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无人是客- 约克城的街头暴力

每次纽约出了什么可怕的事，纽约人似乎总是最不操心的。

我是说真的。但凡纽约发生了车祸，或是枪击案，我的家人亲朋，那些不在纽约的人，总是比我更惴惴不安，第一时间就要问我的平安，接踵而来一串感慨几乎已成了套路：纽约是不是不安全啊，你是不是也该买把枪啊，最近少上街啊，美国人怎么这样啊，美国就是乱啊，你还是赶紧回来吧……我啊，我该怎么解释呢？

对，是有事情发生了，但是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会说，煤气爆炸发生在翠贝卡，塔吊倒塌发生在上西区，入室枪击发生在布朗克斯，汽车追尾发生在布鲁克林，持刀抢劫发生在午夜的中央公园里，而我住在哈林区，我这里挺太平的。可真当哈林区出了什么事的时候，我又会说，哦没事，那是晨边公园里，那里住的人不行，我这里靠近百老汇大道，没事的。可如果抢劫就发生在我家楼下，我又会说，没事，这样的事在纽约常有，发生过了，近期也就不会再有了。

生活在纽约，世界就是平的，我们在地图上画下一条一条边界，仿佛越过了那里你就会坠入万丈深渊。总有一种理由能让你将现实挡在门外，而纽约像是给足了你借口。

我的朋友会感叹，你这是什么样的奇怪心态，去了美国怎么口味变得这么重。我说，我没法让你看见我每天所看见的，联合广场上了不起的街舞艺人，大都会博物馆阶梯前的弦乐四重奏，地铁车厢里忽然响起的阿卡佩拉小曲，这座城市里到处都是你无法预期的惊喜。或者是一个你以为你已经熟识的朋友，他突然告诉你他导演了一出话剧邀你去看。又或者一个表面上文弱的眼睛男孩，有一天你在脸书上发现他其实是一位勇敢而激进的种族平权社运人士，他昨天还举着牌子在市政大厅门前示威来着。又或者，你塞着耳机懒洋洋的倚着地铁车门，一抬头忽然发现车厢的对角坐着一个熟悉的身影，她帽子压得低，并不想让你认出来。你像是在哪里见过，你几乎可以确定她曾蛮不讲理的出现在你生活的各个角落，可是她似乎又已经变了，丰腴了，也结实了，被纽约摔打过了。

然后你走出地铁时忽然想起：我去，那是凤姐吧！

纽约就是一个用失序哺育可能性的地方，想享受惊喜，就要为此付出代价。

我在纽约时发生过的最离奇的事，是曼哈顿中城区的一场枪击案，那里离时代广场不远，一个人好好走在街上，另一人悄悄走至与他并排而行，忽然掏出手枪，对着太阳穴一枪爆头，然后在一片惊叫和抱头鼠窜中从容离开现场，没有一丝拖泥带水。新闻里说，从凶手的职业程度来看，那应该是一场雇凶仇杀。这消息一出来，家里又少不得要问上几句，我只是淡淡地告诉他们，叔君那天下班从那里附近经过，没能亲眼目击他感到非常遗憾。

后来，我们都被此起彼伏的波澜宠坏，养成了一种名为从容的冷漠。有人在地铁卧轨自杀，车站的入口被黄胶条封了个严实，警车和救护车在石墙上洒下一片叫人眼晕的红与蓝，报话机嘶啦作响，永远都听不懂的警用英语从听筒里传出来。可你却只是淡然经过，呵，又死人了，像是没有驻足的时间，却又并没有急着要赶去的地方。若是需要搭乘地铁，被警察告知你得往南走上两站才能上车，免不了还要发几句牢骚。啊，干嘛非挑这个时候跳啊，看看给别人造成多大麻烦。

于是在纽约的人，每天都生活在对立的现实中。西边发生了恐怖袭击，东边依旧琴歌酒赋，一切如常。纽约客们带着掩不住的傲慢告诉关心他们的所有人，你们的温情只是因为你们没有见识。然后合上手机，继续推杯换盏，直到酒精把一个一个孤单的生活，发酵得比天还大，比天上的云还松软，再邀请旁人躺进来。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座城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你生活中的一员，你观赏他们的来往，为你没有的勇气和天资献上掌声，然后你用别人定义出的纽约客再定义自己，给自己添加根本不该属于你的赞赏。可也有时候，你觉得这座城市里，谁死了都他妈的和你没有关系。

一年冬天，母亲去休斯敦开会，我去那里与她会合后，我们一起回到纽约。到的时候已是深夜，母亲第二天一早就要上飞机，于是也就不费那钱住宾馆了，索性在我的住处挤了一晚。我把我的房间腾了出来，给母亲睡，自己则在叔君的屋子里吹了一张充气床垫出来，将就一晚。

