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无人是客+37.5°C博物馆地图

9/11十周年的时候，我和朋友去世贸中心旧址凑热闹。橛君劝我们不要去，说人多，又是这么敏感的日子，没准会再次发生恐怖袭击。我也确实担心会有这样的事，但最终还是去了。

那是一个清冷的早晨，世贸中心旧址周围虽然围满了人，但还是觉得秋意袭人。入场的时候，警察大哥迅速的把每个经过关卡的人摸上一遍，没有安检门，只用手，需要确认的无非是有没有带枪，有没有带炸药。临时搭建的围栏把人群圈成薄薄一层，在空旷的路中央，只有两三个来回踱步的警察，但是那样的宽度，明显是为了随时让警车驶入用的。也说不清这么重要的场合，这样的安检究竟算是合格还是草率。

新的世贸中心——自由塔还没有盖完，没有被玻璃幕墙覆盖的地方还看得见生长中的钢筋，一面大约十层楼高的巨幅星条旗在晨风中微微鼓动，毗邻的圣保罗教堂围栏上系满了丝带，奥巴马演讲的声音远远传来，时针走动，大屏幕上出现一个一个带着伤痛的截点：

8:46

9:03

9:59

10:28

……

每一个时刻都伴随着默哀，火海和尘霾仍然在每个人记忆中翻腾，来到现场的人形形色色，因为这是纽约，可即便是前一刻还在说笑的年轻人，一到默哀时刻还是会很快的静下来，那画面很美，样貌着装身形各不相同的纽约人沿着铁栏杆排成不整齐的两三行，庄重的面对着在我看来像是仓卒之间勉强搭起来的场地，让所有的不严肃都变得严肃了。

然而就是在那样肃穆的时刻，与我们一街之隔的现场外围却有歌声传来。距离有些远，我听不清他们唱的什么，大家都在一脸恼怒的朝后看，直到纪念活动结束我们原路返回时才看见那群人，他们站在活动现场的街对面，手里举着横幅，上面用七彩笔写着：God Hates Fags！（上帝憎恶基佬！）他们把美国国歌的歌词改了，改成了和他们的横幅差不多的内容，放肆的大声唱着。走在我身后的大婶一边摇头一边说：这真是太出格了。有几个人费了好大劲绕过铁栅栏走到对面去，想要让他们停下，他们却唱得更大声了。这是宪法赋予我的权利，他们说，再说我说的就是真理，美国会遭受这样的灾难，就是因为允许男人和男人交媾的下场。

他们说的是旧约创世纪里的两座城，所多玛和蛾摩拉，因为这两座城里盛行男男之风，因而被天主降下火与硫磺之雨而毁灭。当然，9/11也不是美国人第一次因为同性恋而惊乍的认定世界末日要来，或者天罚降临要诛杀所有淫乱之人。HIV病毒80年代横扫美国东西两岸同性恋社区的时候，他们也是这样心怀诅咒的。一二十年前，性解放运动刚刚把这些压抑了几个世纪的欲望释放出来，在没有约炮软件的时代，哈德逊河边的废弃码头上，同性恋者裸露着行走，聚集，求偶，交欢，沿着哈德逊河漂流的游轮不得不提醒游客把头转向船舷另一侧。然后一场致命的瘟疫突至，遂了不少人的心愿，“那些人”身上出现黑斑，然后很快死去，惨状万般，无药可救，而且这病似乎只在“他们”之间传播，更像是有神的旨意在显灵。

2015年6月，最高法院裁定各州必须允许同性婚姻，法院前的广场彩虹旗在欢呼拥抱和喜悦的眼泪之上飘扬，晚上白宫也亮起了七彩的光。几十年过去了，HIV，艾滋病和同性恋三者之间早已不是等号关系，可该厌恶的人还在继续厌恶，该冷漠的人还是冷漠，奥巴马被扣上异教徒的名，是要让美利坚礼崩乐坏亡国灭种的撒旦化身。骂总统是一种自由，歧视也是一种自由，正如众生平等是立国之本，宗教自由也是。

