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无人是客：中东穆斯林朋友对中国的认知

二零一三年我离开纽约之后，去了亚特兰大，在那里我遇见了纳德君。纳德君来自黎巴嫩，他是我的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位来自中东的穆斯林朋友。

那年夏天我住在学校的房子里，时值学期更替，我正在等待新室友的到来。宿管的人发来了新室友的邮件，我们就网上聊了起来，聊得不错。不过这位仁兄不是纳德君，新学期开始三天前，这位与我相谈甚欢的新室友忽然告诉我他被换了房间，而换来的人，正是纳德君。

有人敲门，我开门，来者比我高出半个头，身量魁梧，浓眉粗髯，眼睛明朗如星。

迎接纳德君的第一秒，我就大概明白了忽然临阵换将的理由。那年夏天以色列和加沙地带的哈马斯正在恶斗，三名以色列青少年在约旦河西岸被哈马斯绑架，以色列施以报复，大规模攻击，后来这三位的尸体被发现，以国内部爆发反阿拉伯人骚乱，混乱中一名阿拉伯孩子丢了性命，进而又引爆了阿拉伯人的暴动……黎凡特地区从没有新鲜事，每一次见血都有着差不多的理由和结局，变故之多无法尽数。纳德君之所以会忽然成为我的室友，很可能是因为他原来的房间里住着犹太人，峰值下的巴以矛盾把纳德君推到了我这里来，而秉持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中国人，自然和谁都能够相安无事。说起这事，那时候钓鱼岛的事也还没算完，我们一个套房里与我同住的还有一位日本人，看来宿管纵然总览世界变局，总也有漏看的地方。

纳德君轻装简行，只带了一个行李箱，他小做安顿之后，敲门问我学校附近哪里买日用品最好，我想了一下说，也别指路了，我带你去吧。纳德君怕麻烦我，再三确认了我确实闲着，这才答应让我同行。也就是在这一路上，我们很快成为了朋友。

我告诉他，我来亚特兰大的时候，经历了好些波折。由于暴病一场狼狈回国，行李是半年前从纽约寄出的，人却是从上海过来，刚到达的那个周末，所有的衣物被褥全都还在系里锁着。到达亚特兰大的第一个晚上，我睡在没有被褥枕头的床垫子上，拿羽绒服当被子，拿自己的胳膊当枕头。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就查了一家Target去买吃的买毯子，那时候冬天，我身边却只有一双拖鞋，走了半个多小时才到，看见一家星巴克，满眼放绿光，立刻买了杯热可可取取暖，充充饥……我告诉纳德君，之所以现在带你去买东西，就是不忍心看着别人再照着我的剧本走一遍。纳德君听完这个故事对我说：哥们，以后如果有我帮得到的地方，你尽管开口。

那一年，纳德君二十一岁，我二十九岁，在各种消费者行为问卷中，我们都已经快分属不同的年龄阵营。纳德君活泼好动，学机械工程，他喜欢橄榄球，喜欢摔跤，喜欢Linkin Park，喜欢看中规中矩的《宋飞正传》；我则是严谨又浪荡，学的是科技史，喜欢博物馆，喜欢政治，喜欢Deadmau5，喜欢看重口味没边的《恶搞之家》。于是，口味上数次彼此迁就未遂，我们只好转而谈人生谈理想去了。

纳德君家境不错，从小在法领馆的系统里接受基础教育，后来去沙特，后来又去美国大学贝鲁特分校念本科，那个大学很多都是美国教授，都是英语授课，教材也是英语，所以纳德君是三语，阿拉伯语、法语、英语都说的很好。他家教极好，待人谦和有礼，对自己的要求却很高。他是健身达人，每周的食谱都是用app测算出来的，一周做一次饭，每次分成十四份，吃得很规律。他打造自己人生的方式，与他为雕琢自己身体下的苦功别无二致：仔细的规划，反复的训练，充足的吸收营养，没有一天让自己闲着。在活的用力这一条上，我们就像是出生在一块大陆两个尽头的双胞胎。

纳德君说，我从来没有真的独立生活过，现在我一个人在美国了，我想看看到底能闯出什么名堂来。我说，你说的闯是指？

“创业，”纳德君说，“这里是佐治亚理工，全世界机械工程专业最好的地方之一。有一天我也想有自己的公司，然后我去读个MBA，自己做老板。”

学期开始之初，纳德君真的是卯足了全力。他的课是早上八点，每天六点多我就会听见他叮叮当当的做饭，早课之前都不忘去一趟健身房。后来他又努力申请到了助研，照理说硕士生，从资历上说做不了助研，而且课业压力大，一般也不想做，纳德君却执意给系里许多教授发了信毛遂自荐，最后居然还真给他找到了，于是除了上课之外，他还做起了实验室的工作，这样一来，他经济上也能够自立了，他觉得很自豪。