第二天一早，我送母亲去机场，我问她说：怎么样，我这地方还行吧。母亲扁着嘴直摇头，眼泪竟似要浮上来。有那么糟糕么，我有点不甘心。她说，也就这个年纪的男孩，几个人挤成一堆凑合也不在乎，你觉得好就行吧。这让我觉得很稀奇，我以为我们一家应该是不怕清苦的，此刻母亲居然有些悲戚，我心里想，看来我是真的住得很惨。

后来在地铁站，我与她挥手告别，心里也泛起很多不舍。回家的路上，我想到前一晚M60巴士从拉瓜迪机场跨过河到曼哈顿，顺着125街经过哈林区最富有特色的地段，我兴高采烈的指给她看各种有趣的有故事的地方，最后下车拖着行李箱走了十分钟，昏黄的街灯，几个好的，几个坏的，路越来越黑，停在楼门前时母亲的表情，现在想来肯定与我的得意满满相差得很远，当时一个劲的推销哈林区的好，竟没有顾上旁的。

等我回到家时，叔君刚起床，在厨房吃着早饭，我低头看了看，厨房的地面又黑又粘，踩上去吧嗒吧嗒响，冰箱扶手上除了最常握的那部分是白的，别处都泛着霉绿，大理石台面上一摸一把厚重的油腻。我看看自己的手，又看看叔君，叔君一边啃着面包，一边不解的问：干嘛呢你。

人的耐受真的是很难捉摸，刚搬来叔君这里的时候，单是因为在开学前终于找到了住处就欣喜不已，很多细节也就没太在意，只是觉得这里出门就是地铁站，离橛君家又近，方便照应，房租也合理，我又能有一间单独的房间，算是不错了。之前也看过一些别的房子，要不是太深入哈林区了有点让人不踏实，要不就是邻着河，价钱叫人吃不消。

叔君后来才告诉我，我们住的是一栋八十多岁的楼，这么说我也信。推开门禁进去，地面上是纽约老宅里经典的马赛克，也不知道是因为年代久了还是原本就是那样的成色，总觉得那青绿色的地面很是疲惫。马赛克地面总是给我很不好的联想，不单是因为它像极了我小时候学校厕所的地面，七十年代关于纽约的电影里，在导演想要无情的放大社会的肮脏时，马赛克地面也总是最好的注脚。西德尼·鲁梅特的《冲突》里最刺激的一幕，阿尔·帕奇诺扮演的正直警官因为得罪了警匪勾结的利益网，被双方算计卡，毒贩把他的手臂夹在公寓门间，然后在他的脸孔中央放枪，他倒下时，地面就是这样的马赛克。马丁·斯克赛斯的《计程车司机》也有类似的画面，罗伯特·德尼罗在一家杂货店里偶遇一场持枪抢劫，就用刚买的手枪打死了劫匪，受了惊吓的店主恼羞成怒，操起一根铁管就朝着已经瘫软成泥的劫犯身上重重抡去，鞭尸泄恨。于是，在马赛克本就很容易含垢的缝隙间，似乎还总有刺鼻的血污在。

刚搬进楼里的时候，确实也觉得有些奇怪的气味，不是血气，但像是咸腥里带着油脂的重量，橛君帮我一起提着行李去的时候就说，是不是有人好久没倒垃圾了。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不是垃圾，而是尸臭味，三楼的一位老人家死在了屋里，一躺就是一个多月，当时是夏天，气味自然散得大发，直降到一楼，一推开门就朝你扑过来。我们每日放学回家，捏着鼻子一路冲上四楼，也就随口埋怨几句邻居如此不讲究，一直到那一天楼门前被警车和救护车围着，我看见一个人一般大的黑袋子被放上了担架，才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

叔君也是个不讲究的人，生活大大咧咧，一切都维持在生存的底线之上一丁点。叔君说他来纽约的第一年，因为是向家里借了钱来读书，什么都不舍得买。没有床垫，也不能捡别人用过的床垫，就把几个纸板箱拆了，叠了几叠放在床板上，铺上褥子就当床垫对付了。久而久之，在那样一个空间内，任何情趣就都成了奢侈。那时候我也是手头拮据，家具都是趁着搬家季在街上捡了些别人不要的，本想着是对付一阵就去买新的，谁知一用就是一年有余。我的房间虽然比较宽敞，但是暖气却是常常出问题，稍微开得大些就要漏水，我用毛巾在水阀周围围上一圈，不消几天又会臭掉，屋里的地板因为渗水四处起皮，天实在冷，我就只好赖在叔君房间里摆弄手机，也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相熟得很快。

