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志》本傳記載，王粲“勸表子琮，令歸太祖。太祖辟为丞相掾，賜爵關内侯”。究竟王粲如何勸說劉琮降曹，今已不可確知[29]；據上引《通鑑》，勸降者不僅王粲一人，其賜爵關内侯，也當在曹操荊州封侯的十五人之中。《三國志》詳載王粲稱頌曹操的一段話，若考量其話語内容及說話場景，從君臣觀念分析，實有可細加玩味之處，陳壽如此敘述：
太祖置酒漢濱，粲奉觴賀曰：“方今袁紹起河北，仗大眾，志兼天下，然好賢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劉表雍容荊楚，坐觀時變，自以为西伯可規。士之避亂荊州者，皆海内之儁傑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即繕其甲卒，收其豪傑而用之，以橫行天下；及平江、漢，引其賢儁而置之列位，使海内回心，望風而願治，文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卷二十一《魏書·王粲傳》）
按上引《通鑑》，曹操封賞荊州降眾的地點是江陵[30]，瀕臨長江，王粲言“及平江、漢，引其賢儁而置之列位”，即指封侯授官一事；其後王粲隨軍參與赤壁之戰[31]，此役曹操大敗，北歸雖經地處漢水州治所在的襄陽，或許也曾“置酒漢濱”，但戰役新敗，王粲應不可能於此時“奉觴賀”，甚且言“海内回心，望風而願治”。揣摩王粲之低貶袁紹、劉表而頌揚曹操功德，宴會之地當在江陵，亦即封侯授官之場合，陳壽言“置酒漢濱”，似失察而誤[32]。
根據本文引述之史料，王粲批評劉表“坐觀時變，自以为西伯可規”，與裴潛言“劉牧非霸王之才，乃欲西伯自處，其敗無日矣”，意見極为類似，而裴潛語的受話對象之一即是王粲，故王粲所言原非高論。裴潛之所以對王粲、司馬芝說這些話，意在勸其與劉表保持距離，避免受到牽累惹禍，其後裴潛“遂南適長沙”，司馬芝則“居南方十餘年，躬耕守節”[33]。避亂荊州的外地人士，如上所論，本不企求被劉表所用，如杜襲所言“欲全身以待時”，正是表達這種普遍心態，如果避亂荊州之士主觀意願如此，實不宜全然歸咎劉表“不知所任”。劉表對這些“海内之儁傑”，以賓客之禮相待，任憑其自由遷徙，除了尊重，不無可能既已洞察其心態。故王粲之批評劉表，未盡與事實相符，顯現其为片面之辭，頗有與劉表劃清界限的意味。
王粲在荊州的具體生活情況及其與劉表的關係，史書缺少記載。曹植《王仲宣誄》有云：
皇家不造，京室隕顛。宰臣專制，帝用西遷。君乃覊旅，離此阻艱。翕然鳳舉，遠竄荊蠻。身窮志達，居鄙行鮮。振冠南嶽，濯纓清川，潛處蓬室，不干勢權。我公奮鉞，耀威南楚。荊人或違，陳戎講武。君乃義發，算我師旅。高尚霸功，投身帝宇。斯言既發，謀夫是與。是與伊何？響我明德。投戈編鄀，稽顙漢北。我公寔嘉，表揚京國。金龜紫緩，以彰勳則。勳則伊何？勞謙靡已。憂世忘家，殊略卓峙。乃署祭酒，與軍行止。算無遺策，畫無失理。我王建國，百司俊乂。君以顯舉，乘機省闥。……
據誄文之序，王粲卒於“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即建安十三年降曹後的第十年。按：誄是用於喪祭誦讀的文類，對死者須“累其德行，旌之不朽”，其篇章體製則是“傳體而頌文，榮始而哀終”[34]。可知這種文類須羅列死者生前的德行功業，故具有傳記性質；然而为了表彰生前事蹟使死者垂名後世，不僅不能提及敗德劣行，對德行功業之褒揚頌讚，常有溢美之辭，其傳記成分遂不免失真，難以盡信。曹植《王仲宣誄》，陳述王粲生平事略，僅就引文來看，即有史傳之所不載者，若說可以採信，補正史之不足，實有疑問。