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衣女》故事的文献流传考察

“羽衣女”出現以來，直至清朝滅亡，其流布情況，若排除無法確實考察的“口傳故事”外，僅以文獻的記載为主，首先需要注意的是官方編輯書籍的徵引收錄，這包括：宋代的《太平廣記》《太平御覽》；清代的《淵鑒類函》《御定佩文韻府》《古今圖書集成》《御定子史精華》《御定駢字類編》等。《太平廣記》與《太平御覽》的傳播實際情況不清楚，但清代朝廷編輯的書籍，雖沒有全部頒發到各地學校，但偶爾也會選擇性地頒賜給官員或地方教育場所，甚至個人；還有某些地方官員也會購置，充實地方學校的藏書；並且，除《古今圖書集成》之外，均收入《四庫全書》，其中揚州文匯閣、鎮江文宗閣、杭州文瀾閣等“南三閣”的《四庫全書》，均容許士子在館借閱抄錄；《古今圖書集成》，則國子監學生、庶吉士和官員等，應也有機會閱讀。雖然這類官編的大部頭書籍，一般僅會被當作查找資料的工具書，不太可能有人從頭到尾地閱讀，但學子接觸的機會甚大，傳布的概率雖並非特別高，但理想上來說自然也是有助於“羽衣女”故事的傳播。其次，地方志書的傳播可能性，尤其是對故事發生地區而言，其概率就比朝廷編輯的類書大很多，這些地方志書，最早的是明代的《大明一統志》，其後的《（嘉靖）江西通志》《（萬曆）新修南昌府志》等，總共有三部；清代有《（康熙）南昌郡乘》《（康熙）江西通志》《（雍正）江西通志》《（乾隆）南昌縣志》《（同治）南昌府志》《（同治）新建縣志》等六部。除《大明一統志》係屬全國性的志書外，其他八部均屬江西地區的地方性志書，這類地方志的編輯，主要以抄錄舊志为基礎，再蒐集加入新出現的事物。但即使抄錄舊志也不是毫無選擇地照單全收，必然是承認該記載的有效性，才會繼續抄錄，這也就是曾國藩（1811—1872）等編修《（光緒）江西通志》之際，僅提及和評論而不再錄入“羽衣女”故事的原因，蓋編輯者尤其是主事者曾國藩已不再如前人相信此故事为真事也[79]。但無論如何，江西地區的地方志書，自公元15世紀中葉的明代以來，直到公元19世紀下半葉的光緒年間，在這400多年的歷史時間内，持續不斷地將“羽衣女”故事載入書中，這對了解“羽衣女”故事的傳播，以及右助“羽衣女”故事的傳播，當然都大有助益。

除了那類傾向於“習慣性”抄錄舊書的朝廷大部頭官書和江西地區的地方性志書以外，個別學者著作中出現“羽衣女”的故事，顯然就是一種自主性較高、選擇性較強且帶有必要性和特定功能的刻意徵引，這類個別學者的徵引記載，相較於官書與地方志書承繼性的抄襲，當然也就更能突顯“羽衣女”故事傳播流傳落實的情況。若以所考得的文獻为對象，純就單一學者著作的徵引表現加以觀察，並將作者籍貫轉換为中国大陸地区現代的行政區域觀之，那麼傳播“羽衣女”故事的文獻及其作者之生存時段與原籍的實況，大致如下表所示：

記載“羽衣女”故事的文獻

②郭璞出生在山西聞喜，但“八王之亂”（291—306）二十歲時，即已經避居到江蘇既陽，最後被殺於湖北武昌。生前活動區域在：江蘇、浙江、湖北、江西、安徽等地，故以其避居之地为籍貫。
③干寶原籍河南新蔡，後遷居於海鹽，故籍貫歸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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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徵引人數而論，從晉代至清代總共27人，相對於傳統的全部文獻，如此的徵引數量，顯然不能算是熱烈，但就探討流傳狀況的需求而論，當該也提供了足以作为有效證據的可靠信息：（一）就流傳時間的延續性而論。根據諸書作者的生存時段，可知公元11世紀的宋代以後，“羽衣女”故事就一直受到個別學者不間斷的關注。（二）就流傳朝代的分布情況而論。晉代2人、北魏1人、唐代1人（若加上句道興《搜神記》則为2人）、宋代2人、元代3人、明代8人、清代10人，時代愈晚，徵引者愈多，顯示“羽衣女”故事，越來越受到關注的發展情況。（三）以作者出生地區而論。依照各地區徵引人數多寡排列，浙江9人、江西7人、江蘇6人、安徽2人、河南1人、河北1人、山東1人。（四）以個人著作的徵引來看。顯然以原籍为浙江、江西和江蘇为多，但安徽、河南、河北、山東等既然也有徵引者，顯示“羽衣女”故事在這些地區的某段時間，也曾受到某些人的關注，這當然也就顯示該故事在這些地區都有流傳可能的實況，只是表現了在不同時段受到學者的關注度有差異而已。

