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非政府组织与军队的关系及发展轨迹

军队作为特殊的政府部门，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基本在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关系的大框架内。由于菲律宾军队作为政治既得利益者，具有较强的政治集团化倾向，因此其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成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关系中特色鲜明的组成部分。

菲律宾宪法在军队涉政问题上没有明确规定，而菲律宾军队在历史上又曾被赋予广泛的社会经济职能，因此菲律宾军队拥有较强的政治影响力和较高的政治地位，在人民力量运动等菲律宾政治变革中，起到决定性作用。2000年以后，菲律宾军队的政治影响力有所弱化，但仍有部分军队官员积极参与地方社会活动。他们利用掌控的部队，要挟政府、企业，谋取利益，并对菲律宾非政府组织产生了一定影响。总体上看，菲律宾非政府组织与军队的关系错综复杂，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利用，但非政府组织处于绝对弱势的一方，而军队在菲律宾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过程中负面作用大于正面作用。正如克拉克所说：“在菲律宾，非政府组织的兴盛程度与军方社会运动的衰弱有关。”[57]

（一）菲律宾军队成为政府控制非政府组织的强制手段

菲律宾各届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态度基本是既拉又防，而菲律宾军队则成为政府控制非政府组织的有力武器，军队对非政府组织的控制在马科斯时代达到顶峰。1965年后，军队人员大量进入政府机构，在动乱地区出任行政长官，享有行政特权，军队开始直接干预非政府组织的活动。1972年实行军事管制后，军队收编警察部队，充当秘密警察的角色，在全国建立军事法庭，对非政府组织进行严格地审查、监控，甚至取缔。由于马科斯政府全力推行“新社会”政策，以军队代替非政府组织在社区发展中的功能，大批非政府组织被迫关闭，或是将工作重心转入地下，或转向农村。这个时期是菲律宾非政府组织与军队关系最紧张的时期。

1986年后，菲律宾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彻底改变，但由于军队仍然拥有一些治安特权，负责监控非政府组织，使菲律宾非政府组织与军队的关系依然紧张，菲律宾军队甚至违背政府指令，对非政府组织活动进行干扰。在对新人民军作战时期，军队负责监控非政府组织与新人民军的往来。1988年，菲律宾军队被授权管理指挥地方民兵单位（Citizens Armed Forces Geographical Units）[58]并建立农村武装组织，加强对同情、支持新人民军的左翼非政府组织进行监控。菲律宾军队采用了暗杀、秘密逮捕等许多马科斯时代的白色恐怖手段，对付非政府组织，许多被认定与新人民军有联系的非政府组织成员遭到军队暗杀。菲律宾政治犯救援组织曾报道1988年整年无故失踪的成年人口为90人，其中19人为非政府组织成员，这还不包括与非政府组织有密切联系的记者、律师。[59]大赦国际（Amnesty International）曾报道在1989年，数十名被军队描述为与新人民军有关联的非政府组织成员“人间蒸发”，占全年无故失踪人口的很大比例。1990年8月11日，菲律宾民兵谋杀三名“国际农村重建学院”（IIRR）成员，而三人当时正在执行一项联合国儿童救援基金会的公益项目，该事件在国际上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影响。[60]菲律宾卫生部等政府部门因为与非政府组织的广泛合作而取得了社会信任，但军方仍不断干扰非政府组织所运作的项目，制造麻烦。[61]1991年，菲律宾军队迫于各界压力与非政府组织发展公约网络（CODE-NGO）签订了一个备忘录，承诺保障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但该备忘录从未被认真执行过。

2006年阿罗约政府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后，针对左翼和人权非政府组织的暴力活动大幅上升，许多组织成员死于非命，仅人民权益促进联盟（Karapatan）就有35人死于法外处决。联合国调查团、国内外人权组织及政府调查小组的调查结果均认为大部分案件同菲律宾军队有关。[62]

总体上看，虽然21世纪以来菲律宾军队对非政府组织的监视权力已经被取消，对非政府组织的干涉行为也大为减少，但由于菲律宾军队纪律涣散，政府对军队缺少实际控制，一些军人常常沦成为政客或家族政治势力的武装打手，导致军队与非政府组织之间仍然缺少信任。每逢选举等重大政治事件，菲律宾非政府组织都对军队的动向保持警惕，以维护自身安全。

（二）菲律宾军队注重在军事行动中利用非政府组织的力量(www.xing528.com)

