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族主义者言论引发的敏感政治问题

到达纽约的第一个晚上，我借宿在朋友家里。

那一夜的纽约，没有一丁点我想象中的曼妙。

地铁一号线在125街凌空横越，隆隆驶过大铁桥，金属与金属间刺耳的摩擦传来，一次又一次。窗外昏黄的街灯投进来，照亮了半间屋子。时差叫我辗转无眠，我屡次起身打量街景，见一条还算宽敞的下坡路冷清寥落，街的尽头有人驻留说话，内容难辨。一个流浪汉躺在地铁站的入口处，身姿懒懒散散，像是丢了魂，真是看不出死活。刚刚落脚新大陆不足几小时，我始终有些恍惚，仿佛觉得夜色之中的纽约与我所居住的城市也并没有什么不同。一样是昏黄的街灯，一样是地铁隆隆，一样有无家可归的人在夜风里睡去，也不知翌日是否还能再醒来。

天色由墨黑转为青蓝，鸟鸣声声，我就随纽约一起醒了。朋友引着我去街上办事，我也正经开始认识这座城。

我的朋友住在哈林区，这里是黑人区，好多黑人，形形色色，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走在125街上，这里是曼哈顿黑与白的分界线，消防楼梯锈得黑乎乎一片，和街上的人们不情愿的呼应着。

我不会装作政治正确的告诉你，说我看不到肤色。实话实说，我与纽约的第一次照面，满眼看到的都是肤色，有的焦黑如炭，有的则略浅一些，还有浅棕黄的，大约是南美来的。姑娘们扎着碧昂斯一样的玉米辫，小伙们戴着棒球帽，闪亮的贴纸刻意留着不揭。老者中还有精瘦的，扣着鲍勃·马利的牙买加贝雷，一头脏辫如艾草一样，乱得像是能随时烧起来。他们操着浓浊的口音，成串的俚语，这样的英文没有人教过我。

我也不会装作政治正确的告诉你，说我看到黑人很自然。我不自然，他们跟我太不一样了，他们的体态太夸张，矫健的魁梧的博硕的，都那么放肆，有的精实如豹子，肌肉在太阳下闪着光，有的则大腹便便，摇着屁股占了半条街去，却又叫你不敢绕过去。他们的目光被肤色衬得凌厉，任何一点小动作，都要放大成舞蹈。譬如握手寒暄，手臂非得如弓一样拉满，再以极快的速度掠过90度，彼此用力一攥，最后指节处还要勾上一勾，这才算完事。我脑海中飞快的闪过一百部电影里的反派，总觉得街上行走的任何一个人都可能随时会掏出一把枪来袭击我，一时间惶恐不安，连话都不敢多说了。

引路同行的是好心收留我的橛君，他来纽约已经四年多了，在哥伦比亚大学读博。我与他自小相识，称兄道弟，向来都是他是少言寡语的那个，但此刻走在125街上，橛君反倒气定神闲，似乎真的是看不见肤色，也丝毫没有警觉。我说，你看到那么多黑人，真的一点不怕吗？橛君说，习惯了就好，其实没什么的。

他随后又补了一句：“这样的话你别乱说，要被人说种族歧视的。”

在手机店里办新卡，接待我的是一位虎背熊腰的黑人大汉，剃着光头，戴着眼镜，制服背心一穿，文质彬彬的，他全程笑脸相迎，让水土不服的我觉得很温暖，事儿也办得利索。出来之后我对橛君说，没想到也有很绅士很好的黑人。橛君没好气的说，都叫你不要乱说了，这也是种族歧视的话。我心说，我这不是夸他么，怎么就不能说了呢，怎么就歧视了呢？

刚到纽约的时候，我常吃快餐。橛君家下楼转个弯就是一家麦当劳，那家麦当劳有些古怪，125街向西通往哈德逊河的那一小段路，多是些不知道是否还在运营的仓库，那家麦当劳孤零零的一栋小屋，占了不老小的一片地儿。橛君告诉我，那是家非常有名的麦当劳，《帝国之心》（Empire State of Mind）那首歌里提到一家麦当劳，也就是Jay Z成名之前住在哈林区时常去的那家，就是此处。我信以为真，想着去了也能沾点嘻哈大佬的仙气，以至于第一次去的时候，心里惴惴然，收银的黑姐姐没给我一丝好脸色，而我却像是领受了什么恩惠，谢谢挂在嘴边说个不停，都没有把那写在面上的厌烦当回事，兴高采烈的提着二十块装的超大码麦乐鸡，豪气的出了门。

门口常有个乞丐，他佝偻着腰，胡须像杂草一样向各个方向生长，他谦恭的为出入的每一个人打开门。那是个白人，仆从一般的姿态偶尔能为他换来一个三美金的芝士汉堡，但更多人只是匆匆路过，连看都不看他一眼。偶尔也会有顾客抱怨，那家麦当劳的黑店员就会出来赶他走，黑店长隔着玻璃远远盯着，我则默默的坐在角落，往嘴里递送着热腾腾的薯条。