我听过一则故事，说是有个犹太人家庭，遵从的是最正统的教法，于是选择用最正统的方法做割礼。符合现代卫生标准的割礼在处理婴儿生殖器的伤口时会格外注意消毒，以防感染。但是正统犹太教的做法，则是在切除包皮之后，由穆汉，亦即割礼的执行人，用嘴吸吮伤口，将血吐出，再敷上油膏裹上绷带。这家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位穆汉是疱疹病毒的携带者。疱疹一般是通过性行为传染，病毒通过体液和血液传播，在穆汉的唾液与婴儿生殖器伤口的短暂接触中，由于创口较大，病毒就传了过去。疱疹是无法彻底治愈的，只能通过药物压制其爆发，这将伴随这个孩子一生。出生八天的婴儿早早的得了性病，不知道算不算是赢在了起跑线上。

这样的宗教习礼该不该被禁止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联邦政府没有权利干涉任何人的宗教活动，要不怎么叫宗教自由呢。只是苦了这个孩子，在他根本没有任何做出选择能力的时候，人生的轨迹就已经被他父母虔诚的信仰所改写了。

后来在旧金山的渔人码头，我见过有几位社会活动者举着牌子从我的出租车前走过，他们一身白衣，举着两块牌子，一块写着“你怎么敢切我的阴茎！”，另一块写着“我从来没有同意过要割礼！”，更叫人毛骨悚然的是，他们的胯间无一不是染了血的颜色。我看着热闹，拍下了照片，也对这些主张略有共鸣，我的司机却摇了摇头说：这世界上肯定有比小baby的小鸡鸡更重要的事吧。我后来才知道，原来美国有个组织专门致力于叫停割礼，名字叫做Intact America，该怎么翻译好呢，我说按照意译准则叫做“全美包皮联盟”好了，有个有才的朋友说，直译成“完·美”也不错。

欢迎来到美国，多么完美。

比尔·马厄（Bill Maher）是个出名的脱口秀主持人，也是个出名的无神论者，2008年他拍了一部纪录片叫《可笑的宗教》（Religulous）。影片中，马厄走访了一座位于肯塔基州的创世论博物馆，在那座博物馆的陈列里，恐龙与人和谐相处，如同家畜一样，甚至还有一头三角龙身上背着马鞍，可供游客坐骑合影。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奇景，正是因为根据创世纪，上帝先创造了天地日月，自然四季，飞鸟走兽，然后又根据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造人，并使人类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既然创造所有的生物都是为了服务于人的，那么出土的恐龙化石的最好的解释就是恐龙也是其中之一。恐龙和人类都是诞生于上帝创世的六千年前，大洪水降临之时，恐龙一公一母也是上了诺亚的方舟的。

我在纽约时，在全世界最好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实习——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三千三百万件展品，四十五个常设展览，那里每天游客盈门，买票的队伍有时甚至排到建筑外头，来者多是举家前来，或者是由中小学校组织。我们还举办过“博物馆奇妙夜”的夜访博物馆的活动，晚上九点才开门迎客，有特别的游戏和讲座，小朋友们甚至可以在非洲哺乳动物厅中的象群标本下支起床来睡上一晚。这个活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每年都至少要办一次，一百五十美元价格不菲，但依旧场场爆满。生活在纽约，只看得到美国抻着脖子抢占科学前沿的着急模样，殊不知这其实只是纽约的样子罢了。

