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重身份之一——出版理论研究者是从1998年的第一篇文章《编辑管理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兼论大学出版社如何实行企业化管理》开始的。坚持着自己“编辑出版没有三年的全身心投入是没有发言权的”理念，在开始的几年中，我这个中文出身喜欢弄弄笔头的出版人，只字没写，为的是自己能有更多的了解，能更深刻地看问题，能更准确地抓住出版业的问题加以分析、批判，所以几年来，我认真学习，虚心求教，不断积累，力图让自己在较短的时间里能获得对自己所从事工作的发言权。正在这个时候，“中国出版改革20周年征文”开始了，我就从最熟悉的自己身处的大学出版领域开始了自己的思考。如前所述，首篇论文获征文二等奖，这无疑对初试问道的我是相当有力的鼓舞，我的出版理论研究可以说是从这里起步的。从此我几乎保持了每年发表6～8篇正式论文的速度，在出版问道的过程中频频发出属于我自己的声音，不仅在媒体上，在全国性的理论研讨会上、论坛上我也常常出现，阐述自己的观念，剖析出版业的弊端，探讨出版业改革的道路与目标。
如果1998年的那次“中国出版改革20周年征文”颁奖会的研讨姑且可以不计的话，我第一次在全国性的出版理论研讨会上作专题演讲应该是在1999年3月9日至10日《出版广角》期刊在南京东郊宾馆举办的“21世纪出版论坛”上。
记得那次论坛是《出版广角》期刊继在北方举办“北京论坛”后在南方再次举办的一个论坛。当时的《出版广角》作为出版领域的一个新刊，知名度还不高。其时的操盘手刘硕良先生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在提升杂志的形象和声誉，应该说，他们是成功的。南京论坛吸引了不少来自编辑出版、营销发行、教育研究界的人士。因为是江苏教育出版社承办的论坛，江苏省出版局与省新华书店都十分重视，对省内各出版社和有关方面提出了积极参与的要求。我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报名参加论坛的。
其时正值举国上下庆祝建国50周年，展示各条战线辉煌成就的时候，我们江苏省也刚刚举办了出版成就展，不仅在出版媒体上，就是在其他各种业外的报刊上也屡见对辉煌成就的报道。喜欢逆向思维和较真的我，却陷入了另类的沉思中，正如我后来在演讲稿基础上形成的文字《世纪回眸：我们更应该看到些什么——中国图书出版业问题探究》一文开场白的叙述，我看到了我们另外一方面的问题，我是这样写的：
二十世纪的脚步声终于远去了，五十年的辉煌也就成了过去。世纪之交，中国图书出版界对五十年出版业的辉煌已作了十分充分的肯定和讴歌，然而这种肯定与讴歌更多的是从纵向的视角去展开的。确实，回顾我国图书出版业走过的50年历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进步是巨大的，出版社由1978年的105家发展至今的566家；出书品种由1978年的17000种、37亿册到1998年的130613种（含重版书，下同）、72.39亿册；销售纯收入由1980年的15.49亿元到1998年的347.42亿元；利润由1978年的3亿元到1998年的46.49亿元，简单的类比用“繁荣”来描绘中国的图书出版业也是实事求是的，“朝阳产业”的提法也是站得住的。
然而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对中国图书出版业作一个横向比较的话，差距之大也是令人咋舌的。日本年出新书4万种，再版书达20万种，可供图书30万种；德国年出新书5万种，再版图书达30万种，可供图书70万种；中国年出新书（1998年）7.4719万种，再版书5.5894万种，可供图书10万种。13亿人口的泱泱大国仅以此现状就冠以“繁荣得很”岂不滑稽！日本最大的出版社讲谈社，年出书1540种，报刊56种，销售24亿美元，占市场的10%；我国出书品种最多的是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出书1958种，而销售最高的却是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发行码洋仅达7亿元人民币，差距之大令人汗颜。再看世界图书市场，美国占了其中22%的份额，法国为17%，德国为14.7%，中国1997年出口图书1209万美元，占市场份额0.2%，差距是不言而喻的。面对即将“入世”，以这样的实力如何去与国际出版业抗衡，从中争得一席之地，更不谈中国图书出版业以上这一组数字中又有多少问题暴露出来。(www.xing528.com)
因此，世纪之交，回眸已经逐渐远去的二十世纪，我们图书出版界应该看到些什么，应该去想些什么，任何学科研讨注重的只能是问题。津津乐道于过去的繁荣（且不谈这种繁荣的程度如何）是没有出路的，成就只能代表过去，问题却关系着明天，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那么问题是什么？问题在哪里？首先，应根据对现状的分析归纳问题的所在，问题的实质，尔后才是追根求源去探究问题的根子所在。如果在这里对于我国图书出版业的现状用以下三句话来概括的话，不知是否过于偏激：“所谓的繁荣掩盖了泡沫现象，利润的增长掩盖了结构失衡，政策的保护掩盖了潜在危机”。
在当时，做这样的演讲，呈现这样的文字，或许有些不合时宜，这样的声音也或许有些刺耳。然而，我是这样认为的，也是基于这样去思考的，在《出版问道十五年》的“后记”里我是这样表白的：
因为我以为能够正视自己的问题才是充满信心的表现，因为只有看到了自己的问题才有了解决问题的前提，才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从提出和针砭的问题，可以看出我对中国出版业的某些症结在进行着持续的思考探索，有的问题直至今天还是我们讨论的话题，到今天还在影响着中国出版业的发展进程。因此，“问道”，问中国出版业的“道”是这本集子也是笔者十五年孜孜以求的。
在论坛的演讲中，我着重指出了中国出版业存在的主要弊端，问题之一是有序竞争尚未形成：其表现为垄断依然存在；游戏规则有待建立；盗版现象愈演愈烈。问题之二是出版观念严重滞后：其表现为图书结构严重失衡；选题特色不明；营销组织不力。问题之三是不均衡战略实施困难重重：其表现为地区封锁，自我保护；政企合一，管理功能异化成了垄断功能；资本主体不明晰。
在分析了中国出版业现状，并指出了因此产生的种种弊端后，我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概，竟然敢于去为出版业勾画蓝图，今天回顾，我还是有些佩服当时的勇气，真的有点不知天高地厚。文中的第三部分是这样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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