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梦！我的出版问道历程：为出版行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随着改革的进程和高科技的发展，我国的出版业正由传统的生产方式向现代化生产经营方式转型，要实现这一跨越式的发展，中国出版业急需培养出一批新型的出版人才。尤其是中国出版业改革的深化和国际出版竞争的参与，需要培养既具有较高理论素养，又具有实务操作经验，既懂出版规律又具有创新的意识和能力的出版人。现代的中国出版业不仅需要出版理论家，而且需要出版家，更需要既懂出版理论又懂出版实务的复合型出版人才。时代已经赋予了中国出版教育的伟大历史使命就是培养这样的人才。然而，中国出版教育的现状要承担这样的使命还是力不从心的，而且差距是十分明显的。从学科地位的确立、教育大纲的制定、师资队伍的建设到实践基地的筹建，这些问题不仅教育管理部门要思考，出版教育工作者要努力，作为出版人的我们也应该全力支持——否则，我们将后继无人。“出版人也应该为自己的行业发展作些贡献”，这就是我们——苏大出版人策划编辑出版“现代出版学丛书”的最初动因。随着思路的清晰、酝酿的成熟，我们认识到，为了我们出版人自己的事业的发展，为了适应出版产业的改革，我们必须及时更新从业人员的思想观念、出版理念，提高他们的理论修养、实务操作能力，我们也应该及时出版可以供我们出版人自己阅读的精神食粮。因为只有提高了自己，才有可能担负起传承人类文明的重任。正是出于这一动机，我们对于这套丛书的定位就不仅仅是教材了，它同时也应该是我们出版人自己在改革与前进中不断进步了的思想观念、不断升华了的出版理念、不断提高了的理论修养的结晶，它应该成为我们在出版产业化进程中武装自己的有力武器。这就是我们在策划过程中形成的基本动因。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创新是一个企业的本质，更是出版业的晶核，而出版产业是进行知识传播的，不断探索新的方法、新的形式，把新的知识源源不断地并且又能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地传播出去，是出版产业发展的目的，也是出版产业发展的动力。因此，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创新方法将是21世纪出版从业人员最基本的素质之一。由此可见，编辑出版作为传播知识的手段的特性决定了它的灵魂是创新，它积累的是出版资源、出版人才、出版经验，探讨的是出版规律，研究的是出版理论，推动的是产业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是否可以这样说，编辑出版领域没有昨天，只有今天和明天。因此，作为编辑出版学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出版类读物，同样必须适应这一特性，必须能把这一领域最新的发展动态、研究的最新成果反映出来，这也就要求我们必须高度重视我们自己行业学习的图书的编写和更新工作。然而，我们目前比较系统的一套丛书还是十年前编写出版的，编辑出版教育工作者强烈呼吁出版类读物的更新要跟上出版业改革发展的需要。这是我们策划编辑出版“现代出版学丛书”的动机。

有了这样的动因，出于这样的动机，我们于2002年下半年开始了这套丛书（第一辑）的策划。酝酿思路，物色作者，编拟提纲，正是在“非典”肆虐的2003年上半年，正式开始了这一工程的启动，于2003年5月7日确定了编写说明，并转发给各位作者。

我们对于本套丛书的设想是立足于创新，尽可能地将中国出版业发展的最新内容、改革的动态、技术的革新、政策的变化、发展的趋势纳入我们的视野。这套丛书不仅应该成为我们本行业从业人员提高自己理论修养和实务操作水平的重要读本，而且也应该成为我国高等学校编辑出版专业学生学习的权威教材。我们对于作者的选定是侧重于那些长期关注中国出版业发展的教育工作者和理论研究工作者，他们中有担任过领导工作又长期从事出版理论研究的专家，有在编辑出版教育第一线耕耘不止的园丁，有在编辑出版管理部门从事实际工作的理论工作者，虽然他们分布在全国各地，从事的工作不同，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在为繁荣中国的出版事业而努力，他们的工作异常繁忙。因为只有这样的作者才最了解我国出版业的发展，最了解我们的出版人需要掌握什么样的知识。

