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三年（208），荊州牧劉表卒。王粲避地荊州，因勸劉琮歸降曹操，受封關内侯，乃建安七子唯一封侯者；文學史家多以此年为界，畫分王粲文學为前後時期。王粲生平事蹟，《三國志》本傳敘述極为簡略，且看王粲一生重要的政治遭遇，云：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曾祖父龔，祖父暢，皆为漢三公。父謙，为大將軍何進長史。進以謙名公之冑，欲與为婚，見其二子，使擇焉。謙弗許。以疾免，卒于家。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體弱通侻，不甚重也。表卒。粲勸表子琮，令歸太祖。太祖辟为丞相掾，賜爵關内侯。……後遷軍謀祭酒。魏國既建，拜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時舊儀廢弛，興造制度，粲恆典之。……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時年四十一。（卷二十一《魏書·王粲傳》）
王龔，順帝永建四年（129）为司空，永和元年（136）拜太尉；王暢，靈帝建寧元年（168）司空[19]。何進，靈帝中平元年（184）为大將軍，六年（189）为宦官所殺；貴为大將軍的何進，出身低微，欲與三公之後的王謙聯姻，竟被下屬拒絕。古人名字常示其排行，王粲字仲宣，似即在“二子”中[20]。董卓之亂，關東州郡舉兵向洛陽，初平元年（190）獻帝西遷長安，吏民被迫遷徙，王粲時年十四。初平三年（192）四月司徒王允等殺董卓，尚書僕射士孫瑞知王允必敗，京師不可居，命其子領家屬至荊州依劉表，王粲年十六，亦與士孫萌等同行。六月董卓將李傕等殺王允，本傳言“年十七”往荊州，有誤[21]。
劉表曾從王暢受學[22]，王粲自初平三年（192）至建安十三年（208），在荊州前後計十六年。劉表則自初平元年（190）任荊州刺史，直至建安十三年。換言之，王粲依劉表，是在刘任職荊州的第三年，劉表是王粲長時期的依附者。那麼劉表入主荊州，究竟面臨怎樣的處境？避地荊州的文士，其心態如何？必須對這些問題有所認知，才可充分理解王粲勸劉琮降曹這一政治抉擇的現實因素，因此本節須先討論這些問題。
如果就政治認同而言，劉表其實自始至終都不願與曹操妥協，其關鍵因素之一，即涉及東漢當時的君臣觀念。劉表字景升，景帝子魯恭王劉餘之後，为漢宗室，與王粲同鄉。漢末清議有“八顧”“八俊”之名，《後漢書》《三國志》有傳。陳壽評曰：
袁紹、劉表，咸有威容、器觀，知名當世。表跨蹈漢南，紹鷹揚河朔，然皆外寬内忌，好謀無決，有才而不能用，聞善而不能納，廢嫡立庶，舍禮崇愛，至于後嗣顛蹙，社稷傾覆，非不幸也。（卷六《魏書·袁紹、劉表傳》）
讀袁紹、劉表傳，誠如陳壽之論，二人確實犯下許多類似錯誤，導致先後均被曹操吞滅。然而袁紹資望、軍經實力雄厚，實非劉表可比；劉表在董卓之亂的第二年始入主荊州，歷時十年，建安五年（200）方有效控制荊州八郡；雖與袁紹締約合擊曹操，但兵弱將寡，其人又欠缺政治野心，不能勇於進取冒險，何況曹操亦嚴加提防，甚或近逼，江東孫堅父子虎視眈眈多次攻擊，其所以採取守勢以圖自保，似不得不然，最後結局必是兵臨城下而拱手讓人。按宋司馬光《資治通鑑》述及漢末三國史事，均不出晉陳壽《三國志》劉宋裴松之注、劉宋范曄《後漢書》。《资治通鉴》係編年體，較易清楚呈現事件發展的前後因果關係，故以下撮舉《資治通鑑》卷五十九至卷六十三有關劉表之重要人事，將有助於吾人理解當時情勢之所趨：
