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正学》与古代文学思想理论体系的系统整合

三是以劉勰“三準”說为綱，系統歸納、整合古代文學思想理論體系。劉勰《文心雕龍·鎔裁》，提出作者創作有鎔、裁二法。而說“規範本體以为鎔（將文章全篇鎔範为‘首尾圓合，條貫統序’的整體）”的鎔法，有謂“草創鴻筆，先標三準：履端於始，則設情以位體；舉正於中，則酌事以取類；歸餘於終，則撮辭以舉要”。劉先生《釋義》謂“‘鎔’者，‘酌事’‘撮辭’，以明所設之‘情’之謂也”。又謂“三準”，“是指從作者内心形成作品的全過程中所必然有的三個步驟。這三個步驟都各有其適當的、一定的準則，所以謂之为三準。……他所謂‘位體’，是說作者内心懷抱著的某種思想感情的整個體系，首先要將他建立起來，作为全篇的骨幹，然後‘酌事’方有所依據，所以說‘設情以位體’。其次，作品中所用的事或理又必須與他的思想感情極其相類，非常切合，也就是必須與形成他的思想感情的客觀事物一致，所以說‘酌事以取類’。再其次，有了與‘情’相類的‘事’，如何方能依據這些‘事’的内容和性質來‘屬采附聲’。這裡說的‘采’與‘聲’，就是作品中的詞藻。凡是美的文學作品，必然具有采色與音聲之美。而這種‘屬采附聲’的工拙，是關於作者的藝術手段的高下。作者的藝術手段高，則他的作品中的‘事’與‘物’，就能光輝燦爛，發生搖盪人們心靈的力量。……這樣，必然是作品中所敷設的詞句都最精煉，都是‘事’與‘物’的最主要的部分。所以說‘撮辭以舉要’。”[28]先生認为此为劉勰文學創作理論的核心觀點，概括出了所有文學作品創作的特點。所以畢生將其作为研治龍學的重點，並由此出發對中國古代文學思想理論體系的整合做出了重大貢獻。

劉永濟先生研究劉勰的創作論，既注意到“三準”論系對文學創作過程而言，劉勰講的“情”“事”“辭”都是臨文時的事。三者看似平列，實則“情”乃“事”“辭”之根本。還注意到臨文之先，作者的思想感情（“情”）是從觀察物之萬象而興起的，而與作者所處時代環境分不開。而最有意義的，是對兩類論述做了歸納和整合，建構起包括文學本體論、創作論、鑒賞論在内的中國古代文學思想理論體系。一是對劉勰相關論述做了歸納和整合。“三準”論既为劉勰創作理論的核心觀點，《文心》各篇作論必然會常常加以運用，由於所論對象不同，往往所用術語有異。先生由表入裡，釐清其内涵實質及彼此内在聯繫，然後歸類整合，將其納入“情”“事”“辭”的“三準”體系。《附會》有謂“夫才量學文，宜正體制。必以情志为神明，事義为骨髓，辭采为肌膚，宮商为聲氣”。先生即謂“這裡是用人身來做做擬，顯然‘情志’是最重要的，這裡所說的‘事義’，即是事實與事理的總稱。但加上‘宮商’一項，實即‘辭’中的‘采’與‘聲’的分說。”《情采》有謂“文采所以釋言，而辯麗本於情性”。先生即謂“這裡的‘文采’‘言’‘情性’顯然就是‘三準’中的‘辭’‘事’‘情’。”[29]又謂“《宗經》篇說宗經的‘六義（情深而不詭、風清而不雜等六種風範）’，即可用‘三準’的‘情’‘事’‘辭’概括它。……《風骨》篇用了許多名詞，歸納起來，則‘風’‘氣’‘情’‘意’‘義’‘力’，屬於‘情’；‘骸’‘體’‘骨’‘言’‘辭’，屬於‘事’；‘采’‘藻’‘字’‘響’‘聲’‘色’，屬於‘辭’”[30]。如果說整合《文心》各篇術語而將其納入一定的話語體系，有利於廓清因頻繁使用其他術語而產生的誤會或迷惘，有利於一目了然地準確掌握各篇要義，那對另一類術語或觀念的整合、歸納，則帶有理論創新的意義。