叔君时常自己做饭，做的都是中式的家常小菜，中餐的油烟西式的油烟机根本应付不了，于是油烟就如派对上最惹人讨厌的那一位，到处都是他——地面，桌面，冰箱，灶台，砧板，电饭锅，料酒瓶。偶尔也会因为火大烟浓，触响了消防警报，叔君向来不以为然，他个子高，举着锅铲一踮脚就能摁掉，再响就再摁掉。地面上自然是最糟的，鞋底的尘土和油渍和在一起，顽固的黏附在地砖上，拖把扫过一遍竟是除不去一分一毫。

厕所极其狭小，只容得下一人。叔君知道浴缸很脏，便踩着拖鞋进去，于是就变得更脏。夜里打开卫生间的灯，就会看见水池子上趴着五六只蟑螂，得开着灯晾上一两分钟，容这几位爷自行退散了，我们才能刷牙洗脸。叔君似乎毫不介意与小强们共用一池水，我忍不了，挑了一个下午，把他们杀了个精光。叔君一边看着我干活，一边说，这是德国小蠊，那个蛹壳一样的是卵匣，别摁，不然好多小小强会跑出来。我说你丫这么有经验你怎么不动手？叔君说，我懒啊。

后来住在我们对门的老头死了，又是那熟悉的尸臭味，只不过这次人来得快，没让我们多受罪。一天打开房门，看到门口站着两三个警察，我还以为是我们犯了什么事了，定神一看才明白，又在往屋子外抬死人了。我们这楼每层只有两户，我们和对门的老头也是打过照面的，说过些话，只记得前不久还见着他的，有邮局的人上门，他能说能动的，怎地忽然就没了。我偷偷朝门里望去，只见窗帘很厚，阳光被浸染成了米色，懒洋洋的照进来，在晦暗的房间里映出了死神的模样。警察见我探头探脑的，瞟了一眼，我赶紧收了目光，匆匆下楼去了。

一年之后，我和叔君搬离了125街，这个日子，我们当然是盼了好久。至于要搬去哪里，叔君有不少朋友住在新泽西，一河之隔，房子宽敞许多，也便宜许多，就是交通不如在岛上方便。我们也想过要去皇后区住，那里亚裔社区比较兴旺，中餐馆也多，可我总还是觉得，不住在曼哈顿，就等于是不在纽约了。于是为了满足我这点肤浅的要求，我们留在了曼哈顿，住到了东哈林区。房子大了，干净了，叔君甚至在没人用的客厅里支起了一张台球桌。

东哈林区和哈林区，名字挺像，气质却差得挺远。这里的街区很是枯燥，除了居民楼之外，不见有什么可玩的地方。我们住在第一大道与101街交界，这里可以算是挨着高档的上东区，走几条街便有像模像样的超市酒吧宠物店，但是在我们居住的那个小区里，却是什么也没有，门口有一家廉价超市，隔壁是买匹萨的。我家附近有条公交干线叫M15，这车也是稀奇，你得在上车前，先在站台上的售票机上买票，可上了车也没人查，司机看都不会看一眼。好几回我都见着与我同行的人，不买票就上车，到了站下来也不见有人管，我就纳闷，这线路还不得亏死么。终于有一回，车停在一站迟迟不发动，公交公司的人有警察陪同上车查票，没有买票的都当场被警察逮了去，罚款就得250美元。所以他们从不检票，也并不是美国人素质高，而是只要以一定的频率查票，保证获得一定量的罚金，就足以支撑线路运营了，真是省时省力，精明透了。

东哈林也是出了名的贫穷，所以逃票什么的也不奇怪，许多社区都是福利房，政府给低收入人群补贴才住得上，所以文化娱乐基本上也是奢望，算得上是文化景观的，大约也就是楼前一棵树下悬着的皮纳塔，那是一种中美南美盛行的游戏，一个纸糊的小马驹里塞满了糖果，过生日的孩子用木棍把悬在半空的皮纳塔打破，糖落了满地，孩童们一拥而上哄抢。东哈林又被称作“西班牙哈林”，因为此地拉丁裔人口众多，坊间也是西语比英语更常听见。我们的邻居就是拉丁裔人，我们没有见过面，但是他们每天早上把桑巴的节奏当闹钟使，想必是错不了了。

鲍勃·迪伦在歌里唱过，他在“西班牙哈林”闲逛时，遇到了一位只一面就把他魂勾去了的吉卜赛美人，可惜那位火辣到连哈林区都觉得烫手的吉普赛美人，我从未有幸见过。我的小区里没有美人，只有恼人的疯子。起初我只道那样歇斯底里日夜不停的嘶叫是发情的猫，后来才渐渐才从那些嘶吼之间的呓语渐渐悟出来，这应该是个人。可能是个女人，也可能是个男的，每次他都会幽幽的说上几句话，然后就猛地嚎叫起来，像是有人在给他上刑，撕心裂肺的。日日夜夜，只要这个疯子醒着，我们也不得安生。