初平元年（190）……三月……詔以北軍中候劉表为荊州刺史。時寇賊縱橫，道路梗塞，表單馬入宜城，請南郡名士蒯良、蒯越，與之謀曰：“今江南宗賊甚盛，各擁眾不附，若袁術因之，禍必至矣。吾欲徵兵，恐不能集，其策焉出？”……乃使越誘宗賊帥，至者五十五人，皆斬之而取其眾。遂徙治襄陽，鎮撫郡縣，江南悉平。
初平二年（191）……（袁）術使孫堅擊劉表，表遣其將黃祖逆戰於樊、鄧之間，堅擊破之，遂圍襄陽。表夜遣黃祖潛出發兵……兵從竹木暗射堅，殺之。……術由是不能勝表。
初平三年（192）……十月，荊州刺史劉表遣使貢獻。以表为鎮南將軍荊州牧，封成武侯。
建安元年（196）……張濟自關中引兵入荊州界，攻穰城，为流矢所中死。……濟族子建忠將軍繡代領其眾，屯宛。……（賈）詡說繡附於劉表，繡從之。詡往見表，表以客禮待之。詡曰：“表，平世三公才也，不見事變，多疑無決，無能为也！”劉表愛民養士，從容自保，境内無事，關西、兗、豫學士歸之者以千數。表乃起立學校，講明經術，命故雅樂郎河南杜夔作雅樂。
建安二年（197）……潁川杜襲、趙儼、繁欽避亂荊州，劉表俱待以賓禮。欽數見奇於表，襲喻之曰：“吾所以與子俱來者，徒欲全身以待時耳，豈謂劉牧當为撥亂之主而規長者委身哉？子若見能不已，非吾徒也，吾與子絕矣！”欽慨然曰：“請敬受命！”及曹操迎天子都許，儼謂欽曰：“曹鎮東必能匡濟華夏，吾知歸矣！”遂還詣操，操以儼为朗陵長。
三年（198）……三月，（曹操）將復擊張繡。荀攸曰：“繡與劉表相恃为強；然繡以遊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也，勢必乖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其勢必相救。”操不從，圍繡於穰。……五月劉表遣兵救繡……劉表與袁紹深相結約。治中鄧羲諫表，表曰：“内不失貢職，外不背盟主，此天下之達義也。治中獨何怪乎？”羲乃辭疾而退。長沙太守張羨，性屈強，表不禮焉。郡人桓階說羨舉長沙、零陵、桂陽三郡以拒表，遣使附於曹操，羨從之。
四年（199）……九月，操還許，分兵守官渡。袁紹遣人招張繡，並與賈詡書結好。……繡曰：“袁強曹弱，又先與曹为讎，從之如何？”詡曰：“此乃所以宜從也。夫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從一也；紹強盛，我以少眾從之，必不以我为重，曹公眾弱，其得我必喜，其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其宜從三也。願將軍勿疑！”冬，十一月，繡率眾降曹操……拜揚武將軍；表詡为執金吾，封都亭侯。……袁紹使人求助於劉表，表許之而竟不至，亦不援曹操。從事中郎南陽韓嵩、別駕零陵劉先說表曰：“今兩雄相持，天下之重在於將軍。若欲有为，起乘其敝可也；如其不然，固將擇所宜從。豈可擁甲十萬，坐觀成敗，求援而不能助，見賢而不肯歸？此兩怨必集於將軍，恐不得中立矣。曹操善用兵，賢俊多歸之，其勢必舉袁紹，然後移兵以向江、漢，恐將軍不能禦也。今之勝計，莫若舉荊州以附曹操，操必重德將軍。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蒯越亦勸之。表狐疑不斷，乃遣嵩詣許曰：“今天下未知所定，而曹操擁天子都許，君为我觀其釁。”嵩曰：“聖達節，次守節。嵩，守節者也。夫君臣名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質，唯將軍所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也。