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尔街其实是个特别糟糕的翻译。要说忠于原意,华尔街原址有高墙一道,后被拆除改作街道,叫“古墙街”多好听,一个词两意,不可谓不妙。如今译作华尔街,按照纽约下城以名士命名街道的习惯,倒要叫人误以为是纽约有个什么厉害的人物叫华尔了。况且即便是依人名音译的规律,也该是瓦尔街更贴近原音。
不过严复先生说,译事三难,信,达,雅。华尔街这个叫法,虽然既不准确又很容易误导,但唯独这个雅字,倒是担得起。华尔街这道墙最初是由两三人高的圆木筑成,真要精确且通达,最好的名字该是“大栅栏”,拿来状物毫厘不差,还很通俗易懂,可这么一来,Wall Street Journal就要译成大栅栏日报,这忽然就和纽交所的关系远了,和瑞蚨祥的关系近了。再往远说,国内有家往自己脸上贴金的语言培训机构,也得改叫做大栅栏英语,这么一改,就和钱的关系远了,和卤煮的关系倒近了,那商家肯定是不乐意的。
于是也就没什么可计较的了,华尔街,听着洋气高端,也说不清到底牛在那里,要的就是那暧昧的威严。仔细咂摸一下,这华字若是使动用法,就变成了令尔曹同享荣华的意思,也是吉利讨喜。
中国人的营生,迷信很多,尤其热衷于在名字上讨口彩。就说中国城的店铺,十家中有九家都叫昌荣茂兴云云,谁也免不了这俗,倒是英语译名千奇百怪。我家不远处有家中国餐馆,中文名叫做御膳房,味道上佳,也算是担得起这名分;英文名却叫Good Luck Gourmet,好运美食,感觉一下就从紫禁城里跌到了四环路外,气魄上可不止差了一级。
我在纽约领养过一只猫,早先名字还没起好,那阵子叔君天天盯着股市,遂唤之为发财。那只猫在我见过的猫中,算是性子最傲的,不到饭点绝不理人,听到你叫她也无非是摆一摆尾巴,于是叔君总可以自娱自乐连叫好多声发财,发财发财发财的天天嘴里喊着,股票总有涨的时候。涨了,就愈发显得这名字吉利了。
相比起来,纽约人真是不讲究,华尔街老实巴交的名字姑且不论,风水也不仔细着些。华尔街附近的两座雕塑,日裔雕塑家野口勇的“红立方”,意裔雕塑家苏维罗的“生之喜悦”,一个敦厚,一个奇峻,大胆前卫,和商圈的冒险个性一拍即合,只是这两件作品都是红色,又高大又醒目,也是不忌讳。红色在中国的股市里是飘红,而在美国的股市里则是暴跌。此两件作品堂而皇之的镇守华尔街口,也不知道美国人是真的不服迷信,还是另有什么深意。
华尔街真实的模样,很是对不住它中译名的这份雅意。照片中的纽约证券交易所玉砌雕阑,便让人误以为华尔街的气势也该是能吞下山的,实际上却是狭长的一条小道,路面尘垢累累,暗淡无光,傍晚时,一多半的夕阳都被三一教堂的哥特尖顶挡在了外头,东河上的风若是再卷进来,还潮漉漉的了。那样一条街,你要不报上它的名字,我真的不信这就是全世界金融巨流的七寸所在。
我头一次去华尔街,也是阿时趋俗,不成想那一日所睹,日后竟是难再得见。那时候,整条街都能自由行走,联邦大厅门前华盛顿的雕像可以攀爬上去合影,保林格林公园(Bowling Green)前那头气势勃勃的大铜牛也没有围栏挡着,你骑他倚他,执牛耳,或是双臂环起悬在牛角上,都没人拦着你。后来纽约爆发了“占领华尔街”运动,路障多了,巡逻的警察也多了,这些要紧的景观都被围了起来,免得游行者恣意妄为。占领华尔街的活动也就持续了七个月,但那些铁围栏一放就是几年。要说起来,曼哈顿下城历史的味道本是最浓的,保林格林公园的围栏是在美国立国之前就有了,十九世纪时今日低矮的三一教堂曾经俯瞰曼哈顿的天际线,以国父汉密尔顿命名的海关大楼则带着二十世纪初最时髦的希腊式样,一片不大的社区,串联了纽约历史标志性的三个阶段,如今这东一片栅栏西一片栅栏的,硬生生把旧得最有风味的地块拆得七零八落,着实让人不忍。
可事情闹到这一步,自有它的缘由。我初到纽约的那个初秋,就赶上了“占领华尔街”运动最高涨的时候,我虽不爱这种走上街头的政治表达,也与“占领者”的诉求和理念无甚共鸣,但是难得赶上这样的大事,亲历历史的冲动还是很强烈,于是就挑了一个日子去凑这热闹。出发前一直有朋友劝我别去,说是人多的地方容易出事,别回头起了冲突被警察给打了,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竟没有理会,一头扎进了纽约州法院前广场的人流中。
