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出版遭遇重创：追梦、问道的历程

大学出版有别于其他的出版领域，它有着作为高校出版社自有的特点。多年来，它举步维艰，事业单位性质企业化管理的模式困扰着它，而主要负责人岗位的不稳定就成了它永远的痛（这个问题在后面我的“大学出版研究”过程中就成了一个主要话题）。曲曲折折，坎坎坷坷，大学出版在艰难中负重前行。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大学出版遭遇了一次重创。

1996年7月27日至7月31日，全国高校出版社社长工作研讨会在大连召开。这次会议召开的背景是在前年西北某大学出版社停业整顿之后，又有山西联合高校出版社撤销摘牌，华东某大学出版社停业整顿。大家都是带着一种沉重的心情来参加本次大会的。出发之前，我们江苏几家社的社长约好了从南京直达大连，连住宿也自己组合好了。在他们中间，我算是新兵，他们可都是出版界的老人了。

一到大连华录宾馆报到处，先期报到的、我去年去新疆开会时结识的新疆某大学出版社的G社长已经到达，看到我开了房间就表示出一副很生气的模样，说我早给你开好房间了，逼着我去退了，我只好向同来的河海大学出版社的W社长表示歉意。大概G社长已经知道一些会议的内容，直跟我嘀咕，这次肯定又要点我们名了，一副很委屈的样子。也难怪，他是因为出版社出了一本问题书《天怒》而停业整顿，领导班子调整后才调进去就任社长的。可每次出版工作会议上，总是会提到新疆某大学出版社犯的错误，以示警醒，对于他来说是有些无辜的。我笑笑，只能安慰他了。没有想到，在他任内又因为一本《高空王子》再次受到停业整顿的处分，担任责任编辑的副总也因此调离出版社，此是后话。

7月28日上午，大会开幕。时任国家教委条件装备司L司长做主题报告。司长从讲政治、讲社会效益，遵循规律、办出特色，提高质量、创品牌等几个方面，强调了大学出版社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道路。果然，报告中严厉批评了大学出版社出版工作中出现的内容导向、管理把关、编校质量的严重问题。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管理混乱，买卖书号，在两年中，买卖书号的比例占56%，经新闻出版署研究，报请中宣部批准，撤销位于山西太原南内环街31号的山西联合高校出版社的建制，员工另行安置或者自主择业。据说，当大会宣布的时候，很多员工痛哭失声，其间有对自己出版社的惋惜，也不乏对自己即将重新择业的迷茫悲伤。

L司长在报告里，还用相当的篇幅点名批评了某大学出版社。该出版社于1996年3月出版了一套有严重问题的图书，而且是在有关管理部门多次打招呼的情况下，相关人员一意孤行，甚至采取不正当手段，几乎是强行把这部书稿予以出版，并投放市场，在第一时间向全国70多家新华书店发货，造成了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打开我1996年的工作会议笔记，赫然记载着这部书稿出笼过程的传达记录（今天也许很难找到这些资料了，我庆幸自己的记录和收藏的好习惯）。

这套丛书共5册，作者于1994年上半年投稿，10月18日未报批选题即列入1995年出版计划。10月26日，政府有关管理部门获悉后去出版社介绍作者情况，要求停止出版。12月25日责编报列选题，1995年1月25日，省教委下文要求出版社将书稿送学校党委审读后再决定是否可以出版。责任编辑未将书稿送党委，还伪造宣传部部长的意见，并请人代为签名。有关执法部门得知书稿排版，先后又两次去学校，明确要求停止出版，7月27日，省教委甚至应社里要求下文，明确社里可以以“主管部门不同意”为理由拒绝作者出版的要求。

而此书作者是某市工厂的工人，具有严重政治思想倾向问题，据说是一个非法组织的骨干分子，态度也比较猖狂，不仅在书稿里把矛头直指国家的制度和四项基本原则，直指共产党的领导，而且在7月10日还发出致出版社的公开信，并写信给国家教委条件装备司（分管出版）和中宣部出版局，气焰十分嚣张。

8月15日省有关执法部门明确表示，如果出版社和学校坚持出版，必须负全部责任。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版社责任编辑与个别领导还是坚持出版，社长签发书号后，作者还将“葡萄美酒夜光杯——告世界公民书”的序言放进书稿，责任编辑还为本书撰写“编者的话”。1996年3月27日图书正式出版，4月投放市场。省市执法部门马上调审，并一直送中宣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分别批转国家教委主任，迅速给此书做出定性。鉴于此书是有关管理部门明确不同意出版，而出版社强行予以出版的事实，情节极其恶劣，本应该撤销此出版单位建制，考虑到各方面的因素，给予出版社停业整顿的处分，学校分别对社长、副社长兼总编辑、责任编辑做出了相应的处分，调离出版社，重组出版社领导班子。(www.xing528.com)