拿到助研职位的那天，纳德君高兴的与我分享，然后他提到面试的时候，他的教授/老板问了他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你是不是穆斯林？”

老实说，我初见纳德君的时候，也没有立刻想起这一茬，他太西化了，装扮太时髦了，英语说得丝毫不带阿拉伯口音。这个问题我问得很早，所以我已经有了答案，然而在求职面试中问起这个事情，多少有点别扭，总好像是带着一丝丝歧视的色彩。

“他干嘛问这个，”我说，“这和你做的工作有什么关系……”

纳德君轻松的耸了耸肩：“我也是觉得有点怪，但是没什么咯，这个教授人很好啊，就他愿意雇我，问一下可能也就是好奇，再说我也不是第一次被问这个问题……”

进驻实验室工作的纳德君开始频繁的接触美国人，在那里他也渐渐有了新朋友。一天他回家对我说，今天发生了一件巨狗血的事，有个人跑过来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我是黎巴嫩来的，然后他忽然就对我道歉了，说伊拉克这事儿确实是我们办得不地道，我得给你道歉……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我说。

“谁说不是啊！”纳德君笑了，“不过他特别真诚，贼认真，他要是能觉得好受点，我也就不好说什么了。”

美国人的世界地理确实很糟糕，这也不是秘密，黎巴嫩又那么小。纳德君说，好几次他说他是黎巴嫩来的，对面的美国人都是两眼一片空白。后来这个负荆请罪的名叫安德鲁的白人小伙成了纳德君不错的朋友，他们还一起打球踢球。香港占中如火如荼的时候，纳德君一天回家来忽然一脸关切的问我，是不是你的祖国要完蛋了。我一脸疑惑。他说，据说年轻一代已经忍无可忍了。我大笑说，是不是又是安德鲁跟你说的，他说是的。我说，放心，完不了。

为了防止安德鲁再次毒害纳德君的头脑，我那晚就小小的给纳德君解释了一下中国的事，也告诉他，我觉得未来中国机会更多，我想回国发展事业。纳德君听完之后说：

“我真羡慕你，你有这么好的祖国可以回去。”

这一句话倒是真的噎到了我，我要回国的打算一直都是公开的，我也不怎么眼红绿卡或者身份，一般美国人听了都是称赞我爱国，纳德君是头一个称赞我祖国而不称赞我的人。

“你知道么，我也想回去，谁不想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可是那个地方没有希望的，为了一点点莫名其妙的事情就会打仗，最好的工作都只有有关系的人才能拿到，像我这样的，太难了。”纳德君摇了摇头，“我喜欢美国，就是因为这里每个人都有机会，每个人都可能成就一番事业……”

听到这里，我有点不礼貌的笑了。纳德君耸了耸肩说：“我也知道有很多种族问题，但是这都是相对的，你肯定嫌我幼稚了。”

我摆摆手：“对不起，我不该笑，不过我两年前也是这么想的，最近读书多了，渐渐的不再这么认为了，但听你这么说，让我想起了不久前的自己……”

“后来你发生了什么啊？”

我摇摇头：“也没什么，就是觉得其实哪儿都差得不多。”

纳德君使劲摆手：“那是你没见过不好的地方。”

“沙特呢？会不会好点？”

“沙特更糟。”

然后我就问他，你们学校里面教世界历史么，怎么评价中国，说不说长城啊兵马俑啊那些。纳德君摇摇头说，就说你们是超级大国Super Power。我心说，原来在旁人眼中，我们已经混到了这个界别了啊。纳德君又说，要不以后我去中国混，你觉得怎么样，反正我有绿卡，大不了再回美国就是了。我抿了抿嘴，我说这让我很难回答啊，我劝你不要来。纳德君问，为什么啊。我说，我以后再告诉你吧。

这个原因，一直到我们分开两地，我都没能说出口。

纳德君是个非常虔诚的穆斯林，在他之前，别说中东穆斯林，我连回族人都不认识，只知道小学的时候班里有个同学不吃猪肉，我们经常拿这件事说他搞特殊，矫情，作。后来我随同学去西安玩，他带我去回民区吃小吃，他姓朱，我习惯叫他猪头，但在进入回民区之前，猪头再三叮嘱我，千万别在那里说什么猪头，不然人家砍你。后来我还是不小心说秃噜了，然而并没有人出来砍我，不过猪头的脸色还是变了一变。

