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期,马科斯政府的贪污腐败导致菲律宾经济形势不断恶化,“新社会”政策面临彻底失败。基层社区对政府工作能力完全失去信任,转而寄希望于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援助项目来改变社会现状。而菲律宾非政府组织出于自身发展需要,进一步自发走向基层,与贫困社区结盟合作,使马科斯政府削弱非政府组织影响力的策略逐步失效。此时适逢国际援助机构的援助战略发生巨大变化,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劳工组织均开始倡导一种“自下而上”社区参与发展模式,鼓励援助资金直接流向非政府组织。[57]这些国际机构认为菲律宾的发展潜力在农村,需要基层农民的广泛参与才可能实现经济进步,因此加大了对菲律宾援助资金的流向审计,或越过菲律宾政府直接向菲律宾非政府组织提供援助。菲律宾非政府组织与国际援助机构的直接合作,使马科斯政府越来越难以控制非政府组织,也使非政府组织的运作能力得到增强。卡里诺还认为20世纪60—70年代的越战、国际学生骚乱、梵蒂冈教会革新、宗教自由化、中东抗议活动等事件对菲律宾非政府组织也产生了影响,使他们在反马科斯集权统治上达成了共识。[58]
1978年,马科斯政府迫于国内外巨大压力,不得不重回“民主”路线,实行国家正常化。1978年政党重新合法化,国会重新召开,1981年取消军事管制。由于恢复非政府组织社会地位是菲律宾国家正常化的重要指标之一,马科斯政府不但解除了对非政府组织的控制,还主动寻求与非政府组织在公共服务上的合作,通过了一系列有利于非政府组织发展的法令,如《地方政府法》(Local Government Code)、《城市发展及住房法》(Urban Development and Housing Act)、《国家建设及发展中的妇女条例》(Women in Development and Nation Building Act)等。政府还重新开放非政府组织参与部分社会经济发展项目,在1978—1982年的五年发展计划中,政府提出要在社区发展和社会服务领域与非政府组织进行合作,并特别提出加强双方联系,共同应对人口问题。
由于政府管制放松,大批菲律宾非政府组织恢复运作,各类新非政府组织纷纷成立,菲律宾非政府组织的数量急剧反弹。1979—1985年,在“农村工作局”注册的农村合作社开始增多,达到459家。这一时期,菲律宾非政府组织接收了大量官方发展援助,增强了菲律宾非政府组织的经济实力和活动能力。仅在1980—1991年间,美国国际开发署向菲律宾的200多个非政府组织提供了4500万美元的援助,主要流向慈善取向的非政府组织。[59]在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帮助和支持下,部分菲律宾非政府组织还跨出传统社会福利领域,将工作范围扩展到了劳动教育、疾病预防、救灾、消费者权益、环保、两性等新领域,活动范围逐步向南部发展,从吕宋岛扩展到菲律宾全境。非政府人权组织也将工作范围由解救非法关押政治犯拓展到反对国家强制机关的非人道行为,如法外处决、强制失踪等。1983年5月,80多个非政府人权组织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废除总统关押命令运动(MAPCO)。(www.xing528.com)
1982年,以1971届军校毕业生为主的菲律宾军人组成了军队改革运动(RAM),该组织可以看作是菲律宾军队内的非政府组织。初期成员有2500多名,主要宗旨是反对军队内部的贪污腐败、利用军队选举舞弊等。1985年,军队改革运动已经壮大到1.5万人。
虽然马科斯政府放松对非政府组织管控的目的是希望利用非政府组织力量来保证执政地位,但客观上释放了非政府组织长期被压制的发展动力。非政府组织数量迅速大幅增长,并通过结成地区或全国网络形成集体保护,所积蓄的政治力量不断增加。更重要的是,在与马科斯政府的对抗中,菲律宾非政府组织认识到简单的政治中立已经成为社会公益与国家发展的障碍,不应再回避政治议题。1983年,反对派领导人阿基诺(Benigno Aquino)在机场被刺杀后,非政府组织迅速联合组织了“阿基诺的正义,所有人的正义”(JAJA)和“追求正义、自由、民主的民族主义者联盟”(NAJFD),明确表达反马科斯立场。[60]非政府组织积蓄的政治力量不断增强,最终在第一次人民力量运动中爆发出来,为推翻马科斯集权统治做出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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