还是那句话，满眼看到的都是肤色。

后来我在地铁大桥的另一侧觅得了住处，有了室友，新室友叫叔君。叔君生得人高马大，肩膀很宽，他说他从没觉得看到黑人有什么可怕的，有一回在地铁上有个黑哥哥管他叫Chinaman“中国佬”，他也很不客气的用Nigger“黑鬼”回敬。黑鬼这个词是大忌，就连我也知道，不成想地铁到站，两人居然不打不相识的握了手，黑哥哥说他其实不知道Chinaman是骂人的话，还感谢叔君教了他一课。

叔君早我一年来纽约，对周遭比我熟悉，他说那家麦当劳他们能不去就不去，因为服务实在膈应人。我不解，他继续道，有一回，一位朋友到那家店去，张口说要鸡翅，孰料麦辣鸡翅也算是中国特色，美国的麦当劳没有，他朋友几番解释也没能把这个国情问题给说透了，服务员不耐烦了，凶巴巴地扔下一句：“嘿，这儿可不是你们那种中餐馆好么。”

我听完大笑了，叔君却没笑。叔君说，这是种族歧视你知道么？

这怎么就又种族歧视了呢，不就是一句玩笑话么？

我当时不知道这种话在美国的语境下是禁忌，说出这话的人自然也要被贴上种族主义者的标签，我后来想，是不是还可以告他，他得赔钱。我当时也不知道其实这家麦当劳并不是Jay Z歌中的那家，李逵在145街，125街的不过是个李鬼，看他们每天凶神恶煞的劲头，真是有鬼气。我也不知道这些员工其实也是可怜，他们赚着七八美元的时薪，每天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我对我的美国朋友抱怨的时候，他们同情我，却也同情那些被剥削的人。有个政治左倾的姑娘对我说，就冲着给员工的恶劣待遇，我就这辈子都不会去麦当劳。我这才意识到，原来吃个麦当劳都可以是这么复杂这么敏感的政治问题。

后来我又慢慢学到，上官网投诉恶劣的服务，麦当劳会寄给你巨无霸的兑换券，鼓励你继续投诉，鞭策他们提高营业水准。被蝇头小利牵着走的我们这些穷留学生，自然会义正言辞的投诉，然后挥舞着兑换券，厚着脸皮再去。有意思的是，再去的时候，那家麦当劳推出了麦辣鸡翅。叔君非常高兴的点了好几对，然后一边啃着一边告诉我，并没有什么所谓“一位朋友”，那起鸡翅事件的当事人，其实就是他自己。

在纽约旅游始终如同盲人摸象，走览了几处名胜算不得是到过了。比如，在布鲁明黛扫货的游客可能还会看在价格的份上嘴下留情，在没有空调没有Wi-Fi的地铁站熬出一身臭汗的则就不会这么客气了。住在哈林区的我也一样，其实在很长时间内，我都一直觉得自己并没有生活在纽约。

我怎么能承认这里是纽约呢。隔着太平洋遥望这座城时，这里应该是星光熠熠的麦迪逊花园，流火不灭的时代广场，摩天而立的广厦高楼。这个地方应该是漂亮的，光彩照人的，香的，而哈林区不满足上述任何一条。

耐克篮球鞋海报里的黑人，像超级英雄般健美，定格不动，停在天空。现实中的黑人社区，沉沉的落在地面，细碎的揉在街边飘散的薰香中，跳跃在妇人们艳丽明快的裙摆上。一元店门口，肥硕的母亲带领着她的孩子们，如小鸭成群，叽叽喳喳。街边摊位，玻璃做的水烟壶在阳光下闪耀，蜡烛手工皂可爱得让人想咬上一口。可在下一个街角，会有衣衫褴褛的乞丐坐在地铁的出风口上，半死不活的摇着手里的纸杯，用一双血红的眼瞪你，满身都是腥臊。

名气大些的地方，譬如说阿波罗剧院，也是败兴。我第一晚就见着它了，在来时的车里，远远的就能看见红字白底的霓虹招牌毫不吝啬的闪耀，把一条街都能照亮。可是白天再见，却是半副破败景象，剧院西侧的楼房毁了，地空着，铁丝网之后是丛生的杂草，剧院西墙就那样裸露着，砖块上粘连着水泥，破旧的肌理一目了然，年岁，沧桑都藏不住，像是个女子硬生生被撕掉了半边衣服，叫人不好意思多看。

我没法想象菲茨杰拉德（Ella Fitzgerald）在这样的地方要如何将格什温的曲子唱出柔肠百转。詹姆斯·布朗（James Brown）在这里现场录制的传世经典《阿波罗剧场现场》我本就听得不明不白，眼下见了剧院的萧条模样，愈发觉得当年自己硬着头皮琢磨灵魂歌王的伟大唱片伟大在哪里，完全是白费功夫。