我为了与纳德君的这段交情，买了大学者伯纳德·刘易斯的科普书，阅读伊斯兰教的基本，又看了几部纪录片，看到不解的地方，或者想要求证的地方，就会敲门问纳德君。纳德君见我对他的信仰好奇，很有耐心的给我解释，很形象的描述种种教礼仪式。说起斋月，我本能的用社会学人类学的解读，说是不是用这样的方式，让你体会穷人吃不起饭的感觉，从而加强社会各个阶层的凝聚力。他说，不只是如此，长时间的不进食，真的会让人的身体有清爽的感觉，也更懂得进食的幸福感。

慢慢我发现，学术训练出身的我，不可能真的从经验上感官上认知一个宗教，更不要说超验的层面了。我想到的，永远是这个信仰系统如何根据地理形貌自圆其说，如何整合社会，如何动员人，而纳德君说起真主，则像是说起他的一个老朋友，他给他智慧，他在他脆弱的时候指引他，无条件的支持他。他说，对我来说，每天的祷告就像是和真主聊天，其实不是多严肃的事情。我说，那是不是真的得一天五次？他说，是的。我又问，那是不是真的每次都得向着麦加的方向。他说，是的。我再问，那你在办公室里的时候怎么知道麦加在哪个方向，办公室里又没有mihrab——圣龛这词是我现学的，当然得赶紧用上。他说，没关系，我手机里有个app……

佐治亚理工北面，有一座大清真寺，纳德君每周五的下午会去那里参加萨拉赫，也就是伊斯兰教中的礼拜。那座大清真寺修得特别壮美，圆顶和宣礼塔上包裹着红铜，夕阳下赫赫夺目，远远的开车经过那附近，目光都会被自然吸引。亚特兰大，佐治亚州，都是南部，照理说都是福音派的大本营，佐治亚理工校园里，基督教影响也确实很大很广，学校里最大的讲座厅里办的最多的好像就是宗教讲座，有一次讨论耶稣到底是不是确有其人，我也去听了，满座，我只能靠在墙边。这座清真寺如此抢眼，在我看来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得知纳德君每周都去之后，我问他我能不能也进去看看。纳德君忽然就兴奋了，好啊！当然可以！我见他这么爽快的答应，还这么神采奕奕，心里倒怕了几分，我说我不信教，只是好奇，我也不知道去了要干什么，这样去真的没问题么？纳德君说，绝对没问题，没有人会在意的，只要你一直跟着我一路照做就是了。

依照约定要去现场目击萨拉赫的那一天，我心中打了无数次退堂鼓，甚至构思了各种各样的理由，想跳票毁约。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想，我就是觉得有点害怕，我就是遏制不住心中一直在猜想会不会以亿万分之一的概率发生恐怖袭击，会不会有人真的砍我……我这才意识到，平时自诩政治左倾海纳百川的我，其实有那么一条河，从来不曾流进我的生活，而当它开始涓涓滴滴成为我日常的一种相随时，我作为生物的应激反应，居然真的就是那些看到画面，读到的新闻，那些离我最远的肖像，而不是就在我眼前的纳德君，这个活生生的人。

不知道为什么就想流泪。

纳德君见到我之后，看出了我明显的紧张，但是他没有说什么。我们来到清真寺前，好多中东模样的人们都在汇聚，我背着书包，守在门口的一位老者真诚的看着我，要求我打开书包让他检查，确定了没有异物之后，他微笑着示意我可以进去了。纳德君带着我存了包，脱了鞋，然后去洗手洗脚，我与他并排坐着，学着他的模样小心翼翼的冲洗。进入正殿后，我们排在最后几排，纳德君小声说，你跟着我做就好。正殿里没有座位，圣龛在很远的地方，我丝毫看不见，人群沿着地上的地毯纹路整齐排列，他们时而低头默念，时而伏地跪拜。呼图白，也就是讲道，用的是阿拉伯语，如念如唱，高低抑扬，某一刻让我失神，错以为自己在别处。

大约十五分钟不到后，人们就开始起身散去，慢慢涌向清真寺前的一片小广场，在那里所有人都在愉快的聊天，彼此都像是很相熟。我跟在纳德君身后穿梭其间，令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竟然真的全程没有一个人瞟我一眼。印尼是穆斯林人口最大的国家，所以亚裔对他们来说可能不是生面孔，但我还是觉得有些小小的温暖，仿佛在被一种巨大的宽容笼罩着。

离开清真寺之后，纳德君还带我吃了清真寺边的小吃摊，回去的路上他问我，感觉如何。我说，很舒服。纳德君这时候才放开了嗓子道：

“就是啊！你紧张个鬼啊！……哪有那么多恐怖分子啊，你想想，全世界十亿穆斯林，恐怖分子才多少人，这什么概率啊！有什么好怕的啊！”