后来我去了亚特兰大，开始接触美国南部，才慢慢认识了这个国家的另一面。我在课堂上结识了凯瑟琳，虽然她说自己是佐治亚人，但其实是肯塔基人。在课堂上见到凯瑟琳的时候，她总是染着艳红的头发，胳膊上刺满了纹身，一双炯炯明眸在黑框眼镜下被放得更大。那堂课是关于间谍的历史，凯瑟琳对美国遍布全球的监听监视技术颇有些牢骚要发，我们也因此成了朋友。我也是后来才知道，凯瑟琳有着不同寻常的童年，她出身于一个极其保守的宗教家庭，她儿时居住的小镇人口不过三四百人，她从学前到高中接受的都是宗教教育，当我和她说起马厄的纪录片时，她说，我知道那个博物馆，我老家就离那里不远。

我当然一时无法相信这样的回答。我说，你看上去是“这样”的，但是那里是“那样”的啊。

凯瑟琳笑了：“我可是一路走了很远。”

凯瑟琳说，从小就每周去教堂，在学校里学习创世论，同学就这么些，全镇的人其实都互相认识，那整个地方就是一个大家庭。小时候也觉得没什么不对的，但是后来接触到一些外面飘来的讯息，才慢慢觉得这个世界似乎不止是眼前所见。广播和书是凯瑟琳小时候比朋友更好的朋友，她说她大约十来岁的时候第一次在家里问了进化论的事，结果闹得很不开心，她说，父母不会真的费尽心机阻止你接触科学，但是当你知道的东西越来越多，和周围人知道的都越来越不一样，你自然而然会自己拷问自己，是不是该放弃，不然所有的社会关系都要毁了。

凯瑟琳说，正是因为这样持续不断无所不在的不安，小的时候应付这个问题的方式格外激烈，那就是全方位的叛逆。她开始偷偷搞来朋克和金属，窝在自己的房间里偷偷听着，上高中的时候她出城去玩，然后就把她此生第一个纹身带回了家，父母发现后勃然大怒，双方大吵一架。她说，后来她学会了高明一些的手段，比如不必在生活的细枝末节处跟宗教犯轴，而是在解读圣经的时候多动些脑筋，从神学的高度把自己从一种琐碎的宗教中拯救出来。

凯瑟琳说，这些人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那就是逐字逐句的遵从经文，却从来不想想圣经写作时的社会背景。她给我举了一个例子，解释耶稣的那句名言。马太福音里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凯瑟琳对我说，如果你要扇人耳光，会怎么扇。我抬起右手来，从右到左这么比划了一下。她说，没错，现在人都这么扇，可是如果对方是一个很卑贱的人，比如说奴隶呢？我想了一想，抬起手从左向右用手背扇。她说，对啊，你再想想耶稣当时说的是哪一边脸被打，右脸吧，什么情况下你会被打在右脸上呢？那肯定是对方用手背轻蔑的扇巴掌，所以才需要把左脸也伸过去让他打啊，因为如果要打左脸，那不就得用手掌扇了么，这么一来你和他就成为地位等同的人了啊。

看着我恍然大悟的样子，凯瑟琳笑了起来。

凯瑟琳中学之后执意要离开肯塔基，于是就来了亚特兰大，后来又到了佐治亚理工来念研究生。她有了更多的纹身，她说她的偶像是漫威英雄“黑寡妇”，她参加“同志骄傲周”的游行，她投票给民主党，当年民权运动的小字辈领军人物之一约翰·刘易斯是代表亚特兰大的众议员，她说她每次选举都必投他。宗教依旧是凯瑟琳生活中的一部分，她说她曾经很想成为一个无神论者，后来觉得这样的标签没有意义，因为节庆回家时，总还是会有那样一个环境等着你。我问她，那你和你的父母聊政治么？她说，有什么可聊的，他们是共和党的，连小布什都投了，所以能不聊就不聊，聊了也不会开心，我也是转了一圈才琢磨出来与家人的相处之道的。

“不过话说回来，”凯瑟琳说，“我也很久没有回去了。”