当然，出乎我们意料的远不止这一件事。我们的社区虽然靠着东河，但我们的公寓却不是，一头对着一个垃圾堆，一头对着一所小学。因为垃圾堆，我们一年四季都开不了客厅的落地窗；因为那所小学，每天七点不到就会有成群的孩子从我们的窗前走过，免不了要被吵醒。当然即便是周末没有人来上学，我们也会被隔壁的音乐吵醒，或者被疯子吵醒，总而言之，自从搬了家，大略很少睡上好觉。

最离谱的一次是，深夜三点，忽然有人砰砰砰把门一阵猛敲，连踢带踹，我从床上惊醒，看了眼叔君的房间，他竟是毫无动静，我只好独自去应门。我从猫眼看出去，是一个白人青年，他大声的嚷嚷着我听不懂的句子，然后掏出钥匙不停的开锁，钥匙转不动，但是他仍在用力的一次一次扭转。金属锁件吱嘎的声音把我推向崩溃边缘，我从灶台上抄起一把菜刀，回到门口开始大声对着他呼喝，用了不少粗口让他给我立刻滚蛋，他这才有点委屈的冷静下来，我才有些明白他在说什么，原来是他喝醉了，也可能是抽大麻抽过了头，他以为我们是三楼，是他的公寓，以为我们是他的室友把门堵了故意捉弄他。我说这里是二楼，你找错门了！他才恍然大悟，嘟嘟囔囔的道了歉，转身离开。我一抹额头，竟是一手冷汗。

第二天一早我把这事儿告诉叔君，他竟是毫无察觉，我说就你这个睡眠质量，把你卖去海地了你也不知道。过不久，一样的事情竟又发生了一次，还是这个小哥，又是两点多的时候糊里糊涂的来开我们的门，这次我气定神闲的把他骂走了。几个星期之后，同一层的一户人家遭到入室盗窃，家门口围满了警察和记录现场的探员，有个警察敲了敲我们的门，我和叔君一起应门，他问了问我们案发当日当时是不是在家，问了问我们最近几日是否见到了什么可疑的人，然后拿着笔和小本把我们说的简短几句都记了下来。我犹豫了一下要不要把前阵子这个深夜撞门的事情告诉他，想了一下还是说了，他告诉我说：下次再遇到这样的情况，不要听他解释，也不要管他是不是你的楼上邻居，立刻报警，我们来处理。我说：我一外国人，我这不是不想惹什么麻烦么。他的回答让我这几年一直难忘：

Hey, that is what your tax dollars are for（你交税不就是为了这个么。）

我始终觉得我们被当时的中介给骗了，我们去她家谈合同的时候，一进门就见着几张她与政界名流的合影——克林顿夫妇，小布什，康多莉扎·赖斯，我们便以为她这人品应该没跑了。几年后了解大选多了，就知道了其实这么一张合影，来得其实也并不如想象中费事。每到竞选时，政客就需要筹款，对于那些知名度高的政客来说，最方便的办法就是到当地举办筹款晚宴。富庶的人，单说图个热闹，也愿意花上一万美元出席，合照只是这一万元中包含的项目罢了。总的来说，当时的我们，被各种套路玩得团团转。

最让人心烦的是，上一个房东拒绝退还我们的一千七百六十美元押金，这笔数目可着实不小。叔君当时忙于实习，这事几乎我一人打理。先是找去公司总部出示各种单据据理力争，对方试图赖账不成，就用上拖字诀，明明理亏也不肯退回我们的押金，我只好求助于互联网，看看别人都是如何应付。有人提到说诉诸法律手段也不是一定要法庭见，而是可以通过所在区的法务官，让他们出面讨要欠款。于是我战战兢兢的去了哈林区的区法务部，那是125街上最高的楼，门前的广场上，哈林区众议员亚当·克雷顿·鲍威尔的雕塑风衣飞扬，我却紧张得如同双腿灌铅。我摘下耳机帽子，经过严格的安检，和颤颤巍巍的老人一起坐上电梯。法务部的窗口只有一个，队伍排到了门外面，除了窗口前的一个小长椅上坐着几个老人，其他人都得站着，我便和那些站着的老人们排成一行，然后挨个去窗口陈述自己的“冤情”。轮到我时，接待我的秘书非常专业，也很耐心，想必这样的事一点都不新鲜，她要了我的电话和身份资料就让我回去等信了。大约一星期后，我接到一次核实情况的电话，一个月后，我又接到电话，告诉我他们已有了结论，要求房东方面立刻退还欠款，我欣喜若狂，没想到事情竟会如此简单顺利。可是等了两个月，支票依旧没有寄来，我不得不再次上门申冤，一个多月后，终于收到了支票。这件讨要欠款的时间拖延了整整大半年，很可恨的是，最后房东擅自取了整，只退还了一千七百美元，连那小小的六十元零头都要贪掉。