如“翕然鳳舉，遠竄荊蠻”等八句，即述及王粲避亂荊州的生活，褒讚其志行高潔，“身窮志達，居鄙行鮮。振冠南嶽，濯纓清川。潛處蓬室，不干勢權”，將王粲描述成胸懷豁達仿如避世隱居的高士，而與荊州牧劉表的關係則似毫無瓜葛。考察王粲荊州時期作品，如《登樓賦》顯現其抑鬱不得志之傷情，與曹植塑造的王粲形象相較，可謂大異其趣。史書雖未有王粲在荊州居官任職的記錄，卻不表示王粲不參與或不聞問荊州政事，如其所撰之《三輔論》稱述劉表征討長沙太守張羨，《荊州文學記官志》讚揚劉表設文學官修明文教，《諫袁譚書》《與袁尚書》則是为劉表代筆以調解袁氏兄弟相伐[35]，王粲與劉表之間必有關聯，且曾为劉表所用[36]。
曹植《王仲宣誄》敘事虛美不實，除了與文類屬性有關，應當也有其自身政治立場的考量。如言“皇家”“帝”“我公”“我王”等人稱代詞，抬舉漢獻帝，稱述曹操受封魏國公、魏王，其敘事觀點自是站在曹操一方，儼然秉持“奉天子以令天下”的政治立場，賦予曹操征伐荊州正當性，故敘述王粲勸劉琮降曹是“義發”，“高尚霸功，投身帝宇”，“響我明德”[37]。又为了表彰王粲勸降之功，誄文竟言“君乃義發，算我師旅……斯言既發，謀夫是與”，似乎勸說劉琮投降乃由王粲率先倡議，其他州府僚屬只是附議響應；如果王粲確實为勸降之主謀，史書當不致略而不提，故曹植所言不宜遽加採信。
《三國志》王粲本傳，言“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侻，不甚重也”，所謂“不甚重”，或與裴注引《博物記》劉表未選王粲为婿有關；若是指劉表未授予王粲官職，亦可通，唯劉表仍然重視王粲之文才，否則如其與袁譚、袁尚書信就不會由王粲代筆。王粲十六歲避亂荊州，祖父王暢與劉表有師生關係，依照情理推測，劉表對年少的王粲不可能不加照顧。據劉宋盛弘之《荊州記》記載，荊州治所襄陽西北八里方山下有王粲宅[38]，可知王粲未如裴潛等那样避開劉表移居荊州南部郡縣。又《三國志》載，王粲有二子，建安二十四年（219）牽涉魏諷謀反被殺[39]；據裴注引《魏氏春秋》，其後曹丕乃以王凱之子王業为王粲繼嗣[40]。按劉表以王凱为婿，女兒雖未許配王粲，理當为王粲另置妻室，而王粲二子在其卒後不久謀反被殺，應已成年，則王粲在荊州必有妻兒，並非孑然一身。又王粲勸劉琮降曹有功，其與劉琮之間，若非受到信任，亦必有私誼，乃得參與此機密大事。略舉數端，可以想像王粲在荊州十六年，雖然覊旅他鄉，應是生活無虞，或許未克大展長才，也非一無所用，總之必有受惠於劉表之處，其與劉表的關係實難輕易撇清[41]。
基於上述認知，王粲在江陵授官封爵之時，非議劉表而稱揚曹操。就話語内容而言，主要針對主政者是否善用人才提出評論，儘管對劉表的批評有所規避，失之偏頗，猶为持之有故，尚可言之成理，然而若論其說話時機與場合，則具體顯示王粲不僅躁競且不識大體。首先，王粲是眾多投降而接受封賞者之一員，稱頌的對象曹操則是賜予爵祿的當權者，王粲之發言實有失立場。其次，據“粲奉觴賀”一語，可知非曹操有所問，而是王粲主動發言獻辭[42]。非議的對象之一劉表，其實是王粲在荊州長時期的依附者，出言貶抑則見其薄情寡義，而有迎合曹操急於輸誠表態的傾向，難免予人趨炎附勢之想。其三，王粲的失言尤在稱頌曹操盡收豪傑賢儁是“三王之舉”，問題不僅是推崇備至的奉承，最可議者乃在措辭失當。“三王”是指夏商周三代創業之帝王，用以類比曹操，則其心目中已無漢帝，易於引發曹操可取而代之的聯想。然而無論曹操之招降納叛或荊州僚屬之勸降歸順，儘管各自謀求其政治利益，仍然是要“奉天子”之名，顧慮君臣名分。王粲奉承的話語不經意地戳破假相，可以想象在那各取所需上下盡歡的情境，王粲實已顯得唐突。
若說王粲“躁競”是其性格的弱點，當其夸夸而談竟全然不顧恩義，为了功名利祿而趨炎附勢，若論其品德，言其有虧“名節”，應不为過。《三國志》本傳載錄王粲這段極不得體的言辭，必有依據，雖未述及當時在場他人的反應，當是令人印象深刻才得以流傳。此事關乎王粲品德操守，陳壽於傳末評曰：