在欧洲，自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已经陆续有不少国家承认同行婚姻的合法性，从最早的荷兰比利时这样的低地小国，到英国法国这样的大国，就连天主教占全国总人口八成的爱尔兰，也已经全民公投通过同性婚姻。唯独美国，一不小心让高院掺合了进来，虽然合法了，很多人心里还是不服气。美国的联邦体制赋予了州级机关很大的权力，所以虽然在各种民意调查中，过半的美国人都对婚姻平权持支持态度，但是保守的州长和州议会还是能想出各种法子在操作环节上设置障碍。

皮尤研究中心做过一个调研，一般一个国家人均GDP越低，就会有越多的人认为宗教在他们的生活中很重要，唯独美国，有着全世界最高的人均GDP，却有百分之五十三的人都认为宗教在他们的生活中至关重要，相比起来，法国只有区区百分之十四。谁让这里是美国呢，看着欧洲人就觉得堕落，瞧瞧他们道德沦丧到什么德性了，再瞧瞧我们，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www.xing528.com)

美国事事都要与欧洲有些不同的劲头，其实挺像青春期时的凯瑟琳，在追问自己我是谁的过程中跌跌撞撞，来来回回做了不少冲动的事。比如说，英国人是在路左边行车的，照理说新大陆那么多人都是英国过去的，难道不该也是该遵循左行的规矩么？原本还真是这样，可是独立战争打赢之后，美国人急吼吼的要挣脱与旧宗主的所有关联，开始刻意的推广右行：该死的英国人靠左走，那我们就偏要靠右走！到十九世纪初，东部各州已经都把右行写进了法律。

但除了在这样的小事之外，美国其实没有什么任性撒泼的余地，文化上还是得亦步亦趋的学着人家。就拿大型的博物馆来说，英国人自十八世纪中就已经开始有了不少以个人收藏为基础的展览厅，有些在宅邸，有些在大学，它们以“公共”之名，为社会贵族和知识分子提供学习和社交的场所。后来，英国人1759年有了大英博物馆，法国人1793年有了卢浮宫。随着维多利亚时代西欧诸国海上力量达到巅峰，远征和探险为英法等国源源不断的输送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标本和艺术品，有些是买来的，有些是抢来的。帝国主义的宏图霸业美国人晚了他们快一个世纪，等到有能力和财力开始赶超的时候，已经是十九世纪晚期了。

十九世纪末，时值“城市美化运动”风靡美国各大城市，新古典主义的建筑和对称式广场一时间成为美国人给自己文化输血的兴奋剂。说白了，就是让美国变得像欧洲一些。费城的“博物馆大道”和芝加哥的菲尔德自然历史博物馆及其周边的沿湖绿地，都是这一建筑学时尚的产物。纽约虽然没有空间辟出那样一块广场来专门腾给博物馆了，但是曼哈顿岛上最宏伟的文化建筑也多产生于这一时期前后。中央公园西侧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草创于1869年，1877年在其今日所在落成开幕；中央公园东侧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诞生于1872年，后来藏品越来越多展地几经更换，1902年终于以今日的布杂建筑风格的面目正式示人；纽约公共图书馆则是于19/11年建成。因为南北战争之后经济猛进而富裕起来的美国人，算是倾尽了全力，非要把纽约打造成媲美伦敦巴黎的国际级都市。瞧瞧这些大型项目背后的推手都是什么来头，用四十万美金遗产为纽约图书馆项目贡献了雏形的约翰·雅各布·阿斯特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百万富翁，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创始人之一西奥多·老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Sr.）是日后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父亲，大都会博物馆的首任馆长约翰·泰勒·庄士敦（John Taylor Johnston）是新泽西中央铁路公司的总裁。这些大亨玩博物馆都是业余爱好，可论起收藏艺术品那也都是真金白银从欧洲和全世界买过来的。这当中最极致的还属修道院博物馆（The Cloisters）的幕后金主约翰·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美国的历史尚短，没有欧洲那样的植根于中世纪基督教文明的艺术渊源，但美国人有钱，洛克菲勒作为美国历史上最富有的人，为纽约直接造了一座中世纪的艺术博物馆出来。他连市政府和州议院的力量都嫌多余，拨出了自己的土地和后续运营资金给纽约市，在曼哈顿北端哈德逊河边的公园里效法欧洲中世纪古堡造起了一座大型博物馆，用来安置他的中世纪宗教艺术藏品。为了确保博物馆建成之后拥有最开阔的河景，洛克菲勒甚至豪气地买下了河对岸新泽西州的700英亩土地，修道院博物馆费时三年修建，落成于1938年。