失望是一种很大的折磨，尤其是当废然思返时没有退路，于是只好选择逃离。

从我和叔君125街的家里出来，往左走是哈林区，往右走叫晨边高地，我后来常往右边去，那里是另一个世界。沿河的高地上是一片横越了十几条街的大绿廊，哈德逊河边夏风习习，树叶骚动，两层楼高的林荫间阳光如星般闪烁，惹得人抬头频望。孩童在高上的操场里撒欢嬉闹，偶尔会有皮球从我头上飞过。长椅上，老人安详的独自坐着，手里捧着一本发旧的书，一条柯基静静的蜷在他腿边。仰头是河岸边的高档住宅，巴洛克样式的大理石雕纹环绕着透亮的玻璃门，把西装笔挺的侍者框成一幅画像。低头是车流在沿河涌动，安静到与你无关。

白人。都是白人。

回到家的另一边，迎接我的则是黑人小伙子们的花裤衩。牛仔裤摇摇欲坠，靠着最后那丁点摩擦力抓着臀部，于是整个内裤都露在外头，花花绿绿的，是刻意叫人欣赏的。我客随主便，没啥说的，既然欣赏不来，便就不看。叔君告诉我，这么着装，是监狱里的黑话，原本是开放后庭的性邀请，久而久之就成了坐过班房的证明，是一件荣耀的事。得知此事之后，我愈发不想欣赏了，有时候在路上走着走着，眼瞅着前头那人的牛仔裤越来越低越来越低，真是有替他提一提裤头的冲动。

慢慢的，我也就认了：在一个看似有很多选择的地方，不是你选择房子，而是房租选择了你。

我的东方脸孔东方身板与125街格格不入，这条街上唯一一张常见的老乡脸，便是李小龙。李小龙的碟片在街角四处可见，通常是裸着上身腋下夹着双节棍，偶尔也会穿一件黄底黑条的连体紧身衣，腋下继续夹着双节棍。鲜黄的紧身衣在阳光的曝晒之下，逐渐褪成纸草的颜色，李小龙就这样在玻璃橱窗里迎着日出送着日落，紧锁眉头盯了这个令我不解的世界年复一年。

大概也只有中国功夫的肢体韵律，才能将两个世界迥异的节奏感变奏成了同一脉动。就像黄颐铭（Eddie Huang）在他的传记中所说的，他也得靠着听说唱音乐才能和黑人同学交上朋友。我在美国的第一位黑人朋友是一位比我小六岁的女孩，叫做瑞秋，我们在自然历史博物馆实习的时候相识。瑞秋喜欢跳舞，酷爱体操，除了美国队就属中国队是她的心头好，她最喜欢何可欣，说起她的赛况简直如数家珍，我应对不了。她为中国体操狂热到去学了中文，每次她怀着一脸喜悦向我复述她前一天刚学到的句子时，我都苦笑着不忍心告诉她其实我听不懂她在说什么。

大约半年之后，我好像看不见肤色了。

每天出门下楼，遇到邻居，互相微笑致意。在饭店结账时，我会问一问服务生他今天过得怎样，是不是忙得发慌。从超市出来，会有露着内裤的小哥替腾不出手的我拉开门。于是我也开始学会在没有电梯的地铁站里，替驼背的老太太把购物车扛上台阶。在等外卖披萨的时候，我向打量我的孩子们扮个鬼脸，看着他们嘻嘻哈哈跑回到母亲身边，然后母亲微笑着致以歉意。买咖啡的时候我要翻一翻柜台前的CD，圣诞节要到了，我摇了摇杰克逊五兄弟的圣诞专辑说，他们到底还要从迈克身上赚多少钱。店员笑着说，这帮家伙可别指望赚我的钱。

丈量纽约唯一的方式是时间，这个道理，自然也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懂得——当你不再只看见不同，当你不再把自己当成客人，当你后来再与人说起你住在哈林区时，语气里开始隐隐透着自豪。

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就自然而然懂了种族歧视这回事。

看见高瘦的黑哥就觉得他篮球一定打得很好，是歧视；看见微胖的黑妹就觉得她嗓子一定不赖，是歧视。对拉脱维亚金发碧眼的姑娘说，我在你们国家旅游的时候满街都是你这样的美人，是歧视；对来自田纳西的服装设计师说，你是不是很喜欢乡村音乐，这也是歧视。只不过至今我仍觉得，如果别人把我认成了韩国人并据此认为我星际争霸玩得很溜，我肯定不会不高兴。

但入乡就得随俗，这一课我学的很吃力，也付出了不少代价。想要说在美国吃到的饭都是夹生的，想要说你们这些人真是糟蹋米饭，却一不小心用了you people（你们这些美国人），结果犯了大忌。我也是委屈，后来美国的朋友如是开解我：这种类似的跟头不光你们外国人要栽，即便是在美国长大的，也是要慢慢学起来的。把中国人说成是日本人，会触到有些人的逆鳞；韩国人和朝鲜人不分，韩国人不乐意，朝鲜人更不乐意；当着加泰罗尼亚人的面，不能说他们是西班牙人；有些台湾人也坚持要求别人叫他们台湾人，但是同一场合若是又有中国人，中国人听到了又不高兴……

