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5°C的博物馆地图：一个中国移民的成长故事

坐B/D线到格兰街（Grand Street），下车之后出闸机，空间没缘由的局促起来，地铁站的水泥顶似乎就要压到头上。如同别处地铁站一样，墙壁上瓷砖间的污垢已静静坐了百年，但离你离得近，脏得也就更真。出口的阶梯又短又直，人流不息，没有留下空间给流浪汉蜷栖安家，跟随着一大群与我样貌相仿的人亦步亦趋，我像牙膏一样被缓缓挤出地面。

这里是曼哈顿中国城。

站口的小菜市，虾蟹鱼鳝伏在冰块上，招摇的龙虾昂着头站在后头，长相平平的青口默默躺在最前面，错落有序，如插花一样生动。河腥融于冰，冰水又在街角流淌，找着了凹陷，任性的不肯离开。叫卖声不绝，都是中文，平仄入耳如诗，象形入眼如画，汉字均匀的节奏感太让人熟悉，就像是见了家人，怎的忽然就让我懒惰了。

啊，终于不用再像做听力那样竖着耳朵了……

转了个弯，街角一个报亭，最冲外的窗上挂着一串色情画报。那几本的目标观众群一看就有差，有的走的是八十年代风格，妆容用黛不用粉，眉梢笔挺带着剑气，穿的比基尼规规矩矩，大花又大绿；有的就像是近些年的，软糯，齐刘海，几乎衣不蔽体，目光如嗷嗷待哺的小狗，明显讨年轻男孩的好。

我指着其中一本软糯的对叔君说：“咋样，给你来一本？”

叔君不屑道：“这年头谁还看纸质的啊……”

这是我与纽约华埠的第一次照面，咸腥的污水不需要我刻意记得，因为它们一直在那里，唯独那不久之后就消失无踪的报亭，让我念念不忘。来到了华埠，就像是回到了中国，似幻似真，只有那个报亭，像一块界碑，一直提点我我还在纽约。如果纽约是天网系统，那座报亭就是让我惊醒的药丸。

后来叔君可能是为了缅怀逝去的报亭，又起意订购了《花花公子》。林赛·罗涵以七位数酬劳一丝不挂拍下的梦露款封面，叫人直想冲进画里去。

我说你不是不看纸质的么。叔君说，你不懂，这里面挺多财经新闻都挺好的。

在我出国之前，就听到过两则关于国人的传说。一则说，中国人特别不团结，从来不抱团，不像印度人，所以中国人混得不如印度人好。另一则说，中国人都跟中国人玩，只吃中餐，都不怎么跟美国人打交道。

这两则传说好像有点对不上。

慢慢我发现，这些所谓的传说，不过都是出自些小人，效仿某位文坛朋克的笔法，将所谓的“中国人”囫囵论之，图个鹤立鸡群的痛快，就仿佛他自个不是中国人似的。我年少时喜欢过那样的快感，现实中的不满，在笔锋化作打砸抢烧，恨不能把人写死；年纪长了一些才发现，所谓什么什么魂，不过就是另一个时代的键盘侠罢了。他牢骚满腹，他有很多小号，他缺少正能量，他有一颗要当网红的心，他也靠这个赚了不少钱。

在那个存亡攸关的年代，这份出离愤怒有他的价值。至于现在，我不是很明白当很多人说起“中国人”这三个字的时候他们到底在说些什么。

譬如，不止一个人说，纽约的中国城这么脏这么乱，可见中国人到哪里素质都是不行。

说这话的人，不懂得纽约的历史，不知道这一片地区的贫穷拥挤并非自中国人起，中国城一带是填湖造地，土质不佳，因此从十九世纪早期起，西邻华埠的五点区就一直是穷人云集，病乱丛生，酗酒赌博械斗火拼，都是家常便饭。当时在这里的人，是逃避饥荒而来的爱尔兰人，是白人。他也不懂有不少美国人专门到中国城来买河海货，因为新鲜，因为质感直接，摸得上手，所以心里踏实。

譬如，又有人说，纽约的中国城这么脏乱差，那还是中国的城市好，新，漂亮，哪儿都是亮堂堂的，还是现在的中国人牛。

说这话的人，生活的好坏他懂得不全。陆家嘴直入云霄的天际线，可以看，也可以住，但是终究是看的人多住的人少之又少，大多数人的生活，无非是柴米油盐，小富即安。左邻右里，往来亲厚，温温热热的，这有什么不好，不必天天仰望别人。纽约华埠，路虽然窄，但是彼此也亲近，比起上海北京的很多地方，其实都要多些人情味。

