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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大学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培训班回顾

时间:2023-08-1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那次“不作数的培训”是在1996年的4月,是教育部单独举办的第四期大学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岗位培训班。培训班有近四十人,23日上午开班,教育部条件装备司的领导李司长例行讲话,要求既来之则安之,安心参加培训,认真学习。下午第一课是“摸底考试”,给很多出版界的新人一次沉重“打击”!

1996年大学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培训班回顾

进入出版行业,对于我这样一个教书匠来说,确实是一个全新的行业。教书到出书,用今天的话来说,跨界跨得有点大,因为出书不仅要懂书,要与各类作者打交道,还要懂生意经,不能老做赔本的买卖啊!还有国家的出版政策和各种规定,不学习是无法立足的。随着对出版行业的深入,我更是深深体会到重新学习的重要性,所以有了后来在发表的文章里提出的“业外的人进入出版行业没有三年的全身心投入是没有发现权的”观点,在业内得到普遍的赞同,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1997年10月,我再次接到教育部的通知,参加第三期全国高校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岗位培训班学习,于是我就报名了。其实,我这是第二次报名了,在1996年的下半年,教育部举办第二期培训班的时候,我也报了名的,但是后来学校领导没有同意我去参加,理由是因为当时我在主持工作,而且那时的培训前后要整整一个月时间,学校领导怕影响出版社的正常运转。后来才知道,培训班的名单上有我的名字,宿舍也安排了,但是我没有报到。也因为这样,一帮前面一次“不作数”的培训班的同学他们串联好了,连续三天在午夜给我家里打电话“骚扰”我,说谁叫你不来的?

那次“不作数的培训”是在1996年的4月,是教育部单独举办的第四期大学出版社社长总编辑岗位培训班。4月22日,忙碌了一上午,下午出发飞武汉。培训班有近四十人,23日上午开班,教育部条件装备司的领导李司长例行讲话,要求既来之则安之,安心参加培训,认真学习。之后,先后有《中国图书商报》郑士德总编辑、教育部葛副处长、湖北省新闻出版局黄汉兴副处长、教育部周处长等做讲座,武汉大学社、华中理工大学社、高等教育出版社、人大社、外研社清华大学社等兄弟出版社做了交流。学员来自全国各个大学出版社,有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首都经贸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内蒙古大学新疆大学东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没有想到这次短暂的培训,却结成了一个感情深厚的群体,号称“黄埔四期”,每每重要的书业活动上,总能见到“黄埔四期”活跃的身影和熟悉的声音,让其他几期的培训班十分妒羡,此是后话。

培训到27日结束,谁知结束时教育部的周处长在结业时说:现在可以告诉你们,这次的培训是不作数的,以后将是与出版署联合举办培训。我们相视无言。之后是社会调查一周,据说在一周的社会调查中发生了好多故事,我一直为未能参加这次活动而遗憾,否则我相信我自己一定是其中的活跃分子。我是因为太太出国访问,而且也就是我培训结束的这一天出发,家里就15岁的女儿一人,我必须回家接班,否则小女孩一人在家实在不放心,所以我只能请假了。朋友们知道我这个情况是无法克服的困难,也就表示了理解,在午餐时特地给我送行,新疆大学出版社的老龚还特地去买了酒,一周的同学情谊已经很深了。27日晚上7点飞上海,凌晨0:30分才到家。这次“不作数”的培训班其实在我的出版人生涯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记,但凡我们到一个地方,只要有“黄埔四期”的同学,就一定会组织聚会,像新疆大学出版社、内蒙古大学出版社、东南大学出版社、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等的同学的关系几乎已经达到“铁”的标准了!

再次参加的培训班是1997年11月4日开班。我在2号坐了几乎一天一夜的火车(如今只要5个多小时)到达北京,到教育部统一集合后,给拉到了通县(今通州区)一个当时十分偏僻的宾馆(枫露皇苑军体俱乐部),连公交车都没有,是首都民兵射击场,几乎与世隔绝。那时还很少有手机,我因为分管市场营销,所以备有社里唯一的一部手机,比当年的“大哥大”要小许多,也是一把抓的模拟机,当时价格13 000多元呢。没有手机的就得开通房间的长途电话了。

学习是必须的。11月4日上午开班仪式,到28日上午结业典礼,整整25天的全脱产学习。下午第一课是“摸底考试”,给很多出版界的新人一次沉重“打击”!下午2点,“摸底考试”开始,我们这些一直考学生的人今天终于也被考了,整整6张A4纸考卷,试题涉及古今中外、人文政治、天文地理,上下五千年,什么都有,连刚刚竣工的小浪底工程也进了试卷,问你何时何地小浪底工程胜利竣工了?很多刁钻古怪的题目把这些出版社的掌门人、教授们整苦了。其实对于这次“摸底考试”我是有备而来,人脉关系派上了用处,前一期的朋友早把试卷和答案给我了,我想即使变动也是微调。中午的时候,上海和江苏的朋友们纷纷拿去复印了,尽管知道这也是“作弊”,但是考试没有规定不能夹带,何况也只是“摸底”,权且也作弊一次吧。可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刚从古籍研究所所长位置上调任社长的Z教授可就苦了,他不认识我们,所以也没有“作弊”的准备,又没坐在一起,结果我们2小时不到就交卷了,他老人家从下午2点一直做到6点,我们在外面的自助餐厅已经吃得差不多了,他才摇摇晃晃出来,边走还在边嚷嚷:又不是我要来当什么社长的!