那日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除了时代广场的跨年倒数,我从来没有在纽约见过那么多人,那种拥挤是堪比西直门城铁的——你不需要自己移动,你看不见前方,也无法后退,你就像流水线上的一个零件,去往你该去的地方。通往这个广场的街道有七八条之多,然而警察在那里早有戒备,到处都有围栏,入口大约被减至两处,警察在此二处进行简单的安检,须得把包打开,看你是不是携带炸弹,是不是带了枪。我没有带包,长得又乖,警察看都没有看我,我就一下钻了进去。
人流几道蜿蜒,最终都还是汇聚到中心广场的高地上。在来之前,我就知道占领者的主张:在美国,1%的人占据了几乎所有的社会资源,而我们这些99%,却几乎一无所有。次贷危机让两百多万人丢了饭碗,玩脱了的华尔街成为人们泄愤的对象,阶级仇恨深似海,这苦果我非得要吐出来逼你吞下。然而,要泄愤,得先得有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纽约人游行的方式竟然与大玩变装的万圣节别无二致,如一场狂欢派对,每个人都笑呵呵的,每个人都绞尽了脑汁,让自己变得惹眼。一边是爵士管乐轻快响起,人们拍手附和翩翩起舞,一边是挥舞在空中的人偶,让人拍照拍个不停,它西装革履,口中衔不住厚厚一摞钞票,洒将下来,一只乌鸦在啄食它的眼睛。新约里说到,耶稣受刑之时,与他一同的还有两个盗贼,两尊十字架在其左右,其中一个信他,求主恩赦,另一个则嘲笑他,说你如此大能怎却无法自救,结果后者被从天而降的乌鸦啄瞎了眼睛。读圣经的人自然会懂,这人偶造型虽简单,咒人却咒得很凶,于是愈加受欢迎了。性工作者们举着大红大绿的标语,说性工作者也是人,要求社会公义;黑人男青年高喊着,打倒种族歧视,种族歧视是1%的政治工具;披着希贾布的穆斯林妇女举着牌子质问,“那我的公民权呢?”……这么眼花缭乱锣鼓喧天的,诉求也五花八门,也闹不明白这游行究竟是要结果,还是就图个表演的痛快了。
我费了老大劲穿过马路,来到法院的石阶上,这一侧别出心裁的标语更多,一则说,“原来罗宾汉是对的”,讴歌劫富济贫,相当于说梁山好汉今犹在,杀尽狗官正天道。另一则揶揄林肯的盖底斯堡演讲,将合众国“为民而有,为民而治,为民而享”,改为“为大公司所有,为大公司而治,为大公司所享”,更有甚者,在号召终结资本主义,要社会主义来取而代之。这真叫我这样在阶级斗争学说中长大的中国人哭笑不得,笑的是这屁股决定脑袋的道理你们居然今日才懂,哭的是哪条前路不是苍苍茫茫,若是凡事都靠出口恶气就能摆平,那千年来的贤睿哲人忠义志士的孜孜以求当真是白费了。
吵吵嚷嚷的音乐不知不觉间开始被口号取代,广场上渐渐响起富有节律的呐喊,“我们就是那百分之九十九!我们就是那百分之九十九!……”人流开始朝华尔街的方向进发,我站在高高的石阶上,远远看见人们手中纸板做的标语口号密密层层,犹如旌旗猎猎。这支志在必得的军团,是要与早已驻扎在华尔街口祖科蒂公园的先头部队合流,我没有跟进,听说那边的人更激进执着,真的在华尔街上以天地为盖常驻不走,穿着言谈也更嬉皮不羁,嚷嚷着大麻合法化能有助于经济公平,还与警察多有肢体冲突。有搞法务的朋友后来告知我,纽约警署因为占领华尔街这事儿惹了一身官司,搭进去不少银子。
对大多数中国的来客来说,99%美国人所憎恶的,他们恰恰最喜欢。
秋末冬初的感恩节,气候干爽宜人,黄叶点缀着街心的公园,空气里飘着南瓜派的甜香,第五大道上精品店每到那时就分外撩人。接踵而来的中国金主近年来悄无声息的改变着纽约的形貌,我在纽约的两年间,感恩节眼看着就快成了中国人的节日了。八九十年代,当日本经济强势的时候,纽约就已经开始习惯了一掷千金的东方面孔,而如今中国的富有较之当年的日本有过之而无不及,一爿爿金碧辉煌的商铺中,会说中文的店员开始走俏,每当有阔绰模样的中国妇人路过门前,她只消几眼打量,泄漏了一丁点的好奇,西装笔挺的侍者就会迫不及待的开门,挂着绅士的微笑将她们如归圈的羊羔一般,成群成群的迎进来。
