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盨》隹亖年二月初吉己巳日期解读

《乘盨》通高16.7、口長22、口寬16.5釐米。無蓋，器形为直口，腹部橫截面为圓角長方形，腹較淺，平底，腹兩側有一對附耳，四蹄足，足内里有淺凹槽，使足之斷面呈多半圓形。腹部飾瓦紋。内底鑄銘51字（图一、图二）如下：

田率先生定《乘盨》为厲王器，是對的。曆日：四年二月初吉己巳，合厲王四年（前875）的實際天象。但田率先生在堅持月相四分說的基礎上，則認为：

經查張培瑜《中國先秦史曆表》，厲王四年（前874），正月建子，二月癸亥朔，己巳为第七日，吻合初吉月相。这件盨的時代在西周晚期偏早，銘文所記为厲王四年發生之事。[2]

對於“初吉”，按照傳統的古天文曆法月相定點之觀點，當为月初一，为既死霸，为朔，此不贅言[3]。故在對“初吉”的解釋上，不當从月相不定點的“己巳为第七日”之說。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核驗公元前874年二月初吉的實際天象为二月癸亥朔，合朔時刻为14時55分[4]，明顯不是己巳朔，故田先生定《乘盨》为厲王四年卽公元前874年，與實際天象是不相符的。根據《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所刊布的《夏商周年表》之厲王年表为前877—前841年，在位37年，共和當年改元[5]。由《年表》所定厲王元年为前877年，則厲王四年正是前874年。但是，這也是存在問題的，誠如朱鳳瀚先生所說：“以往在排金文曆譜时，一方面採用了厲王奔彘年（厲王三十七年）即共和元年（前841）的方案，另一方面由從此年計算起將共和所跨年數定为14，從而比上表所示由《史記》諸世家所推共和所跨年數實際少了1年，故亦使宣王元年仍落在公元前827年。”[6]對於宣王元年在前827年或前826年，後文有詳細的論證。但是，這種情況與《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所載“庚申共和元年”，下之注曰，“魯真公十五年，一云十四年”是相合的，證明了宣王紀年存在兩個體系。《史記·周本紀》：“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太子靜長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为王，是为宣王。”共和十四年，亦是明白的，若依《魯世家》“真公十四年，周厲王無道，出奔彘，共和行政。二十九年，周宣王即位”，則共和行政有十五年，與史實不符。因此，《十二諸侯年表》“魯真公十五年，一云十四年”的調節此處紀年矛盾的作用就凸顯出來了，以真公十五年計，正合真公二十九年，宣王元年則當为前826年。傳統以前827年为宣王元年，上推十四年，則共和元年为前841年，那麼厲王三十七年則为前842年；前推三十七年則为厲王元年、前878年。“斷代工程”所提供的《年表》將共和元年與厲王三十七年合，即採用了當年改元，如此一來確實壓縮了厲王的一年。以此類推，若宣王亦“當年改元”，那麼則斷不會存在宣王紀年的兩個系統。根據我們所排的《西周曆譜》，厲王元年为前878年，厲王四年當为前875年，《乘盨》所載銘文曆日正好合厲王四年實際天象（具體推算詳下文），則其三十七年正好为前842年，共和元年为前841年，足見“共和當年改元”這種處理方法是不正確的。

又，司馬遷《史記》的西周紀年始自共和元年（前841年），《魯世家》云：“真公十四年，周厲王無道出奔彘，共和行政。”

厲王在位三十七年，當從前878年，即魯獻公九年計起，前878年即厲王元年。魯獻公在位三十二年，魯真公元年即周厲王二十五年。《魯世家》云：“獻公三十二年卒，子真公濞立。”

厲王與魯公年次均吻合無誤。

厲王四年即魯獻公十二年，即公元前875年。

四分術《西周曆譜》前875年天象：

子月庚子12分（己亥18h18m）　十二月

丑月己巳511分　閏月

寅月己亥70分（己亥06h31m）　正月

卯月戊辰569（戊辰22h43m）　二月(www.xing528.com)

辰月戊戌128分

巳月丁卯627分

午月丁酉186分

未月丙寅685分

申月丙申244分

酉月乙丑743分

戌月乙未302分

亥月甲子801分

單從厲王四年看，子正，二月己巳朔。若置閏，變寅正，二月戊辰朔，分數大（569分），司曆定己巳朔，誤差在400分之内。四分曆，朔策29日499分，誤差在500分之内都算吻合。結合厲王四年二月朔日之餘分，可將此餘分分數569換算为1日24小時60分制，是年寅正二月戊辰朔，合朔時刻为14時31分39秒，距離己巳日7時18分21秒，小於半日（13小時），誤差在400分之内，故司曆定己巳朔是可以理解的。又，張培瑜《中國先秦史曆表》公元前875年寅正二月定朔合朔時刻为戊辰22時43分，與四分術經朔合朔時日相合，且與司曆所定己巳朔相差僅1小時17分，當然小於13小時，由此可見司曆所定己巳朔與定朔更为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