这让我这个眼不揉沙的人光火了，既然是带着考察目标来的，那没有结果至少应该给我一个结论啊，否则外界肯定以为我有什么问题而导致这样的。在班子会上，我一方面指出了某些非组织活动现象的问题，认为领导班子应该有个是非判断的态度，另一方面应该对我有个客观评价。不是指名考察的话我无所谓，既然指名考察那就必须有结论，否则我可不答应！第一次考察谈话是副高、室主任以上人员，因为有不同声音，又来第二次，扩大到全体员工，包括临时工，结果再无一票反对，却又说没有一票反对，不正常！殊不知，全社就那么几个人有不同意见，全在第一轮里表达过意见了，哈哈！事情就这样僵持着。

那段时期一度传出学校准备对社会公开招聘的消息，我当即表示：很好，但是考核小组应该有出版界专家参与组成，我就不相信了！期间，学校高层的朋友也有劝我放弃的，我坚决拒绝了。我的犟脾气上来了，我以为这已经不是坐不坐这个位置的问题了，这是为自己的名誉而战！社里绝大部分的同志为我不平，甚至有的提出要集体去学校反映这种不正常的现象，被我坚决制止了，因为这不利于出版社今后的发展，毕竟出版社是在我手里走出困境的，我不想看到矛盾的公开化。从2002年国庆节前开始，一直僵持着，其间学校只是来了一个通知，由原来的总编辑继续主持工作，正逢社长出访，又指定我主持行政工作。直到2003年元旦过后，学校常委会又一次召开会议，校长、主管出版的副校长以及曾经与我共事也是对我最为了解的一位副校长力排异议，提出任命我为出版社总编辑，校长在会上明确表示“该同志能坚持原则，工作能力强，业务熟悉，完全可以胜任”，这是事后校长找我谈话时告诉我的，还说，出版社你是第一个图书出版类的编审，你不当总编辑谁当？原来，晋升正高恰逢其时啊！（也是这位校长，在后来某年的年终考核有人串联9票打我“不合格”的情况下说“这正说明谁干事谁不干事”，才让我的怒气得到了平复，这是后话。）1月7日学校网上公示，因为我已出发赴北京订货会，所以直到15日我回校后校长与组织部才来出版社宣布任命的。这次北京订货会就成了我不再分管发行与营销工作的告别演说的地方。

其实，我还是很感激在这次的任职风波中持不同意见的弟兄们，我并没有结怨你们，后来的共事可以证明这一点，正因为有了这次波折，也更让我有了一种责任感，回报学校领导和社里全体员工对总编辑这一岗位的期望，让事实证明，历史的选择是正确的！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而那些兄弟们在后来的共事中，或许也真正了解了我的为人，因此，甚至有几年的考核我得到了全社的最高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