以嵩觀之，曹公必得志於天下。將軍能上順天子，下歸曹公，使嵩可也；如其猶豫，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不獲辭命，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耳。在君为君，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为將軍死也。惟加重思，無为負嵩！”表以为憚使，強之。至許，詔拜侍中、零陵太守。及還，盛稱朝廷、曹公之德，勸表遣子入侍。表大怒，以为懷貳，大會寮屬，陳兵，持節，將斬之……表妻蔡氏諫曰：“韓嵩，楚國之望也；且其言直，誅之無辭。”表猶怒，考殺從行者，知無他意，乃弗誅而囚之。……（孫）策引兵西擊黃祖，行及石城，聞（劉）勳在海昏，策乃分遣從兄賁、輔……邀擊，破之。勳走保流沂，求救於黃祖，祖遣其子射率船軍五千人助勳。策復就攻勳，大破之。勳北歸曹操，射亦遁走，策收得勳兵二千餘人，船千艘，遂進擊黃祖。十二月，辛亥，策軍至沙羨，劉表遣從子虎及南陽韓晞，將長矛五千來救祖。甲寅，策與戰，大破之，斬晞。祖脫身走，獲其妻子及船六千艘，士卒殺溺死者數萬人。
董卓死後，其將李傕、郭氾作亂長安，呂布東竄，中原征伐混戰。荊州相對富庶安定，逃難避禍者多，劉表立學校，修禮樂，當是为安頓人心。而曹操則迎獻帝都許昌，挾天子以號令天下，積極經略兗州，並準備與袁紹決戰。世多以为劉表非戡亂之才，竟在此時为不急之務，未能與袁紹聯合討伐曹操，王夫之則稱“荊土雖安，人不習戰”方是主因，劉表乃“以詩書禮樂之虛文，示閒暇無爭而消人之忌”[23]。據上述引文，官渡之戰前，劉表主將江夏太守黃祖为孫策所敗，士卒死者數萬人，損失極为慘重，確實是“人不習戰”；而其北境雖接納張繡为外援，然不敵曹操，其兵力有限，亦不足信賴。又長沙太守張羨自建安三年起，即聯合長沙、零陵、桂陽三郡抗拒劉表且暗通曹操，須分兵敉平[24]，故荊州全境亦難稱安定。
考察前述引文，劉表遠交袁紹卻不出兵合擊曹操，除了荊土未安，戰力不足之外，尚有其他主客觀因素：一則涉及當時普遍持存的君臣觀念，一則是有關個人政治利益的考量，導致劉表不聽下屬諫言，而選擇自保荊州，在官渡之戰時“坐觀成敗”。在澄清此一問題之前，讓我們先辨明漢代當時頗異於後世的君臣觀念。余英時先生指出漢代地方官與其所辟用的僚屬之間亦有一種君臣名分，所謂君臣並不專指天子帝王與其臣民的關係，是以東漢當時的名教危機尤其顯現於君臣一倫，乃因地方官或舉主與其臣下存有實質的君臣關係，而皇帝在觀念上雖为君，其與臣民的關係遂顯得間接而疏遠[25]。就此而言，東漢當時的君臣觀念可區分为兩類，其名實、主從關係之内涵有所不同；猶可深究的是，若地方官辟用的僚屬，其職位易動，而授予職位者另有他人，則舊屬是否仍當效忠故君？抑或必須聽命於新君？[26]據建安四年韓嵩出使許昌前之語，實能解此疑惑。按韓嵩從事中郎職，乃鎮南將軍之僚屬，劉表乃其辟用者，是君，故韓嵩言“君臣名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質，唯將軍所命，雖赴湯蹈火，死無辭”。韓嵩陳述出使後可能的情況，言“嵩至京師，天子假嵩一職，不獲辭命”，即假設被迫擔任新職，任命者又是天子，“則成天子之臣，將軍之故吏”，這時君臣之名實、主從關係遂有實質性的改變，故言其“在君为君，則嵩守天子之命，義不得復为將軍死”，“義”字即指其應盡的責任與義務。由此可見，君臣的實質關係並非一成不變，乃是依隨直接授受之職命而定，若職位易動而授予者已有不同，故吏本其職守之“義”，就不當效忠於舊君；唯舊君於故吏有“恩”，在情感上君臣名分猶在，仍當盡其禮。至於天子與臣民關係間接，君臣觀念較为淡薄；然而官職若为天子所命，臣下就須守命盡義，即使權臣假借天子之名授官，居官者在道義上仍須聽命效忠。