昔文帝、陳王以公子之尊，博好文采，同聲相應，才士並出，惟粲等六人最見名目。而粲特處常伯之官，興一代之制，然其沖虛德宇，未若徐幹之粹也。（卷二十一《魏書·王粲等傳》）
陳壽將後世所謂建安七子中的孔融排除在外，言“粲等六人”與曹丕、曹植關係密切，其文學才能最为著名。陳壽特取王粲、徐幹比較，指出六人中王粲官職最髙，曾任魏公、魏王曹操之侍中，有功於“興造制度”[43]，但道德情操遠不及徐幹。陳壽評王粲“沖虛德宇，未若徐幹之粹”，對照本傳之敘事，尤以“奉觴賀”這一失言事件顯示其品德之有瑕疵。陳壽對王粲語帶貶意，應是就此而發。
前引《三國志·魏書·杜襲傳》，陳壽述及王粲、杜襲、和洽皆任曹操之侍中，王粲“見敬不及洽、襲”，陳壽未說明其原因。按曹操建安十八年（213）受封魏公，魏國初建即設侍中四員，建安二十一年（216）为魏王，衛覬亦任侍中[44]，此處略而不提衛覬，係因衛覬一直为曹操所用[45]，王粲三人任其幕僚是在荊州降曹之後。換言之，王粲三人背景相似，均曾避亂荊州，故王粲受曹操禮敬的程度不如其他兩人，曹操態度上相對看輕王粲，必與王粲在荊州的行为表現有關。建安十三年（208），王粲僅是勸降劉琮者之一，考察王粲生平事蹟，讓曹操對王粲之为人觀感不佳，甚而心存芥蒂，最具體的事例應是王粲在江陵“奉觴賀”的失言事件。若設想其情境，當日宴會中的曹操，是王粲舉杯稱頌的對象，即事件的直接關係人，其人生性多疑，不易受美言諛辭所惑，切身感受王粲不顧恩義、趨附權勢之言行，必然印象深刻；而日後王粲又與和洽、杜襲皆为侍中，此二人亦避亂荊州，卻能審時度勢，潛身退藏，不欲为劉表所用，對比則顯出差異，曹操對王粲往昔之印象極易被憶起，對其人品言行之存疑遂揮之不去，其禮敬之情自難與和洽、杜襲相當。
王粲在荊州或未任官職，其與劉表雖無君臣名分，卻有世交之情誼，長期依附承受庇護或供養，甚且曾为其所用，故身份雖類似客卿，仍具有君臣關係之實，若論政治倫理，王粲實須重視恩義，謹守其分際，否則即可視为有虧“名節”。如本文所述，在王粲所處的東漢當時，皇權式微，群雄割據兼併，曹操“奉天子以令天下”，世人亦間雜挪用兩類君臣關係，倫理觀念成为操弄政治謀取權勢名利的工具，名教之危敗昭然若揭。以王粲“奉觴賀”之失言事件为例：其非議劉表，實已背離州府長官與僚屬一類君臣關係；其讚譽曹操“三王之舉”，又已否棄天子與臣民一類君臣關係。王粲之曲意逢迎，出言不遜，其敗壞君臣倫理，似更推向極致。
眾所周知，曹操用人“唯才是舉”，不拘品行，清儒顧炎武《日知錄》指其建安十五年（210）、十九年（214）、二十二年（217）求才令[46]，破壞東漢風俗，導致“權詐迭起，奸逆萌生”[47]。王粲擔任曹操幕僚始於建安十三年（208），王粲才氣早已獲得蔡邕肯定，其阿諛奉承已難脫文人無行之譏議，而曹操始終加以任用，正是用其才。令曹操素行不端，許劭品題为“亂世之姦雄”，曹操亦欣然笑納[48]，因此若論曹操對待王粲的態度不夠尊敬，曹操耿耿於懷的絕非僅因其諂媚面諛，當是對其出言不遜違背當時君臣觀念不以为然，甚或有所疑忌。曹操機變巧詐，對其自身可不守道德原則，卻深知道德教化有利於重建政治秩序[49]；曹操固然有強烈的政治野心，基於其政治權力之合法化和正當性的需要，曹操必須迎獻帝都許，假借“天子”之名便利其攫取權力，因此曹操對天子與臣民一類的君臣倫理，在形式上是極为尊重的。據《三國志》卷一《魏書·武帝紀》載：
建安元年（196）……二月……天子拜太祖建德將軍，夏六月，遷鎮東將軍，封費亭侯。秋七月……天子假太祖節鉞，錄尚書事。洛陽殘破，董昭等勸太祖都許。九月，車駕出轘轅而東，以太祖为大將軍，封武平侯。……冬十月……天子拜公司空，行車騎將軍。