我们离开东哈林前的那个冬天，小区一户五楼的人家开派对，几个人倚着阳台上的铁栏杆谈笑，结果忽然铁栏杆就从水泥当中脱开了。不知道有没有人从楼上跌下来，不知道跌下来的人是不是还活着，唯一知道的是，房东公司忙着亡羊补牢，手段也是有点狠，他们把小区里所有的落地窗全都用钢钉封死了。原本就因为对着垃圾站从不开窗的我和叔君，心里平衡了不少。

一直到离开纽约多年后，我才知道我当年住的那些地方都挺艰苦的。我的朋友说，你胆子可真够大的，住那样的地方。(www.xing528.com)

这也是后来听人这么夸我，我才意识到，也许在我的日常中穿梭的纽约，也许真的和他人的不一样。我与别人说起M96公交车站上常常有个老太太徘徊，平时她就是嘴里嘟嘟囔囔，踱来踱去，可一旦有人走向车站，她就会靠拢过来，甚至和你一起坐在长凳上等车。然后她就会骂骂咧咧的，羞辱各种出现在她生活中可我们却不认识的人，有时候用词用得难听，我就退开几步，或者塞上耳机。有一回，一个年轻的母亲带着四五岁的女儿在候车，老太太如常凑近过来，满口污言秽语，母亲捂上孩子的耳朵愠容满面。我这里有孩子呢，你能不能注意点你的嘴，她说。不成想那老太太竟也识趣的矮下声去，像头狩猎失手的狮子一样，骂骂咧咧的又走开了去。

我也会说起家附近的一家医院，有一天从公交车站经过那里，一个中年模样的中国男人呆呆的杵在医院门口，叔君见他迷迷瞪瞪的，就走上前去问了一问。他告诉叔君，他是往南几条街一家中餐馆的员工，来送饭来的，这一片他不熟，骑车骑着骑着不知怎么的就和几个黑小伙子起了冲突，就给打晕了。叔君问他，那你的饭呢，你的车呢。他全然不知，也不知道接着要去哪儿，该怎么办。叔君给他指了路，看他能走得稳当，就也没再送他。回家之后叔君对我说，咱这地方还真是挺操蛋的。

不过真的见识穷人，还是我们快要离开纽约的时候。那天，叔君捧着几袋不要了的旧衣服去125街，美国有那种救济超市，人们可以把闲置弃置的东西捐赠了，然后它们再以极低的价格把这些经了几手的商品卖给低收入群体，叔君说他去到那家店铺之后，被告知他们现在已经不收旧衣服了，旧衣服得要送到另一个地方去。于是叔君就提着袋子搜索去了，在125街上拐了一个从不曾拐过的弯。

叔君说，沿着那条路往南走，忽然就好像街边没有了人，两个街区之后，路上就只剩下流浪汉了。叔君说，他也不能确定那些人是不是流浪汉，也可能他们有住的地方，但只是因为太穷了，所以没得功夫打理，不能说是衣衫褴褛，但是很邋遢，头发也没洗干净。也有可能这些人也都身心健全，只是游手好闲，他们站在街边，或者坐在人行道的牙子上，叔君提着几个大袋子靠近过去，他们立刻如鬣狗看见了腐肉一般，齐刷刷的朝他看过来。叔君说他当时心里真的打鼓，犹豫再三，硬着头皮去了，走了几步又佯装找错了路，借机退出来，然后又下了决心走过去。

我问叔君，那最后发生了什么没有。叔君说，那倒也没有。我说，你这不就是自己吓自己么。叔君很不服气的摇摇头，你得人在那里才知道那种感觉，在哈林区住了两年，那是我唯一感到害怕的一次，但我语文不行，说不好。后来，直到我也有了类似的境遇才明白叔君说的那种情绪。在旧金山旅游时，在城里走着，一不小心走入了贫民窟，还时常得是沿街的尿骚味提醒一下，才晃过神来，抬头一看，失修的楼房成片的空着，墙壁变成了涂鸦艺人的帆布，与你擦肩而过的精壮小伙，会忽然转身问你能不能给他一块钱，说天太热了，他想去买杯喝的。一家饭店前，警察在勉强耐着性子，要门口乞讨的流浪汉离开那里，流浪汉两腿软着故意不起身，警察便渐渐粗暴起来，另一个人拿起对讲机呼叫后援，我在情况变得不可收拾之前快步离开。