如我这样的穷留学生,生活简朴无物,偶尔在机场替人带些免税的化妆品,也少不得受些不必要的关照。有一次我在旧金山的机场,比对着手机,询问一款雅诗兰黛晚霜还有没有货,穿着西装背心金发碧眼的高挑大哥操着淡淡的京腔对我说:
“不好意思,小红瓶儿卖完了。”
连儿化音也到位,看来让中文传遍世界的头功,新华社和孔子学院看来是没法领,说到底,还是红红火火的人民币最实在管用。
纽约确实有那样势利的一面,消费主义,拜金主义,似乎纽约自诞生以来,就最擅长把铜臭味变得芬芳。就如同麦迪逊大道上擦肩而过的女子们,清瘦高挑,金发披肩,越是富有就越是馥郁。她们衣着素净简练,短打束身,黑白灰,不张扬,完全以剪裁和层次造型。她们多半面无表情,用大片的墨镜遮挡着眼神,你无处安放的眼神不自觉地看向她小而精巧的手包去。
可金光盖地的贵气并不是纽约城历史的全貌。在美国不长的历史中,纽约一人分饰二角,就如同华尔街,它挣钱,可也闹革命。纽约既是美国的上海,也是美国的延安。只是纽约身为后者的故事,大多数人都已经忘却了。
纽约是独立战争开始的原点之一。1776年7月9日,为独立宣言而热血沸腾的纽约人冲到保林格林公园,那时公园栏杆的柱首是英王王冠的雕饰,愤怒的群众将它当场锯断,又推倒了乔治三世高高在上的塑像,将其熔铸成毛瑟枪的子弹。
纽约是美利坚建国的础石之一。1783年独立战争胜利,华盛顿在距离华尔街不远的酒馆弗朗西斯酒馆(Fraunces Tavern)与他的将领们告别,交出兵权。后来,来自十三个州的代表们齐聚浴火重生后的纽约,起草了第一部正式的美国宪法,这部宪法明文规定,纽约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永久首都。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也是在纽约加冕,其宣誓就任的地点所在,就是华尔街上的联邦大厅,亦即今日新修的联邦大厅所在。
当然,正史的背面,也多的是上不了台面的故事。
譬如荷治时期最有为的总督史泰文森,他是个老水兵,嗜赌纵欲乌烟瘴气的新阿姆斯特丹在他手里整肃得有模有样,他在今天的华尔街造了木墙筑了工事,保住一方平安,这才有了日后纽约靠皮草生意登上历史舞台。可1664年英国战舰兵临城下,史泰文森戎马半生无惧一战,城里的商贾却不答应,要求主动投降。对他们来说,只要能赚钱,谁来治理都一样。而史泰文森,输了纽约也不见他羞愤难当自刎东河,反倒是在城北择了块地,建了庄园,继续过着体面的日子。
人嘛,开心是最重要的,大家都是雇工而已,替公司老板卖命,又不是保家卫国,跟人拼个头破血流,最后落得个烈士名头,树一尊髯发飞扬怒目圆睁的塑像,过几年又被拆掉,这有啥好。纽约人这个道理领悟得早,也领悟得自然,投机主义甚至可以和“纽约价值观”同名。于是这革命的舞台中央,寡情少义利欲熏心的事也屡见不鲜。
邦联形成之初,美国各州的经济模式仍深受殖民地格局影响,多以木材、毛皮这样的原材料输出为主,日用品消费品严重依赖纽约的对欧贸易。纽约倨傲托大,州与州的贸易税急敛暴征,明目张胆地用这样的阴招恢复战时损伤的元气。在华尔街东头的奴隶港,纽约靠着贩卖黑奴的交易税大发不义之财,其利益勾连如此之深,以至于南北战争时纽约市差点脱离纽约州投奔南方邦联去了。美国立国之前,英法在美洲和加勒比海的军事对峙,大量英国舰船和海员驻留在纽约港,这些军人带来了源源不绝的生意,纽约搭战争便车大发“国难财”,而这个屡试不爽的套路一上演就是三个世纪。
至于所谓的永久首都,其实纽约只做了五年。当时以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为代表的联邦党人和以国务卿杰斐逊为代表的共和党人势不两立,汉密尔顿主张强势联邦政府,重商主义,提高政治参与的经济门槛,杰斐逊则是南辕北辙,主张州权为重,主张小农经济,主张人人皆可参与政治。杰斐逊厌恶欧洲方兴未艾的城市化进程,视伦敦模式为洪水猛兽,不希望在新大陆重蹈覆辙;汉密尔顿则看重纽约作为商港的无限潜力。两人为了是否要建立第一家国有银行僵持不下,最终汉密尔顿与杰斐逊达成了一项交易——银行可以建,但必须迁都,免得权力与金钱媾和,后患无穷,于是首都就搬去了费城。
