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7月9日，一纸公文，把我从法学院调进了当年参与筹备却没有能成为第一批员工的出版社，担任副社长，同时任命的还有后来才知道只是去过渡一下的社长，同时免去职务的是因为年龄原因而无法继续工作的原社长和原常务副社长。
每年的6、7、8月，对于出版社尤其是大学出版社这样教育类的出版社，是一个异常繁忙的季节，叫作秋季教材季。兴冲冲的我，移交完法学院的工作，马上来出版社报到。没有想到的是，迎接我的是这么不爽的局面——临时接到通知前来参加宣布班子任命会议的员工稀稀拉拉不到二十人（后来才知道，其间已经出现了一些怪现象，对我们的到来处处显出几分抵触），挤在二楼一个小小的会议室，盛夏季节，里面没有一台空调，个个满头大汗，可气氛却十分地冷淡。
会后，没有人进行工作移交，该做移交的人没有来。于是，只能根据自己的感觉，去一个一个部门了解情况。1993年出书49种，销售390万元；1994年出书72种，销售600万元；1995年到7月初才发稿20种，出版14种，销售389.5万元，库存情况说明有一批书躺在仓库里。财务的情况让我吃惊，显然，前任知道职务的变动，能付出的财务已经支付，账面上剩余8万元，可欠着的借款是10万元，就是中文出身的我也明白全社的经济状况是赤字！还有员工的工资、日常办公费用呢？更为致命的是当时已经面临教材季投入高峰，资金呢？尔后我很快明白，已经没有印刷厂愿意承印，因为他们了解出版社的财务状况，除非先行垫支纸张材料费。那时的常务副社长上班只要听到楼上有印刷厂的人在，就只好躲在下面自行车棚里抽烟已经成了大家谈笑的资料。
请求学校支持？出版社是成立之初就“断奶”的企业，注资的30万元开办费等到成立后就收回了，员工（还是学校编制）的所有支出全部自负，连员工的医疗费支出在年底也必须一笔偿还学校（幸亏那几年没有员工患那种绝症，否则只要有一两个人，就足以拖垮整个企业），所以在你困难的时候是不会有人来过问你的，“雁过不拔毛”已是万幸（事后证明雁过毛还是要拔的）！
去贷款？当时的规定，贷款必须有“AAA”企业担保银行才可能放贷。也对，对于一个偿还能力不明确的企业，就是我做了银行行长也不敢贷的。当时的苏州，新华书店是“AAA”企业，同样，书店也不敢担保，因为他们了解实情，我理解他们，后来我们还都成了朋友。
百般无奈，唯有私人出面借款。平时的人脉关系派上用处了。
我一个个拜访我熟悉的朋友。当时，学校采取的是财务二级管理模式，各个单位自己创收后留下自己的部分再上缴学校，因此，创收好的单位平时手里还是有些资金的，那是提高教师收入的一个来源。因为我在院系待过，而且也是分管自己单位的创收工作（其实那时的创收最主要的来源就是成人教育办班），与各个部门分管创收的领导很是熟悉，而且了解每个部门的家底。但是如果以单位名义去求借，估计无望，因为他们了解出版社目前的窘境，因此，我决定以私人名义出面为出版社去告借。(www.xing528.com)
我细数了当时学校创收比较好的单位，排除了虽然经济状况比较好但是主管人不好相处的，我就一一上门做工作。我的要求是只借四个月，当年年底前一定归还，而且可以按照当时银行的贷款利率支付。第一个对象是我太太的工作单位，但是她就是单位经济和创收的掌管人，我不能私下操作，何况我深知她原则性极强，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的。于是，我直接找了当时他们的一把手、我十分尊重而且私交甚好的院长。他了解我的为人和能力，相信借给我不至于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的，当然也许他的潜意识里有反正你太太在这里，还不上可以拿工资奖金抵扣的——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想。他十分爽快地答应借给我50万元，初战告捷。
于是，我就把列入我计划名单的部门一个个走过来，这个10万元，那个20万元，就这样，一周时间，我写了5张借条，筹集了115万借款，秋季教材开机不愁了。因为当时社里有一套教辅是比较靠谱的，到年底书店回款我就赶紧兑现诺言先把借款还了。第二年的6月份，我又如法炮制，甚至一直找到省里，通过关系，把给学校的某项拨款提前借出来，筹集了150万元，应付过了秋季教材的投入高峰。
