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王与攜王:规范下的二王并立

清華簡《繫年》第二章記載：

周幽王取妻于西申，生平王，王或（又）取褒人之女，是褒姒，生伯盤。褒姒嬖于王，王【五】與伯盤逐平王，平王走西申。幽王起師，回（圍）平王于西申，申人弗畀。曾（繒）人乃降西戎，以【六】攻幽王，幽王及伯盤乃滅，周乃亡。邦君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攜惠王。【七】立廿又一年，晉文侯仇乃殺惠王于虢。周亡（無）王九年，邦君諸侯焉始不朝于周，【八】晉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師。三年，乃東徙，止于成周……[9]

《古本竹書紀年》：

幽王八年，立褒姒之子曰伯服，为太子。……（伯盤）與幽王俱死於戲。先是，申侯、魯侯及許文公立平王於申，以本大子，故稱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於攜。周二王並立。[10]

對於“二王並立”的史事問題，劉國忠教授認为：(www.xing528.com)

《繫年》的記載替我們揭開了王子余臣和攜王的真相。根據清華簡《繫年》，我們可以知道，余臣原为幽王之弟，在周代父死子繼的繼承傳統之下，余臣本沒有繼承王位的資格，但是由於周幽王被殺時，他的二兒子伯盤也已一起赴難，而大兒子宜臼早已被廢黜，而且他還是導致周幽王被殺的罪魁禍首，受到了朝廷群臣的敵視，無法繼承王位。在這種情況下，清華簡《繫年》稱：“邦君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攜惠王”，這裡的“邦君諸正”即是《古本竹書紀年》所說的“虢公翰”等人，攜惠王因此也成为了王位的合法繼承者。……至於“攜”，應當是後人出於正統觀念對他的稱呼，其含義當为“貳”，系對余臣的一種貶稱，也就是《左傳正義》所引用的那樣：“以本非適，故稱攜王。”……在魯隱公之前，魯孝公卒於公元前769年，而魯惠公的在位時間是公元前768—公元前723年，這兩任國君的在位時期正好是西周覆亡、二王並立的動盪階段。我們可以設身處地來考慮一下，孔子要寫這一段歷史，必然繞不開二王並立的歷史，但是攜惠王本來是合法的繼承者，而周平王相比較而言卻是不那麼光彩的王位爭奪者，但是經過二十多年的爭奪，最終卻是以周平王的獲勝而結束。對於兩周之際的長期動盪和攜惠王與周平王爭位的歷程和結果，孔子肯定是難以下筆的。所以在史事的裁剪與編排上，孔子便對從前770年至前723年這近五十年的歷史予以忽略與淡化，在作《春秋》時改为從魯隱公時開始，這很可能才是《春秋》始于魯隱公的最大原因。[11]

從“二王並立”的史事不難看出，關於此段史事的書寫就包含了周王室的“正統性”問題，由“正統性”而引出平王與攜王並立的紀年問題，如攜王“立廿又一年”“周亡（無）王九年”等。及至司馬遷寫《史記·周本紀》時則如是寫道：

幽王以虢石父为卿，用事，國人皆怨。石父为人佞巧善諛好利，王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以奉周祀。[12]

司馬遷的關於西周末年的敘述相對於《古本竹書紀年》及清華簡《繫年》來說，恰恰沒有言及“二王並立”的相關問題，這給後人的感覺是幽王被殺之後，平王隨即即位，不存在什麼“攜王”之類的。同時，早於《史記》的《左傳·昭公二十六年》則這樣記載：“至於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13]與《史記》相比，《左傳》除了對“二王並立”史事有所記載外，還表達了鮮明的否定態度，即“攜王奸命”，洪亮吉《春秋左傳詁》云，“平王立二十餘年，而余臣始为晉文侯所殺，則其時亦當如東王、西王之並峙，故云‘奸命’也”[14]，此一“奸”字從正統性上否定了攜王存在的合法性。司馬遷的記載或許沒有採擇“二王並立”的史料，或許直接肯定平王的正統性，直接從幽王過渡到平王，選擇性地把“攜王”略去了。有鉴於此，劉國忠教授之論的重要性在於結合清華簡《繫年》及《古本竹書紀年》，重新勾勒和發現“二王並立”及攜王、平王正統性的相關問題，這種“王權”的正統性差異反映在紀年上就會有各自相應的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