可是英语里,首都和资本都叫做capital,纽约丢掉了前者,却收获了后者,该媾和的还是媾和在了一起,还爱得轰轰烈烈,让整个世界都跟着一起震动。
纽约与大英帝国的商网融为一体之后,华尔街的墙也便如蛹壳一般,随城市羽翼丰满而崩裂。1699年,墙被英国人推平,街成为曼哈顿纵横阡陌中的一条。今天纽约证券交易所气势恢宏,然而华尔街诞生之初的金融交易,不过是券商们攥着股票国债,簇拥在一棵树下吵吵嚷嚷的买进卖出。这样的生意越来越大,在黑板上改写股票价格的书记员,都像是真的能随意绘制繁荣的未来,于是未来被描绘得越来越繁荣,也越来越不真实,当远方的现实照进来,泡沫就会破。
美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经济危机发生在1857年,西部大淘金进入尾声,铁路工业泡沫破裂,整个夏秋之交,华尔街沉浸在恐慌之中,这场金融危机最终导致两万五千人失业,为南北战争的爆发埋下了隐患。南北战争之后,美国再次举国大修铁路,银行放贷无度,1873年9月,北太平洋铁路公司破产,殃及西岸最大的私有银行,华尔街经历了证券市场成立以来的首次熔断。随之而来的是长达五年的萧条,穷人流离失所,不得不躲进建成不久的中央公园,支个木棚勉强度日。再之后,便是一战胜利,进入“咆哮的二十年代”,大量新型消费品流入千家万户,留声机和汽车成为美国中产居家标配,蓬勃的消费市场来得太过迅猛,在繁荣的美梦中无法自拔的美国又被1929年大萧条叫醒,漫天的乌云一直到二战结束,都没能完全散去。
信用的收放周而复始,希望与绝望衔尾相随。华尔街见证的革命光辉,似乎早已被美国人刻意遗忘,镌刻在历史上的只剩下轻率狂妄,见风使舵,乱中牟利的无耻做派,还有一次又一次信用狂欢之后的萧萧寒冬。而每一个诞生在低潮的世代,都要诅咒自己的命运,他们把自己归入99%,把那看不见摸不着的敌人归入1%。可在我看来,这真的是再偷懒不过的世界观了:哦,没事,世上还是好人多,把坏人都干掉就好了。哦,没事,这都是1%的问题,把那1%消灭,我们就会有钱了。病灶划定越小,手术就越简单,恨的人离自己越遥远,恨起来就越心安理得。
二零一六年,偃旗息鼓数年之久的“占领华尔街”运动靠民主党候选人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黑马姿态借尸还魂,年过古稀的桑老血还是滚烫的像个毛头小伙,半头银发的他高喊:“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经济,不是只为1%服务,而是服务于所有美国人民!”“永远不让华尔街再次碾压主街(Main Street)!”。名叫主街的街,但凡大一些的社区都有那么一条,也算是最接地气最体现百姓生活的象征。这个措辞一呼百应,再一次把华尔街的恶推到风口浪尖,就好像是五年前没出完的气还得续上,得撒泼打滚闹到尽兴才算完。
与当年凑热闹的我不同的是,一六年时,我已经有了在华尔街工作的朋友。我自己的饭碗虽然不系于此,但每每与这些人交谈,都教益良多眼界大开。旁人在这关于钱的问题上都是屁股决定脑袋,我则有点脑袋决定屁股的意思了。
譬如说,猞猁。
我和猞猁一二年就认识了,一起出游过几次,聊的一直不错。到一六年再见时,她已经实习转正,成了名符其实的华尔街人。当然,华尔街人这个名号,也是不知所谓,只是在亲朋好友面前吹出去响亮,于是猞猁也从不多加解释。我问她,所以你现在的工作到底是干什么,猞猁说,我就是那金融界的占星师傅,每天每周每月甚至每年都会发布运势回顾及星盘预告,分析动向,告诉你今天适宜干什么,明天不适宜干什么。所以但凡有大的事件发生,我们都会特别忙,因为好多人都要求签卜卦,香火比较旺。