来纽约之前的我，自负英语流利，又将《老友记》看得倒背如流，各种俚语知道个七七八八，也就有肥胆放话，说来了美国肯定不天天和中国人混，肯定能融入主流社会。后来发现，《老友记》的生活，不过说的是格林威治村一隅，那是白人中产的生活。在七零八落的纽约，哪儿来的所谓主流社会，你的社群，就该是你的主流社会。有一堆中国朋友，怎么可能是丢脸的事，会觉得这件事丢脸才真的是丢脸。

在纽约生活，其实挺需要重新定义“中国人”这个概念的。

港台藏维这些政治上敏感的姑且不提，真要往细里说，单是这纽约华埠的中国人，又得再分好几种：广东的，广西的，闽南的，客家的，东北的，上海的，台湾的，菲律宾裔的，越南裔的……这些人，吃的用的都不尽相同，说的方言更是差之千里。硬要说起来，“中国人”这个词，离开了地理的轮廓，实在是有点不知所谓。

我的朋友崔西就是一个不寻常的中国人：祖父母是客家人，漂泊去了印度洋上的毛里求斯，父母生于毛里求斯，后来迁来美国，崔西和她的姊妹出生在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崔西一头及肩黑发，眉目疏朗，嘴型颇有粤人相，笑起来一口整齐好看的白牙。崔西是个一看上去就很有力量的女人，她肤色微黑，蜂腰猿背，肩头的三角肌虎虎生威。她是我见过最锋芒毕露的女权主义者，快得像一把刀，她精致独身，决不将就，也从不信任何女子不如男的道理，就连一次论辩时我说男人打仗比女人强，她也不答应，我说我的意思是一般意义上，统计意义上说，她还是不答应，甚至还说要跟我当场比量比量。

某个学期，我需要为一门社会学的课做一次采访，我就去找崔西，我前两篇小作业都写的是排华法案和早期华人移民史，我说不如你就给我讲讲你作为亚裔美国人的成长史吧。豪爽如她当然一口答应。采访那天，我把话筒摆在她面前，平时那个一直刚硬如铁的女子依旧还在，她说到兴奋处，喜欢双手拍案，拍得录音里砰砰直响，可是说着说着，她却几乎要落下泪来。打不倒的崔西仿佛不见了，仰着头将泪吞回去的她，我看着很别扭。抑或说，那副哀婉怯懦的女孩相是那么熟悉，反倒叫我觉得陌生了。

崔西说从小到大，她其实一直都有身份危机，她说，她觉得自己首先是美国人，其次是毛里求斯人，再次才是中国人，可她长大的地方没有毛里求斯人，所以她就常常与她的亚裔伙伴玩在一起。这些小伙伴的父母都是来自中国和越南的，崔西的父母则不是，于是她的身份危机就比一般的亚裔美国人更深重。

崔西告诉我，上小学的时候，她上的是一所天主教学校，那学校里九成九都是白人孩子，她是唯一个长相不一样的人，崔西不能理解她为什么和其他小朋友都不一样，她说那时候她以之为耻，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亚裔，只想说自己是美国人。

中学时，崔西要求去公立中学。因为她的姐姐当时仍留在天主教学校念书，她说那儿糟透了，她必须得走。父母没有异议，遂了她的愿。那是一片新的天地，这里的人形形色色，各种肤色各种种族。崔西说，当她瞧见其他亚裔美国人时，整个高兴坏了，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一样。终于有人有和她相似的长相了，她终于不再是孤单一人了。

可是她却被这一群人伤得最深。这群人，嫌她不够Asian，不像个亚裔人。

当时那所学校里，最多的是越南人，他们有一个完整的社区，他们与父母相处是以越南文化为核心，说越南语，看越南节目，看译制版《还珠格格》，社区中有该有的仪式，过该过节日。这群人，嫌崔西不够纯，嫌她不会说中文，嫌她太白了。

他们说她被white-washed（洗白）了，因为崔西成长在纯白的小学里，所以她的白人朋友太多了，和白人相处的太多了，所以她的思考，她的言辞，都像白人而不像亚裔了。崔西说，当时她觉得自己是个叛徒，她说有个经典的说法，说这种人叫“香蕉”，外面是黄的，里面却是白的。我说，这在台湾综艺节目里好像是种褒奖，意思是你已经文化上举止上很美国了。崔西说，这在亚裔圈子里，是一种天大的羞辱。