再退一步，就连胖这个词，都不能提。这个是我的健身教练克里斯蒂告诉我的，我停下手里的器械问她，那不用fat，用其他词可以么，比如胖乎乎chubby啊，比如大块头large啊。克里斯蒂说，这个吧，你最好就提都别提，装作没有看见。

“可是，”几秒之后她又说，“我都是直接说的，我才不管呢。自己胖干嘛不许别人说，不想被说就锻炼啊，雇我啊！我把你变瘦啊！再说了，从小到大因为我是波兰裔被说的次数还少么？”

她是金发的白人姑娘，健美又漂亮，我好奇别人会说波兰人什么。

“蠢。”她说。

一个人可以真的很蠢，但只要他是波兰人或者其他东欧人南欧人，你就最好别说他蠢，说了，你就是种族歧视。同样的道理，一个白人大汉可以狐臭熏天，但如果他是南亚人中东人，你就不能提他的体味，提了，你就是种族歧视。

比这些都更为敏感的，是一个人的政治主张。你是不是喜欢奥巴马，小布什是不是民族罪人，选举年到了你要投谁，初选投谁，大选又投谁……美国人喜欢聊运动聊电影，最忌讳聊的，就是政治，因为是真的怕伤了情谊。于是，越是新闻里铺天盖地的，越是讳莫如深。

这样匪夷所思的社交规则，叫做政治正确。

和大多数美漂留学生一样，叔君是不信这个理的。

那时我们都还不常看新闻，但黑人少年马汀（Trayvon Martin）的惨案已经从佛罗里达传到了纽约。我与叔君散步时，赶上河边教堂的礼拜散场，社运活动者伏候已久，给基督徒们的手里猛塞传单，我和叔君只是路过也顺了好几张。

传单上是一张马汀的肖像，他穿着帽衫，目若悬珠，无辜得如同一条迷途的小狗，看上去也就十四五岁的模样，然后上面写道，这么一个前程似锦的年轻人，走在街上莫名其妙的就被名叫席默曼的警察枪杀了，我们岂能纵容这样的恶警逍遥法外，一定要判他有罪，替马汀伸张正义。

叔君是学统计的，最爱较真事件的因果关联，回家调查一番后，他告诉我，马汀不是莫名其妙的被打死的，是他首先发起了攻击，把人脑袋往水泥地上往死里磕；枪杀了他的席默曼也并非白人警察，而是一位拉丁裔的社区巡逻员；而最关键的，马汀并不是那张肖像里孩童般的模样，图被P过了，淡化了他的肤色，他虽然十七岁，但却是身高一米八的大个子，他长得并不是天真烂漫，他凶悍起来必然足以骇人。他因为被席默曼盯梢尾随心生不满，遂发起攻击，将席默曼摁在地上暴打，席默曼在乱中掏出抢来，竟是一击致命。

叔君厌恶简化的因果联系，厌恶煽动种族矛盾，尤其厌恶P图那招，用弱化自己黑人身份弱化自己攻击性的手段来博取同情，叔君说这太卑鄙，这本身不就是种族歧视吗？

于是叔君很快有了自己的判断。席默曼因为近来社区里发生了入室抢劫的案件，所以格外上心，马汀其实只是去超市里买些零食，回来路上却引起了席默曼的怀疑。马汀心里不爽，他打电话给他的朋友，用种族主义的脏话描述席默曼，后来便一怒之下发动了攻击。叔君说，人家只是尽职，你要是不爽你就跟人好好说啊，把塑料袋打开给人看啊，干嘛要打人，还摁在地上把人头往地面猛摔，再说，自己用“白鬼”（cracker）这样的词汇说人家，每说一次就等于翻一遍奴隶制的旧账，出了事又想打种族歧视牌，还P图，是不是丢人现眼。(www.xing528.com)

马汀的案件盘桓许久，后来有一天，叔君回家告诉我，今天他在单位里和他的同事吵翻了，他的同事是一名中年黑人女性。叔君把他说的道理说给她听，她激烈的摆手，她说，一个年轻人，好好的走在街上，从超市里回来，就因为是黑人因为长得高大就要被怀疑是抢劫犯，你说这正常吗？发生了搏斗，难道就一定要开枪么，在很短的时间里就首先想到开枪解决问题，这不是草菅人命么，如果是白人少年，他会这么做么？杀人的是一个社区巡警，他当时根本就不在当值，在这样的情况下都能随便开枪把人打死，你想想一般的警察是怎么对我们的？

叔君说，就事论事而已，我只是根据此次事件的证据得出的结论，你这样是上纲上线。同事说，这种事没法就事论事，历史教训太多了，这就是制度性的种族歧视。两人不欢而散，据叔君说，后来他们再也没说过话。或许在她心里，叔君已经是个种族歧视者，又或许叔君能借着外国人的身份获得一次被原谅的机会。其实叔君也不在乎，他比较在乎真相。

席默曼的审判结果拖了整整一年多，全程在沸沸扬扬的争议中进行，最后是无罪开释。一条人命算是枉死了。有人生气，有人高兴，更多的人无动于衷。叔君说，事实本就如此，何必政治正确。