我说,这么听起来,好像也没有啥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猞猁说,对,除了钱比较多。
猞猁又说,话虽如此,有时候还是挺残忍的。英国脱欧公投前夜,左翼女议员考克斯当街遇刺,行凶者是一位新纳粹暴徒,他高喊着“英国优先”的口号,把整个保守派拖下了水要一起背锅。考克斯殉道一般的死,为留欧派注入了一针强心剂,原本一直隐忍观望中的股市忽然大涨,买进卖出好不热闹。猞猁说,那时候心里特别不好受,有人死了,我们却在因此赚钱,市场特别残酷,丝毫没有人情味,但是该做什么样的交易还是要做,因为交易的那头是客户,客户可不会管这些。
猞猁是个很酷的女孩,平日里喜欢男孩一样的装束,黑框眼镜,牛仔裤格子衫,骑着一辆越野单车在曼岛穿梭。猞猁爱锻炼,攀过岩潜过水,与她约见时常常觉得她是刚从健身房里出来,衣着简单随便,还汗津津的。来亚特兰大找我时,其他几个姑娘都老实,就她非要穿件百事可乐的T恤去可口可乐博物馆玩,说是来砸场子的,害得人家不得不送了她一件可口可乐的自家T恤,XL号的,逼着她套上。
那天晚上在纽约,我找她叙旧,约在熨斗大厦边的大象酒吧,也算是个体面的地方了,我才知道原来她也会摘掉眼镜,着一身黑色职业装,配一个亮丽的手包,光可鉴人的黑发偏向一侧,翘着腿端一杯冰凉的莫吉托在手,乖乖品着。
我说,有阵子没见,好像变得女人了嘛。
猞猁说,没,除了头发留长了。(www.xing528.com)
猞猁自称是来自华北平原三线城市的小民,这一路摸爬滚打下来,那些在旁人眼里牛气冲天的,她自己倒觉得没什么,可是那些别人看不到的辛苦与幸运,猞猁倒是一直挂念。猞猁说她最近想换工作,要填一个过去五年内换过的住处换过的公司,猞猁说,那就像是回顾梳理自己的历史,日子一天一天过几乎忘了原来五年来已经搬了将近十次家,光是写在纸上,都觉得出床垫子的沉。
猞猁说,找工作这事其实和找对象是一样一样的,有的人喜欢海投,但凡看得顺眼的都尝试一下,这当中又有一部分人,非得找着称心如意的才作罢,不然就一直等着,过了圣诞节也继续等着,所谓“剩斗士”,职场也是有的。猞猁说,这种人她也佩服,有自己的个性。她说,我这个人,非得是喜欢的工作才投,就跟找对象一样,说到底,你也就只需要一个,不喜欢的怎么行。
我说,那你找对象是啥要求?
猞猁说,皮肤可以黑一点,嘴唇可以厚一点,肌肉可以有一点。
最后是对象来找猞猁,工作也来找她。求职那年市场不好,可她还是一路过关斩将。猞猁说,面试越到后面,技术问的越少,个性问的越多。猞猁一直说,她能找到这份工作是她的个性好,会玩,会聊天,金融工作也分前台中台后台,要跟客户打交道的岗位,个性和技能同等重要。猞猁说,她到拿到offer的那天,都难以置信,总觉得剧情应该是默默无闻的她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地方起步,可没想到现在的东家,说出去也算是名震江湖了。
我说,所以你们华尔街的圈子到底是个什么个性?
猞猁说,华尔街上的人也都是人好么,天天工作在一起也要看能不能一起吹牛,聊聊新的电视剧音乐剧啥的。
猞猁又说,不过金融界很大,什么人都容得下,也有的组对个性没有要求,对技能很有要求,那里好多博士的,好多人看上去很呆嘴很笨的,但业务真的很厉害。
我说,你当着我一博士生的面这样说博士真的好么。
猞猁说,哎哟是喔,我也觉得不好,回头这段你掐了别写。
零八年是个分水岭,在那以前开节日派对,华尔街的人都是叫了六门长的林肯在楼下等着,现在则是坐地铁去吃烧烤。猞猁说,现在华尔街的人都特别老实,还是香港比较像《华尔街之狼》里那纸醉金迷的狼性,我们这些人其实都挺书呆子气的。我说桑老他们可不信这个理,天天在那儿喊着要收拾你们呢。猞猁说,我们也是受夹板气,零八年放贷太任性赖我们,现在我们放贷谨慎,贷不到款的人又堵在我们门口,也得骂。而且现在好多人辞职去了西海岸,做起了科技公司的创业,他们上班的时间比我们好,工资有时候比我们高,而且穿的也随便,拖鞋T恤就能上班去,为什么没有人去恨他们呢?