她说，那时候她最想得到的就是亚裔朋友的认可，因为那似乎是最可能成为自己人的人，可是却被拒之门外。她说那种痛楚，比被白人因为她的长相和肤色而抗拒她，更让她心碎。她说念天主教小学的时候，她一早就知道她会遭遇那些糟心事，因为她知道自己跟所有人都长得不一样，她的同学们也没多兜着那些伤人的言语，但是她没有想到与她相貌相仿的同伴，竟会更残酷的对她。

美国的中学，一向是看脸的世界，身材最好运动最棒的男生占据鄙视链的顶端，漂亮的拉拉队长或是身材早熟的女孩可与之比肩，其余的人中也各有次第，崔西这样貌不惊人的亚裔女孩，即便读书还不错，也始终徘徊在金字塔的底层。崔西当时的同桌是一个身材高挑的漂亮女孩儿，属于学校里最红最风光的那一卦，崔西说她后来从别处得知，刚和崔西成为同桌，就有人对她表示同情，说怎么就跟个亚裔书呆子坐在一起了。那个姑娘说，没事，估计她数学好着呢，能帮上我。崔西说，那个时候她听到了别人告诉她这些，非但不生气，还有点高兴，觉得自己似乎不再是默默无闻了，能被学校的红人夸聪明了。其实长大了才明白，这样的话，即便是夸奖，也是种族歧视。

少年人之间的残忍，最不加修饰，崔西为了自信或虚荣，也想往上爬。她说，高中的时候，她在一家挺高级的饭店打工，学校里那些最受欢迎的孩子，时常会去光顾那家店。崔西说，对于那时候自卑的她来说，这是唯一与这些学校的上层人士攀谈的机会，她就挺殷勤的，于是和他们关系不错。但是有一次，这其中的一个白人姑娘说了一句这样的话：

“崔西，你说说，为什么亚裔要么是学霸，不然的话就是小偷小混混呢？”

崔西说，她当时也觉得这话不舒服，可她不敢当面单挑这个漂亮又广受欢迎的姑娘，怕要是得罪了她，这一整条人脉就得断了，而且她觉得人家说这话也未必是当真，可能就一句玩笑，就没有当场跳出来反驳。

之后，她将此事转述给了她的一个男性朋友，结果他出卖了她，把这事在亚裔的圈子里传开了。然后崔西就成了叛徒。

崔西说，当时因为这事儿欺负她的人，是她向往成为的酷孩子，尽管后来知道那些人其实都不是什么善茬，他们逃学，偷东西，不好好念书，但是她当时就一心想要成为那个圈子的一员。高中毕业之后，她去学了社会学，她说她想要知道这个社会为什么是这样运转的，她想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公平，怎么样才能使这个社会更公平一些。大学毕业之后她又去了中国游学，一面教英文，一面学中文，她说她在中国的三年过得很愉快，直到那时，她才在宽容的朋友身上，找到了做回自己的勇气——亚裔美国人，既不是亚裔，也不是美国人，而是一种混搭，是第三种方案。

崔西说，一直到长大成人，才意识到，你的身份，并不取决于别人的看法，而是取决于你从这个文化遗产中得到了什么，汲取了什么，成就了什么样的自己。

可是崔西没有说透的是，明白这个道理，也是读了研究生之后的奢侈，因为只有在象牙塔的塔刹，才有最宽容最博大的灵魂，能够滋养残缺不全的人，给她时间，任其渐渐自行盈满，而大多数人在童言无忌的残酷岁月里，早已落下了一身好不了的伤，一辈子都只能自己在暗角中舔舐。

采访结束后我告诉崔西，其实我来到纽约之后，也寻过一次根。

最初，我很想知道中国人是怎么远渡重洋到达这片土地的，他们是如何生活的。于是我每到一个新的城市，都一定要去当地的中国城看一看。东部行时，我去看了华盛顿和费城的中国城，一块牌坊一条街，路上连个孤魂野鬼也见不到，衡门深巷，冷冷清清。旧金山的中国城，像是义乌小商品市场的美国分部，体量虽不小，却似一首强赋的诗，词藻娟丽，对仗也工整，但空洞无趣，让人草草读了就想弃在一边。亚特兰大的中国城，是一家中国超市和几家大排档的简单集合，往建筑的细处略添几笔斗角飞檐，滥竽充数。芝加哥的中国城，有点人气，馆子也不错，但离市区太远，像是与风城毫不相干的一块飞地。