在军事行动中，菲律宾军队也注重利用非政府组织为自己服务，增强军队基层力量。20世纪50—60年代，在“军队社会计划”的指导下，菲律宾军队与非政府组织在吕宋岛农村地区开展合作，通过在战略地区建立民事活动中心、合作社，加强对动乱地区的控制，对抗“胡克运动”。非政府组织在协助军队安置俘虏、稳定民心等方面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成为菲律宾军队在农村地区开展军事行动的重要伙伴。许多非政府组织还通过和平基金（Peace Fund Drive）向军队捐款，捐款用于军费和对伤亡官兵的抚恤。1954年3月，菲华商联总会向和平基金捐款21万比索，这是菲华商联总会第一次以实际行动支持菲律宾军队。[63]

在马科斯集权时期，军队作为政治经济发展计划的主要力量之一，接管了许多国营公司，还成立了菲律宾赴朝鲜远征军投资与发展公司、菲律宾退伍军队发展公司，这些军队企业与菲律宾行业协会等非政府组织进行了密切的经济合作。

阿基诺总统上台后，菲律宾军队还利用非政府组织之间的意识形态差异，发动右翼组织为军队筹措资金，用于针对新人民军的军事行动、军事训练和俘虏安置。1986年12月24日，在军队的要求下，政府通过了国家和解与发展项目（National Reconcili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gram），由合作社发展局、菲律宾非政府组织机构（PINGOs）、“携起手来”三个组织牵头，向非政府组织筹集22亿比索，支援军队的军事行动。1987年，政府还通过了投诚人员生活援助资金项目（Rebel Returnee Livelihood Assistance Financing Program），为投诚人员提供生活援助，仅1987年一年，非政府组织就为该项目提供了30亿比索的援助。1989年4月，菲律宾军队利用商业组织的资金建立了地方民兵单位特别后备队（Special CAFGU Active Auxiliaries）。在反政府斗争最激烈的内格罗斯地区，蔗糖主协会联盟（Confederation of Sugar Planters Associations）建立蔗糖发展基金会（Sugar Development Foundation），为1400多名地方民兵单位特别后备队成员提供全部的训练经费和75％的军事行动经费，有力地支持了军队的行动。[64]

为了更好地动员非政府组织的力量，菲律宾军队还允许军队成员加入非政府组织，甚至建立基层非政府组织。例如20世纪80年代末，菲律宾第3师师长卡普斯（Victor Corpus）在防区卡皮斯地区（Capiz）建立了一个村际社区森林合作社（BCFC），把33000公顷地区内的25个村的农民组织起来，共同防御新人民军。卡普斯描述道：“这是继反抗马科斯集权统治之后，军队与非政府组织再次合作建立的广泛联合战线，为菲律宾民主而战。”这个合作社的资金来自农村发展基金会（Countryside Development Fund），该基金会是由退役将军比安仲（Rodolfo Biazon）参议员所创办的。[65]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伊罗戈斯区的里昂地区，许多菲律宾军队和地方民兵单位的官兵（CAFGU）加入一个名叫Grupo Paghidet的非政府组织。该组织是安置、安抚新人民军投降人员的天主教背景非政府组织，在该组织中，军队官兵与投降人员广泛接触，消除彼此间的敌意。[66]

此外，菲律宾军队还与一些慈善组织合作，以增进与防区居民的友好关系。在近年来的菲美“肩并肩”军队演习中，菲律宾军队、美国军队与社区组织进行合作，向贫困居民赠送物资，兴建道路与校舍，得到了当地居民的欢迎。2000年起，驻防于马京达瑙省的步兵第3师第78步兵营与“慈善活动圣母基金会—妇女事业发展”（NDFCAI-WED）合作推动“亚洲开发银行—坎布南文化项目”（ADB-Kabulnan Literacy Project），以提高当地妇女的文化水平。[67]

在军事行动中，菲律宾军队一定程度上也考虑到非政府组织的利益。如20世纪80年代末，北吕宋岛高山省的萨迦达（Sagada，Mountain Province）、比科尔的纳加市（Naga City，Bicol）、棉兰老岛哥打巴托省的土伦安（Tulunan，Cotabato）等地区的非政府组织联合各种力量，建立“和平空间”非战区，要求菲律宾军队与新人民军不要在非战区开战。20世纪90年代末，Abang Mindanaw、圣母和平中心（Notre Dame Peace Center）等非政府组织在棉兰老岛推动和平庇护所（Sanctuaries for Peace）行动，建立了一批非战区，并得到了联合国发展计划（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的援助。虽然这些和平空间没有任何约束力，但菲律宾军队仍然在军事行动中尽力避开这些非战区，以配合非政府组织的工作。[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