猞猁说,其实我身边好多朋友都是投民主党的,也有人喜欢桑德斯。我说,这事倒是很清奇嘛。猞猁说,就这1%里,也分1%和99%啊,也就是那1%里的1%会无条件的投共和党吧。
说是那1%,其实公司已经搬离华尔街好多年了,如今猞猁说起自己是华尔街的人,其实是说她的家,她住在华尔街上。不仅是她,越来越多的华尔街办公楼正在被改成居民楼,这些发生在幕后的潜移默变,街上的游人是看不到的。猞猁说,周末下个楼买吃的,街上乌泱乌泱的都是中国游客,导游在说,这里原来有道墙,这里是金融中心。其实华尔街上大银行几乎已经都不在了,也就公司上市募股的时候会象征性的来纽交所敲个钟。这里现在住人,而且一般人想不到,这里房租也不算贵。
“我最喜欢的就是,下楼,走在华尔街上,然后有游客用中文走上来问我,华尔街在哪里。”
猞猁说,Wall Street is Main Street,华尔街就是主街啊。纽交所门前因为安保原因不让开车,就经常看见有人遛狗,有小朋友在那里打闹,冬天路上积了雪,那里正好是个缓坡,还有人在那里滑雪橇。现在超市酒吧也慢慢多了,路上很多卖墨西哥卷饼的小卡车,这里就是个让人生活的地方。
再譬如,老赵。
老赵这个人我该怎么形容好呢。小时候念的是全上海最好的高中,一路参加竞赛长大的,后来去了北京念全中国最好的大学,然后顺利的在毕业前就申请到了奖学金,来了美国一线的大学读博士,比我少走了许多弯路。顺利毕业了,去了投资银行工作。然后他告诉我说,有一天他发现自己不够聪明。
我说,你说说你这是不是挺欠的。
当然,当一个学理论物理的人告诉你他不够聪明的时候,其实他真不是谦虚,只是不是你想的那个意思罢了。老赵也不是头一个对我说这话的人,大学里也有过交情很深的哥们,从考古系转出去学了物理,因为文科跨理科,自动降了一级,然后我们都笑他管他叫师弟。师弟也好,老赵也好,都是我所见过的绝顶聪明的人,他们这一行的人有一种格外值得同情的地方。几乎每一个老赵在还是小赵的时候,就脱颖而出了,然后一路高歌猛进,很难再被摁回到人堆里去。于是在接近而立之年的时候要说服自己,这行还是太玄了,我要回到人群里去了,那多少有点像成了仙之后又被打回人间去,叫人惋惜之余,还有点悲壮。
老赵说,博士读了才两年,就已经知道自己不是这块料了,于是就准备好找退路了。然后和所有人一样,应付并不难的课业,实习的时候仔细摸摸公司的底,再然后,就是毕业,离开已经生出了眷恋的安娜堡,到纽约来。老赵说:工作其实就是那样,我实习的时候就知道这不可能是我呆的地方了,我见到来公司实习的本科生,他们脚还没迈进来,人就已经有了那个样子。没错,就是华尔街精英的样子,穿得都是极好的西服,光溜得像金属一样,一看他们的简历,几乎清一色都是常春藤来的,兴趣爱好那一栏,最不济的也是高尔夫球俱乐部成员,牛一些的都是些什么社团的创始人,那样的社交活动,没有家世做背景是不可能的。最关键的是,老赵是做程序支持的,他说跟他们开会就和上课差不多,可是这些分明还是学生的人跟一般的学生已非同一物种。华尔街的精英,是不能让别人看出自己有不懂的事的,因为在这个把信誉当作商品的行当里,示弱就是亏钱。即便不懂,也不能让你看出来我不懂。老赵说他受不了这个,他说你要么就告诉我你没听懂我可以再给你解释,要么你就识趣的不要提问了,分明屁都没懂还一个劲地点头,完了之后还非得要和我互动一下问个问题,然后问题一出来不就看出来屁都没懂我都白讲了么,我就是受不了那个装的劲儿。老赵说,真的属于华尔街的人,身上有种狼性的,游戏规则都摊在那里,我就是要赢过你们所有人,他说他身上没有这种气质。
这让我想起猞猁对我说过的话,像电影《大卖空》(The Big Short)里那样,你有没有那样的心肠,在别人哀嚎时笑出声来,沉醉于自己的智力和胆识,面对一切随之而来的不幸都无动于衷,把弱肉强食内化成自己的人生信条。老赵确实不是这样的人。