原来我一路的畏缩和猥琐，纳德君都看在眼里，也怀着不拆穿的仁慈。

后来纳德君又追着我，要我形容给他听刚才的感受。从来都是用学术词汇的我，真的词穷了。我不好形容我彼时的感受，我这才明白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道理——宗教体验真的是文字无法传达的，而是需要用五感一起品尝，一个都不能少。我告诉纳德君，我会挑时候再来的，纳德君表示他非常非常高兴。

过不多久，就出了巴黎查理周刊的事。

在那之前，纳德君已经经历过了一些小小的不愉快。万圣节的时候，他的老板要在家办变装party，他对纳德君说：“纳德你知道你该扮成什么吗？我知道我这话听上去像是种族歧视，不过你真的该扮成恐怖分子。”纳德君苦笑着接下这个梗，回来就给我说了。我说，就是之前那个问你是不是穆斯林的老板？他说是的。

“这玩笑也太没品了……”我有点生气，“这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啊！”

纳德君这次没有像之前那样轻巧的耸肩：“我也觉得，但他人真的很好，对我也很好……我也知道他这是开玩笑，但是还是觉得很不爽……”

“你是不是该去跟教务那里申诉啊，这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

“算了算了，”纳德君说，“他对我还是挺好的，不过要是一般人跟我开这个玩笑，我肯定没那么容易放过他。”

后来我也干过一件很白目的事，一四年冬天的时候《美国狙击手》热映，据说评价很好，要去看电影我头一个当然想到的是叫上纳德君，他也欣然答应。走在路上我才意识到这电影说的是美国人在伊拉克的事，总有阿拉伯人得死。虽然我知道黎巴嫩不是伊拉克，而且以我与纳德君的交情，他足以相信我真的是不带恶意的，但是半路醒悟过来的我仍然倍感尴尬。我说，要不咱看个别的。纳德君说用不着，我也听说这片挺好的，我也想看。我说，我就是怕观众里有什么脑子不过弯的人，别搞得不愉快。纳德君说，拜托，这是美国，我爱看什么是我的自由，他要是觉得不爽那是他的事。

看完之后倒是没觉得这片子的叙事角度有什么不妥，克林特·伊斯特伍德虽然本人是个保守派，关怀却总还是比一般人大些，尤其是结局，一个身经百战的沙场英雄，最后却在美国死在了同侪暴走的枪口下，很是耐人寻味。纳德君告诉我说，片子里那些阿拉伯人群众演员，操的都不是伊拉克口音，都是黎巴嫩口音。然后他又说：

“你看，最后杀了男主角的人不是阿拉伯人，而是白人，美国人，不过这又有什么用呢，他们该恨谁还是恨谁……”

查理周刊的事情出来之后，我知道Andrew他们一定又会追着纳德君问他的感想，我就没有火上浇油，倒是一天之后他来问我，说辛成你居然不问我这事我怎么想么。我说，我不想搞得好像你是我的一本工具书一样，你要是不说我也就不会问。他一边做饭一边说，不会不会，我想跟你说这些的，跟你说这些比较有意思。

然后纳德君就说，他觉得那些袭击查理周刊的人不对，他说虽然那样把真主画出来，甚至讥讽真主他也不高兴，但他觉得言论自由也很重要，杀人绝对是不对的。

“Live and let live。”纳德君说，“我这辈子就信这条。”

这句英文，最好的翻译就是儒学的忠恕之道，诚以待人，且宽以待人。

可是第二天，纳德君就换了说法。

他说他的朋友中也有很多人在讨论这事，他们说查理周刊之前嘲讽犹太教，被犹太人告了，就撤稿道歉了，于是这事儿似乎就演变成了怀有恶意的挑软柿子捏，结果软柿子急了又咬了人的状况。纳德君说，我可以容忍这种新闻风格，但是不一视同仁我是接受不了的。

那阵子纳德君日子过得非常苦，他第一学期一门课的成绩不好，几乎要影响到他助研的饭碗，他在老板面前立誓，说他会想办法补救，证明自己。他沮丧的跟我说，怀疑是不是自己真的能在全世界机械工程专业最精尖的大学里念书。我这个人也是嘴拙心狠，不怎么会安慰人，我说，最坏的结果也不过就是你不适合课堂的学习，出了学校还有很大的天地嘛。纳德君道，行了行了你别说了，你越说我心里越堵了。