漢末動亂，獻帝为董卓所立，大權旁落，建安元年曹操迎帝都許，天子淪为傀儡，更是利用其名號，鞏固政治權力之合法性，甚且以爵祿誘人，挾天子以兵威制天下。按照《通鑑》建安四年所載，賈詡勸張繡降曹，言“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曹操“有霸王之志”，韓嵩勸劉表“上順天子，下歸曹公”，顯示曹操正是假天子之名而威脅利誘。就降者而言，歸順天子即能賦予其行動正當性，依附曹操則是为了取得實質的政治利益，以“霸王”指曹操，稱讚曹操“賢”，勸劉表“舉荊州以附曹操”，則意圖歸降者均深知曹操政治野心與手段。可見當時君臣觀念已成政治操弄的工具，兩類君臣關係交互为用，上下串連为賊，曹操在官渡戰前先已处於掌握支配權力的有利位置。(www.xing528.com)
劉表絕非昏昧平庸之輩，據上引《通鑑》，其單騎上任而就教於荊州名士，膽識已是不凡，觀其州府所用之人，郡望可知者如蒯良、蒯越、韓嵩、劉先等，皆是荊楚當地人士，自是意在收攬民心，確立其統治[27]。當時避亂荊州的外地人士不少，臥虎藏龍，若與後來投奔的劉備相比，劉表顯然未積極訪賢納才，這或許應說劉表不得其法而非無意於用才，但問題也在人才不願为其所用。如建安二年記載繁欽“數見奇於表”，杜襲勸其“全身以待時”，韜光養晦，否則與之絕交，其友趙儼更是搶先投靠曹操。又如《三國志》亦記載：
和洽字陽士，汝南西平人也。舉孝廉，大將軍辟，皆不就。袁紹在冀州，遣使迎汝南士大夫。洽獨以“冀州土平民彊，英桀所利，四戰之地。本初乘資，雖能彊大，然雄豪方起，全未可必也。荊州劉表無他遠志，愛人樂士，土地險阻，山夷民弱，易依倚也。”遂與親舊俱南從表，表以上客待之。洽曰：“所以不從本初，辟爭地也。昏世之主，不可黷近，久而阽危，必有讒慝閒其中者。”遂南度武陵。太祖定荊州，辟为丞相掾屬。（卷二十三《魏書·和洽傳》）
裴潛字文行，河東聞喜人也。避亂荊州，劉表待以賓禮。潛私謂所親王粲、司馬芝曰：“劉牧非霸王之才，乃欲西伯自處，其敗無日矣。”遂南適長沙。太祖定荊州，以潛參丞相軍事，出歷三縣令，入为倉曹屬。（卷二十三《魏書·裴潛傳》）
杜襲、趙儼、繁欽、和洽、裴潛、司馬芝及王粲，皆是避亂荊州的外地人士，史傳明言前五人劉表均以賓客禮敬，和洽也稱其“愛人樂士”，但這些人多刻意避開劉表，移居荊州所屬南部郡縣，最後都歸順曹操[28]。和洽語明確反映士人避難荊州之心態：群雄並爭，須遠離交戰之地，荊州地勢多山，戰火即使波及亦較緩慢；選擇前往荊州，乃因劉表“愛人樂士”，必然接納且善待流民。尤可留意的是“荊州劉表無他遠志”一語，言其欠缺雄心壯志，則即使發生戰爭也不致拖得太久，而在未赴荊州前既已言其“無他遠志”，顯然不是企求为劉表所用，只是为了全身遠害。前述論及當時人的君臣觀念，若州牧辟用为僚屬，則將存有實質性的君臣關係，則道義上就須聽命盡忠，仿如命運的共同體，士人在避難荊州後，如杜襲、裴潛會出言規勸其友朋，不願其为劉表所用，當是慮及與仕祿相關的君臣觀念。