这也是为什么当很多人认为,人到了那样的台阶上,应该日子过得潇洒痛快,别无所求时,他们却总是不安分的左顾右盼。他们当中很多人其实仍旧困惑于起点处的疑问,或者说,他们的经验和资本允许他们轻巧的做起常人可望而不可及的工作,但是聪明人都知道自己与行业是不是八字相合,能硬着头皮去捞起这第一桶金,先让自己过上丰衣足食的生活,不过是权宜罢了。对于老赵这样的人来说,求职既要看个人奋斗,也要参考大的进程,他很清楚这个行业为什么兴起,九十年代金融知识新旧更替时,一片新的市场需要有人来填充,于是大量的精于算术和编程的亚裔开始进入华尔街,中国留学生不过是行业大变革之下的势力之一,走了他这条路的人还有许多。老赵也很清楚,物理的路之所以走不下去,也是有背后的行业环境放在那里,在国内的时候走上理论物理的道路多半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实验设备来让本科生使用,做理论成本金钱比较低,所以大家一窝蜂的都来做,可是赌进去的智力成本却很高,当然还有一个人一个人的青春时光,这样的风险,学校是不会去担忧的。等到走出国门,发现真的走上理论物理这一路的人,不可能是因为没有选择,而肯定是因为天赋异禀,老赵说,那种聪明,就是他做出来的事,你知道那不是努力就可以赶得上的,这讲究的是一种灵性,有些人就是有,有些人就是没有。
“学术界其实很残酷的,”老赵说,“你做一个商人,即便你是二流的,你也还是有钱赚的。做学术如果你是二流的,那你什么都不是。”
说起我和老赵是怎么认识的,还是因为他在纽约张罗了一个事,叫做纽约文化沙龙,我经朋友介绍,有幸去那边做一次演讲。大致说来,那就是一个把中国留学生所从事的有趣的研究分享给在纽约的中国人,来听的人要么是还在念书的学生,要么是疲于为生计奔命的年轻白领。这个活动办得有模有样的,尤其是在人来人往的纽约,影响力不多久就辐射华人世界,老赵还因此被国内媒体采访过。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问起老赵关于纽约文化沙龙的缘起,理想的叙事当然是纽约的兼容并包给了老赵灵感和启迪,然而就像他回答我所有疑问的方式,老赵告诉我,这个主意在安娜堡的时候就有了,也这么做了,效果挺好,后来在纽约闲得无聊了,觉得工作没什么意思,就又办起来,最开始就是在家里客厅聊聊天,后来就变得越来越正式了。
然后老赵说,当原先的免费场地出现问题,沙龙几乎要无以为继的时候,他理所当然的想过要放弃,可是周围的朋友说,这已经不是你一个人的东西了,于是纷纷拔刀相助,所以今天沙龙还在,至于接着要往哪里走,他也顺其自然。老赵说,其实只要沙龙还在,是不是由他来办根本无所谓,他说比起为那些操作的事情烦心,他宁愿就做个听众,听有意思的人说有意思的话题,那才是重点。老赵后来离开金融去了谷歌,我说,来,告诉我一个悲壮的故事,你是厌倦了剥削,还是终于无法再容忍金融的原罪。他说,没有故事,同样是码农,我现在至少是一个快乐的码农,知道自己不只是在玩数字游戏,知道自己在做一些对这个世界有影响的事情。
我说,你有没有想过,你之所以能在你不喜欢的工作岗位待那么久,正是因为你有纽约文化沙龙。养家糊口完成之后,还有一片天地供你撒欢,宠爱你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他说,你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的,但当时真没想那么多。我说,如果是我,我肯定做不到说放就放。他说,你是活在彼岸的人,总觉得更好的世界在远方,拼命游过去才能到,我是活在此岸的人,现在所有的就已经是最好的了。然后我问他,你难道就没有过想去的彼岸么,肯定也有过吧。
“有过,”老赵说,“小时候想当科学家,做我们这一行的谁没有这么想过。当你发现那样的彼岸不能到达之后,世间的一切就都成了此岸的了。我有时候也会想,不够聪明是不是只是当时自己不够努力的借口,不过都已经干了别的了再想也就没意思了,没办法啊,人生就是充满遗憾的。”
我说,你还是没说你的彼岸是什么。老赵说,成为爱因斯坦。
这不是一个玩笑。
和希拉里缠斗了大半年,桑德斯最终还是输了,而且输得不小。他说美国的黑金政治已经烂到了骨头里,不来一场革命是治不好的,结果买账的人并不很多。他每次演讲,必要扒华尔街的皮,可到大戏落幕,我也没有闹明白桑老口中的1%到底是些什么人,也不愿去想倘若革命胜利,谁又会做回那1%去。而他口中贪而无信吸血吸髓的饥鹰饿虎,指的到底是猞猁,还是老赵,是猞猁的客户们,还是拿着老赵的数据拍板做决定的人。
