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学（第7辑）》—《文心》的文学性及其文学研究价值

一是對劉勰《文心》一書性質、寫作動機及全書結構、内在聯繫的看法。一般學者多從文學批評和寫作學的角度，確認《文心雕龍》的性質和劉勰撰寫書的動機，而對全書思想結構、内在理論聯繫做縝密思考者鮮有其人。但劉先生卻從《文心雕龍·序志》和各篇文論傾向看出劉勰著書用意，並肯定其書的子書性質，確認其人欲通過論文以救世衰國亡之弊的動機。《校釋·前言》云：“歷代目錄學家皆將其書列入詩文評類。但彥和《序志》，则其自許將羽翼經典，於經注家外，別立一幟，專論文章。其意義殆已超出詩文評之上而成为一家之言，與諸子著書之意相同矣。”“彥和之作此書，既以子書自許，凡子書皆有其對於時政、世風之批評，皆可見作者本人之學術思想（參看《諸子》篇），故彥和此書亦有匡救時弊之意。吾人讀之，不但可覘知齊、梁文弊之全貌，而且可以推見彥和之學術思想。蓋我國文學傳至齊、梁，浮靡特甚，當時執政者皆苟安江左，不但不思恢復中原，而且務为淫靡奢汰，其政治之腐敗，實已有致亡之勢；彥和從文學之浮靡推及當時士大夫風尚之頹廢與時政之隳弛，實懷亡國之懼，故其論文必注重作者品格之高下與政治之得失（參看《時序》《才略》《程器》等篇）。按其實質，名为一子，允無愧色。”《論劉勰的本體論及文學觀》更說得具體：“他首先提出文原於道的理論是有深切意味的。他眼見國家日趨危亡，世風日趨澆薄，文學日入於淫靡之途，皆由文與道相離所致，而曾無一人覺察，心懷恐懼，思所以挽救之而無權位，故憤而著書。所以他這部書雖則是專談文學理論，雖則是總結以往文學的經驗，雖則是評騭以往作家的優劣，然而可說是一部救世的經典著作，是一部諸子著述。所以我說後人將他這書與宋以來詩話、文評看待，是只得其一方面的道理而忽略了其他更重要的一面，不免辜負了作者的苦心，降低了它的作品的價值。”[24]《序志釋義》不但確認《文心》之子書性質，還特別指出其於子書“依採舊文，雷同一響”風氣之外，“脫去恒蹊，別啟戶牖，專論文章，羽翼經典”的創新意義。所謂“此風（子書寫作‘理重事複，遞相模效，猶屋下架屋，床上施床’之風）之成，不自魏晉矣（漢代劉向、桓譚已開此風）。詳觀舍人此篇，蓋亦有慨夫性靈不居，思製作以垂世，乃脫去恆蹊，別啟戶牖，專論文章，羽翼經典，其自許之高如此”。而《前言》說：“全書於有韻、無韻兩類之文，各還其本來面目，予以應有之位置及作用，既不同於當時文士尊駢體而抑散文，亦不同於後世文人崇古文而輕駢儷。雖其自著書仍用駢體，而能運用自如，條達通明，能以瑰麗之詞，發抒深湛之理。蓋論文之作，究與論政、敘事之文有異，必措詞典麗，始能相稱。然則《文心》一書，即彥和之文學作品矣。”此亦为深見卓識，不但肯定劉勰於有韻之文、無韻之文不分軒輊的正確態度，還揭示出《文心》作为駢體子書“能以瑰麗之詞，發抒深湛之理”的特點，更重要的是說“《文心》一書即彥和之文學作品”。這一看法，不單表明《文心》本身具有文學性，可稱为文學作品，還啟發學者應該從文學角度研究子書（無論駢散）的文學特色。