十三年（208）……夏六月，以公为丞相。
十六年（211）春正月，天子命公世子丕为五官中郎將，置官屬，为丞相副。(www.xing528.com)
十七年（212）春正月……天子命公贊拜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如蕭何故事。
十八年（213）春正月，天子使御史大夫郄慮持節策命公为魏公……秋七月，始建魏社稷宗廟。天子聘公三女为貴人，少者待年于國。
十九年（214）……三月，天子使魏公位在諸侯王上，改授金璽、赤紱、遠遊冠。……十二月……天子命公置旄頭，宮殿設鍾虡。
二十年（215）春正月天子立公中女为皇后……九月……天子命公承制封拜諸侯守相。
二十一年（216）……夏五月，天子進公爵为魏王。……天子命王女为公主，食湯沐邑。
二十二年（217）……夏四月，天子命王設天子旌旗，出入稱警蹕。……冬十月，天子命王冕十有二旒，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以五官中郎將丕为魏太子。
曹操官職爵位升遷均授自“天子”，甚至封魏王之後又令其“設天子旌旗”“冕十有二旒”等輿服禮制，只差沒有遜位，而實質上已形同“天子”，漢獻帝必定被迫而非自願，卻都有合法程序和儀節賦予其正當性[50]。曹操終其一生，不敢篡奪帝位，亦不輕言取而代之，須得“奉天子”之名大費周折擴張其權勢，自是礙於客觀現實情勢的權宜之計。曹操的心機權謀，如上所述，當時有識者如賈詡、韓嵩、蒯越等早已察知，亦假借歸順“天子”为名勸其主降曹，可知天子與臣民這一類的君臣觀念，當時仍有其政治號召力，儘管付諸道德實踐、真能效忠於“天子”者寡少，“天子”之名卻保有可資利用的工具性價值。王粲並非無知無識者，應知“天子”名號之作用，必能察覺曹操等人之巧詐伎倆；其以“三王之舉”推崇曹操，當是暗示其揚棄虛位的“天子”而開創帝業，這不但違背當時的君臣觀念，也與曹操的謀略相抵觸，其刻意突顯自我以引起曹操關注，其人之躁競冒進，亦將難以贏得曹操之敬重。
若論曹操對王粲之罔顧恩義批評劉表的可能反應，或必須問：曹操是否重視東漢當時地方官與其辟用僚屬一類的君臣關係？曹操用人唯才，不拘品行，又是如何看待忠於故主、不願为其所用之人？倘若其下屬不忠或背叛，曹操是否可能容忍或寬貸？以下列舉數事，試作說明。其一：
建安五年（200），曹公東征，先主奔袁紹。曹公禽羽以歸，拜为偏將軍，禮之甚厚。……初，曹公壯羽为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既而遼以問羽，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遼以羽言報曹公，曹公義之。及羽殺顏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曹公曰：“彼各为其主，勿追也。”（《三國志》卷三十六《蜀書·關羽傳》）
劉備與關羽、張飛“恩若兄弟”，存有實質的君臣關係[51]。關羽對張遼表示不背棄劉備而受曹操收買，裴松之注引《傅子》曰：
遼欲白太祖，恐太祖殺羽，不白，非事君之道，乃歎曰：“公，君父也；羽，兄弟耳。”遂白之。太祖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義士也。度何時能去？”遼曰：“羽受公恩，必立效報公而後去也。”
根據這條史料，張遼與曹操之間有君臣關係[52]，卻又與關羽有兄弟情誼，兩者難全，幾經考慮最後決定須以君臣倫理为重，據實回覆；又張遼面臨抉擇兩難問題，乃唯恐關羽不願歸順被殺，不料曹操竟稱讚關羽为“天下義士”，據“事君不忘其本”一語，可知曹操亦重視君臣倫理。其後關羽奔劉備，曹操以“各为其主”为由，亦未派兵追殺，即有意成全關羽的君臣之義[53]。其二：