说回到纽约，同一座城里，当然也有人活得很好。

叔君当时参加家庭教会活动，有时候也会捎上我去。老实说我有时候去，也是因为家里实在清寡烦闷，得出去调剂调剂。我们每周五晚上去作礼拜，那是一个殷实四口之家，一家人都很富态，小儿子长得最快，每一次见都似乎又胖了些。家里条件也不错，雪白的公寓楼，进去是雪白的大理石地板，居室里宽敞又温馨。在我眼里，那是白人中产最典型的居家配置，客厅里有不大不小的电视，还有书和躺椅，一扇及人高的窗户可以自在的看出去俯瞰夜景，饭桌上吊灯昏黄，把一年四季的食物都点缀成秋天丰收的模样。他们用的宗教音乐是最中规中矩的福音摇滚，每首歌都用不超过五组和弦。他们吃的是最中规中矩的晚饭，色拉，炒饭，或者炖牛肉，有时候饭后会奉上热腾腾的勃朗尼蛋糕，偶尔小儿子也会把烤化了的棉花糖夹在饼干中间，大嘴一张，示范给我正确的吃法。他们和所有的基督徒一样，对我这样不信奉却又好奇的人既慷慨，又多少怀着怜悯。他们儿子会在分享一周心得的时候说：我最好的朋友不信主，我很害怕他得不到永生，我想劝他和我一起信主，可他却嘲笑我，我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然后大家会在一番各抒己见之后说，让我们继续怜悯他吧。

我的教授罗斯柴尔德则是另一种纽约人。那时我们在学校办了一个迷你展览，庆功派对时，我们应邀前往她家。那是上东区的一栋公寓，列克星敦大道上，门面很小，乍一看根本无甚特别，里面却别有洞天。她的住处，入口有侍者，进了电梯，门一开，就直接进了她的居室。客厅书房厨房连成一线，足能容下三四十人，书房尤其精致好看，楠木做的书柜围出了三面墙，柜边缘几朵木雕翻花，书脊则多是按旧式样绑的，每一本都跟字典一样，若撒上点灰尘就成了古朴。客厅中央一段盘旋的木楼梯通向楼上，我们必是不能得见卧室真容。

罗斯柴尔德教授的爱犬是一条及胸高的阿拉伯猎犬，精瘦精瘦的，电梯一开她摇着尾巴就朝我们冲过来，我们就着小食攀谈时，她也不忘舔两下我们手中的芝士条。教授那天一身玫紫色缎子垫肩礼服，阔气的琥珀项链，比平时穿得都要隆重。平日里她向来朴素，七十几岁的年纪了，也不过是牛仔裤运动鞋双肩包示人，所以我也是后来与别的同学那里才知道，她确实就是那个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员，结了婚也没有冠夫姓，而是用一个连字符号把夫姓挂在自己的姓氏后面。

老实说，日后再经过上东区那些其貌不扬的的顶级公寓楼，我总忍不住抬头看去，想象着与我判若天壤的生活。或者站在大都会博物馆顶层的露天花园里，看见中央公园的绿海无边无际，夕阳从另一头照将过来，我抬起手看向那条绿色与灰色间整齐的边界，估摸着约翰·列侬夫妇住过的达科他公寓的位置，然后看看《罗丝玛丽的婴儿》中的撒旦之子是不是在那里投下了不寻常的阴影。波兰斯基像是对纽约的富人恶狠狠的开了一个玩笑，把那个阶级让人看不透的神秘，顺理成章的隐藏在魔鬼崇拜的背后，而像我和叔君所居住的社区，就算要拍电影，恐怕也只能拍成纪录片吧。

史派克·李在2011年时拍了一部《第二十五个小时》。彼时纽约刚刚经历了9/11，纽约人的包容心打了不小的折扣，无可遏制的排外，无可遏制的惊惶，无可遏制想把愤怒加诸与自己相貌不同的人，李导把它们塞进了爱德华·诺顿对着镜子的五分钟独白里。他说：

“去你妈的锡克人和巴基斯坦人，满街都是你们的破烂出租车，咖喱味从你们每个毛孔透出来，臭得能熏我一整天。你们是他妈的恐怖分子在训练么，就不能他妈的开得慢点？去你妈的切尔西小伙儿和他们光溜溜的胸肌和二头肌，公园里港口边走到哪儿都看见你们摸来摸去的，拿着老二在我眼前晃悠。去你妈的开韩国超市的，把骗钱的水果堆得跟金字塔一样，用什么塑料纸包着郁金香和玫瑰。来我国家都十年了，还是他妈的丁点英语不会？去他妈的戴黑帽子的犹太佬，47街就看见你们穿这脏兮兮的呢子顶着头皮屑晃来晃去，还向我卖什么便宜的南非真钻。去你妈的华尔街的奸商，自以为是世界的主宰，想着要和电影里的人一样，成天琢磨用什么新法子把劳苦群众的钱抢个精光，送那些安然公司的兔崽子去坐牢啊！判无期啊！”