回头看，始终还是纽约的中国城最有滋味，它有血有肉，镶嵌在曼哈顿下城错综的肌理之中。西边是风骚的SOHO，艺人当街挥洒作画，路人看得入神，就忘了要迈过下一个红绿灯口；北面的小意大利，人们临街而坐，谈笑风生，千层面飘香，香槟映着斜阳；中国城则返朴还淳，拥抱着最可爱的市井生活——德昌肉店里屠夫手起刀落，珍珠奶茶铺里女孩们看着茶单挑花了眼，同乡会楼前老者们弓着腰寒暄，蔬果摊上还价声此起彼伏……所谓文化边界，模糊暧昧，人们如血液川流不息，他们给华埠带来一些东西，又带走另一些。

这块地一直呼吸，搏动，它活着，它仿佛在召唤我。

然而，有香艳画报卖的中国城，始终不会是我的城。在我的城，希望都有写好的剧本，渴望是从工业流水线上七拼八凑起来，只有欲望是真实的，它们被锁在硬盘里。

于是寻根之旅的下一程，更像是要挪树。我没有往后看，而是拼命向前看，卯足了劲想要留在美国。按图索骥，我在中国城找到一家博物馆，叫做MOCA——Museum of Chinese in America，官方译名叫做“美国华人博物馆”。这么一翻译，就缺了那份细腻的关怀，其实叫做“在美华人”博物馆更精确一些，这样说来的话，我也能算是其中一员。MOCA里头特简单，用一面墙记述华人来美的移民史，忆苦思甜，用另一面墙镌刻模范华人的姓名，很有点迷你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意思：来来来，我们一起来做美国梦，震碎这块玻璃天花板，过去的前辈们可以，你也可以！

那时的我已经没那么天真了。崔西这样的美国人，尚且做梦做的辛苦，活得像个斗士，我这样的外来人，又当如何自处。

那阵子扯着脖子向前看的我，心里很毛糙。

来美国之前，我是欧西流行音乐迷，听碟听得不少，也基本来者不拒，什么流派都很喜欢。到达纽约，住到哈林区之后，街头巷尾终日被嘻哈音乐支配，我从抖腿，慢慢变成厌倦，我尤其讨厌那些摇下车窗把节奏开得震耳欲聋的浮夸汽车。后来我搬去东哈林，邻里们每日闻鸡起舞，一大早就把欢脱的拉美舞曲开得震天响，要到凌晨才歇停，这也叫我头疼。后来我搬去南部，去纳什维尔游玩，朝拜乡村音乐殿堂，平白无故遭了白人老头老太的冷眼，那整一座城，都要用冰冷的肩膀将我推挤出去，于是我又开始逃离。几次三番下来，我什么音乐都不想听了。

我渐渐意识到，音乐于我而言从来不是单纯的音乐，而是想象另外一个世界的窗口，于是见得越多，自己动手关掉的窗就越多。我的脑子，从一间四面透光的暖棚，变成了迷宫，走在漆黑中，看向哪里都是一样无望，我只想原地不动。

真的是很苦恼。我自青少年起就是一刻不停的听歌长大，一个暑假能啃四十几张碟，现在生活中缺了一角，不完整了。我对我的音乐伙伴杜老师说，我没法听歌了，我听见什么音乐都觉得烦，觉得那些东西我不喜欢，他一开嗓我就觉得这和我没关系。杜老师是我本科同学，替我制作了专辑，后来签约出道成为Mr. Miss的一员，我们相识十几年，什么类型的音乐都一起做过玩过，他对我这个人也知根知底。他听了我焦虑的缘由，说我这是自作自受，谁教我听歌的目的不单纯，大学时听英文歌也仅仅是为了能离美国近一点。

好像还真是。所谓梦，只有梦醒前的那一刻才最真实，醒了也就淡忘了。

就这样不听歌很久，直到一天我去旧金山游玩，逛了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商店，那里各方亚洲文化糅杂。我淘到一张碟，是龚琳娜的一张民歌合辑，这要是搁三年前，我恐怕不会有半点兴趣，可好久不碰音乐的我竟欣喜的摘下试听耳机，顾不得脏兮兮的一层油腻裹着皮革，即刻就扣在了头上。

头一首歌就是《走西口》。

嘶哑的唢呐一起，晋陕之交的黄土高坡，刮着能划破脸的风就倏地到了我的面前。龚琳娜的功夫我是早就知道的，大局细节都不含糊，可一句“正月你娶了奴，二月里你就走呀么走西口”，浓烈得那么突然，唱得锥心泣血，百转千回。我猝不及防，蓦然双眼盈沸。

不在于儿女情长，而是这中文的魄力，念法，咬字，韵味，真是天然的美，就像是一块璞玉，不用雕琢，就已经足够美，缺的只是一双读过沧桑的眼睛。(www.xing528.com)