建安四年官渡戰前，劉表應非不能審時度勢而猶豫不決，尤其是在韓嵩、劉先提議“舉荊州以附曹操”之後，必也知其親近僚屬已心向曹操，内外情勢皆不利於己。劉表並未採納屬下所謂“萬全之策”，仍然執意不願屈服於曹操以求“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或許身为漢之宗室，不能不考慮君臣名分，何況一旦歸順曹操，必喪失其自主性。據《通鑑》建安三年記載，屬下鄧羲反對其與袁紹結盟，劉表言“内不失貢職，外不背盟主，此天下之達義”，“不失貢職”指其以州牧身份向天子貢物獻稅，此時天子實已失權，但猶有君臣名分，與袁紹結盟，是为反對曹操，劉表申辯其不違背職守；又建安四年劉表派韓嵩出使許昌，言“曹操擁天子都許，君为我觀其釁”，可知劉表認定天子已被鉗制，曹操對外宣稱擁護天子，其君臣關係必有不協，乃要韓嵩前往勘察其間之矛盾，顯示劉表已有定見，故韓嵩出使歸來“盛稱朝廷、曹公之德”，遂推斷其賣主求榮。依據上述事例而言，劉表實力不足以對抗曹操，面對曹操假託天子之名以遂行其政治野心，即使不願屈服，仍須藉由貢獻天子表達其謹守職分，故劉表在官渡之戰選擇“坐觀成敗”，實有不得已之苦衷。
劉表決計不向曹操屈服，为圖存自保，勢須安内以求攘外，專意整治荊州，此一策略直至建安十三年劉表亡故为止。以下據《資治通鑑》卷六十三至六十五記載，較可概觀情勢之發展：
建安五年（200）……劉表攻張羨，連年不下。曹操方與袁紹相拒，未暇救之。羨病死，長沙復立其子懌。表攻懌及零、桂，皆平之。於是表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遂不供職貢，郊祀天地，居處服用，僭擬乘輿焉。
建安六年（201）……三月……曹操就穀於安民，以袁紹新破，欲以其間擊劉表，荀彧曰……操乃止。……九月……操自擊劉備於汝南，備奔劉表，表聞備至，自出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
建安七年（202）……劉表使劉備北侵，至葉，曹操遣夏侯惇、于禁等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等追之。裨將軍鉅鹿李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等不聽，使典留守而追之，果入伏裡，兵大敗。典往救之，備乃退。
建安八年（203）……八月，操擊劉表，軍于西平。袁尚自將攻袁譚，大破之，譚奔平原，嬰城固守。尚圍之急，譚遣辛評弟毗詣曹操請救。表以書諫譚曰……又與尚書曰……譚、尚皆不從。
建安十年（205），春，正月，曹操攻南皮，袁譚出戰，士卒多死。……譚出走，追斬之。
建安十二年（207），春，二月……曹操將擊烏桓，諸將皆曰：“袁尚亡虜耳，夷狄貪而無親，豈能为尚用？今深入征之，劉備必說劉表以襲許，萬一为變，事不可悔。”郭嘉曰：“……尚因烏桓之資，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動，民夷俱應，以生蹋頓之心，成覬覦之計，恐青、冀非己之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为用，雖虛國遠征，公無憂矣。”操從之。……操之北伐也，劉備說劉表襲許，表不能用。及聞操還，表謂備曰：“不用君言，故为失此大會。”備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为恨也。”……是歲，孫權西擊黃祖，虜其人民而還。