不过在文化上拥抱欧洲传统的同时，纽约在建筑技术方面的冲劲却是无与伦比。钢铁和电梯技术的融合很快催生了一种美国特色的城市构图——鳞次栉比的摩天楼。当然纽约只能向天空生长的主要原因是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城市如此狭长，来的人又越来越多，不把楼往高里造还能怎么办呢。纽约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那就是城市的基石多为大理石，楼造起来虽然费劲，但却很结实，所以能造得很高。纽约第一栋超过二十层高的摩天楼叫做熨斗大厦（Flatiron Building），它探索了当时工程学极限，完工于1902年。熨斗大厦长得很窄，像一把利刃，把百老汇大道和第五大道劈开。在此之后，曼哈顿展开了一场城市高度的竞赛，每过几年排位就得变一变，阶段性的胜出者是帝国大厦，它在大萧条时逆流而上，猛地决定加盖十七层出来，只用了十三个月就建造完成，世界第一的交椅一坐就是将近四十年。然后是世贸双子塔统治纽约的天际线，再往后的故事，所有人都知道。

即便高度被超过，帝国大厦也已经创下了许多已经不可能再被超过的纪录。比如它是人类建筑史上第一座超过一百层的建筑，比如它是入镜电影电视最多的摩天大楼，比如它是曼哈顿将近二百五十栋摩天楼的群龙之首。纽约雕刻出的天际线可不仅仅是技术的疆界，也是美式城市的轮廓，所谓美式城市，光高是不够的，还得有一只大猩猩一直挂在楼上，或者是汤姆·汉克斯在天台等着告白。那栋楼不仅仅是建在地上，而是像一支蒲公英，随风把种子吹进许多人的心里去。

就像曼哈顿悬日，纽约的高楼多得连太阳都捧得住，满目金光，把鲜黄的计程车衬得惨白惨白的，叫人怎么能忘。行人日复一日的经过这些寻常的路口，摄影师们年复一年的来，像执行枪决的刽子手一样长枪短炮排成一行，而纽约人却都不停留看上一眼，他们堂而皇之的从镜头前走过，不会疼惜别人的胶卷，也或许是想大大方方成为风景的一角。

欢迎来到纽约。不好意思，我们不懂伟大是什么。

纽约是纽约，纽约不是美国。

这是美国人都懂得的道理。我有在德州定居的表哥，他早已无法再在巨型城市里生活，比如回上海，比如去纽约。他说，那么挤，那么多人，出门都要坐地铁，成天闹哄哄的有什么好。我想，珍妮·雅各布的心血在他身上看来是白费了。可我也是后来学会了开车，才领教了美国的模样。我去往那些小城，去往小城边缘的别墅，它们躲在山坡树林里，还有村镇，还有村镇之间的农野。

加州的郊外，草黄得像沙漠一样，四下见不到一处房屋，一条州际公路孤单的起起伏伏，路边发电机叶瓣徐徐转动，如同我们小时候手里握的风车，只是要大上许多许多。我们开着窗放着邦乔飞的《靠祷告活着》，这时候听金属摇滚像是一种义务，车外的风快得把嘴唇都吹裂开来。还有亚特兰大的城边，南北战争前的旧庄园还在，一栋雪白的豪宅，几亩废弃的田庄，厨房厕所都建在住所之外。长条的木屋给孩子们教书用，短小一些的则用的来熏培根，书香是早闻不到了，雨水把枯涩的地板泡出了霉味，不过猪油倒是浸透了烟熏间的房梁，一走进去就闻见淡淡的肉香。