哦，原来这才是属于我的歌，这是我的文化，我的家。

2012年夏天，钓鱼岛之争如火如荼。大洋这端，纽约华人群情激昂摩拳擦掌。那个周末，我如常与叔君一起去法拉盛中国城买米买菜，忽的看见街边树干上倚着的一块牌子——9.16保卫钓鱼岛千人反日大示威。我驻足了一会，心里在计算第二天的日程，想着要不要参加呢。牌子旁的大妈看见我站了挺久还拍了照，对我说：“小伙子，星期天一起来吧！人多力量大啊！”

我没有多想，如同拒绝各类推销一样，惯性的微笑了一下，没有答应。这时身边又走过来一个老太太，问：“参加这活动有钱拿么？”

“爱国谈什么钱啊！真是…………”

或许是受大妈这一句话的鼓动，第二天我和叔君忽然决定要去。我们从地铁站出来，直接走去公园大道和48街街口，一栋黑色的玻璃幕墙高楼巍巍而立，那里是日本领事馆所在。法拉盛汇集而来的人流已经先我们一步到达，远远的我们就看见了一面面五星红旗，其间还有青天白日忽隐忽现，示威声浪滚滚袭来。公园大道是曼哈顿最高端的居住区，八车道宽的大路中央是一片常年展出艺术雕塑的绿地，街边豪华公寓林立，此刻这条象征着纽约的富庶生活的街上，乡音阵阵，豪情万丈，不禁叫人热血沸腾。

我和叔君融入了人流，抬头是漫天飘扬的国旗，四周的同胞吼声铿锵顿挫。我们的年龄明显是在平均数以下了，一位满头白发的老者站在我身边，身板笔挺，下身黑灰的老头裤，上身却是一件白底红字的“捍卫疆土”的T恤衫。组织大家喊口号的是一位戴着便携式话筒的妇女，我已经忘了这一位是不是就是昨天的那位大妈，但是她不知疲倦的挥舞着手中小旗的那股劲头，与昨天那位别无二致。

“钓鱼岛是中国的！”

“小日本滚出去！”

“打倒日本军国主义！”

“头可断血可流，钓鱼岛不能丢！”

一位大叔举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出处不明的诗句：“万里长城十亿兵，国耻岂待儿孙平。愿提十万虎狼师，跃马扬刀入东京”。日本的国旗军旗早被撕成碎片，洋洋洒洒散落了一地。叔君是南京人，仇上加仇，他自然比我喊得带感，喊得投入。

后来，当情绪慢慢降温，领头的人已倒了嗓子，大喇叭被交到一个七八岁大的孩子手里，这个孩子被架在他家长的肩头，用着稚气十足的语调对着日领馆高喊着：

“小日本滚出钓鱼岛，小日本血债血偿！……”

他每说完一小句，就得停下来侧身听他的长辈喂给他下一句，牙牙学语，这孩子其实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只是每说完一个回合，周围人就会大笑，欢呼，鼓掌，叫好，于是他就更大声的吼出下一句，想要换来更漂亮的喝彩。当台词不够用了之后，他会回到最保险的“打倒小日本”，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

不知道为什么，这样连哄带骗的，让我觉得很不舒服。

那天回家路上，我和叔君其实都觉得心里有点堵。

又是那样时空交错。在美国的土地上，中国人发起了一场如此中国特色的游行，全程甚至没有一句英语。和龚琳娜的咬字一样，这些愤怒的话，要是换做英语，就彻底变了味了。可这里仍是美国，路边伫立着的高大警察，鹰一样的注视着示威的秩序；一辆辆日产车从我们身后安然驶过，毫发无损；白人黑人一脸迷茫的看着我们，从车里摊手表达对堵车的无奈……最叫我无法感同身受的是，在纽约这样的地方，我们真的需要恨别人来爱自己么？

后来竟像是根来寻我。

我在9/11博物馆实习的时候，有一天跑去史坦登岛上考察一处9/11纪念碑。史坦登岛与曼哈顿隔河相望，那座纪念碑正对着地方，恰是世贸双子塔的原址所在。拍完照片之后，我没有急着离开，因为来一趟史坦登岛很不容易，地铁倒轮渡得一个多小时，我就按计划又去了不冻港文化中心（Snug Harbor Cultural Center）想再随便走走看看。史岛算起来也是纽约五大区之一，但因为历史上做过垃圾填埋场，人烟稀少，离开码头才几步就冷清了，腾地冒出一片新古典主义建筑，凄凄静静，倒真像是被战争扫荡后的希腊神庙了。