纽约看似是全世界最平等包容的地方，但这只是历史浮现在水面上的泡影罢了。

十八世纪时的曼哈顿，黑人和白人活着的时候就不在一个世界，死了也不能葬在一起。白人的墓园在华尔街口的三一教堂，有主的佑护，黑人们则要走出城去好远，到城北一个野湖边上才能找到一片安息之地，与荒草芦苇为伴。生如圈牢养物，死如孤魂野鬼。

十九世纪时，黑人既是奴隶，也可以是供人观赏的玩物。比如黑人老妪海思（Joice Heth），白人商人们见她形容枯槁满脸褶皱，就谎称她是国父华盛顿的保姆，说今年已经一百六十一岁了。她像一个瓷瓶玩件一样巡展于南部和东部，几经转卖，海思落入了当时还是杂货铺商的巴纳姆（P·T·Barnum）手中，巴纳姆看中她的滔滔口才，让她编了一堆故事当众口述，说她与幼年华盛顿如何亲睦，结果把全纽约的人都引了过来。海思让巴纳姆赚得盆满钵满，她死后，巴纳姆还安排了一场尸检公演，不忘敲上最后一笔。他靠着这样的不义之财，后来成为著名“策展人”，在纽约开起了博物馆。

南北战争爆发，制造业纺织业重镇纽约亦卷入其中。1862年林肯宣布废奴，黑人自由人与本地人开始抢夺就业。先一步他们到达纽约的是爱尔兰移民，这些人因为宗教迫害和饥荒而逃到北美寻一丝生机，虽然命是保住了，但大多也穷愁潦倒。饭碗越来越少，他们对黑人怀恨在心。随着战事吃紧，纽约开始了强制征兵，按照当时征兵的规则，出三百美金可以免去兵役之苦，这相当于普通劳工一年的工薪，爱尔兰人不可能负担得起。1863年7月的一个清晨，两百爱尔兰人上街发起暴动，五天之内，增长到最多时的一万五千人，他们火烧征兵所，攻击纽约时报和华尔街，冲向城北的豪宅向富人泄恨。当然他们也不会放过黑人，暴徒们满街狩猎，一旦看见黑人就侮辱殴打，老幼妇孺皆不能幸免，甚至连在路上出手相助的白人也被毒打，十一名黑人被当街绞死烧死，征兵暴乱最终由驻扎在葛底斯堡的联邦军赶来纽约血腥镇压才终于平息。

南北战争结束之后，南方的歧视政策接踵而至，不堪其辱的黑人劳工大量北迁，到二十世纪，曼哈顿北端以荷兰小镇命名的哈林区因其租金低廉，开始成为我们今日所知的黑人聚居区，一时间爵士文化和黑人文学蔚然兴起。可是很快大萧条又不期而至，黑人受害尤深，失业率高达五成。罗斯福新政本欲通过鼓励买房刺激投资与消费，政策到了下面却又被种族歧视玷污。比起同等收入的白人来，黑人从银行获得购房贷款要难得多，而且一个社区一旦有黑人迁入，就会被白人业主嫌弃，他们迁出之后房价就会下跌，因而到二十世纪中叶，种族隔离通过“自由市场”的杠杆实现，已经频见于各大城市，许多黑人的生活处境越来越糟。

六十年代，民权运动已开始兴起，哈林区发生过一件和马汀事件差不多的事。1964年盛夏，一名名叫鲍威尔的十五岁黑人少年和他的小伙伴在上东区的一个白人社区嬉闹，一位楼管正在冲洗门前的街道，见这伙孩子吵闹，就想用水管冲散他们。鲍威尔火了，非但没走，还追着楼管冲进楼里去。附近有个巡逻的警官叫吉力根，他赶到现场要鲍威尔离开，鲍威尔没听话。不仅如此，他还掏出一把小刀与吉力根对峙，划拉了他的手臂。吉力根当即开了三枪，三枪之中，第二发子弹要了鲍威尔的命。

只是那一次，故事的结局很不一样。鲍威尔的同校师生在得知此事后，立刻走上街头抗议，他的葬礼后来成了一场追讨公道游行，游行在肇事警察所在的警局门口又演变成了暴力摩擦，最终延烧为蔓延全纽约州长达六天的打砸抢烧大暴动。暴乱中，白人的店铺成为了报复的目标。

哈林区暴动之后，1967年美国又见证了“漫长的炎夏”，两个月内发生了一百五十九起种族暴乱。应运而生的，是打着法律与秩序大旗的共和党，锁死了在种族仇杀的恐惧中惶惶不可终日的白人选票。即便是轮到民主党执政，1994年克林顿还是一纸法案为联邦监狱建设注入了八十七亿美金。他号称，在他治下，犯罪率二十五年来最低，谋杀率三十三年来最低，然而随之而来的代价，则是大量的黑人家庭因男丁服刑而陷入贫困。

私立监狱遍地开花，各地法官也就更倾向于小题大做，送人入狱，好让监狱有钱可赚。于是更多的人入狱，更多的人跌入贫穷的深渊，更多的希望在初生时就被斩断，然后更多的堕落，更多的白眼与歧视，然后失足，然后犯罪，然后入狱……