这是杰斐逊心中美国的模样，小农经济，自给自足，千万不能变成大英帝国的可憎模样。可惜历史没有站在他这一边，今天的美国比谁都更像帝国，杰斐逊在蒙蒂塞洛的墓园里，一定很难成眠吧。

我在亚特兰大的时候，又遇到了9/11十周年时的那群人，他们到了我的学校来，在草坪边上的小舞台上树起了几面大旗，开始演讲来吸引路过的学生们。来的学生和我一样，都是被那几面旗子引来的，那上面写着“默罕默德是个骗子，伪先知，强奸幼女的变态”，“每个穆斯林都是恐怖分子”，“上帝憎恶同性恋”，“得上爱滋病了么亲”等等。我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也不能一竿子打死所有基督徒，这伙人叫维斯特布路浸信会，是出了名的出格，专门做这种煽动仇恨的演说，他们主要是反同性恋，也反天主教，最近赶时髦，又恨上了伊斯兰教，恨上了反对警察暴力的“黑人命也是命”运动。

佐治亚理工的孩子们倒也有出息，LGBTQ（性少数群体）社团像是早有准备，一面用自己的人占住大半坐席，一直起哄闹场，一面在外围张开彩虹旗，捧着募捐箱呼吁同学们为社团捐款。台上的人布道，台下的人就组织口号，唱起校歌，后排坐满了看热闹的学生，也都纷纷加入进来，歌声越来越大，那个戴着牛仔帽穿着绒布衬衫和牛仔裤的牧师，虽然嘴还是一直动着，但是说了什么却是一句也听不到了。

就这样鸡同鸭讲了一个小时，警察也在周围杵了一个小时，然后所有人都又笑又闹的散去，有几个他们的社工追着学生分发小手册，但罕有人真的接过来。牧师摇着头，捡起地上散落的纸片，开始收起那几面旗帜。他们看起来黯然又狼狈，但又好像早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奚落，并不会因此而感到难堪。

和五年前的纽约不一样，在宗教势力威仪犹在的南方，有人会上前去与他们好好说话。我猜大约是有学生与他们立场相近吧，抑或是纯粹对言论自由宗教自由表达尊重的人，总之他们走上前去，与牧师们握手，感谢他们。

“上帝保佑你，孩子。”戴着牛仔帽的牧师重重的拍了拍黑人学生的肩膀。

说不出为什么，那一刻的画面，让我觉得心里很暖。

我是婚姻平权坚定的支持者，对宗教保守派向来嗤之以鼻，就在刚才，我往那个社团的捐款箱里扔了五块钱，可那个画面里的故事，关乎一种更高的信念。

事后，我把我的见闻说给我的朋友听，他告诉我，维斯特布路浸信会反对“黑人命也是命”不是出于种族，而是出于这一运动对暴力行为的纵容。维斯特布路浸信会非但不是种族主义团体，还非常反对种族歧视，他的创始人甚至还参加过六十年代的黑人民权运动，所以出乎很多人意料的，他们不喜欢特朗普的程度和对希拉里的憎恶相差无几，只不过特朗普还不至于引来撒旦降临世界末日罢了。

这些年，纽约教会我的一些对错，开始变得模糊。然后我想起莫西子诗的一首好歌：

鬼头鬼脑的城市，神经极度衰弱的城市

心肠太硬而骨头太软的城市，到处都有监控器的城市

一幢幢高楼在地毯上跪下来

一个个美人儿在谎言中毁容

一座座展览馆只展出不三不四的东西

城市正在竭尽全力让我们悲伤

是时候了，是该下决心了

我决心，一车一车，将城市拉回乡下去喂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