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一三年，我离开纽约。
那一年，我和家里都遇到很多糟糕的事，事情一件接着一件，让我怀疑是不是有人取了我们谁的头发，在施蛊术。
一月，我的祖母去世了。
我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是一个晚上，我对叔君说，好奇怪，为什么我没有觉得特别悲伤，我说我祖母已经昏昏沉沉好久了，祖父是零三年去世的，打那以后十年，她一直像是懵的，人也记不清记不全了，每次看到我，我说我是辛成，她总是一脸疑惑，非说我是我父亲这辈的人。我对叔君说，一个人这样慢慢的消失在世界上，先从她的记忆开始，停住了，定格了，不再生长了，好让周围的人慢慢的脱开与她过去的牵绊，于是在她离开的时候，我们也就没有那么伤心了。奥兹海默症，其实是种挺仁慈的告别。
然后，我开始跟叔君说起祖母以前的故事，在我安放着她的音容的不多的回忆里，她扇着蒲扇哄我在炎夏入睡，她当时哼唱的那些童谣，即便是后来她什么都不记得了，只要起个调她就会跟着唱起来。她住在我家里的时候，每天我和我父母无论是谁出门，她都要提醒我们，自行车要骑慢一点，小心汽车。我告诉了她好几次，去学校的路很宽，快车道慢车道分隔得很干净，是不会有事的，她第二天还是会像忘记了我的话一样，把那些叮嘱再复述一遍。
我说，祖母不说普通话，这几句话成了我唯一会说的常州话。叔君要我说给他听。结果话才刚起了个头，眼泪就漫了出来。
叔君说，你看，其实你还是悲伤的。
三月，我的外婆去世了。
接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是一个清晨，前一天我刚下了决心要每天清早去健身房锻炼，那天是我第一天去，回来打开电脑，就看到了母亲的留言，说外婆突发心梗，已经不省人事，即便救过来，也是脑死亡了。
和祖母不一样，外婆的精神和身体一直都不错，来纽约之前我们每周末一起吃饭，她都是要将天下时事都点评一番的，新闻联播，海峡两岸，参考消息是她爱看爱读的，会上网的外公和她的意见不一，两人还要怄气拌嘴。我推着她的轮椅出席她老同事的聚会，来的都是老头老太和他们的保姆，唯独我一个年轻人，坐在桌子后面百无聊赖的剥桔子吃。她笑着说，你们看，我孙子孝顺吧。就在外婆突然病危的前一个星期，我们还在隔着屏幕聊天，她看着没有一点生病的样子，我说我最近刚学会了贝多芬的《悲怆》，她要我弹给她听，我说现在太晚了，怕打扰邻居，改天挑个早上吧。
这句话成了永诀。
电话的那头，外公像个无助的孩子哽咽啜泣，我咬着嘴唇告诉他要冷静，别急坏了身子。挂了电话之后，我自己瘫倒在床上，那天我终于意识到，电视里演的哭天抢地都是假的，真的悲伤是会把你撕碎的。叔君在洗澡，我埋在枕头里嚎叫，嚎到嗓子磨破，眼泪流干。
那一天，纽约下过了雪，门口灌木上白色的霜开始变得透明，落回到冻得发硬的土里。在地铁上我对叔君说，如果你信的上帝是真的，为什么他要让人经历这样撕心裂肺的事。叔君说，有时候就是这样的，其实不是非得什么事都得有个原因。
两天之后，外婆离开了，我回去时只见到了玻璃棺里的遗容。我陪着外公在江边的公园里散步，他一个人走在前面，走过那些外婆很喜欢的郁金香，红底白边，它们在初春飘着河腥味的风里盛放，外公手里的拐棍颤颤巍巍，那一刻我忽然觉得我对纽约已经没有了留恋。外公后来住到了我们家来。
四月，我拿到了佐治亚理工的录取通知书，这意味着我要搬去亚特兰大了。那时候我还在上海，心里却已经开始对纽约告别。
五月，我回到纽约，把我在纽约历史学会的工作收了尾。
然后，我开始疯狂的收集这座城市可以被我带走的一切。我去吃了从来舍不得吃的高档饭店，买了头等票看了一场百老汇，在新泽西的游乐园领略了全世界最高的过山车，又在曼哈顿的河岸边来来回回的走，从哈德逊河走到东河，又从东河走回到哈德逊河边，非要在两条河岸上都看过了旭日，看过了夕阳，把自由塔在阳光下的每一个角度都拍到，才算安心。