那阵子，还有比学业更让他烦心的事情——他的家人。

纳德君自临近期末起，汲汲忙忙，胡子也顾不上刮，须发渐渐蓄得多了，这个变化我也是注意到的，我觉得留着胡子的纳德君看上去成熟稳重，嘴上毛很多，办事也格外牢靠的模样。纳德君后来自己也说，觉得自己留胡子好看，像个纯爷们。(www.xing528.com)

可是纳德君的妈妈不这么认为。

查理周刊的事件之后，纳德妈妈就开始不停的给他打电话，反反复复要说的其实就一件事——把胡子剃了。纳德妈妈的考量其实很单纯，她就是觉得儿子的大胡子显得招摇，怕他因为穆斯林的身份而被人欺负，甚至遭遇暴力。纳德君其实本没有必要赌这个气，他本来也就是想考完试就剃了的，但是他说，我妈越是这么说，我就越是不想剃！我告诉她，这里是美国，我的朋友都对我很好，没有人因为我有胡子就看我不起！我妈就在电话里一直哭，一直哭，我就很烦，就会说她，挂断，然后过不久她又会打来。

我说：“怪不得最近总是听见你很大声的在房间里说话。”

纳德君说：“啊？！吵到你了吧，太不好意思了……”

我说：“不会不会，我觉得阿拉伯语很好听。”

“所以你爸怎么说？”我接着问。

“我爸说，纳德都这么大的人了，你就随他去好了，他有自己的判断。”

“你爸爸说得对。”

“是吧！”纳德君兴奋道，“……所以你觉得怎么样，该不该剃啊？”

我以为他心里已经拿定了主意，不成想他其实也没谱。纳德君社交仪礼太过老练，让我常常忘了他才刚刚二十二，而我已经三十岁了。

我告诉他，在校园里，怎么样都行，但是出去的话，你妈妈说的话不是没有道理的。

他点头。

其实他这些明摆着的道理他也知道，他在为了什么而执拗，我也懂。

后来他修了修自己的胡子，留着轮廓，但清爽了许多。水池子上都是他的须发，我当时掉头发有些严重，就开玩笑说你这么多毛也不知道能不能匀我一点。纳德君大笑说，相信我，这绝对是个负担，天天要剃，烦死个人了。

身边人没有人真的在意纳德君蓄什么样的胡型，可随着他与他们越来越熟络，头上这顶政治正确的保护伞也开始失灵了。奥巴马来佐治亚理工演讲，纳德君花了一个多小时在学生中心排队领到票，兴奋得不得了，我看他激动的像个孩子，我告诉他我压根没去领票，我不爱凑热闹，他惊讶的说，近距离观摩美国总统多难得啊，你居然不去。演讲当天，安检的队伍老长老长，轮到纳德君和他的朋友们的时候，他们又拿他开玩笑，说我们离你远一点，这样我们可以快点通过。纳德君回家之后，给我说奥巴马不怎么特别带感，只说是干等了好久好久，可说起这段小插曲，倒又是带着无可抒缓的愤懑，情绪颇有些波动。他的说辞还是那样，这些人真的都是朋友，完全没有恶意的，只是我有点小小的不爽。

五月份的时候，德州复刻了查理周刊的事件，只是这一次，像是用真主的画像布了个陷阱，诱骗恐怖分子前来，然后又在入口处就将他们击毙了。这次倒是我很不高兴。我说ISIS要派人去杀人肯定是不对的，但是这些人又何必专挑别人的底线踩，如果是丑化耶稣的画画比赛，基督徒们会答应么，在德州可能压根都办不起来。来美国已经将近一年的纳德君，那个曾经相信人人都能做美国梦的纳德君，像是已经厌倦了再为这些欺软怕硬的事情费口舌，他说：

“我只能做好我能做的，我是什么样的穆斯林辛成你很清楚，只要你相信绝大多数穆斯林都是我这样的，就算我没白费这么些功夫。”

学年结束，我和纳德君要离开学校宿舍了。我们一起住了一年，本来肯定是要和他继续做室友的，但是由于忽然有了很好的deal，我就临时起意搬去了一处更便宜实惠的地方住，纳德君知道后似乎有一点沮丧，由于我那时措辞失误，他一度以为是他给我的生活造成了什么困扰，心里多有愧疚，我澄清之后方才如释重负。搬家需要做不少清理的工作，其时恰逢纳德君忙期末项目，我比较闲，就分担了绝大部分的劳动，纳德君很感动。那时候他早出晚归，我很少见到他，而我马上要回国一趟，他生怕遇不到我不能与我告别，就在我的门上贴了一张条子，说：