草草看了神殿中的小展览，在教堂里不出大气环视一周，路上嗅了嗅牡丹，然后循着路牌来到一片中国园林前。来之前知道此地有一中国园林，但不成想它竟雅致得叫人惊叹。方才周遭还是些不起眼的佐治亚式红砖小楼，转了个弯，不知从哪横出一面白墙，一块石匾上书“寄兴园”三字，四周青竹纤纤，随风而动，像是洗了一遭耳朵，心也涤荡干净了。我敛声屏气走入园内，真不敢相信眼前此景是真的——芭蕉洞门石板路，小桥曲折。一块太湖石临池而立，它轻盈袅娜，如楚腰卫鬓的女子，正在借着湖光打量自己。沿着廊道漫步一圈，无处不是绿意盎然，红梅点点，把净素的黑瓦白墙逗得跳跃起来，仿若泼墨画出一条游龙，蜿蜒在林间。听松堂前最是漂亮，抬头有亭阁飞檐，低头是松鹤缱绻，棂后椅案清瘦，池里锦鲤肥腴，一窗一景，一步一画。江南园林中学时我就见过不少，在苏杭游玩，少不得要挑那些名气大的去看，每一处都是摩肩接踵草草闯过，从也没觉得有什么别致，怎的在大洋彼岸的纽约，竟会有这样的奇遇。

那天我在寄兴园里坐了好久，整座园子里只我一个人，风声作伴。在那一刻，我是这个地方的主人，我用脚摩挲着卵石铺就的地面，想用整个身体记忆她。日后，我每每与人提起史坦登岛，提起寄兴园，都说她像是一个终日与我枕畔相伴的旧人，日夜跟随，劳劳碌碌，都忘了她还有什么好，久别后在异地重逢，才忽觉亲切可人，月貌花颜，心中既惊喜，又怅然。

回曼哈顿的渡船上，我如来时那样又见自由女神像，游人都在船舷上争相留影，我静静坐着没动，目送她沉默的与我路过。

一六年的夏天，我在上海为“一席”做一场短篇演讲，那场与我同为讲者的还又恰好来上海参演迷笛音乐节的Dave Liang。Dave是个小有名气的独立音乐人，美国华人，哈佛毕业，他作为DJ的名字叫做Shanghai Restoration Project——上海复兴计划。由于这个艺名的关系，我许多年前就听过他的专辑，电子乐和民乐配搭，好听耐玩，伴我读书多年。于是前一天彩排时，我就像个小粉丝一样去见他，他走台之后，我们在台下相识。

Dave技艺过人，待我这个初见的陌生人也很好，谦虚和善。那天他的演讲说的就是他作为华人在艺术上的自我探索，以什么样的身份在美国音乐界立足。他说他大学毕业后去华尔街做白领，9/11横祸飞来，曼哈顿下城整个瘫痪，给了他两个星期的假期，也给了他重新思考人生的时间。Dave不想做一颗普通的螺丝钉，而想做最有创造力的自己，于是辞职，全身心投入音乐创作，加入了朋友的唱片公司。

后来发现，音乐其实是另一个工业界，Dave说到头来他还是成了一枚螺丝钉。烂情歌能卖，能养活自己，可是他不想这样。于是再辞职，做起了自己真正想做的音乐。Dave的母亲是京剧演员，因此他小时候耳濡目染，脑中一直有那个特别中国的旋律在，他后来在上海的老爵士和民乐中找到了最大的养分和共鸣，发现黄自、黎锦晖、李香兰这些人，融贯中西，无惧体统。他来到上海，走过这里的街道，聆听城市的声音，想象他的外祖母在这里生活时这座城市的模样。寻根之后，Dave开始了独树一帜的音乐风格。Dave说起自己第四张专辑的时候最骄傲，那张专辑叫《小龙谣》（Little Dragon Tales），是经典中国童谣和西洋电子乐的碰撞。我看了一眼说，我在纽约华埠的博物馆见过这张专辑啊！封面上没写上海复兴计划，我不知道也是你的作品！Dave笑着说，那个反响最好，我的朋友都给他们的孩子们听。

那是一张什么样的专辑呢？它能让你在办公室里大方播放《泥娃娃》，也能让你孩子随着电子音乐附和手舞足蹈。那是Dave用他还没长大的心制作的专辑，他尚未为人父母，他用他的音乐和孩子们热闹的玩在一起，他说那是他认识这个世界的方式。

