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流傳文獻記載“羽衣女”故事者，除《玄中記》與《搜神記》外，宋代江西南昌人洪芻寫成於宣和元年（1119年）的《豫章職方乘》，也記載有相近的故事，故事情節如下：
嘗有少年見美女七人，脫五彩衣岸側，浴池中，少年戲藏其一。諸女浴竟就衣，化白鶴飛去，獨失衣女不能去。隨至少年家为夫婦，約以三年，還其衣，亦飛去。
《豫章職方乘》已佚，今所見文獻以明代李賢（1408—1466）等編的《大明一統志》（1461年編成）为較早徵引該故事者，前文即錄自《大明一統志》[54]。
《豫章職方乘》記載的故事，不同於《玄中記》和《搜神記》之敘述者，除此女並未生育的差異外，主要在於將原本不明確的指稱，加以明確化，例如：“男子”確定为“少年”；“六七女”確定为“美女七人”；“羽衣”或“毛衣”確定为“五彩衣”；“化鳥飛去”確定为“化白鶴飛去”。此外“少年”對“美女”有“約以三年，還其衣”的承諾，並且遵守承諾而“還其衣”，讓“美女”自由飛去。此外將逼迫性的“取以为婦”，美化为“隨至少年家为夫婦”，似乎是該女“自願跟隨”，並無逼迫之意；還將該無良男子蓄意“盜藏”女性衣物的下流作为，美化为一時興起的無害的“戲藏”。這是《豫章職方乘》故事與《玄中記》一系故事，差異較大之情節。(www.xing528.com)
《大明一統志》之後，遂有許多涉及江西或南昌地區的地方志書、劄記之類，徵引《職方乘》的故事。稱《職方乘》名而徵引者，有：明朝《（嘉靖）江西通志》（1525年編成）[55]、陸應陽（1542—1627）《廣輿記》[56]。清朝張岱（1597—1679）《夜航船》[57]，《（康熙）南昌郡乘》（1663年編成）[58]、《（康熙）江西通志》（1683年編成）、[59]王初桐《奩史》[60]、袁棟（1744年前後）《書隱叢説》[61]，《（乾隆）南昌縣志》（1794年編成）[62]、《（同治）南昌府志》（1873年編成）等[63]。另外《（光緒）江西通志》（1880年編成）雖未錄出故事，然也表明有此傳說。[64]諸書所錄故事雖同，唯其中亦稍有不同者，如《（康熙）南昌郡乘》“美女七人”作“美女六、七人”，且沒有“約以三年，還其衣”的承諾，《（康熙）江西通志》、王初桐《奩史》、袁棟《書隱叢説》等並同。再者，其故事情節與《職方乘》完全相同，然未明說來自《職方乘》者有：明代彭大翼（1552—1643）《山堂肆考》[65]，《（萬曆）新修南昌府志》（1588年編成）[66]；清代官編的《淵鑒類函》（1701年編成）[67]、葛祖亮（1736年進士）《洗馬池詩序》等[68]。
《職方乘》故事比較值得注意的變化，主要是《（萬曆）新修南昌府志》“美女六七人”作“仙女六七人”，這是文獻上首見將“美女”明確稱作“仙女”者。不過視此故事中“美女”为“仙女”一事，至少在元代就已出現，元朝江西豐城人王義山（1214—1287）的《鶴仙詩》就有“飲馬池邊號浴仙，仙姿化鶴古今傳”之句[69]，顯然用“羽衣女”故事为典故，且既然“號浴仙”，又說“仙姿化鶴”，自然是指“仙女”。此後明代江西吉安人曾棨（1372—1432）[70]、江西金溪人王英（1376—1450）[71]、江西泰和人王直（1379—1462）[72]，均有頌美《浴仙池》之詩。明代彭大翼《山堂肆考》，清代張岱《夜航船》、葛祖亮《洗馬池詩序》，方志如《（康熙）南昌郡乘》、《（康熙）江西通志》、《（乾隆）南昌縣志》、《（同治）南昌府志》，以及《淵鑒類函》等，也都将《職方乘》故事中“美女洗浴”處的“洗馬池”称为“浴仙池”，可見至少從13世紀元代以來，就已認定“羽衣女”故事中的“女人”，即“美女”即“仙女”了。
從文獻記載的“書面故事”而論，公元3世紀以來流傳的“羽衣女”故事，原本指稱相當模糊，流傳至公元12世紀洪芻編寫《豫章職方乘》時，相關人物已經變得更为確定，原本“衣毛为鳥，脫毛为女人”的“怪鳥”所化之“女人”，此時也變成“美女”，進而變成“仙女”。根據徵引《職方乘》故事之書籍，以江西地方志为大宗，詩文以此故事为典故者，也以江西人为多；並且《玄中記》《搜神記》也稱此故事流傳於“豫章”地區，即現在的江西、湖北、湖南等交界地區，可見這類故事，當是江西及附近地區的“口傳故事”，《職方乘》故事的情節，當可視作是《玄中記》《搜神記》“羽衣女”故事的“進化版”。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