在组织者的头脑里,出版社的社长、总编辑应该是什么都懂的杂家,博古通今,所以按照这样的思路,先给你们来个下马威。不过,话又说回来,这样来一次也并无不好,至少也让我们了解了一些自己所不知道的常识,也知晓了要当好一个出版人确实也是不容易的。

第二天开始,就进入了“填鸭式”的满堂灌,除了两次去出版社参观考察,用了两个半天时间参观了4家社外,其余的就全部安排听讲座,一直到结业典礼前安排了一次小组总结交流。出版业从领导到专家,一一在我们这个班上登台亮相,有认真记录习惯的我,在25天的学习中记录了满满一本硬面抄笔记本,现把讲课题目和讲课者摘录于下,看看当年是怎么培训的。

第一讲 高等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原国家教委副主任周远清)

第二讲 学习十五大文件辅导(中国教育报刊社党委书记刘川生)

第三讲 大形势大趋势(国家经济政策研究室王超平)

第四讲 校对工作与校对队伍建设(中国版协校对研究会主任周奇)

第五讲 高校出版社制度建设和评估工作(教育部条装司主任周思)

第六讲 出版社的财务管理(出版署计财司处长孟东)

第七讲 现代企业管理(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郑明身教授)

第八讲 版权贸易与对外合作出版(高等教育出版社总编辑杨陵康)

第九讲 市场与营销(北京经管干部学院韩庆祥教授)

第十讲 《出版管理条例》的制定与实施(出版署法规处处长段桂鉴)

第十一讲 国际高科技发展态势(国家科委孙学琛研究员

第十二讲 我国基础教育的形势与任务(国家教委基教司司长王文湛)

第十三讲 我国高等成人教育的现状与改革(国家教委成教司司长董明传)(www.xing528.com)

第十四讲 光盘的生产及电子出版(清华大学光盘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副主任陆达)

第十五讲 当代高科技在高校出版社的应用(清华大学出版社社长王民阜)

第十六讲 出版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社长彭松建)

第十七讲 高校出版社的建设与发展(教育部条装司司长李英惠)

第十八讲 外研社的建社思考与发展思路(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社长李朋义)

第十九讲 图书生产质量管理与监督(高等教育出版社副社长张增顺)

第二十讲 著作权与著作权保护(国家版权局副局长沈仁干)

第二十一讲 学习十五大精神前瞻出版集团化发展(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胡守文)

第二十二讲 市场管理扫黄打非工作(出版署扫黄打非办主任)

第二十三讲 图书审读和加工(北京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周月梅)

第二十四讲 学习十五大精神努力做好出版工作(录音报告)(中宣部秘书长、出版局局长高明光)

第二十五讲 发行体制改革(出版署发行司司长王俊国)

第二十六讲 高校出版社的经营管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社长许长安

第二十七讲 图书出版的形势与任务(出版署图书司副司长阎晓宏)

第二十八讲 法定计量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报》理科版主编)

开班典礼和结业典礼上,国家教委条装司、出版署图书司与人教司和署的培训中心的领导都前来参加。进入出版行业,第一次这样长时间、大面积地结识了出版界的领导和专家,他们在以后的工作中大多都成了我的朋友,这是培训学习以外的收获。

25天的培训学习,我对学习绝对是认真的,不仅满满一本笔记可以证明,而且每天我总是第一个到教室,那时我还没有戒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烟枪”,等到早上大家开始到教室的时候,我已经在教室外间抽过三根烟了,这是为了保证中途不溜出去过瘾的提前量。同时,这样长时间的脱产培训,也养成了一个早晨坚持锻炼的良好习惯。每天我总是前几名出去跑步锻炼,晚上还坚持打乒乓球。

25天的学习,我们这期培训班又结成一个新的集体,号称是“抗大三期”,于是,只要有全国性的书业活动,每到一个地方,“抗大三期”又成了一个活跃的团体,因为这次培训班里有不少是上次培训时的同学,所以有时同时进行“黄埔四期”和“抗大三期”的聚会活动,我虽不是班干部,但是每次聚会我几乎都是受委托成为联络人,现在看来,之所以这两期培训班聚会频频,与我不无关系,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好热闹的人,也许也因为这一点,我的朋友确实比较多。

25天的学习,今天回想起来,我觉得更重要的收获是,我在学习出版知识的同时,自己在不断地思考,随着对出版业的熟悉与了解,我开始了自己的探索和思考,“出版问道”应该就是从这个时候正式开始的。记得结业的作业后来就成了我三年沉默后的第一篇关于出版的文字,项目组的思考虽然在小组交流后并没有在自己的出版社实行,但是同组的社长同学,回去开始了项目组的运作,而且取得了成功,也许他受到了我关于项目组思考的启发也说不定。之后,我就开始了我自己长达二十多年的“出版问道”,而且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也因此成就了我出版界“三栖动物”——出版实务、出版教育、出版研究——的身份(中国编辑学会原常务副会长邵益文先生语)。

这次培训“二进宫”对于我出版人生涯的影响是久远的,但是这么长时间脱产学习,北京的气候条件、饮食习惯还是很不适应,尤其是饮食,天天自助餐,吃得我厌烦透顶,直到今天我对自助餐还是比较排斥的。一到周末,北京的同学一离开,餐厅就更糟糕了,就只有饺子,这对生于南方长于南方的我,实在有点不能忍受,没有想到20年后我竟然干脆“北漂”了,当然这是后话。但是,我还是十分感谢这次培训,相比而言,现在那些不到一周的培训,对于熟手来说也许问题不大,可对于那些刚从业外进入出版行业的新人来说,那真是太不够意思了。加强培训,尤其是对出版社主要领导的业务培训,让他们能尽快进入角色,出版社的规划、发展、管理才有可能步入有序健康轨道。对于那种才进入出版领域没有几天的出版新人,就在公众场合、公共媒体上长篇累牍地发表自己对于出版业的宏论,我实在不敢苟同,唯有的只是佩服他(她)的勇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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