先生細讀《文心》，體察劉勰用意，對全書内容安排、層次結構、内在聯繫，亦有深刻認識。《校釋前言》云：“校釋之作，原为大學諸生講習漢魏六朝文學而設。在講習時，不得不對彥和原書次第有所改易。所以校釋首《序志》者，作者自序其著書之緣起與體例，學者當先知也。次及上編前五篇者，彥和自序所謂‘文之樞紐’也。其所謂‘樞紐’，實乃其全書之綱領，故亦學者所應首先瞭解者。再次为下編，再次則上編者，下編統論文理，上編分論文體，學者先明其理論，然後以其理論與上編所舉各體文印證，則全部瞭然矣。”此說學者研讀《文心》應有的學習程式，實已道出全書内容的層次安排和結構特點。難得者，先生並不盲從以《辨騷》與《明詩》等同为文體論之看法，深入體認劉勰“文之樞紐”之意，而謂“奇華、貞實二語，即屈子與後代辭人分疆之故”。“《辨騷》者，騷辭接軌風雅，追跡經典，則亦師聖宗經之文也。然而後世浮詭之作，常託依之矣。浮詭足以違道，故必嚴辨其同異；同異辨，則屈賦之長與後世文家之短，不難自明。然則此篇之作，實有正本清源之功。其於翼聖尊經之旨，仍成一貫。而與《明詩》以下各篇，立意迥別”[25]。(www.xing528.com)

再者，先生釋義，非常注意各篇之間内容上的聯繫。此不但見於對前五篇“文之樞紐”的解說，還表現在對下編若干篇章的釋義中。如《情采釋義》說：“文家用采，雖以狀物寫象为職，而采之为物，實以明情表思为用。蓋情物交會而後文生，《神思》一篇所論詳矣。然其交會成文之際，亦自有別。或物來動情，或情往感物，情物之間，交互相加。及其至也，即物即情，融合無間，然後敷采設藻以出之。故采之本在情，而其用亦在述情。”說明为文情采關係，實本於《神思》所說“作者内心（情）與外境（物）交融而後文生之理”。《養氣釋義》說：“本篇申《神思》未竟之旨，以明文非可強作而能也。《神思》篇云：‘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彼篇以虛靜为主，務令慮明氣靜，自然神王而思敏。本篇‘率志委和’……及‘清和其心，調暢其氣’，亦即求令虛靜之旨。”《附會釋義》說：“夫辭附義會，文成統緒者，司契在心，故文識尚焉。識以明理，理得則文無舛節，故曰‘懸識湊理，節文自會’。其義與《神思》篇尤相關切。《神思》所論，即《附會》之前因，此篇所言，則前因既具之結果也。合而參之，为文之能事畢矣。”《物色釋義》說：“本篇申論《神思》篇第二段心境交融之理。《神思》舉其大綱，本篇乃其條目。蓋神物交融，亦有分別，有物來動情者焉，有情往感物者焉。物來動情者，情隨物遷，彼物象之慘舒，即吾心之憂虞也，故曰‘隨物宛轉’；情往感物者，物因情變，以内心之悲樂，为外境之歡戚也，故曰‘與心徘徊’。”又說：“本篇與《情采》篇雖同而實異。同者，二篇所論，皆内心與外境之關係也；異者，《情采》論敷才必準的於情，所重仍在養情，本篇論體物必妙得其要，所重仍在摛藻。”又《物色釋義》前注云：“按此篇宜在《練字》篇後，皆論修辭之事也。今本乃淺人改編，蓋誤認《時序》为時令，故以《物色》相次。”他如《麗辭釋義》說：“蓋駢文行氣，貴在疏密相間也。舍人別有《事類》一篇，詳論用事之法。茲篇所重，在明字句奇偶之用，所以申前篇未盡之意也。”《練字釋義》說：“北朝顏氏之推尚論文章，亦及文字。至此篇所舉‘四忌’，雖似無關大體，然在詩家亦为要務。特其論乃在形體之間，初無關於意義，當合《章句》《麗辭》《指瑕》《物色》等篇觀之，而後文家字句之精蘊始得也。”《時序釋義》說：“本篇前有‘雖世漸白齡，辭人久變’之句，後贊復有‘蔚映十代，辭采九變’之文，讀者每易迷罔。……本書《通變》篇、《才略》篇，皆有都舉歷代文變之詞。《通變》篇有九代六變之說……與本篇所論，正可參看。《才略》篇歷舉……九代文人之辭令華采以衡論，而篇末又曰……其分畫止四，似與六變、九變之旨不合。蓋本篇與《通變》論其異，《才略》則標其同，言各有當也。”《才略釋義》說：“本篇與《時序》篇相輔。《時序》所論，屬文學風尚之高下流變，論世之事也。本篇所重，在比較作品之長短，作家之同異，知人之事也。”由於深知篇章之間的内在聯繫，自易準確把握各篇要義、重點。顯然，釐清各章之間内容上的聯繫、見出其同異，既是研讀《文心》的重要方法，也是《文心》研究應該達到的一種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