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培华先生是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这篇序，好写，也难写。于我而言，求学三载，他教给我的，不仅是学问，更是做人、做事的道理。先生所写，有些是发生在洪荒建设年代的，已经成为一种历史见证，先生更是创造者；有些是我亲身见证的，比如先生对出版业的孜孜热爱与开拓贡献。他所坚持的每一件事，无论大事、小事，很多年以后，我才慢慢意识到，他身体力行践行的行为准则对我人生的滋养，我将之视为人生的财富和增量。
我常常想起这句话，“道者，人之所共由；德者，己之所独得。”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论道造德，而后育人立说，他的精神世界是怎样的？应该是通透，但又纯真。
通透是一种高级能力，是一种格局。毕业时，我曾问过他，当我们选择职业时，应该以爱好为主，还是需求为主。他只简洁有力地答，干一行爱一行。那时，我无法赞同，也无法理解，他所说的“爱”，甚至觉得那应该是父辈的生活方式。世事无常，瞬息万变，我们所追逐的不应该是那万千世界的浪头潮流吗？时代浪潮每一秒都在颠覆着我们的认知。直到过了很久，当我在职场砥砺前行，当我对生活有了更深刻的体悟，我才明白了他所说的“爱”，也才慢慢有了这种“爱”的能力。很难说这种“爱”只是热爱，更多是责任意识下自发形成的“忠爱”。
先生原本是中文系教授，从事现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尤其对金庸小说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身上也有一种侠客精神。我老问他，金庸小说中的主人公最喜欢谁。他不喜欢这种“最”的问题。他是个追求平衡又极致的人。他几十年如一日每天第一个到办公室，自己打扫办公室卫生，每天写工作日志，每天健走记录步数，甚至每天的餐食都是固定的。他的生活维持着某种恒定的秩序感，在秩序之上建立一种标准。但他又充满豪情，朋友遍天下。他说，或许是由于家教，或许是个人的性格，生活中的他极少与人结怨。他的做人准则是与人为善、乐于助人。他总是把别人往好处想，真诚待之。善念是他的底色。他兼具了萧峰的豪气和令狐冲的洒脱。但对他所从事的出版事业而言，他更像是风清扬，自成一派。
1995年，学校一纸调令把他调到了一穷二白的苏州大学出版社。面对一个码洋只有几百万的新社，他从市场营销入手，跑市场做调研，甚至用个人信用担保筹款，硬是一场又一场硬仗扛下来，把一个新机构带上了正轨。他笑自己，“从一个羞于谈‘孔方兄’的传统型知识分子逐步变成了以谈生意为己任的‘生意人’”。但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这“笑”中藏着多少果敢与坚决。
进入一个全新的行业，先生有自己的方法论和节奏。他用三年的时间深入到出版行业的每个细分领域观察业态、发现问题。他有一个习惯，当人们一窝蜂挤到风口下时，他总会保持冷静，在适度距离感下多维度思考问题。他主张逆向思维，多问一个“为什么”。沉淀三年后，先生开始“出版问道”，在主流媒体、专业论坛等向出版业顽疾发问并提出解决方案。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先生从不盲从、从不迎合，而且更关注弱势群体与渠道。他从踏入出版业开始便很关注销售渠道，尤其是活跃在中国图书市场的民营书店。他认为民营书店是中国民族书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民营书业的经营者们更是一群不甘寂寞、不安于现状的改革者、创新者。这一股力量总有一天会形成势能影响整个出版格局。他的判断在今天来看是充分得到验证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贝贝特公司、长江集团收编的夏顺华的“海豚传媒”、重庆出版集团收编的“北京华章同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图书出版公司，以及北京的“风入松”“国林风”、福州的“晓风书屋”、南京的“先锋书店”、广州的“学而优”等都为今天出版格局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在世纪之交，业界称它们为“二渠道”。先生作为一个国有出版社的领导，第一个站起来提出应该取消“二渠道”这样带有歧视性的称呼。他说：“当我们的目光都聚焦在出版社转制问题上的同时，在出版业一种新的现象（或许是一种新事物）正在迅速发展，不管我们承认与否，都无法回避这一现实。这就是与中国图书发行业改革的初期阶段出现的所谓的‘二渠道’一样，在出版业也同样出现了这一现象。”而对这类问题的研究与提出，先生认为是有利于深入出版业整体改革的，“（虽然）还是体制外的一个新问题，但是，既然我们无法回避，那就应该直面去研究它。”此后长达七年时间，先生都为民营书业奔走疾呼，并且提出了建设性的管理思路：疏导＋严格的事后追究制度＋建立信誉评估制度。事隔一年，2008年，当时的新闻出版总署正式形成了官方意见，将民营文化工作室确定为“新兴文化生产力的代表”，并提出了一系列管理规范。以“磨铁”为代表的一批民营出版公司即在当时的背景下合法产生了。
先生总是这样，想在前面，做在前面，时时、处处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除了多问一个“为什么”“怎么办”，他还总是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从不视对方的身份、地位、学识等社会刻板规范搞多重标准。毕业很久以后，我才从别处得知，先生长期默默地资助一些有实际困难的学生，并且“授人以渔”，为他们提供更多勤工俭学的机会，这体现的是一份尊重和有道德厚重感的同理心。有一次，先生出差看望当地的一个学生，为了能适当地减轻对方的生活负担而专注于学业，先生专门买了一个钱包，悄悄在里面装上资助金。只有从心底生发的尊重才能在实践中获得长久生命力。