在本套丛书的编写过程中，首先得到了全体作者的全力支持。于友先先生在担任中国版协主席工作异常繁忙的情况下，根据出版社的进度计划，第一个完成写作任务，同时为了保证图书的编校质量，先后亲自校对了两次；南京大学出版研究所所长张志强教授在成稿过程中又接到了作为访问学者赴美国研修的任务，他不顾生活环境的不适应，加班加点地工作，与出版社频繁地通过电子邮件进行联系，终于圆满完成了编写任务；刘拥军、邓普君两位作为系主任，不仅教学任务繁重，而且还有大量的教学行政工作，可他们为了本套丛书的按时出版，常常通宵达旦地工作；武汉大学的朱静雯博士，在繁重的教学任务的情况下，广泛搜集资料，调查研究，为书稿的进度和质量付出了无法以言辞来表述的辛劳；江西省新闻出版局图书处处长朱胜龙、苏州大学教授黄镇伟都把这套丛书的写作看成是为了我们出版业自己的发展而进行的一项重要工作，他们在本职工作异常繁忙的情况下，都高质量地完成了写作任务。

这套丛书的出版是多方面辛勤工作的结晶。我们组织了一个过硬的编辑班子，七个责任编辑硬是在春节期间放弃了春节休息的机会，三个审次、五个校次，根据时间表一一按计划进行；排版厂、印刷厂都把本套丛书的出版，看作是为了自己本行业的发展而进行的一项工作，为了保证丛书的质量，不仅协助出版社把关，而且几乎是不计成本地配合出版社按出版进度工作着。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深受我们广大出版工作者尊敬的许嘉璐副委员长在百忙之中为本套丛书撰写了总序，对出版社的工作、对本套丛书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总序中是这样说的“目前比较系统的一套出版学丛书还是十年前编写的。而出版事业和社会生活几乎是同步前进的；在‘知识爆炸’的今天，出版事业的发展可谓一日千里，也只有一日千里才能跟上时代。永远向前看，这是出版业的重要特征。因此，原有的教材显然已经不能完全满足当前的需要。现在，我国新闻出版界一批著名的专家策划并编写的这套《现代出版学丛书》，就是为了跟上出版业改革发展的形势，根据在这一领域中多年积累的经验、最新的发展动态、研究的最新成果和对未来的深刻思考编写而成的，供正在出版事业前沿努力奋斗的专业人员和有志于投身这一事业的年轻人学习之用”。(www.xing528.com)

在总序的最后，许副委员长还表示，“我衷心希望这套丛书尽快出齐，在听取读者的意见后不断修改提高，使之成为具有权威性的读物和教材；我同时希望我国的出版教育界以这套丛书的出版为新的起点，加强科学研究，逐步形成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出版理论体系，使我国的出版事业不仅在数量和质量方面达到与我国的国际地位相应的水平，出色地承担起传承人类文明的重任，而且在理论建树和人才储备方面也能令世界刮目相看。”

本套图书的出版，受到了业内外的广泛好评。中国编辑学会副会长邵益文先生拿到这套丛书，爱不释手，连连称赞这是一套真正的“现代出版学丛书”！他称赞这套丛书“有很强的时代气息，反映了出版理论、出版学研究的新发展”，“有很强的市场意识”，“对出版发展必将产生强大的推动作用”。中国编辑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吴道弘先生也为我们出版界终于有了一套能够反映我们出版业改革最新成果的读物感到由衷的高兴，他评价这套丛书“编写出版的目的性明确”，“选题的阐述能够密切联系出版改革与发展的实际，体现了时代特色而有新意，使丛书具有很好的适用性”。出版总署人教司孙文科副司长充分肯定了本套丛书“体现了一个‘新’字，体现了我国出版业与时俱进的发展态势，反映了出版工作实践性强的特征，也较全面地反映了我国出版业理论建设的新成果，具有较强的时代感”，他对这套丛书的出版表示了热烈的祝贺，并对出版社“为我国出版教育和人才培养事业做了一件好事”表示衷心的感谢。北京印刷学院、中国出版研究所、中国版协、北京大学编辑出版专业、河北大学编辑出版系等单位的领导和专家纷纷对本套丛书的出版表示祝贺。《中国新闻出版报》在2004年4月7日的“书情周刊”上以“21世纪我国首套出版学丛书”的标题报道了本套丛书出版的消息。