这一切是谁的错呢？慢慢的我开始懂得，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大概连回答这个问题的资格都没有。是与非，因与果，缠在一起，没有端绪，难怪这个国度中就连日常礼节都浸满了时光的重量。只有一点我知道，如果吉利根当时真的想要让鲍威尔停下，他只需要开一枪就够了，可是他开了三枪。

有一种说法，叫做“你是黑人才会懂得黑人难当”。这句话我去美国之前就听说过，那时候自然是不会信的，可我住在哈林区久了，却慢慢信了。体会过了以貌取人的恐惧，也经历了相濡以沫的平和，说什么自由和平等是不分肤色的，根本是一句空话。

后来，我去了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那是一个黑人人口超过五成的州府，我的邻居几乎全是黑人。

下了飞机带着几个旅行箱坐地铁，一位黑哥哥埋怨：“那个中国佬占了好大一片地”。他其实没有说这句话的必要，因为车其实不挤，有的是可以选的座位，但他还是说了，或许因为我塞着耳机，他以为我听不到，或许因为他和叔君遇到的那个人一样，并不知道中国佬其实是个歧视色彩的词汇，我不知道。我没有叔君那样的胆魄去与人对质，便也没有多说什么，憋着一股小火，沉默。

我也有白人美国朋友，在相熟之后渐渐放下了政治正确的守则，我们喝了点酒之后，他对我夸耀，说他上过三个中国女孩。他说这话的时候，表情像是那三个女人刚被他掳了来，此刻就押在帐子里，要邀我同去尝尝滋味一样，我只能苦笑着回答：Good for you你开心就好。

在佐治亚理工的课堂上，年轻人们也不那么在意政治正确。譬如，我做助教的一堂课上讨论乌雷亚（Luis Alberto Urrea）的书《恶魔的高速公路》，说的是二十六个墨西哥人如何穿越国境，穿越亚利桑那州的沙漠，经历了怎样的生死抉择和人心凉薄才到的美国。教授的本意是激发年轻人们对非法移民一点点的同情心，可是课堂上孩子们提的最多的问题却是：既然那么危险，甚至可能要丧命，为什么还非要来这里呢？教授说，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不是么，你所享受的你认为理所当然的生活，别人就是需要付出这样的代价才可能获得。年轻人们摇头，非法就是非法啊。然后在学期末的教学评估里抱怨，说这个教授太左了，这样上课是误人子弟。

还有一次，两个学生在课堂上争论起来，一个说，黑人现在享受的优惠政策已经够多了，他们在学校里自己不努力，活该读不好书；另一个说，你不是黑人你不懂黑人的生活，你知不知道你的同龄人中有很多人放了学还要去为家里打工，因为父亲可能没有工作或者被关在监狱里，他们怎么可能追的上白人孩子，我们需要更全面的司法改革才行。两人几乎要争吵起来，我作为助教，竟然也找不到合适的话头来同时劝阻思想和立场南辕北辙的两个人，只能硬生生的插嘴进去，把话题引开。

我学校办公室的背后是一栋兄弟会的宅子，那里是本科男生结社互助的场所，当然也少不了群聚派对。一天有个兄弟会的人喝高了，楼前一位黑人姑娘停着的车在等人，他冲着她高声辱骂，骂她是婊子，骂她是黑鬼。此事经社交网络发酵，次日就有学生组织起来，自发在兄弟会门前静立示威，三十来个学生杵在我上下班的路上，他们戴着口罩，口罩上面写着No Racism——向种族主义说不。我的朋友艾瑞卡告诉我，这样的侮辱，从来不是新鲜事。

我与艾瑞卡在一堂课上相识，她是我认识的第一个非裔富人。她的家与华盛顿公园为邻，那里是亚特兰大富庶的黑人区。她邀我去参加她的毕业派对，她家从外头看其貌不扬，里头却华丽开朗，家主的油画肖像挂在墙上，厨房和餐厅大得惊人，我们十几个人坐下，仍不觉得拥挤。长辈们坐在外间的玻璃房里，用精巧的瓷杯饮茶，人人穿得体面，我与他们一一握手，那样文雅有礼的笑容叫我难忘。这样出身的艾瑞卡说，即便是她的朋友，即便是她这样的家世，开好一些的车在路上也会时不常的被警察拦下来，警察看见黑人司机，就会想要看看这车究竟是买来的，还是偷来的。

亚特兰大也有一座很有名的剧院，叫福克斯剧院，那一片是高级宾馆区，四季酒店就在对面，街道干净敞亮，和125街大不一样。可是每次开车经过那里，看见霓虹绚烂，我还是会常常想起阿波罗剧院，那时说无论如何也要进场听一次“新歌者之夜”，看看哈林区初生牛犊的厉害，结果一直到离开都未能如愿。离得近的东西最容易擦肩而过，这我已经习惯了。不过让我渐渐释怀的是，听不懂詹姆斯·布朗的专辑成为了一件理所应当的事，因为我不会再装作听不出肤色的样子，鹦鹉学舌，照着滚石杂志的排行榜，去称颂我根本无法感同身受的伟大。

