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出版界三年不发声，我做到了。
尽管我是中文专业出身，而且平时也喜欢动动笔，但是，我知道，出版是一个特殊的行业，既有文化属性，又有商业属性；图书，既是精神食粮，又是文化产品。所以作为出版人我是文化人，又是经营者，前辈们的经验和教导让我明白，进入出版界，唯有认真调查研究、虚心请教学习之后才有发言权。实践也告诉我，一个非出版界人士来出任出版社的社长总编辑，没有三年的全身心投入是没有发言权的，这后来成了我论文的观点。我下决心，花三年时间，学习、请教，调查、研究，探索、思考，然后发表自己的观点。所以，尽管“二进宫”的培训结业时我已经有所思考，尤其对于出版的改革必须首先在出版的管理体制上进行改革，采取“项目制”的办法去应对市场，就是当时对机制运行有了一个比较深入的思考后提出来的想法，在结业交流时我也谈了自己的观点，但也没有急于让它形成最后的文字去发表。
1998年的5月，我发表了《在培训班结业论文的基础上》，改写扩展而成的我到出版领域后的第一篇论文，这也是出版界比较早的谈编辑管理体制如何实行企业化管理改革的文字，因此在当时引起了一定的反响，还于1998年获得了中国版协“中国出版改革20周年征文二等奖”。同年12月20日，“出版改革二十年研讨会”在北京黄河京都大酒店召开，时任中宣部秘书长、出版局局长的邬书林同志给我颁奖，交谈中知道邬局长是江苏老乡，与我后来任江苏大学校长的表兄也熟识，从此我们交往甚多。书林调任出版总署副署长后，成了我们业务的最高直接领导，交往就更多了，以致后来他参加高校出版工作会议的报告我还是第一稿的起草人呢。也是在这次颁奖会上，我第一次认识了我尤其敬重的出版界老前辈、老领导、时任中国版协主席的宋木文，翻开当年的那次会议记录，记载了宋老的一段话：“我是老人了。可老人有用，一是可以回忆过去，留给今人和后人，二是根据自己的经历提些建议和意见。”话里透出了一位老出版人、老领导的谦和及对出版业关注的拳拳之心。这次会上我还结识了出版界的很多专家、前辈，邵益文、喻建章及时任出版署图书司副司长的阎晓宏、出版研究所所长的郝振省等，他们在我以后的出版人生涯中都给了我很多帮助。也是在这次颁奖会上，我结识了时任吉林省出版局出版管理处处长的樊希安先生，并从此成为挚友，他从处长升任吉林人民出版社的总编辑，后来又调任吉林省出版局副局长，以后又奉调进京任出版界著名的三联书店总经理，升任中国出版集团副总，我们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此是后话。(www.xing528.com)
也正是我这第一次的发声，开始了长达20多年的笔耕，问道出版，从此一发而不可收！这篇文字很快发表在《中国出版》1998年的第10期上，其中的观点，就是在今天，我还是觉得值得回味和反思的。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