“去你妈的波多黎各人，一辆车里能塞二十个，吃福利的名单上全是这帮逼，全纽约最傻逼的游行。也别跟我提多米尼加人，跟他们比起来波多黎各人还算好的。去你妈的布鲁克林的意大利人，成天梳着油头，穿着运动服挂着天主教的金牌子，挥舞着棒球棍，是打算要替什么肥皂剧试镜呢？去你妈的上东区的贵妇人，披着爱玛仕的围巾，吃着五十块一盘的朝鲜蓟，化妆品用多了的那张脸，又是拉又是提又是扯的，好像又紧又光是么，骗谁呢亲！去你妈的上城区的黑哥们，从来不传球，从来不防守，每个上篮都是五步。然后一回身把所有的屎盆子都往白人头上扣。一百三十七年前奴隶制就完了，你们他妈的能不能说点别的！去你妈的腐败的警察，搜身都搜屁眼儿，开枪杀了那么多人，出了事就躲在体制里一声不吭，亏得我们这么信任你们！”

“去你妈的纽约，去你妈的所有纽约人……“

于是类似这样的心情，我也会有，只是琐碎很多。

去你妈的没完没了的马拉松和游行，去你妈的凌晨三点的烤肉派对，去你妈的单行道，去你妈的一到周末从来没谱的地铁……噢不对，去你妈的纽约地铁。

曼哈顿那么平，纽约人无法不这样坦诚相见，所有人的生活都被和盘托出。在曼哈顿还起伏连绵的时候，大概不难找到地理的屏障把自己的生活圈禁起来，只是十九世纪初，这座城市的规划者生生地把这座城市推成了平地，任性的把城市变成了用数字标记的棋盘，湖岭沟壑全部被抹平，梳篦一般的街区一路延伸向北，每一条街都被赐予了最平实的名字：一个数字。他们以为这是最好的办法，因为这里是美国，这里是纽约，这里将成为最民主的城市。

所以我们才天真的以为我们都是平等的，真讽刺，在这座最容易认路的城市，九十六和一百零一之间差的远不只是一个五。

我在纽约认识了一个朋友叫凯蒂，她是研究瘾君子的人类学家，也是社区志愿者，专门负责定点发放免费的针头。就是针头，吸毒用的针头。我对凯蒂说，也许是文化观念不同，在我的国家，吸上了毒，就等于你自己放弃了自己，一个连自己都舍得放弃的人，为什么又值得旁人花力气去救呢。她说，这和你的文化没什么关系，我的朋友也是这么说的，说有些人是无法救赎的，即便你为他做了再多也无济于事。凯蒂又说，我也知道你们说的或许是对的，但是什么都不做的话，疾病可不只认瘾君子，HIV，肝炎，那可是谁都会传染的，我们也只能做好我们能做的。

所以都是些什么样的人来拿针头呢，我问。凯蒂说：什么样的人都有，穷人富人，黑人白人，有些人你根本料想不到的，开着一辆宝马过来，下了车拿了针头就走。

嗯，去你妈的纽约人。

曼哈顿格林威治村，花店，法式早餐，小众电影院，不肯被连锁的杂货铺子，仍带着二十世纪中期波希米亚气息的同性恋社区。七十年代的时候，年轻人在华盛顿广场群居，差不多人人都抱着一把吉他，他们说商业把音乐都占领了，这世界上已经没有了纯粹的艺术，我们只有靠自己写歌唱歌，才能和资本主义这架庞大的机器搏斗。于是他们在全美国最昂贵的社区，借着艺术之名发最琐碎的牢骚，矫情的以为自己失去了信仰，却不知道烘干他一身衣裳的电，足以照亮几个村庄。

翠贝卡和SOHO听着名字高档洋气，其实不过是一些土气的缩写罢了。翠北卡的全称叫运河街南边那块三角地带，不如译作“河南三角地”来得妥当；至于SOHO，也不过是“豪斯顿街南”的缩写。十九世纪时这里有不少纺织工厂，内战之后工厂南迁，这些房屋空置许久之后被改造成艺术家们蜷居的LOFT，于是就有了今日运河街西翼的生动与调皮，颓废与迷茫。

