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銅器与宣王紀年的两个体系-正学

此前，我們根據眉縣楊家村西周銅器窖藏出土的四十二年、四十三年逨鼎及將宣王一世的銅器進行排列，可以確定，“宣王紀年有兩個體系”[15]，为了論證的需要，我們再次將此文的重點部分抽繹如下：

傳統說法，厲王在位三十七年，共和十四年，宣王四十六年，幽王十一年。尤其是共和元年在公元前841年，幾無異議。沒有堅實的證據，我們不宜否定傳統說法，更不能以推翻司馬遷为榮。輕率否定文獻，還有什麼古史可言？而發現出土新材料與文獻記載不相吻合，我們得深入研究，找出癥結所在，提出合理的解說。我們在尊重傳統說法的框架下，深入研究眉縣出土的兩逨器，似乎可以說，宣王紀年確有兩個體系。

四十二年《逨鼎》：“隹四十二年五月既生霸乙卯。”

四十三年《逨鼎》：“隹四十三年六月既生霸丁亥。”

我在《眉縣新出銅器與宣王紀年》一文已經指出，四十二年器合公元前785年天象，四十三年器合前784年天象。這樣，西周後期，厲王在位三十七年，前878年—前842年；共和元年即前841年，宣王元年即前826年。這也符合司馬遷的記載：“（魯）真公二十九年，宣王立。”

還有一件銅器三十二年《伯大祝追鼎》值得注意。銘文：隹卅又二年八月初吉辛巳，伯大祝作[16]。

對照公元前795年實際天象：子月乙酉，丑月乙卯，寅月甲申……未月壬子，申月壬午11分（張培瑜《曆表》：壬午01h50m）。實際用曆，丑正，八月辛巳。時間誤差也就在兩小時之内。這就是“八月初吉辛巳”的確切位置。

過去，我們不敢懷疑宣王紀年有什麼問題，把它排入宣王三十三年，視为“二”中有“缺筆”。有了四十二年、四十三年兩逨器的支撐，《伯大祝追鼎》就正正規規排入宣王三十二年，不做“缺筆”處理。故三十二年《伯大祝追鼎》曆日支持宣王元年为公元前826年。

《伊簋》：“唯王廿又七年正月既望丁亥（當为己亥）。”[17]則是月为甲申朔，查勘公元前800年實際天象：子月甲寅，丑月甲申，（張培瑜《曆表》：甲申15h33m）。實際用曆，丑正，正月甲申朔。

此外，十二年《虢季子白盤》與十一年《虢季氏子組盤》亦可綜合討論。

《虢季子白盤》：“隹王十又二年正月初吉丁亥（當为辛亥）。”[20]查對公元前815年實際天象：子月辛亥（張培瑜《曆表》：辛亥23h49m），是年子正，與銅器曆日合。十二年《虢季子白盤》曆日支持宣王元年为公元前827年。

《虢季氏子組盤》：“隹十有一年正月初吉乙亥（癸亥）。”[21]查對公元前816年實際天象：子月丁亥，（張培瑜《曆表》：戊子04h00m），是年子正，與銅器曆日相合。十一年《虢季氏子組盤》曆日支持支持宣王元年为公元前827年。

同時，元年《鄭季盨》：“隹元年，六月初吉丁亥。”[23]查對公元前827年實際天象：子月辛卯，丑月辛酉，寅月庚寅，卯月庚申，辰月己丑，巳月己未，午月戊子（張培瑜《曆表》：戊子09h27m）。是年建丑，六月戊子朔，丁亥日距戊子朔半日之内，可看作同一天，銅器作“六月初吉丁亥”，合。故元年《鄭季盨》亦支持公元前827年为宣王元年。

此外，十六年《克锺》，十八年《克盨》與十九年《遤鼎》前後相續，故作統一考察。

十六年《克锺》：“隹十又六年九月初吉庚寅。”[24]

對照公元前812年天象，子月甲子，丑月癸巳，寅月癸亥……未月辛卯53分（張培瑜表：辛卯06h24m），是年亥正，十六年《克锺》實際用曆的九月初吉庚寅，誤差在6小時24分，小於半日，可看作辛卯朔。此器符合以公元前827年为宣王元年的銅器系統。

