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学出版社的朋友中和我关系比较密切的，新疆大学出版社的原社长龚银辉兄是其中之一，他是我进入出版界早期的朋友，这样的关系一直延续到他因病去世。
龚社长为人真诚，幽默风趣，好结交朋友，才50多岁，头上所剩头发已经不多，长期在新疆，身为浙江诸暨人的他，话音里常常带着新疆人讲汉语的口音，我们都喜欢学他说话的腔调，戏称他为“假买买提”。虽然新疆大学出版社地处边陲，可因为他的关系，其他大学出版社与他们几乎都建立起了友好的关系。我与他的结识，是因了那次“不作数的培训”，短短的7天培训，我们同听课、同活动，甚至晚上同吃夜宵，在房间一同喝酒。可能脾气、性格相投，给各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提前回去后，他们继续了将近一周的考察，才结束各自散去。龚社长结束后就继续南下，去了上海，后又来到苏州。因为苏州大学校长办公室有一位副主任是从新疆教委系统调过来的，所以新疆大学后勤的一批干部来进行交流，老龚的夫人时任新疆大学幼儿园园长，也一起来了，老龚从上海来到苏州与他们会合。我也因此参与了学校对他们的宴请。第二天他们全体要坐火车返回新疆，那时的火车，从苏州到乌鲁木齐要三天两夜，分管营销到处奔波的我了解长时间坐火车的滋味，让太太给煮了20个咸鸭蛋并买了一些凉菜，特地给老龚送去。我记得老龚收下时看着自己学校同事们的神态，意思是瞧瞧我的朋友，那眼神我始终没有忘记——他就是那样一种喜欢结交朋友的人！
再次见面就是前面提到的大连会议。几天的会议，我们同住一个房间，交谈了解得也更多了，虽然我自己当时也处在内外交困的窘境中，但是，我十分同情他们的处境，对他调入出版社后的工作压力深表理解。
记得我们第三次见面是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1997年8月2日在新疆召开的第三届三次常务理事扩大会议上，我社虽不是常务理事单位，但我被特邀去参加会议。在那次会议上，我又认识了大学出版界许多的前辈和朋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体育大学（那时还是体院）、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那时还是政法学院）、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厦门大学等社的社长或总编辑他们都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上，因为我与他是培训班同学，所以显得格外的亲切，我与老龚的部下也混得很熟，他去世后，我与他的部下还常有联系，那是后话。
版协常务理事扩大会议上还有一个不愉快的小插曲，因了我在其中调节气氛，老龚才没那么郁闷。那是会议的后半段，承办方组织大家去考察，已经决定了的线路，却不知是因为参会的北京来的官员已经去过还是他心情不好不想去而临时否定，一切都已准备就绪，第二天就要出发了，结果出现这样的变故，让组织者措手不及。虽然第二天还是按照原计划出行了，但是已经让老龚郁闷得不行。会议结束前一天的招待晚餐上，才开始不久，那位领导又莫名与下属提前离席，整个气氛都有点不快。坐在主桌旁边一桌的我见状就先在自己桌上热闹起来，然后带领几个朋友出来一一敬酒，而且宣布不先敬领导，我们先敬龚社长部下——也就是做会务工作的那一桌，感谢他们周到的服务，我们一桌一桌地闹过去，气氛才得以扭转，我看到老龚的脸色也阴转多云变晴了，恢复了他酒桌上常有的神态。这次会议后，我与老龚的感情更深了，成了意气相投的挚友，与他的好多部下也成了朋友。我们给他们社的读者服务部主动发货，作为捐助，即使销售了也不必回款，帮助他们渡过难关，甚至在选题上我们还主动提供帮助，寄送样书让他们作为参考。