曼哈顿的东南角，在靠近港口仓库区的那一侧，是新移民的居所。那一带历史上名声很差，是出租屋泛滥之地，一栋供三五户人家居住的公寓大楼，里头往往要塞进十几户人，他们如同蛆虫一般团簇在方寸之地，不透气，不透光。本土主义者与爱尔兰人，爱尔兰人与爱尔兰人之间帮派械斗，殷红的血浸润敌人的冷兵器。不搏斗的时候，他们在娼馆酒馆里作乐，每一个人都是从墓道里走出来的，带着一身的疾病与罪恶。

东村和字母城是从那样一片贫穷的泥沼中挣扎出来的，“进步运动”挽救了下东区几十年也不成气候，后来“垮掉的一代”的文人墨客开始南迁进驻下东区北沿，才把文学和艺术吹进了无知者的鼻息里。今天，那里云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优秀乐手，有全世界最顶尖的舞蹈学校，晚间的字母城红飞翠舞，攘来熙往，彻夜不眠。

中城是曼哈顿的心脏，是纽约天际线的柱与梁。摩天楼是美国的标志，却早被中东人偷了，以至于曾经的世界第一高楼们一座一座的在你眼前闪过，你也无动于衷。明面上看着，中城流光溢彩叫人神往，热闹街巷的背面却连灯都舍不得点上，装货卸货，黑压压的集装箱卡车排成行。纽约哐的一声，用眼花缭乱的物质富裕砸晕你，让不知道的人以为到过了时代广场就算是到过了这里，你买下“我爱纽约”的衣服帽子，办公楼里的白领们在百米之上的空中隔着玻璃幕墙木然看你。客去人来，他们早已习以为常。他们挣着大钱，和他们看得起的同行们成为邻居，最肮脏的锅却甩给华尔街背，没有历史，一身轻快。

上东区和上西区一面靠着中央公园，另一面对着河，理所当然的成为了最宜居的地段。镀金时代的暴发户在中央公园边修建独栋豪宅炫富，方圆几里没有邻居，就像《纯真年代》里膏粱锦绣背后的清寂与苦闷，泥泞的荒地间只有一条小路，马车带着蹄声迈向一栋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宅子，那里头金碧辉煌，你提起繁花坠重的裙边，走进只属于你的华贵的孤独里，然后在经济危机时千金散尽，公寓楼在周遭拔地而起，甚至取而代之，幸存下来的那些，慢慢变成安置记忆的场所，偶尔有人来叩门，还要交出门票钱。

哈林区是经历过了一场“文艺复兴”的地方，一战时因为用工短缺，制造业中心纽约成为了吸引南部黑人的磁铁，哈林区是黑人音乐戏剧和写作的孵化器，埃灵顿公爵带着他的棉花俱乐部乐队把这里变成了白人也频繁光顾的大舞池，二十世纪上半叶哈林区的舞步下的喧嚣热闹与夜色背后的静谧忧愁，都汇作了他后来爵士交响中的激昂鼓点与婉转号响。可真实的哈林区，大概早忘了爵士是什么样，说唱说唱，能说就肯定不唱。

这些地方，好的坏的，都是纽约。每一个纽约都是真实的纽约，有纽约人的地方，就是纽约。

该怎么形容这样的纽约？大概也只有把“纽约”变成形容词。纽约这个地方怎么说呢……嗯，特别纽约。

那些求知欲旺盛的人，走遍这座城市，寻访历史的碎片，去博物馆，去看每一栋有故事的建筑，在一个十字路口捡起一些历史，然后转一个弯就丢掉了一些旧的，去拾起新的，总怀着野心，想要把这座城整个塞进脑海里，结果却发现一个人的双手只有那么大，捧的碎片再多，怕是要把掌心扎出血来。所以纽约的样貌永远不会静止，你只能行走，生活，生存，写你自己的历史，然后选择一些有限的人和事放进记忆里。

于是纽约不断地被改写，被重描，你时而喜悦，时而愤怒，你在自以为最重要的局部泼上最浓重的颜色，庄重的属上姓名，然后被后来人漫不经心的用油彩盖住，直到一幅干干净净的素描变成后现代的画作，混沌到没有人能看得懂，那样大概才算是复原了这座城市真正的模样。

曼哈顿是平的，我是说她像躺在水面上的莲叶，一场大雨落下，水滴停留片刻，聚合离散，变得重了就要坠落。枯草间，乱世英雄的墓碑渐渐荒弃，背景里的天际线却在宏伟的摇滚乐里冉冉升起，水泥森林里埋葬了多少故去的狂人和豪情，所以我们在《纽约黑帮》的片尾热泪盈眶，旁人笑我们痴，却不懂我们心里在悼念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