我认识一双中国夫妇,他们在高盛做私人理财,生活优渥而简单。我和他们提起桑德斯,他们两眼空白。我给他们解释了几句他的政策,他们一脸无奈的说,数学这么差的人也能选总统啊。这对夫妇喜欢旅游,除了上班就是一同请假,离开曼哈顿下城去领略更大的世界。我们约在面馆吃饭的时候,他们的穿着仍像我们一同念书时一样朴素无华,而对这两位赚钱赚到手软的人来说,最大的喜悦,竟是他们最近为家里各个房间的照明安装了一个中枢遥控设备,这样一来他们坐在床头就能熄掉厕所的灯,就不用再费劲起床关灯了。说到这个的时候,两人都是眉飞色舞,像是比刚去阿拉斯加赏的雪景赏的麋鹿更值得高兴。
这就好像我每每用华尔街这三个字来概括他们的牛叉时,总也是隔靴搔痒,得到的回答也是一成不变,他们或者猞猁或者老赵,都会一脸嫌弃的告诉我,所谓华尔街其实也没什么牛的。可他们不懂,这恰恰是牛出了最高的境界。好比北大,学生毕业出来卖猪肉,要被幸灾乐祸奚落嘲弄,可是卖猪肉若是赚了大钱,则又得算成北大的功劳。一个东西,假若能把好在哪里条条陈列出来,那充其量也就是个很能耐的智能手机,随着潮流进步自然就被淘汰了,因为优点都在明里,所以被赶超起来也快。恰恰是那些名字起得模糊,叫人看不透的东西,每个人似乎都能说出他的好来,可又没有一个人能说得明白透彻,这样的东西才能一直活在口耳相传的故事里,牛得很长久。
就像成就了纽约的汉密尔顿,无声无息的躺在三一教堂的墓园里,见证着华尔街的兴与衰。他为美国金融勾画的蓝图全部变成了现实,千万言说,最终凝汇成一条街的名字,世间无人不晓。桑老的社会主义革命气势如虹的同一年里,一部名为《汉密尔顿》的音乐剧也是走俏得快,一票难求。朋友中有既爱百老汇,又对美国史详熟者,提前几个月订票,方能抢到一两张。美国人就是那么分裂,照理说要清算华尔街的原罪,汉密尔顿该是罪魁,然而这左翼来的烈风竟是丝毫刮他不动。国父的故事被搬上舞台,与嘻哈音乐玩在一起,平地青云的造就了一个商业奇迹。这不禁让我想起“占领华尔街”的示威者,说这么生气的事儿,却那么热闹,那么不沾着怨气。和初选时痛批华尔街大选时又去帮腔希拉里的桑德斯一样,在一种申诉落地成为条条框框的法律之前,政治都只是表演罢了。
话说汉密尔顿活着的时候为纽约赚钱,为美国赚钱,死了几百年之后还能养活一大班子人,唱片卖到世界各地,一个人能活到这个份上,岂能不算成功。可就是这样一位成功人士,心计胜于研桑,却枉死在了一场手枪对决中,像译制片中在小酒馆前尘风中屹立的西部牛仔,被政敌开枪打伤,不治身亡。他究竟是否真的朝天开枪故意输掉,他究竟为何一边谴责决斗是陋习一边又应约前往,汉密尔顿留给历史学家一个个费解的悬疑。大概历史名人也和华尔街一样,总是要在叙事中若隐若现,说不清猜不透道不完,叫人始终不能以是非为准辨清辩倒,方能算是牛出了至高境界。
费城有一座国家宪法博物馆,有一个展厅颇有名气,那里重现了国父们齐聚一堂签署宪法的场景,一尊尊等比例的铜像栩栩如生,有的集会于桌前,有的在角落私语。其实这些人的排布大有讲究,跟美国立国时的政治格局关联密切,可惜彼时我对美国早期历史知之甚少,看不出太多名堂,唯独记得汉密尔顿。他个头与我相仿,独自一人,卓尔不群,他当时代表纽约,意气风发,拄杖前行,高昂着头。我似乎很能懂那样的体态,因为我们这样个子不高的人,最喜欢抻着脖子,看似傲慢,殊不知是为了遮丑。
展厅里有一位义务讲解员,是个头发花白的白人老者,我见他帮游客拍照拍的勤快,还主动教他们摆各种各样的姿势,就也想请他帮我拍一张。他兴致勃勃的说,好啊,我告诉你,我知道一个角度特别好,能把你拍的和乔治一般高。他管华盛顿叫乔治,这姑且不说,华盛顿身高一米八八,与我相去甚远,老者这么说,足见他是老江湖了。
我说,我其实是想和汉密尔顿拍个照,我是从纽约过来的。
他有些讶异:“不和乔治照?”我说,先就他吧。老者翻了一个善意白眼:“我是真搞不懂你们这些纽约人是怎么想的。”
我与汉密尔顿比肩站着,都昂着头。照拍完了,老者把手机还我,问我,你确定不想跟乔治合个影?我笑着摇了摇头,于是他又给了我一个无伤大雅的白眼,拂袖离去。
我看了看照片,竟是给拍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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