十年（205）……熙、尚为其將焦觸、張南所攻，奔遼西烏丸。觸自號幽州刺史，驅率諸郡太守令長，背袁向曹，陳兵數萬，殺白馬盟，令曰：“違命者斬！”眾莫敢語，各以次歃。至別駕韓珩，曰：“吾受袁公父子厚恩，今其破亡，智不能救，勇不能死，於義闕矣；若乃北面於曹氏，所弗能为也。”一坐为珩失色。觸曰：“夫興大事，當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待一人，可卒珩志，以勵事君。”……十二年（207）……太祖髙韓珩節，屢辟不至，卒於家。（《三國志》卷六《魏書·袁紹傳》）
焦觸背叛袁熙、袁尚，率眾欲降曹操，韓珩不從。焦觸未殺韓珩，言“興大事，當立大義”，可知其降曹亦必以歸順“天子”为藉口，解釋其不殺韓珩的理由，則是“卒珩志，以勵事君”，嘉許韓珩重恩義，其志行有助於勉人事君盡忠。據“以勵事君”一語，可以類推曹操之所以稱許關羽、韓珩，除了为其捨生取義的氣節所感動，更有可能是這種道德行为關係到切身利益，亦即掌權者欲其下屬为己效命盡忠，故特別重視君臣倫理，表彰或獎勵那些遵循道德規範的實踐者，即使是敵對或不願歸順的人，也都將給予褒揚。其三：
和洽字陽士……太祖定荊州，辟为丞相掾屬。時毛玠、崔琰並以忠清幹事……魏國既建，为侍中。後有白毛玠謗毀太祖，太祖見近臣，怒甚。洽陳玠素行有本，求案實其事。罷朝，太祖令曰：“今言事者白玠不但謗吾也，乃復为崔琰觖望。此損君臣恩義，妄为死友怨歎，殆不可忍也。昔蕭、曹與髙祖並起微賤，致功立勳。髙祖每在屈笮，二相恭順，臣道益彰，所以祚及後世也。和侍中比求實之，所以不聽，欲重參之耳。”（《三國志》卷二十三《魏書·和洽傳》）
崔琰、毛玠皆是曹操辟用之幕僚；崔琰賜死，毛玠罷黜不用，事涉建安二十一年（216）曹操進爵封魏王，二人先後被誣告出言不遜、怨謗曹操，曹操猜忌認定其封魏王招致反對[54]。據上引文，崔琰死後，和洽欲救繼又受誣的毛玠，曹操拒絕其覈實按驗，而以減死免職處置的请求。須加留意的是，曹操不能容忍下屬阻撓其決斷，挑戰其權威。曹操言毛玠毀謗，並對崔琰被處死懷恨不滿，特別強調其“損君臣恩義”。曹操顯然要求其下屬須竭誠效忠，故毛玠毀謗遂對“近臣”發怒，當中必也有王粲在内。曹操舉開創帝業的劉邦與其下屬为例，指稱蕭何、曹參不論其與劉邦同樣出身卑微，或屢建功勳，或劉邦遭遇挫折之時，都能謹守君臣分際。據“臣道益彰，所以祚及後世”一語，可知曹操重視“君臣恩義”。涉及其自身利益，曹操存有創立帝業的政治野心，必要下屬全力配合，若懷疑其下屬背叛不忠，則嚴厲懲罰，不容寬貸。
以上事例顯示，曹操極重視長官與其辟用僚屬一類的君臣倫理，为了其切身利益，採用獎勵或懲罰的方式進行規訓，藉以要求其下屬盡忠效命。曹操譎詐多疑，曾言“寧我負人，毋人負我”[55]，王粲勸降有功而授予爵祿，其人博學多才而被攬为隨從幕僚，然而對其諂媚面諛，罔顧恩義批評劉表，儘管事過境遷，亦必將使曹操難以忘懐而存有戒心。綜觀上述，若論王粲“名節”有虧，行为事蹟信而有徵者，當以《三國志》本傳敍述其諂媚曹操非議劉表一事最可疵議，至於勸劉琮降曹，現實客觀因素頗多，情勢所趨，或不宜厚非。王粲隨從曹操前後長達十年，曹操對待王粲的態度有別於杜襲、和洽，以人際關係互動而言，倘若王粲亦能感知曹操耿耿於懷者乃建安十三年事，則又將如何自處，是否可从其後期作品中找到相關線索？宋代以來論者批評其詩篇過於諂媚曹操，究竟王粲怎樣表述，又如何看待其自身？以下據其歷史情境及君臣觀念試作討論，或較能推見王粲之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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