2008年对先生来说是极其特殊的一年。当年5月12日汶川发生大地震，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救灾斗争。先生一腔热血，总想为此做些什么。一个半月后，他收到一个素不相识的青年诗人的一部诗稿，以救灾中凸显出的民族大义、同胞大爱为主题。他自己被感动了，第一时间联系对方并以最快速度策划出版。这是第一部在抗震救灾中产生的个人短诗集，其所蕴含的教育意义和社会价值不言而喻。说实话，从市场价值角度来看，这样的一本非著名诗人诗集可能并不好卖。
我理解先生的苦心，这是他作为出版人为抗震救灾献上的一己之力。直到后来，苏州大学出版社在业界获得的认可和尊重，很大程度上不仅是因为扭亏为盈，每年码洋过亿，回款率达百分之八九十，也不是因为出了多少精品，而是因为有先生坐镇。他将这种善良和大爱的基因注入了出版事业中。这种持之以恒、不遗余力让先生在2008年收获了业界的最高赞誉——一举获得三项国家级大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论文奖、第十届中国“韬奋出版奖”。先生说他做梦都没有想到能获得“韬奋出版奖”，毕竟自己只是一个成立才15年的新社、小社的总编辑，而其所在的江苏，这样一个文化大省、出版大省，历史上仅有一位老局长在退位后获得过此殊荣。全国地方性大学出版社中更是没有获奖的先例。先生历来自谦，他将此化为前进的动力和更大的责任。
2008年看上去那么近却又那么远。很多年以后，我们常常会想起这一年发生了什么。好像这一年对每个人都有重要意义。这一年，我到了北京，得到了一个我梦寐以求的实习机会，我对即将开始的新生活充满期待，一边爬楼梯一边给先生打电话，先生说，要无所畏惧。我爬了几十层楼，仿佛记得每一个台阶的模样。
有人却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我的一个小师妹当时是四川某大学的应届生，即将正式成为先生的研究生。2008年在她脑中刻下的烙印是“大地震”。她极力想要回忆起那几天的每一个细节，却什么也想不起来，可能是当时太混乱了，也可能是大脑记忆的选择性回避。但她清晰地记得先生当时花了很大力气才联系上她确认她平安。这种关心的程度和感觉成为她心底最柔软的记忆。(www.xing528.com)
作为先生的学生，我们常常自认是幸运的那拨人。先生从1999年开始招收研究生是有全盘考量的。他深知中国出版业改革发展需要一大批具有较高理论水准和丰富实务操作经验的高层次管理人才，并且中国出版业，尤其是大学出版社，要想获得长足发展，必须走“产学研一体化道路”。原中国编辑学会常务副会长、出版界前辈邵益文先生还为此称他为出版界的“三栖动物”，意为出版实务、出版教育、出版研究兼具一身。在理论研修的基础上，先生也特别重视对我们实践能力的塑造，独创性地进行了“五个一工程”教学模式。
从1999年到2010年，先生总共招收了12届44名学生。先生常常倡导“吴门”同门互通有无、资源共享，无论是学业还是生活上都相互关心、相互帮助。我们真的是这么做的。先生说，毕业以后我们大家成了朋友，这是缘分。他为我们取得成绩而骄傲，也为我们遭遇困难而担忧，他说无论走到哪里，始终有一双目前还算明亮但随着时光的推移将越来越老眼昏花的眼睛一直注视着我们。每当想起这句话，我们都不敢松懈。这已经成为吴门传统。
我总以为时间就这样静静流淌，每个人都能在人生抉择中成为时间的朋友。只是，有些是点头之交，有些是知己之交。先生大概选择了与出版业成为一生的朋友。
知天命之年后他本可以按部就班颐养天年。他却出人意料地选择了接受清华大学出版社的再三邀约，“北漂”开创事业的第二高峰。细细想来，这样的决定并不让人意外。他就是会做这样决定的人。他很新潮，对新鲜事物的接受、熟知程度丝毫不逊色于我们这些80后；他对出版行业的研究始终处于思想前沿，尤其是对“互联网＋”还是“＋互联网”这样时代课题的探究；他也有一颗不安于现状的心。最重要的，他告诉我，到了他这个阶段，该得的都得了，该处理的关系都处理了，剩下的都是对出版行业的一种真切关爱，这样的心境能再为出版业多做些贡献。他珍惜的是自己作为职业出版人最后的“问道”经历。
今年是先生“北漂”的第六个年头。他对宏观出版环境、微观组织发展的思考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取得了令人欣慰的实践效果，不仅建立稳定了专业化的编辑团队，还着眼于未来推进精准化的品牌营销。作为总编辑，他常常提醒自己，也告诫管理团队，一个文化企业，除了要有精品、品牌产品群、强势板块外，根本的还要有人，有一支能战善战的队伍，有名编辑。无论有多少头衔，他说，“我首先是一名编辑”。我相信，只有身居高位而又脚踏实地，才能真正地顶天立地。先生便是如此。
一个人一生忠于一份事业。这是对生命的一份敬重，也是对周遭人世的一种通透释怀。先生的纯真在于，他看到了行业光鲜亮丽背后的隐疾，但他仍然义无反顾，不断贡献自己的才能和热情。
他就像一面镜子，毫无保留地释放自己，坦荡宁静，而每一个经过他的人，都能更好地认识自己。而镜子本身，已然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我想，先生所写的每一个字都将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成为时代纪录。这也是这本书最大的价值。
我们都是见证者，与有荣焉。
王燕青（《南方周末·人物周刊》记者）
2017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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