所謂另一類術語或觀念，指孔、孟、莊、揚諸子論文的經典言論，劉先生看出了劉勰文學創作論核心觀點和它們之間的同一性，經過整合，從各家義同而用字不同的術語中選擇一最具表現力的關鍵字，來構建一個表述方式有別於諸家而具有同一理論内核的“新”思想體系。劉先生在多種學術著作或論文中論述過這一新思想體系的由來，表述過這一新思想的基本觀點。如《鎔裁釋義》云：“舍人所謂‘三準’，即孔子所謂‘志’‘言’‘文’，孟子所謂‘志’‘辭’‘文’，已略說於《宗經》篇中。茲更詳釋之如次：昔孔子贊《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其美子產也，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孟子論《詩》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其稱《春秋》也，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莊子《天道》篇有‘貴書’‘貴語’‘貴意’之文。揚雄《法言》又有‘言不能達其心，書不能達其言’之語。合以舍人‘設情’‘酌事’‘撮辭’之說，雖同舉三項，而名義紛如。蓋訓詞之例有通、別，用字之式有單、複。……明夫此，則孔子之‘意’與‘志’，孟子之‘志’與‘義’也。孔子之‘書’與‘文’，孟子之‘文’也。孟子之‘辭’與‘事’，孔子之‘言’也。莊子之‘意’‘語’‘書’，揚雄之‘心’‘言’‘書’，舍人之‘情’‘事’‘辭’，亦即孔子之‘志’‘言’‘文’，孟子之‘志’‘辭’‘文’也。辭或變而稱事者，辭乃說事之言。”(www.xing528.com)

在將孔、孟、莊、揚論文關鍵字整合为劉勰“三準”之“情”“事”“辭”範疇的基礎上，劉先生進一步指出：“綜而論之，‘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文理之當然也。‘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作者之良法也。‘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讀者之要術也。所言同而所以言者異也。情感思想，志之屬也。志託於事物而言为辭，辭寄於筆墨而見为文。”[31]“文理之當然”，是說文學創作規律；“作者之良法”，是說創作方法；“讀者之要術”，是說鑒賞方法。所言已超出創作論的範圍。而先生說：“蓋凡一作品之成，不出‘文’‘辭’‘志’三部分。‘文’者，作品之篇章字句也，謀篇，造句，用字，修辭之事屬之。‘志’者，作者之思想感情也，作者内心所蓄積、所激發者屬之。‘辭’則作者思想感情所附託，而以篇章字句表達之者也。”[32]《十四朝文學要略·敘論》謂“辭乃說事之言”。《孟子論讀者意逆之法》謂“志者，作者之思想感情也。以常語釋之，則为什麼要說也。辭者，思想感情托之以見之事、義也，亦即作品之内容。以常語釋之，則說些什麼也。文者，篇章字句也，而修辭語法屬之。以常語釋之，則怎麼說法也”。《論文學中相反相成之義》謂“志者，其思想情感也。辭者，其志所附麗以見之事物也。文者，此事物由之以表現之字句篇章也。三者之中，‘辭’为‘文’與‘志’之中介。‘文’必準‘辭’以敷設，‘志’亦藉‘辭’而顯示。再通俗言之，‘志’者，为什麼要說（why）；‘辭’者，說些什麼（what）；‘文’者，怎麼說法（how）也。就作者言之，必先有‘志’而後有‘辭’，有‘辭’而後有‘文’，‘志’其内，‘文’其外也，其勢順。就研究作品言之，必先通其‘文’以求通其‘辭’，次通其‘辭’以求通其‘志’，‘文’其末，‘志’其本也，其勢逆，此孟子所謂‘以意逆志’也”[33]。

凡文學作品皆由志、辭、文三者構成，而在創作中，對三者的處置有一定的步驟，每一步驟各有其應該堅持的準則。而讀者鑒賞其文，为先通其文以求通去辭，通其辭以求通其志。此乃劉先生借助整合、歸納孔、孟、莊、揚經典論述所構建的中國古代文學思想體系，而其思路卻來自劉勰“三準”論。只是用孔、孟所說之“志”取代劉勰所說之“情”，用孟子所說之“辭”取代劉勰所說之“事”，用孔、孟所說之“文”取代劉勰所說之“辭”。而論創作之三步驟即各步驟之準則，皆依劉勰所言。說孔子“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之創作論，釋其“言”“文”“志”，即取劉勰“三準”所用之“事”“辭”“情”義。說孟子“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之鑒賞論，釋其“文”“辭”“志”，亦取劉勰“三準”所用之“辭”“事”“情”義。於是先生自得地說：“余於孔門論文之語，而得一樞要焉！孔門論文，精義至夥，而以三事为最要。三事維何？曰志也，辭也，文也。三事之相關，見於孔子之言者二，見於孟子之言者一。”[34]實則先生對孔門論文之語“樞要（核心内容）”的把握，出於對劉勰“三准”論要義的領悟。先生於此顯現出的會通意識、系統思維、整體觀念，和打通牆壁說話、透過現象看本質、提煉歸納以作形上之論的做法，不單为今人治龍學開一法門，亦可为所有研究古代文學（包括古代文論）的學者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