上午的会议上，国家教委条件装备司的W处长详细介绍了这套书出版前前后后的情况，我们与会的各个出版社的领导确实也百思不得其解，为何在有关政府管理部门反复打招呼，甚至发文明确表示态度不同意此书出版之后，出版社还要固执己见，不撞南墙不回头，真的有点令人费解！

下午的全体大会，中宣部出版局的领导做大会主题报告，让我们全体大学出版社的社长们感受到了沉重的思想压力。G局长长达三个小时的报告，连中间休息都没有，局长洪钟般的声音，真正让我这个才进入出版界一年的出版人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责任、使命，沉重地压在我心头。局长在报告里分析了当时出版界的总体形势，在基本肯定的前提下，着重指出了中国出版业在发展的同时，存在着种种不尽人意的表现，同时用了相当的时间再次严厉批评了上述三家出版社的行为，果然，又再次提及了某大学出版社之前所犯的错误，坐在我旁边的G社长无奈地朝我摇头，那样子让我今天想起来还觉得好笑。

局长历数出版界种种问题，我的笔记本上明白记载着的是十大问题，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一手抓繁荣，一手抓管理”的总指导思想，强调了必须增强“三个意识”：政治意识，必须讲政治，坚持党的出版方针政策，善于从政治上考虑和处理问题，正确处理两个效益的关系；大局意识，经常问一问此书出版对全局会产生什么影响；责任意识，必须对党、对人民、对读者高度负责，对单位、对别人、对同志负责，对自己负责。

局长甚至声色俱厉地宣布：“谁想砸大家的饭碗，大家先把他的饭碗砸了！”当时，与会者真的都十分紧张，我在私下还嘀咕，政治意识、责任意识都没有问题，大局意识，要我出一本书就得考虑考虑会对大局产生什么影响，我有这个分析判断能力吗？要有的话，我们大家不都可以当局长、部长了！可嘀咕归嘀咕，受到的震动确实是前所未有的。局长是我十分尊敬的领导，若干年后，因为经常一起参加会议就熟识了，记得一次在青岛的海滩散步时我还提起了那次使我终生难忘的会议，他也记忆犹新，说当时他的压力也非常大，不能不严肃地对待。我半开玩笑地告诉他：自这次会议后，我们社长中有这样一句玩笑话——出版社社长真不是人干的！他听后哈哈大笑。

随后，大会花了整整一天时间的讨论，各个出版社纷纷结合本社实际，对照要求，回顾总结了自己出版社发展的历程，尤其是检讨了近来出版工作中存在的种种问题，都表示要吸取三家出版社的教训，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底线，坚守阵地，强化“三个意识”，决不添乱，大会交流也基本上是围绕这个主题进行的。

7月30日的大会总结是由国家教委条件装备司的Z处长做的。他在总结里从为什么开这个会的宗旨谈起，重点强调了必须处理好五个关系：一是处理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长在此问题上要保持清醒，在任何情况下什么该做，什么能做，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二是处理好长期发展目标和眼前利益的关系，由于主客观环境的关系，有的社也许可能超常规发展，但并不是所有社都具备这种条件，必须置身于学校专业的发展、出版事业的发展中去定位，不可急功近利，要做好基础性工作，不可盲目攀比，盲目扩大规模；三是数量与质量的关系。不可让编辑疲于奔命，可出可不出的书坚决不出，要尽力减少人情书、职称书；四是事业发展与队伍建设的关系。出版社存在一个人才竞争的问题，大学社编校质量有较大的问题，编辑的素质是主要的，抓编校质量要从编辑素质抓起，要严格培训，抓基本素质；五是出书范围与专业分工的关系。针对这问题提出了一个“特色”的问题，说最近署里又要下发一个文件，重申以前的专业分工。我们要在特色上下功夫，走出自己发展的道路，既要找准优势，与市场和自己的编辑力量结合起来，又要抓住机遇，强化发挥自己的优势。

最后Z处长要求大家回去向班子通报，针对自己的薄弱环节认真进行研究，予以整改，并且要向学校党委汇报本次会议的精神，取得学校的关心与支持。

入社才一年零二十天的我，感觉到了身上的担子沉甸甸，想起被撤销的山西联合高校出版社和西北、华东的几家兄弟出版社的境况，迷茫、恐惧、压力之感油然而生。或许就是因为这次会议，改变了我以前的思维方式，把关注的目光与注意力转向了工作中的问题、出版领域中的弊端，这也就形成了我在以后的出版理论的研究中，对问题和不足的重视，对出版业存在的种种弊端的探究，乃至于问道出版整整贯串了我整个出版人生涯的思维定式。今天回顾这次会议，我还始终清楚记得这次会议的情景和给我造成的影响，足以说明它在我的出版人生涯中是一个无法抹去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