就这样到了八月，我已经整装待发，第二天就要飞往亚特兰大。
结果那天晚上我聋了一只耳朵，倾盆暴雨一般的噪声包围了我，一切来得毫无预兆，整个世界天旋地转。
恰逢保险空窗期，求医之坎坷叫人心寒，我在床上躺了三日，动弹不得。折腾了十几天之后，我狼狈的跨过半个地球逃回了家。我把我这十几天内的经历写成了日志《左耳失聪小记》，这篇文章在北美留学圈中传得挺广，成为了大伙儿控诉美国医保制度之荒唐的范文。
后来我在上海，打了许多针类固醇治病于是食欲亢进，胡吃海塞一番之后人胖了三圈，脖子上的肉堆挤出两条深深的褶子来，这两道痕迹一直到现在也无法再褪去，像是生命里的两道年轮，刻在了我身上。
深秋的某一天，外公因为急性肺炎忽然病倒，那天幸亏我在家里，我推着外婆的旧轮椅在马路上一路狂奔把他送去医院，保住了老人家的性命。陪床的时候，我静悄悄的坐在一边，看着曾经是空军飞行员的老人家像一片破碎的宣纸一样飘摇，生命的痕迹全部化为了心跳监视器上的一串串数据，那个时候我好像忽然明白了我在纽约暴病一场的缘由。就像叔君说的，有很多事情都是没什么原因的，于是当我们找到了它发生的意义时，才会有如释重负的欣喜。
休养了小半年之后，听力恢复无望，一向生龙活虎的我真的被纽约给弄残了，但我决定鼓起勇气继续我的学业。那天在家告别时，与外公拥抱得很深，我心里隐约知道，可能这一次也是永别了，因为彼时他已经查出了癌症，晚期。他逢人就提起这事儿，好像很坦然似的，说自己这辈子活了九十年也是没有遗憾了，其实我听得出来，他心里也有害怕。
他听说我有一位学妹也得了癌，淋巴癌，家里拮据有些困难，他掏出一万块钱塞进牛皮纸做的信封里，要我去把钱给那个姑娘。我照做了，偷偷的把钱放在书底，借着给她书看打发时间的由头，把钱也送了出去。后来，那位姑娘从病魔的手里逃了出来，外公的身体却不可逆转的越来越糟，一四年冬天时走了。
我两年之内第三次翘掉期末考试狼狈的回国，又是一场追悼会。外公失去意识之后还坚持了几天，可我还是没有赶上。姑奶说，他可能是在等我。
追悼会上，失去了兄长的姑奶我得扶着，没有了双亲的母亲在我手臂间纵声大哭，我觉得一下子自己成了家里的大人。听说年前美国表弟订了婚回国来看老人家的时候，外公去金店里买了项链送给弟媳，当时他说，真希望辛成也找个女朋友，这样我也能给他的女朋友买一条。
原来，我竟是那个让他走的时候抱着遗憾的人。
之后我在家里度过一个很不是滋味的夏天，我一直在家接电话，告诉那些来找我外公聊天的老同事老朋友们，还有保险公司的推销员，卖假药的奸商，老人家已经不在了。
外公过世之前，写了一本叫做《浮生记忆》的回忆录，挺短小的，但记录了很多极有趣的事。譬如老人家大学时投笔从戎，从广西跑去印度腊河做起了国民党的飞行员，却又因为政审有左倾思想，没能参与作战。我和父母每次读起这些文字都会感慨万千。一个时代的动荡与混乱，也只有在幸存者的笔尖下，才会变成津津有味的好故事。
后来开始学习城市史的我，觉得自己不像是在念书，而更像是在与另一个世界里的人神交。历史变短了，变近了，于是过去不再是过去，当下也不再只是当下，生命因为连续而波澜壮阔，也只有徜徉在那样的文字之间，不断描状旧上海的轮廓，我才能让几位老人们一直不退色的活在我的记忆里。
那个时候起，历史于我，有了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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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年初，当我再回到纽约时，这座城市于我，也不再那么单纯。