十八年《克盨》：“隹十又八年十又二月初吉庚寅。（當为戊寅，與天象合。）”[25]

查對公元前810年實際天象：子月癸丑，丑月壬午，寅月壬子，……戊月丁丑859分，（張培瑜《曆表》：戊寅03h39m），十八《克盨》曆日用“庚寅为寅日例”，宣王十八年有十二月戊寅，書戊寅为庚寅，自可貫通解說。此器亦符合以公元前827年为宣王元年的銅器系統。

十九年《遤鼎》：“隹十又九年四月既望辛卯。”[26]

面對事實，朱鳳瀚先生認为，“宣王元年究應落在哪一年的問題似仍值得再斟酌”[27]。按朱先生的說法，“如依宣王元年为公元前826年的方案，有至少11件銅器可排入宣王年曆中。”[28]事实很清楚很明白，《逨鼎》等銅器曆日支持宣王元年为前826年，是難以否定的。

其實，《江漢考古》1983年2期何幼琦先生的文章就明確提出“宣王有兩個元年”。這篇文章後來收入他的《西周年代學論叢》[29]。何氏說：“厲王是共和十四年正月死去的。下一年才是宗周的宣王元年。因此，宣王曾有兩次即位，兩個元年，一個是繼承厲王的，一個是繼承共伯和的。”

應該說，最早看到這個紀年乖違的是司馬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在“庚申，共和元年”下注明：“魯真公十五年，一云十四年。”或十五，或十四，已經有一年的擺動。按真公十四年为共和元年，公元前827年为魯真公二十八年、为宣王元年；按真公十五年为共和元年，公元前826年为魯真公二十九年、为宣王元年。這樣，宣王就出現兩個元年。

《周本紀》載，厲王“三十四年，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已目。……三年，乃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於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彘在山西的汾河上，距宗周甚遠。《詩經·大雅·韓奕》有“韓侯取妻，汾王之甥”，這個汾王，歷代指認就是周厲王。何幼琦說：“厲王奔彘以後，仍在稱王，但他的號令不出百里之外，時人稱之为汾王。”就是說，厲王身邊還跟隨一批忠於他的貴族。厲王死于魯真公二十八年年初的三兩天内，在彘的貴族就立厲王兒子繼承王位。這就是第一個宣王元年。爾後回到宗周，魯真公二十九年，繼承共和執掌大權，開始了第二個宣王元年。這很可能是執政大臣的條件，顯示共和的合法性。由於封閉隔絕，加之固執保守，忠於厲王那批貴族，像《詩經》中記錄的韓侯、顯父、蹶父之列，依舊在使用第一個宣王紀年，還一直延續下去；忠於共和的權勢貴族，使用的是第二個宣王紀年系統，推後了一年。兩個政治集團各自为政，各自著錄在銅器銘文中，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似是乖違的紀年體系。

這就有一個如何處理兩個元年的學術問題。有人在“共和元年”上面做文章，將厲王三十七年與共和元年重疊，也就是“共和當年改元”。壓縮厲王一年，使之有所伸縮。因为有《無·簋》的存在，其曆日與共和十三年即公元前829年的實際天象吻合，上溯，共和元年为公元前841年，況且司馬遷也記載明白：“庚申、共和元年”。可見，共和的紀年是不可改動的，我們就不能在“共和元年”上打主意。

有鑒於此，我們的處理辦法，還是遵從兩千年來史學界公認的宣王紀年體系，將兩《逨器》及其銅器系統所反映的以公元前826年为另一個宣王元年作特殊處理，承認它的存在，視为失勢的共和執政大臣的遺臣遺民的獨特紀年。

綜上所述，我們通過對《古本竹書紀年》、清華簡《繫年》“二王並立”的認知，以及對宣王紀年的兩個體系問題的重新梳理，不難看出“不統于王”的銅器是時有存在的，且不可簡單的以“錯誤”視之。