建安十三年（208）……（甘）寧獻策於權……權遂西擊黃祖……將士乘勝，水陸並進，傅其城，盡銳攻之，遂屠其城。祖挺身走，追斬之，虜其男女數萬口。……秋，七月，曹操南擊劉表。……初，劉表二子，琦、琮……表妻弟蔡瑁、外甥張允並得幸於表，日相與毀琦而譽琮。琦内不自寧……會黃祖死，琦求代其任，表乃以琦为江夏太守。表病甚，琦歸省疾。瑁、允……遏于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表卒，瑁、允等遂以琮为嗣。……會曹操軍至，琦奔江南。章陵太守蒯越及東曹掾傅巽等勸劉琮降操，曰：“逆順有大體，強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而禦中國，必危也；以劉備而敵曹公，不當也。三者皆短，將何以待敵？且將軍自料何如劉備？若備不足禦曹公，則雖全楚不能以自存也；若足禦曹公，則備不为將軍下也。”琮從之。九月，操至新野，琮遂舉州降，以節迎操。諸將皆疑其詐，婁圭曰：“天下擾擾，各貪王命以自重，今以節來，是必至誠。”操遂進兵。時劉備屯樊，琮不敢告備。備久之乃覺……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劉備據之，乃釋輜重，輕軍過襄陽。聞備已過，操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曹操進軍江陵，以劉琮为青州刺史，封列侯，並蒯越等，侯者凡十五人。釋韓嵩之囚，待以交友之禮，使條品州人優劣，皆擢而用之。以嵩为大鴻臚，蒯越为光祿勳，劉先为尚書，鄧羲为侍中。
建安五年官渡之戰袁紹大敗，建安七年袁紹病故，此後其子袁譚、袁尚爭權，内鬥殺伐，袁譚甚而求助曹操，招致曹操逐一擊破，至建安十二年袁氏勢力被清除殆盡。據上引《通鑑》記載，曹操在官渡之戰勝利後，袁紹勢力猶未翦除，建安六年曹操即欲擊劉表，建安八年已發兵至荊州邊界汝南西平，建安十二年北征袁尚依附的烏桓前，亦有先擊劉表之議。曹操顧忌劉表，欲先征伐荊州，而後掃除袁氏殘餘，其所以視劉表为心腹之患，乃因建安五年劉表平定南部反叛的三郡，控制全州，勢力轉強；又因其“不供貢職……僭擬乘輿”，即藉由不再向天子貢獻及逾越禮制，改變其政治態度，並以破除曹操假託天子之名施加要挟，等於否定曹操權力的合法性，正式宣告與之为敵。此後是劉備投奔荊州，建安七年“劉表使劉備北侵”，建安八年劉表以書信欲化解袁氏兄弟仇隙，共同對付曹操，因而劉表遂被視为主要敵人。若論劉表未於曹操北征之際，趁此機會出兵襲許昌，或如郭嘉所言劉表忌才，唯劉備不獲重用，尚須考慮荊州内部問題，如州府幕僚當地人士反對，何況曹操打敗袁紹後聲勢高漲，而劉備北侵曾受阻擋，曹操遠征亦必有防備，且須應付來自孫權的攻擊。
建安十三年七月曹操出兵荊州，劉表病故，劉琮未戰而降。如果與建安四年韓嵩、劉先勸劉表歸順曹操之說辭相比，蒯越、傅巽勸劉琮降曹所持的理由，幾近雷同：首先是高舉天子之名，從君臣名分言“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意即必須“上順天子”；其次是誇言曹操勢大，荊州無力抵禦，“以新造之楚而禦中國，必危”，與“曹操善用兵……恐將軍不能禦”觀點類似；至於提及劉備不敵曹操，又以劉備可能取代其權位脅迫，主要是預防劉備阻攔降曹。如果劉表健在，或許不致未戰先降，輕意妥協，然而若說仍可保全圖存，亦幾不可能，乃因荊州臣僚为自保其身家性命與政治利益，早在建安四年其心已屈服於曹操權勢，故劉琮降曹勢屬必然。凡勸降有功者皆加官進爵，表面上皆为其主盡心謀划，似都不違背當時的君臣觀念，實際上則是賣主求榮，若論所謂名教危機，此亦可稱極其顯著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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