可也有一些东西，是可以感同身受的。

艾瑞卡对我说：你能想象这样的场景么，一个黑人母亲要送孩子上学，她蹲着替儿子把露出的衣角掖进裤子里，拍着他的肩膀说，你得比别人都更乖一些，在街上也是，我们惹不起事。如果是白人，她需要如此谨小慎微吗？

亚城外有座山，名叫石头山（Stone Mountain），是一处纪念南北战争的名胜。一整块石灰巨岩从地脉中崛起，小山的一侧是全世界最大的浮雕，杰弗森·戴维斯，罗伯特·李，托马斯·杰克逊——南方邦联的总统和两位大将的肖像镌刻于磐石之上。山前，邦联旗在星条旗边飘扬，草坡绵延而上，十一个加入邦联的南方州各自占据一角，州旗随风鼓动。

此地名义上是纪念南北战争，其实是纪念想要独立的南部邦联。和我们通常所知的历史不一样，在名为“功败垂成”（The Lost Cause）的叙事中，南北战争和解放黑奴没有关系，南部各州奋起反抗是为了抵御联邦政府的侵略和扩权，是为了保护南部的州权和南部人民的生活方式，是一件壮志未酬，叫人唏嘘的事。在言论自由的美国，人们当然也可以选择性的失聪，就像一年一度在这片山前的大草地上举行的喷泉镭射秀，让举家欢聚的人们早早的忘却了，这块顽石也曾是二十世纪初三K党复兴运动的滥觞之地，而石山上的精雕细镂之所以能成形，这其中也少不了三K党的赞助。

我在纽约的住处离格兰特将军冢很近，格兰特将军是林肯时期的北军将领，在北方看来，他是维护国家统一的大功臣，后来还当上了总统。同样是纪念南北战争，格兰特将军冢的礼品店里，既有穿着联邦军制服的布偶，也有穿着邦联军制服的，两个阵营的旗帜和货币也是各有一份。当时我来纽约尚早，对比起那时国共势不两立的情势，只知道感佩美国人的历史胸襟，其实那也不过是纽约的胸襟而已。躲在名为平等和自由的温室里的我，只是尚不知道外面的世界罢了。

后来国共倒是习马一会泯恩仇了，邦联旗却成了众矢之的。一五年邦联旗风波闹得很凶，不少南部州的立法和政府机关都迫于民意撤下邦联旗，因为那是捍卫奴隶制的象征，很多人看着不舒服。亚特兰大闹得最凶的时候，有人偷偷的爬上石头山的旗杆，将邦联旗扯下，结果立刻有人连夜找来一面新的又再挂上。民主党的州议员扬言要立法在佐治亚州禁止纪念邦联，或者你要挂邦联旗的话至少把联邦旗也一起挂上，这事最后也是不了了之。不管走到哪里，这个世界始终还是成王败寇，各说各话。

我对邦联旗没有什么意见，但种族歧视在南部多少有点像是真的。我曾想探访石头山上的博物馆，想了解多一些浮雕背后的故事，殊不知把门的白人老大爷，傲慢得令人心寒，他甚至都懒得向我仔细解释门票要从何处购得，耸肩，摊手，都不正眼看我。我愤然离去，回头一望，竟见他轻蔑的摇头，像是在嫌弃我听不懂他说话似的。当这些有心与无心的冷漠凑在一起，我会怀念纽约。

当然，我对纽约的怀念不止如此。当我听说我的朋友走在街头，莫名其妙的被路过的陌生人辱骂，叫她“滚回中国去”，那时，我会怀念纽约。当我在不同的城市浏览，华盛顿，芝加哥，旧金山，看见种族区隔泾渭分明，看见一座城市里，白人区临海而立，玉宇琼楼，黑人区却窝在腹地，与世隔绝。那时，我会怀念纽约。

因为是纽约，所以没有人在意你从哪里来，生得什么模样，说什么口音的英语。因为是纽约，所以脏，乱，差，没错，但这座城市脏乱差得有理有力，她的肌理是连续的，她将城中的每一个人都抱在怀里。因为是纽约，所以你可以毫不费劲的隐藏在地铁汹涌的人潮中，成为大海中的一滴水。

直到几年后，我才明白，那种隐藏自己的能力，多多少少是别人给你的施舍。

那一次，我随班里同学去一处距离亚特兰大两个半小时车程的军事基地，名叫戈登堡，里面有一处综述美国情报机构历史的博物馆。当时我还不会开车，也没有驾照，到了那边我才发现那是一个四面围墙的工事，入口处需要查证件，我掏出学生证来，安检的人告诉我，这不行，得要驾照。我说我是中国人，还没有拿到驾照。她问我，那护照呢。我说，我没带护照，我以为这就是趟普通的课外旅行。