刚来的时候，我快乐得那么无拘无束，几年之内，这里就也有了我的许多故事。时间变得沉重，哀伤里裹着微甜，像是布鲁克林植物园樱花节时卖的和式点心，包装细巧，拆得太用力里面就都要一起碎掉。
可我还是喜欢这里的。
从肯尼迪机场打车去曼哈顿，隔着东河，我看见绵延的天际线，帝国大厦依旧如初见时那么骄傲挺拔，那时心里只有一个声音：
我回来了。
纽约人因为音译（New Yorker）而通常被称为“纽约客”，既然是客，那就是不得长留的。也确实，许多年轻人，背井离乡去纽约闯荡，活出各自的色彩来，却很少有人会选择在那里养老，因为人来人往如潮，你很难停下来。
可我并没觉得自己是客。说是客人，就像是我喝口茶水，坐坐就走，我觉得我与纽约之间不只是如此。
我读白先勇先生的《纽约客》，他也经历过那些放纵的灯红酒绿，可恋人惨死于一场抢劫，让他在艾滋大爆发的当口，被悲伤追逐着逃去了艾奥瓦的农田，生离死别之后，又与死神擦肩而过。用那样一篇感伤的文字收尾一本书，我感受到的是他与纽约的生分。
那样的距离感，我大略能懂，但留着这点生分，也未必是坏事。拒绝习以为常，拒绝迟钝，不然我们终究会被自以为是的熟悉感慢慢淹没，以为唯有我朝九晚五的规则，才是这个世界的全貌。
于是，我开始读书，开始行路，标记每一个我到过的城市，站在它们自诩最好的景致里，用纽约的某个地方把它比下去。可是在微醺的夜里，听人抱怨他们的生活，我也会扛出纽约来，告诉他们当下再糟，也糟不过那里。
开始动笔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打电话给叔君，说我要写一本关于纽约博物馆的书了。他并不惊讶的说道：“这么牛？能赚钱么？”
不赔钱就不错了，我说。
我的书叫《纽约无人是客》，这名字你见了想买吗？
叔君说，不错啊，我就没觉得我是个过客，我觉得离开了之后，是纽约跟着我走了。
后来我看见木遥兄说，当一个人怀念纽约的时候，他怀念地并非这城市本身，而是他自己的日子。纽约并不定义我们，我们定义自己。
果不其然，写到最后，不论我多么努力写纽约，这本书还是像是在写我自己。
于是在为这本书收尾的时候，我又打电话给叔君，想要把他关于纽约的回忆一起放进来。我说我已经在写尾声了，写到我要离开纽约了，可是为什么我一点没有情绪。我说你还记不记得你送我走那天，我们说了些什么。他说，那我哪还会记得。
那天是一四年一月四号，我养病半年之后从国内飞来，在纽约转机，取些行李，顺便来拿我的吉他。与一伙朋友从广式早茶店里出来，我与他们告别，随后拦下一辆出租车，抱着琴坐下。
叔君忽然钻了进来。
“我送送你。”他说。
在去往拉瓜迪机场的路上，城市从富裕变成贫穷，从灰色变成绿色然后又变成灰色，我与叔君说说笑笑了一路，我的记忆也止步于此，似乎只有轻快，没有不舍。
叔君在电话里说，关于这个，他只记得他自己离开纽约时候的感想。
那是我离开纽约的三个月之后，叔君去了加州工作，他也没什么行李，几个箱子让邮局的人来一拿，房间里就空荡荡的了。我问他，你那时候是什么感想？
“一点不难过，甚至还对要去的地方很憧憬，也就把发财送走的时候，心里有点舍不得。不过现在跟人聊天，聊的最多的其实还是纽约的故事，有意思，你还记得吧，家对面死了人啊这样的事，总觉得在纽约发生的那些事，也只有在纽约才能发生。
有忍无可忍的糟糕，所以才让离开的人对未知充满了期冀，少了许多感伤。我于是就在想，纽约一直保持着这般漫不经心的模样，未尝不是一种慈祥。
那你会想念纽约么，我问。
叔君激动道：“当然会啊！”
想念纽约什么呢？
“妹子啊！加州全是码农没妹子啊！卧槽！”
然后我们都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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