辛成，

这几天我不知道还能不能见到你，如果不能，我祝你回中国愉快。过去一年很愉快，你在我低潮时候说的那些话对我意义很重大。你好好飞。

纳德

这个朋友我没有白交。

虽然不再是室友，我与纳德君一直保持着联系，夏天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要带他弟弟去纽约玩，要我说一些好玩的博物馆，因为他知道这个我在行。我就又做了件白目的事，推荐了9/11国家纪念馆。我的理由真的特单纯，因为那是我实习过的地方，二月开幕的时候我还收到了请帖，奥巴马都去了，我因为课业繁忙，外加偷懒和省钱，就没去，心里一直有点懊恼，所以就推荐纳德君一定要去看一看。好在他也没有过度解读，就去了。我说记得告诉我你看了之后什么感受。

我在9/11实习，已经是2012年秋冬的事了，两个大水池9/11十周年的时候就已经开放，博物馆却因为议题敏感，步步小心，一直还在建筑和设计中。原本一切都有条不紊，谁知被桑迪飓风一闹，大水倒灌，把进度又拖缓了一年。我去实习的时候正赶上了他们的攻坚阶段，因而顺风顺水。其实我一个外国人，投了9/11这样的大馆之后根本没指望他们会回复我，因此收到第二天就要去面试通知时，连合适的衣服都没有。叔君的西装皮鞋比我的号大好多，我只得去住家附近的H&M现买。衬衫好对付，我这个尺码的男鞋却很难找。最后我只得选了最小的四十二码的平价皮鞋套在我四十码的脚上，踩着像米老鼠一样步伐去面试。

9/11纪念馆的筹备处在靠近华尔街口的自由广场（One Liberty Plaza），整个建筑又黑又高又死板，天然就让人压抑，楼内大堂全部大理石包裹，光滑得能看见自己的倒影，进楼要经过安检，登记名字发一张临时卡之后才能刷过关卡，我穿着不合身的正装，心都快要跳出来。当时的筹备处是一大片办公室的集合，我被人带着绕了几个弯来到会议室，忐忑的坐下。面试我的教育部主任克利夫是个面容和蔼的光头大叔，看见我简历，克利夫悠悠念出了“北大”二字，他读音不准，念的更像是“悲大”，却仍让我吃惊不已。克利夫笑着说，她女儿现在就在北大交换呢。兴许是因为这份缘分，几句话之后，克利夫当场就要了我，第二天我就去上班了。

双子塔倒掉之后，自由广场也算是曼哈顿下城数一数二的高楼了，因而我办公桌旁的窗景奇好，曼哈顿的尖端与两河交汇，壮阔画面尽收眼底，雨雪时更显气魄，可是去实习的第一天就是教你假如再碰上一次9/11你该怎么逃生，去哪里集合，方便清点人头，害得我总会担心有飞机朝我撞过来。我在9/11实习的内容非常简单直接，他们当时正在编辑一本图册，用二十七件9/11事件的遗物或遗迹，从不同的视角重新解读——消防员破损的头盔，见义勇为者遗落的头巾，维西街Vesey Street的一段救生阶梯，完整被尘封的衣服店铺，建筑师山崎實的初版模型等等，而我的任务，就是确保这本书里的每一字每一句都是没有丝毫错误的事实。

后来接触了美国大选的我才意识到，原来事实查证（fact-checking）不但是一项极富乐趣的探险，也是很考验查证者技术水平的脑力劳动。在当时，我只是觉得作为这整项工程中可能是唯一的中国人，我一定不能给国家丢脸，于是就干得非常刻苦非常勤快，有时候连饭也顾不上吃。为了查证五角大楼的大理石外墙到底是十二厘米还是八厘米厚，可以花费掉一下午，到头来第二天克利夫告诉我这个实在拿不准，只好删掉，前功尽弃也不觉得可惜，因为追求真相的那种体会，虽然蹉跎恼人，在我脑海中却有风驰电掣的快感。每周的碰头会，因为我进度经常太快，克利夫就把还没分配的那几件东西也分给了我，以至于最后成品中的那二十七件物品里，十八件都是经我之手完成。书的尾页署了我的名字，也算没有愧对“悲大”之名。

懂得了做考据党的快乐之后，我抛弃了玄之又玄的人类学，去读了历史学的博士。起步较晚，始终是觉得自己学识浅薄，笔力不够，不过9/11博物馆学会的一条道理一直支撑着我：事实还原的越仔细，感同身受就越深，也就会有仁爱之心。因此即便学无所大成，就当是修养身心也是好的。