各不同籍貫的徵引者在不同朝代的表現狀況：（一）浙江9人：晉代1人、元代1人、明代1人、清代6人。（二）江西7人：宋代1人、元代1人、明代4人、清代1人。（三）江蘇6人：晉代1人、元代1人、明代2人、清代2人。（四）安徽2人：宋代1人、清代1人。（五）河南1人：明代。（六）河北1人：北魏。（七）山東1人：唐代。不同時代各個不同籍貫作者徵引人數的表現狀況：（一）晉代：江蘇1人、浙江1人；（二）北魏：河北1人；（三）唐代：山東1人；（四）宋代：江西1人、安徽1人。（五）元代：江西1人、江蘇1人、浙江1人。（六）明代：江西4人、江蘇2人、河南1人、浙江1人。（七）清代：浙江6人、江蘇2人、安徽1人、江西1人。歸納前述資訊顯示的實情，若就流傳分布的情況觀之，若以各書作者的籍貫为標準，明顯可以觀察到宋代以後，“羽衣女”故事逐漸擴大傳布區域的實際情況；若就不同朝代的徵引狀況觀之，則（一）“羽衣女”故事在浙江地區，自晉代即有徵引者，元代及明、清兩代，持續有徵引者，至清代達到高峰。（二）江西地區自宋代始有徵引者，元、明、清等三代持續有徵引者，明代的徵引者最多。（三）江蘇地區晉代即有徵引者，元代及明、清亦續有徵引者。（四）安徽地區僅宋代與清代有徵引者。（五）河南地區僅明代有徵引者。（六）河北地區在北魏以後、山東地區在唐代以後，皆無徵引者。可知江西地區自宋代以來，該故事就一直流傳；浙江和江蘇兩地區，雖然晉代以後直到元代，始再見於文獻，但應該是晉代以後即持續流傳。安徽地區當是宋代以後即持續流傳，河南、河北和山東等地區，關注者顯然較为缺乏。這是以作者籍貫为準的分析，雖然事實不必然即如此，但就“羽衣女”故事的傳播了解而言，這些結果應該也有值得參考的價值。

結合地方志書和私人著作來看，再以作者籍貫为準，則可知“羽衣女”故事，主要是以江西地區的流傳为主。就今日大陸的行政區劃而論，江西東鄰浙江、福建；南接廣東；西連湖南；北接湖北、安徽。徵引“羽衣女”故事者，除江西籍外，另有浙江、江蘇、安徽、河南、河北、山東等，從而可知“羽衣女”故事在傳統中國的流傳區域，當是以江西为主，向北是安徽，往東为浙江。安徽東鄰江蘇，北接河南，南連浙江；浙江北接江蘇；河南北鄰河北，東接山東；江蘇北接山東；山東北連河北、西鄰河南。可知“羽衣女”故事在傳統中國的流傳區域，係以江西、安徽、河南、河北为界線以東；從南到北，從西到東，包括：江西、浙江；安徽、江蘇；河南、山東；河北等7個相互接壤的行政區内。明、清兩代以江西、浙江、江蘇等地區的流傳为盛。由於各書作者並非固定在某處活動，因此並無法確實得知其獲得“羽衣女”故事資訊的來源，同時也沒有證據可以證明這些作者曾經傳播過“羽衣女”故事，但透過這個結論提供的訊息，至少可以了解，“羽衣女”故事係由江西向各方傳播的可能性最高，同時更可能事實即如此；在文獻不足的前提下，這樣的訊息當該也有部分值得信任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