1996年的10月，应该是下旬了，发行科长从南京打电话给我，报告拿到一笔回款300多万元，我总算彻底松了一口气，出版社终于走进了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处境了。我一一还清了各个部门的借款，朋友们知道我的苦心和处境，毕竟我是以个人名义为单位借的款，单位对单位好交代，结果连利息也大多没有收，当然，今天看来也未必符合财务制度。倒是学校，我们通过关系去省教育厅把四季度计划准备拨付学校的50万元先给我们作为流动资金，可因为经过了学校财务的账，财务处硬收了13 800元的利息（至今我还保留着这张利息单据的复印件），我气得与处长吵了一架，记得我当时气愤地说“你这是雁过拔毛啊”！不过事后想想财务处长也不好当，当时（其实以后也一直是）学校财政也很吃紧，但是，在我们面临这样的处境时还真的“雁过拔毛”，确实是有点过分了，也因为这个原因，让我对学校一直有点耿耿于怀。记得当时我在出版社还提出了一个“三不”承诺（三年不出国、不买汽车、不坐飞机），我第一次出国参加书展已经跨入21世纪了。
利息收据
多少年过去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困境无法让我忘怀。今天回想起来，我也十分佩服自己当初的勇气，敢以私人的名义求借，要知道，那个时候的100多万是个什么概念啊！那时出一个万元户就足以成为人们的谈资，刚过40的我，真的有那么一点血气方刚呢！正如“前言”里所说的，要是还不上，我就是倾家荡产也无法抵偿。正因为如此，所以我特别感激那些帮助过我的朋友们，在我离任的演说辞里我没有一句感激领导的话，却感谢“那些当年与我一起从困境里走出来的弟兄们”，感谢“那些长期以来支持我的朋友们”，其中自然也包括了那些在我最无助的时候伸出仗义之手的朋友们！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我的努力不仅得到了弟兄们、朋友们的首肯和支持，也获得了上级领导的高度评价。2010年我的文集《出版问道十五年》出版时，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柳斌杰署长对我当年困境中的努力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在“序言”里是这样说的：“作者供职的苏州大学出版社，我曾经去过，我们也曾经有过交谈。我了解到作者去出版社正是出版社初创时期，据说条件极其艰苦，这个我相信，因为出版社都是靠自己积累慢慢发展起来的，很多出版社也都是这样走过来的。正是在这样艰苦创业的环境里，作者与他的员工一起艰苦奋斗，终于逐步走出了困境。也正因为有这样的经历，作者对出版事业、对自己的出版社有着不同寻常的深厚感情，就是这样的感情，在鼓励着、鞭策着作者去思考问题，摸索规律，研究问题，总结经验。苏州大学出版社是一个地方的综合性大学出版社，但据我了解，这个出版社多年来，一直平稳地在发展，目前已经在业内有一定的影响，在全国大学出版社中间，它的排名也是比较靠前的。我想，这与作者所在出版社的团队的集体努力是分不开的，而作者在全国那么多的出版人中入选首批中国新闻出版业领军人才，并荣获‘韬奋出版奖’，我想这也就不是偶然的了。我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报道他的文章，里面用了他自己带有自白性的一句话：‘钟情于中国出版，期盼奋进有为，愿与同人同志，同心同德，同学同行，同为华夏出版用心用力。’这是当代出版人需要的一种志向和精神，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像吴培华同志那样去思考它、实践它。”我不后悔当年如苦行僧那样的日子，有此评论，我心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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