夏商君主制在確立为穩定政治制度的過程中，仍然具有十分濃重的氏族民主傳統，《尚書·盤庚》云“古我先後，亦惟圖任舊人共政”，說的正是“貴族共政”的政治體制。在這種體制下，殷商王權政治中始終存在著一個強大的“貳宗”，如殷商初年的“放太甲於桐”的伊尹，以及阿衡、保衡等人，對君主王權起著巨大的制衡作用。據殷墟卜辭所見，殷商祭祀先王時既有與舊臣“合祀”的情形，也有單獨祭祀舊臣的情況，表明貴族舊臣受到了殷商王權的尊重，保有很強大的力量。[30]

及至西周建立，周王室有比較穩固的周、召二公輔政制，其後間或有虢公、畢公、毛公等。據文獻記載，厲王時期，《國語·周語》載厲王任用衛巫，邵公諫厲王弭謗，任用榮夷公“專利”，芮良夫對此做出批評。又，新近刊布的清華簡（三）《芮良夫毖》則亦为芮良夫勸諫厲王整肅内政，批評官員“專利”營私的戰國文本。凡此種種，似乎可以看出厲王時期，存在政治態度相反的兩派，且這兩派都在現實政治中起作用。此後，厲王被驅逐，以共伯和为首的諸侯“干王政”十四載，當是這種政治生態的現實反映。

2018年6月13日

桂珍明2018年6月18日晨修訂

（作者簡介：張聞玉，貴州大學先秦史研究中心教授）

[1]田率：《乘盨考論》，《第二屆古代文明前沿論壇會議論文集》，貴陽：貴州大學，2018年3月30日—4月2日，第57頁。

[2]田率：《乘盨考論》，《第二屆古代文明前沿論壇會議論文集》，第58頁。

[3]張聞玉，饒尚寬，王輝：《西周紀年研究》，貴陽：貴州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8頁。

[4]張培瑜：《中國先秦史曆表》，濟南：齊魯書社，1987年版，第54頁。

[5]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編著：《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0年版，第88頁。

[6]馬承源，朱鳳瀚等：《陝西眉縣出土窖藏青銅器筆談》，《文物》2003年第6期，第51頁。

[8]張聞玉：《銅器曆日研究》，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36頁。(www.xing528.com)

[9]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編，李學勤主編：《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貳）》，上海：中西書局，2011年版，第138頁。

[10]方詩銘，王修齡撰：《古本竹書紀年輯證》（修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62—64頁。

[11]劉國忠：《從清華簡〈系年〉看兩周之際的史事》，《第二屆古代文明前沿論壇會議論文集》，貴陽：貴州大學，2018年3月30日—4月2日，第168—170頁。

[12][漢]司馬遷（撰），[宋]裴駰集解，[唐]司馬貞索隱，[唐]張守節正義：《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版，第149頁。

[13]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版，第1476頁。

[14][清]洪亮吉撰，李解民點校：《春秋左傳詁》，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778頁。

[15]詳見《眉縣新出銅器與宣王紀年》《宣王紀年有兩個體系》，張聞玉，饒尚寬，王輝：《西周紀年研究》，貴陽：貴州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243—252頁。

[16]陳佩芬：《新獲兩周青銅器》，《上海博物館集刊》第8期，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页。

[17]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頁。

[19]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頁。

[20]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88頁。

[21][日]白川靜：《金文通釋》，神戶：白鶴美術館，1962年版，第200頁。

[22]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頁。

[23]《鄭季盨》，《殷周金文集成》作《叔專父盨》（《集成》4454），詳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釋文》（第六卷），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1年版，第515頁。

[24]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93頁。

[25]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112頁。

[27]馬承源，朱鳳瀚等：《陝西眉縣出土窖藏青銅器筆談》，《文物》2003年第6期，第51頁。

[28]馬承源，朱鳳瀚等：《陝西眉縣出土窖藏青銅器筆談》，《文物》2003年第6期，第51頁。

[29]何幼琦：《西周年代學論叢》，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30]夏保國：《先秦輿論思想探源》，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9年，第80頁。

[31][清]孫希旦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禮記集解》（中），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90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