这样的心性，是十多年前那个在教室里幸灾乐祸的年少无知的我，无法想象的。

克林顿治下的八年，美国经济空前繁荣，谁都不会料想到，经历了九十年代黄金时期的纽约，竟会以这样惨烈的方式迎接新的世纪——只在三个小时之内，纽约天际线的巅峰被夷为平地。

2001年9月11日，中国上海，互联网还是少数人才能使用的奢侈品，可第二天清早到了学校，整个教室都是沸腾的，也不知道都是各自用了什么手段，所有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依稀记得班主任走进教室时，她也不怪罪我们的不安分，反倒要我们说说看法，大家七嘴八舌，我也不例外的慷慨激昂了一番，觉得美国一贯以强凌弱，发生这样的事是自作自受。英语里面有个词叫作Poetic Justice——诗意的正义，用中文说就是善恶终有报。冷战后的美国，从意识形态到经济体格都是顶峰状态，这份不可一世的傲慢，却在世人的见证下随着双子塔轰然崩解，真如一首激昂的好诗，叫人血液都莫名的滚烫起来。其实当时的我，既不知道究竟是什么组织发起的袭击，也不太清楚为什么美国会惹来这祸，我更不会知道纽约的人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他们的日常正在如何被灾变所改写。

既然是诗一般的正义，也就不必讲究精确真实，图的就是一个痛快。浪漫胜于理性，韵脚胜于注脚。事实核证却是完全相反，唯一的任务就是搜寻注脚，事实之外的情感，一概不需要。工作的需要逼着我不断的温习史料，将各种政府报告和新闻报道熟读，将事件顺序以至于每一个时间点，都倒背如流。越是熟悉史料，就越是全方位的淫浸在事实中无处可逃，仿佛不得不身临其境，将天崩地陷的世界末日重新亲历一次。

有一次，我为了搜寻一条线索，从博物馆数据库中找到一段影片，仔仔细细看了。那段影片时长将近三个小时，拍摄者是曼哈顿下城的一位普通居民，他和他的家人在居所中拍摄第一次撞击后浓烟滚滚的世贸中心北楼，不久就捕捉到了南楼的第二次撞击，从那时起到南楼崩塌，他的妻子一直在哭泣，他的儿子不停的问到底发生了什么。南楼倒塌后，尘埃如张牙舞爪的猛兽一般，扑向整个曼哈顿下城，这户人家所在的楼来了警察，来疏散所有居民，这一家三口也就跟随警察的指示，下楼，出楼，融入了朝布鲁克林进发的避难人流。

之前那些压抑得叫人窒息的惨烈画面，由于本就已经很熟悉了，都没能使我太多动容，然而就在这个摇摇摆摆的摄像机在人流中穿梭时，我却听到了一段短暂的乡音。不只是汉语，而是吴语——两个中年的女子，在用吴语交谈，一方急切的在告知另一方刚才都发生了些什么。就在这擦肩而过的十几秒中，吴语由远及近，由近到远，又消失在人群中。那一刻，我才忽然意识到，原来这场当年隔岸观的火，烧得离我其实很近。年少时放纵不羁的恶毒，十年之后再看，残酷得不真实。

我一个人在办公桌前，强压着心口的揪痛，用拳头堵着嘴，不让自己哭出声来。入职培训的时候，克利夫就交代过，如果研究做得太深，太过压抑，他们有专职的咨询师来疏导情绪，不要自己憋着，对身体不好。我只当是美国人一贯的矫情，一笑了之，直到那一刻乡音响起，才明白这份实实在在的厉害。

克利夫后来告诉我，考虑到有些博物馆的观众会被负面情绪吞噬，回顾9/11全过程的那个展厅，安置了多个紧急出口，如果感情上无法承受了，可以立刻出逃。

纳德君回到亚特兰大之后对我说，他当时就是看到一半逃走了，那可是铜筋铁骨，体格如超级英雄一般的纳德君。

“有一段音频，有恐怖分子不停的在喊Allahu Akbar（伟哉真主），一遍又一遍，我就听不下去了，我实在没法接受我的信仰，被这样的人，这样去用。我知道我和这件事根本没关系，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感觉很糟……太错误了，太错误了……”

纳德君微微摇着头，眼里噙着泪。

纳德君与我分开住之后，运气不好，遇上了很糟糕的室友。这对情侣，天天吵架，天天飞叶子，这也就罢了，还玩性别角色对调来给性爱加料，在外人面前也毫不遮掩。我第一次去纳德君新家参观的时候，在客厅里遇到一个穿着黑色蕾丝睡衣的女人，心里嘀咕这女人可真是五大三粗，出门之后纳德君告诉我，那人其实是男人。我惊得合不拢嘴。