教授一脸责备的看着我，说你怎么不带护照呢，学生证不算证件的你不知道么。我说我真没想到会这样。安检人员看我们也开了两小时车了，又见我们随行的几个都是在校学生，就放我进去了。教授知道我在纽约念过书，对我说：“在这里面你就说自己是纽约人吧，不要说是中国人，免得不必要的麻烦。”我大概是一脸尴尬的点了点头。

随后我们在军营边的饭店用膳，开车路过操练中的训练场，在博物馆前停下。有馆员热情的招待我们，我们站在中厅，他让我们自我介绍一下，轮到我时，我告诉他我是纽约人，我的名字叫克里斯，然后我们交换了几句洋基队的玩笑话，算是蒙混过关了。随后他带我们去参观不对外开放的档案馆，那是由一个深藏在地下的辐射避难所改造而成，我们沿阶梯向下走了大约两层楼深才见底。之后参观完博物馆，教授执意要去看一眼美国国家安全局新建的南方分部，也在这片军事园区里。这让我很为难，我心里想，我连证件都没有带全就在美国人的军事基地里流窜，现在还要开去不知道何种安检级别的国安局去，心突突跳个不停，生怕被当成是间谍给他们抓了去。好在教授才开到那楼附近，就觉察氛围紧张压抑，于是便作罢了，我们上路返校。

回去的路上，我坐上了另一个同学的车。我告诉她，今天大概是我来美国最不愉快的一天，我说我从没有那么深刻的体会过这样的感受，不论校园里有多么和睦宽容，走出学校我终究还是个外国人。我说，刚才那两个多小时里，我是真的很紧张，真的很害怕，你们几个都是白人，没有人会怀疑你们什么，我就算是真的美国人也还是不行，因为我长得就和你们不一样！

说出这句话之后，她吃了一惊，我自己也吃了一惊。原来这就是身为少数族裔的分量，那一瞬间，之前读过的书和看过的电影像是一下都涌到了我的眼前，排华法案时被驱离的中国人，黑死病爆发时被医生格外“关照”的中国人，努力想要融入美国社会刻意穿起了西装的中国人，还有《纽约风尘》（The Immigrant）中的波兰人，《爱在他乡》（Brooklyn）中的爱尔兰人，所有会怀疑自己是否属于这里的人，所有因为相貌肤色和口音而被认为不该属于这里的人，日日夜夜笼罩着他们的恐惧感，原来是这般骇人的模样。

那是我第一次觉察我需要政治正确来保护我。然后我转念一想，这话说反了，我其实一直生活在政治正确的泡沫里，只是我太习以为常了，以至于养成了离谱的自负，觉得自己英语够好了，已经不需要它了。

通往亚特兰大的公路两旁，树木仿佛有三四层楼那么高，夕阳落在路中央，光芒毫不留情的扑向我们，开车的人翻下了遮光板，我抬起手来挡了挡，指缝里前路迷茫，这是要一路向西，开回那泡沫里去了。

方向盘不在我手里，可我突然觉得自己不那么怀念纽约了。

有时，我觉得我已经开始默认了一种无情，我和我的邻居们相处安好，每周收到学校的犯罪警报告诉我嫌疑人的肤色是黑色，但这并不会让我觉得我住在一个不安全的地方，可是当我一个人走在下城的小路上，当一个扣着卫衣帽子把自己的脸深深的藏在阴影里的年轻人朝我走来，我的心还是会不自觉地突突直跳。

我想，人大约就是这样的，大的道理都能明白，却还是要一直和自己本能搏斗，知行合一不是书读的多了就会水到渠成。我在纽约学到的是，我也可以穿着花里胡哨的卫衣上街，扣上比脑袋还大的Beats耳机，然后走路的时候带着节拍，说嗨的时候只是微微仰起下巴，走在马丁路德金大街，仿佛就是自己的地盘。老实说，我也不知道这么做的意义是什么，可是因为这里是纽约，所以我知道我可以。

二零一六年，我与叔君都已经不在纽约，但马汀的案件还没有完。

马汀的母亲加入了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阵营，和其他警察暴力的受害者亲属一起出席民主党党代会，号召停止枪支暴力，停止警察暴力。她说：这不是为了政治正确，这是为了拯救我们的孩子们。我和叔君不曾想到我们目击了历史的萌芽，马汀事件成了“黑人命也是命”运动（Black Lives Matter）诞生的契机，到了一六年时，这项运动已是鱼龙同巢，正义和暴力淆杂，很难再简单的清谈是非对错。

枪杀了马汀的席默曼虽然免了牢狱之灾，但他的私人生活被媒体彻底摧毁了，逼得他在网上拍卖他的凶器，起拍价格十万美金。席默曼在描述这把口径九毫米的手枪时写道：这是美国历史的见证，我就是用这把枪保卫了我的生命，我就是用这把枪终结了马汀野蛮的攻击。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没有错，错在马汀的家长，他们没有养好自己的孩子，他们把他教育得像一条不栓绳的野狗。

这把枪最后卖出了二十五万美金，网络哗然。席默曼说，他要用这笔钱助力保守派的政治运动，去和虚伪暴戾的“黑人命”运动做斗争。

我把这条新闻转给叔君看，他只回复了一个字。

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