然而，正是因为本套丛书创新的立足点和作者选定的侧重点，也就决定了本套丛书必然会出现很多缺憾，由于其新，也就会出现可能的不成熟，由于其忙，也就会出现可能的疏漏讹误。正如许嘉璐副委员长所说，“任何著作都不可能十全十美，因为就在作者研究、写作的时候，客观情况已经在变化了；再加上每个人占有的资料很难滴水不漏，观察的角度彼此或异，如果读者发现这套丛书还有什么不足和可议之处，我看应属正常。我们总不能等到一切都研究得完美了再来编写——实际上永远不会有这样一天，重要的是做起来，教起来，学起来。”因此，我们真诚地希望广大读者、教育工作者和理论研究工作者出于对本套丛书的爱护，对其中的疏漏讹误，不吝赐教。我们虚心期待着大家的意见、建议，甚或是严厉的批评，因为我们对中国出版业的拳拳之心是共同的。

2004.4.18

这套丛书的出版，一方面为编辑出版学科提供了一套比较能符合出版业实际需求的教材，同时也提高了我所在出版社在业内的影响，而且，我也因此结交了一批高校的、理论界的出版研究者朋友。《现代出版学》的作者张志强教授在“后记”里是这样说的：“现代著名出版家赵家璧曾经总结出‘催’和‘逼’是他的两大经验。他认为，‘作家是编辑的衣食父母，反过来编辑向作者敦促、劝说、恳求，甚至不断地逼请作家动笔，有时也起一定的促进作用。由于编辑的情辞恳切，打动了作家的心，作者就下了赶快写的决心。’他说：‘回顾我所主编的两套文学丛书，八十余部作品中，有八部就是由于编辑的逼而作者赶写出来的。’……吴培华总编似乎学到了赵先生的技巧。在南京，接到的常常是催稿的电话；在哈佛，收到的是催稿的电子邮件。我虽不才，但在他的催促之下，心中充满了紧迫感，并因此提高了写作的效率。”《版权贸易新论》的作者在“后记”里这样写道：“特别要感谢的是苏州大学出版社的总编辑吴培华先生，他的学术见地和责任感，致使了本套丛书的产生，为出版界和出版教育界提供了系统的理论思考，同时，也由于他的信任和厚爱，使我们有了完整表达我们学术见解的机会和场所。”《出版法规及其应用》一书的作者在“后记”里是这样表述的：“苏州大学出版社的总编辑吴培华先生策划出版了一辑‘现代出版学丛书’，有人评价他‘为出版行业、为出版学科建设做了一件好事’，吴总编并没有见好就收，而是又策划了‘现代出版学丛书’第二辑，计划在2005年7月前再出6种。很荣幸吴总编邀约我编写第二辑中的《出版法规及其应用》这本书。”由于在长期的接触交流中建立起来的信任和友谊，我在组织编写“现代出版学丛书”的过程中，联络了一大批活跃在出版理论研究领域和出版教育领域的学者和专家，他们为了中国的出版事业，纷纷答应了我的邀约，成为我这套丛书坚定的支持者，成了我的作者。我感谢他们。

我曾经有个雄心壮志，希望能在“十二五”期间把我的出版社打造成中国编辑出版学教材、学术专著的出版基地。但是，因为任职期限的原因，壮志终于未酬。但是在我临退岗前，还是组织了对其中的10种骨干教材进行了修订，重新出版。由于种种原因，在我离开苏州时，10种教材还没有出版，我在北京，还抽时间代为与作者联系，催促修订的进度。但是，毕竟不在其位了，效果就打了折扣，虽然大多数的作者念我旧情，还是完成了修订工作，后来的营销发行如何，就没有过问了，我估计情形不会太好，因为主持的人毕竟没有我在出版圈内的影响和人脉关系，而且，其他的出版社也纷纷在这个领域涉足，陆续见到了各类教材的出版。在互联网时代，“金子总会发光”的定律已经不灵，也许给淹没了；酒香也怕巷子深了，因为好酒多了；响鼓也必须重锤，因为噪音分贝太高了！然而，我也只能听之任之了，不在其位，帮一段是可以的，但是总不能再谋其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