不过纳德君毕业很顺利，而且找到了很好的工作，在芝加哥。退掉了这边的公寓之后，那头公司的房子还不能入住，我就邀请他在我家窝了一个星期。二零一六年初，美国已经被一个名叫唐纳德·特朗普的男人搅得乌烟瘴气，开始为美国大选写稿的我必须要记录每一场辩论，纳德君不热衷政治，但也不得不陪着我一起看。

起初只是把这怪物当笑话赏玩，纳德君也就是自顾自的玩手机，都不抬头看，可是特朗普重提了圣伯纳迪诺枪击案和禁止穆斯林入境的政策之后，纳德君的脸色霎时变了，他对着电视忽然大吼：

“全世界我们有十几亿人！你有本事与这么多人为敌，你就他妈的禁一个试试！”

这是我与纳德君相识近两年内，头一次看到他真的生气，头一次听到他使用F word。他这次生气，让我也有点害怕。

“我们”这个词，掷地有声，这也是我所认识的纳德·哈穆德这个人自我界定的第一条，也是我最容易忘记的一条：纳德君是一名穆斯林。

我无法感同身受纳德君的愤怒，因为我不是穆斯林，我没有所谓的信仰可以被人攻击，让人以最不需要证明的理由，撕裂我看待世界和看待自己的全部方式。我虽然见证了他来美国头两年的起起伏伏，但是我不可能真的体会，作为这个社会中最受歧视的一个群体，他每天需要承受多少怀疑的目光，他需要付出多少努力，才能将将证明自己与其他人可以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我也不能体会他背井离乡一去不回的决心，我有家，他没有，漂泊无依时，他摇摇摆摆，以为驶进的是港湾，其实却是另一片涡流。

每每一想到他现在的奋斗，我是真的鼻子很酸。

一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巴黎恐怖袭击，脸书上全世界都在为巴黎祷告，落泪，改头像，把法国国旗映衬在自己的肖像之后，然后对穆斯林恶语相向。可是一天之前贝鲁特发生的爆炸案，死的多是穆斯林，却无人问津。那里有纳德君的家人，我发短信问了平安。他说谢谢你，我认识的人里没有人受伤。我说那就好，他说，没什么好的。

他说：“我在那边的朋友都已经麻木了，因为爆炸的地方是什叶派的，所以他们都觉得无所谓，有的还挺高兴的。全世界的人都不把我们的命当人命也就罢了，我们居然自己也不把人命当人命。”

令我悲伤的是，唯独这一条，作为上海人的我似乎很能体会。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五日那场火灾时，我去事故现场悼念死者，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各色人等，满怀着深情而来，自发的纪念活动井井有条，焦黑的楼前堆满鲜花，无数人情不自禁泪洒现场，我也是其中之一。

与此同时，互联网上幸灾乐祸的人正在弹冠相庆。

现在想来，这些人真是眼熟，9/11那年的我，贝鲁特的逊尼派穆斯林，人世间最卑劣最肆无忌惮的丑恶与冷漠，都是一般模样的。

自从认识了纳德君之后，我在网上经常会被说成是“圣母婊”，我毫不在意。

人要残忍其实很容易。放手，让恶漫天去飞就是了，总有人会回应你，甚至称赞你直率，歌颂你勇敢。放话要消灭谁，要将谁屠尽，都是很容易说出口的，我不说，不代表我不懂那种肤浅的冷酷。

难的是仁慈。

难的是把旁人的日常变成你思考天平上的砝码。

纳德君与我，至今仍以兄弟相称，他说他之所以在我面前从来不像他在同学面前那样说脏话，不是与我生分，而是真的把我当兄长一样，对我有很大的尊敬。我从没有告诉他，我在佐治亚理工的第一个半年，过得也很孤独，很不愉快，我们其实是在各自人生中的低谷遇见，相互扶搀着又走了出来。

纳德君如今已在芝加哥落脚，他很喜欢芝加哥，我也觉得风城强悍挺拔的气质很适合他。有一天他告诉我，刚才在地铁站，一个中国老太太拿着一张百元大钞颤颤巍巍朝他走过来，她英语很差，但是东比划西比划他还是明白了原来是要破钱去买地铁票。纳德君说，现场七八个男人，各色人种，黑的白的都有，她唯独选中了我，我觉得好荣幸。

我说，这下你更该学中文了吧，你看看，满街都是拿着百元大钞的中国老太。

他说，一定学一定学，德语之后就是中文，到时候你教我，可不要收我钱。

随之而来的是一连串大写的哈哈哈哈，爽朗得仿佛就响在我耳畔。

我只愿这个动荡诡谲的时代，不要辜负这样美好的笑声，这样美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