会议结束后，版协组织大家在回去途中参观敦煌，坐火车前往。因为老龚他们不再与我们一起行动，他又给大家准备了许多供路上享用的新疆水果，不过，经过火车汽车的颠簸，到达敦煌也基本上面目全非了。在敦煌自然又是一番热闹景象。敦煌的活动结束后，大家坐大巴奔兰州，途中自然又有许多趣事，我因为太太赴新疆开会，还把女儿也带上了，我得回乌市与她们会合，于是，我又独自坐火车返回乌鲁木齐。太太的会议结束后，我们全家受老龚的邀请，去他家做客，吃饺子、喝酒，这无疑又进一步加深了我们之间的友谊。从新疆回来后，我们之间的联系一直没有中断，我也一直关注着老龚和新疆大学出版社。
根据工作笔记记录，1998年2月16日上午，我接到电话，说新疆大学出版社老龚病重，还未脱离危险。当时我十分震惊，只知道是肝部的问题。千里之外，也只能默默祷告上苍。4月3日（星期五）上午7点多，我在办公室起草关于出版社通过评估验收工作的报告，接到新疆老龚女儿闻莉的电话，听到他女儿的声音，我就感觉不好，因为时差的关系，在新疆7点多，人们还在梦乡，这个时候来电话，一定是老龚情况不好。果然电话里传来闻莉带着哭腔的话语：“夜里我爸走了。”
放下电话，我久久不能平静，与老龚几次见面相处的镜头一幕幕展现在眼前，就像昨天。同时我也明白老龚家人的意思，他们知道我是他生前最要好的朋友，一定是希望我能把他的消息通报给朋友们，而且我也大致了解老龚病倒后的处境。于是，我在悲痛中放下笔，拿起电话，一个一个与我认识的朋友们通话，通报这个不幸的消息。(www.xing528.com)
摘录1998年4月3日工作笔记：
因为迎接评估验收工作顺利结束，全社补休一天。来社写评估验收工作报告。
接电悉新大龚社长不幸去世。当即拟唁电发往新大（个人亦发一个，请代办花圈），并致电北京大学社、清华大学社、人大社、大学版协、辽宁师大社、东财大社、广西师大社、中山大学社、厦门大学社、西北大学社、西安电子科大社、西南交大社、成都电子科大社、上海交大社、安徽大学社、河北大学社、内蒙古大学社、首都师大社、教育部条件装备司、湖南大学社、杭州大学社、浙江大学社等，凡是社长与我熟悉的出版社都一一通报了老龚不幸去世的消息。下午，与新大龚社长家属和出版社通话。
后来我去新疆时出版社的王钧兵书记告诉我，那天治丧小组电话不断，唁电一个接一个，学校紧急把科研处的传真电话调用，以便接收传真，以致到追悼会召开时，上自教育部、大学版协，下至出版社，发来的唁电、送的花圈，创下了新疆大学的历史之最。同时，他也告诉我，大家都知道是你在其中做的工作，并且感叹，老龚的治丧小组说是设在你苏州也不为过。可了解老龚当时处境的我，一直为他感到不平，而我只是做了我作为朋友应该做的事情。
老龚生前曾希望他的女儿从浙江师范大学毕业后，能报考苏州大学的研究生。老龚走后，我想帮助他实现他的遗愿，专门为他女儿找了老师，了解考研的具体情况，也约他女儿来苏州大学与系里带研究生的导师见了面。可最后因为种种原因，他女儿没能来苏州读研。后来偶然的机会我了解到老龚女儿还是来江苏工作了，在南京的一个学校；他儿子从大连的一个学校毕业后，现在也在江苏的徐州工作，都已经成家。可因为我“北漂”来北京了，所以还一直没能见面，总觉得遗憾。直到去年我出差到南京时，终于联系上了闻莉，她带着她的女儿来宾馆看我，我还与她的女儿留下了合影。两个孩子都在江苏成家立业，老龚若地下有知，也可得以安慰了。之后我又多次去过新疆，特别是新疆全国书展，我率全社40多名编辑去参加书展，还特意去了新疆大学看老龚工作过的地方，当时的社长还特意叫上我熟识的当年在发行部工作的维吾尔族姑娘古丽来见面。来北京后，我们出版社去新疆大学谈合作，我再次去新疆大学出版社，见到了“硕果仅存”的几位当年老龚的部下，久别重逢，大家都有一种浓浓的亲切之感，我一眼还能叫出他们的名字，他们自然对我也不陌生。在那里，我与老龚交往的情景又一幕幕展现在眼前，他走路的姿势、他的音容笑貌、他幽默的言谈，使我终生难忘。
我与龚社长外孙女
老龚，你安息吧！我们怀念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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