Dave和其他电子乐制作人不一样。泰柯（Tycho）像明快的现代画，简单，如加州的阳光一样，时而和煦时而刺眼，把地势压平成线，仿佛你开着车也看不见前方，但油门踩到底就是无限。或者希里奥斯（Helios），一抹灰色的浅浅伤痛，像是即将诀别的恋人在海岸边，在星空下，四肢绞缠，恋恋不舍。或者像MA（Massive Attack），携着你的手进了一座人偶的制作工坊，人声被后工业时代的加工噪音筛成了海妖的催眠曲，一心要让你的肌肉和耳膜交出防备。和这些都不一样，Dave的音乐不是锋芒逼人的那一种，而是带着一股可爱的二劲，他似乎一直想要人们热闹高兴，偶尔不高兴的情绪，都放在私藏专辑的B面，不喜欢轻易示人。不装孤傲的电子乐师，不合群的用类似于中国曲艺灵魂的艺术观，单挑欧洲世界全副武装的工业秩序，他在做着很了不起的事。

Dave和他的妻子住在纽约布鲁克林，我们仨聊了会儿纽约，聊得很开心。他的妻子是一名视觉设计师，两人最近强强联合，拉着一些朋友又玩出了许多新花样。Dave大约比我年长十岁，看上去却仍像是个大学刚毕业的愣头青，音乐在守护他的纯真，但他的成长故事也一定与崔西的大同小异。他的唱片公司叫“卧底文化”（Undercover Culture），他说亚裔美国人在美国就是活得像卧底。这个自嘲其实并不轻松，我大约能懂。

我在纽约历史学会实习的时候，参与策划过一个展览，主题是早期在美华人的社会史。我的任务是在历史学会的现有档案里，找到内容相关的材料，让博物馆能有个有趣的故事可以说。于是我读了好几份十九世纪晚期的《美华新报》。《美华新报》的创办人叫黄清福，他算是排华运动高涨期间最顽强也最有力的的平权运动领袖了。他英语很好，常常公开演讲，人肯定是清雅洋派的，可他办的报是要卖给住在纽约的寻常中国人，所以那报纸说的不是广东广西的事，就是美国的市井异闻，还有就是连篇累牍的洗衣液的广告。

比如，广东某个村子又着了大火了，方士说是风水不利，飞过一群红羽毛的鸽子惹来了火，又说可能是天降火龙所致，莫衷一是；或是缅甸的国王给中国皇帝敬献了一头白象，结果有大臣去骑这大象的时候却被踩死了，皇帝一怒之下杀了大象，取了象牙；还有旧金山一对中国夫妇，为了御寒在屋里烧煤炉，结果睡了过去一觉不醒，原来是屋里太过封闭，被煤气毒死了……

我当时在黑漆漆的档案室里，一面读，一面笑，想象着他们买包读报，然后行走在街头八卦的模样，觉着这些先辈们实在是淳朴可爱。他们大约是最早背井离乡的一批人，他们的身与心被太平洋分离，帆一扬起，想要回头就很难，可是他们心心念念的始终是故乡和同胞，对中国城之外的美国，关心的很少。

后来我又接手了一个项目，档案馆藏里有一本“入关辅导书”，英语叫做coaching book，它是用来做什么的呢？这个就要说起1906年的一场大火了，是年四月十八日凌晨五点，旧金山发生大地震，地震引发的火灾延烧全城，死了三千多人。这场天灾中，旧金山市的档案馆也失火了，移民档案损失严重，这就给华人移民打开了一个空子。当时排华法案仍然在位，于是很多尚在广东的人，就谎称是在美移民的妻小，以家人的身份进入美国，然后支付该户人家一定的金钱，这批人在历史上被称为paper son，广东话里管他们叫纸生仔。

美国的签证官也不傻，为了当场揭穿这些纸生仔的假身份，就会先问他的“家人”一些关于家庭的具体信息，然后再去问纸生仔，看两者说法是否一致，不一致者必有猫腻，就会被遣返。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为了顺利通关，入关辅导书应运而生，收钱的一方托人记录下关于家庭信息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汇编成册，寄给纸生仔去背诵，这样无论入关的时候被如何提问，譬如家里有几口井，譬如你是不是有外甥，他今年多大，譬如你的村子总共有几条路，横的几条竖的几条……纸生仔都能对答如流，顺利通关。

对于今天的历史学家来说，入关辅导书就是最好的信息辑录，宝贵至极。这家人家的后代捐赠了这本书给博物馆，她叫艾米，是生活在加州的一位女商人，我们涉及陈列期间，她专程飞来纽约与我们核对各种信息，也是想借我们几个实习生之力，锁定她的几位祖辈中，究竟哪一位不是亲人，而是纸生仔。艾米身材不高不胖，总是穿着商贸便装，她为人开朗，说话百无禁忌，自曝家丑水平一流，我们一起开会讨论时，常常笑得下巴都疼。我们花了两个多星期才基本确认究竟是祖辈中的哪一个是花钱把自己买成了陈家人。最后，博物馆方面觉得这个故事太精彩，就把它改编成了连环画，整个的搬上了陈列的舞台。据说次年展出的时候，效果非常好，虽然说起来也是一个非法移民的故事，观众仍然觉得贴心，真实，讨人喜欢。

艾米在做完了她的分内事之后，就要回去加州了。离开纽约的那天，她把我拉到路对面的中央公园小坐了一会儿。我们在工作场合从来都是全部英语对话，独处时，她忽然开始说普通话：

“辛成你知道么，从我的爷爷辈起，就一直给家里寄钱，到现在我这里，那个村子里只要是有人结婚，但凡能跟我们攀上远亲的，他们都还是会寄信过来要红包。”

我呵呵大笑，我说我外祖父这边是广西人，那种习俗，我大概也懂。

“我后来回去过一次，”艾米说，“我把这本coaching book捐给博物馆之前，拿着它回去过我们那个村子，新宁县，大湾村，那个地方原来也叫江直墪，那个村子的各种建筑的位置，和这本书上写的，路啊，井啊，庙啊，真的完全一样！我特别激动，他们村里人看到我也特别激动，没见过美国人嘛，当地的人真的认识我的爷爷，给我说起很多以前的事情……当然，认识之后就开始不停的要钱了哈哈哈。”

艾米一直是很活泼的一个人，但是说起这事的她，目光更加灿烂。那是一种将故乡捧在手里的踏实感，在我这样的年纪里，只能连蒙带猜的体会。

临走时艾米问我：“你打算留下来么？还是回国？”

我说都行吧，看缘分。

艾米说，你们这个年纪的人就好了，选择很多，不用再像我的二爷爷那样，假的，混进来，给了钱就走了，最后也不知道混去了哪里，再也找不到了。

艾米年岁比我长很多，可是我们之间对谈却总是如姐弟一般。最后她留了名片给我，拍着我的手说有什么困难可以跟她说，那个口吻，真的像是我的家人。

生活就是问题叠着问题，选择套着选择。

以前有个电视剧叫《北京人在纽约》，讲的是一代移民九十年代所经历的最赤裸的困苦与歧视，得厚着脸皮讨生活，贫贱富贵，分分合合。剧中说，如果你爱一个人，那么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一个人，那么送他去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

今天的纽约，仍有很多形形色色的中国人，在用不同的活法标记自己在这座城市的位置——这里是纽约，所以你可以选择建一座园子，可以选择撕一面国旗，你可以耍玩民乐，也可以成为一个博物馆陈列的女主角。你可以骄傲的与世隔绝，也可以无畏的流浪。中国城的餐馆里，还时常能嗅到地狱的气息，他们如行尸走肉一样，漠然而懒散的递上饭菜，从不正眼瞧你，等到收小费时却又忽然变得贪婪，像是要吞下你的脑去。

当然，我们这一代人中的大多数，也没有活在天堂里。

不再担忧地狱天堂，而是害怕在平凡的人间沦为平凡，害怕在一个个朝九晚五中，将自己生命的周期律动也限定在某个别人给定的节拍里，跳帧都不被允许。

是东是西，是走是留，也是一种挣扎。

日复一日，生活在大洲之间的每一个我们，我或者叔君或者猞猁，都要思考这个问题。我认识很多人，他们披风带雨经过最黑暗的逆境，却又在破晓前选择离开。他们都眷恋纽约，关于纽约，他们每个人在临别前都有许多话要说。有些人嘴巧，说得漂亮，另一些人不说，默默地走。

而在海的另一边，仍有无数的人整装待发。有些人为了来美国闹得倾家荡产，以为只要来了，白日梦也能成真；有些人使点手腕就能换了国籍，却被说不出口的依恋牵绊，迟迟不肯来。于是太平洋上人来人往，梦如月牙，盈缺轮转。

可谁会想到纽约其实是最不适合做梦的地方呢，看久了奇怪幻丽，也就知道了硬币背面血淋淋的真实——贫穷，疯狂，纵欲，迷茫。人们济济于此，都多少是带了冒险的情绪来的，越是起风，帆就越满，心却越想静止。唯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在没有涟漪泛起的湖心，我们大概都仍是一脸旧日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