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与贡献—研究展示结果

参与到农村社区发展项目的第一批菲律宾非政府组织大多具有宗教背景。虽然菲律宾天主教教会在本土化过程中政治地位有所下降，但一直是各种政治力量的重要结盟对象。菲律宾新教教会和独立教会的崛起，也增强了天主教教会的力量，维系了菲律宾天主教教会对非政府组织的影响力。1947年，菲律宾天主教教会成立了社会秩序机构（Institution of Social Order）、自由工人联盟（FFW）与自由农民联盟（FFF），希望以这些组织削弱和取代菲共下属的劳工组织联盟。菲律宾天主教教会还成立了亚洲社会学院（Asian Social Institute），作为菲律宾社会问题的研究智库。[42]菲律宾新教教会及其他本土教会也积极在农村拓展基层组织，建立合作社、互助团体及教育机构。宗教背景的非政府组织还联合建立了菲律宾全国教会协会（NCCP）。[43]20世纪60年代中期，各类发展取向的非政府组织搁置意识形态与宗教信仰上的争议，联合建立了菲律宾泛基督教社区组织理事会（PECCO）[44]，共同促进菲律宾农村的发展与转型，这是菲律宾非政府组织超越意识形态开展内部合作的重要尝试。[45]

相比之下，不具有宗教背景的非政府组织在菲律宾农村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更为突出，如农民合作社协会（FCA）、菲律宾农村重建运动（PRRM）、农村进步俱乐部（RIC）等。1970年，经济发展理事会（CED）、菲律宾商业理事会（PBC）、社会行动联合会（ASA）等企业界非政府组织联合组建了菲律宾工商社会进步基金会（PBSP），探求利用社会力量解决当时社会经济问题的新途径。该会的所有成员企业承诺拿出税前年收入的1％支持低收入群体发展项目，其中20％交给该会统一支配，80％由企业所创办的基金会支配。当时基金会成员企业中有158家拥有自己的基金会。[46]菲律宾医疗协会（PMA）也通过农村贫穷地区医疗支援（MARIA）、伸出援手（Helping Hands）等项目改善农村医疗条件，并向缺少医生的地区派遣医生。

该时期对菲律宾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影响最大的非政府组织是菲律宾农村重建运动。它是20世纪50年代菲律宾及东南亚地区最为重要的农村发展非政府组织，也是发展取向非政府组织的典型代表模式。菲律宾农村重建运动是由社会改良组织“国际大众教育运动”资助发起，主要目标是探寻农村发展方式，包括消除农村贫困，发展农村教育，促进农村医疗卫生，建立农村自治等。1953年7月，在美、菲政府的支持下，菲律宾农村重建运动正式建立。次年，该组织协助执行麦克赛赛政府的圣路易斯安置计划（San Luis Katubusan Project），成功安置了归降的300名“胡克”运动成员。之后该组织选择中吕宋的新伊斯加（Nueva Ecija）作为其“社会实验室”，在每一个村子分别建立农村重建男子协会（RRMA）、农村重建妇女协会（RRWA）和农村重建青年协会（RRYA），组织农村居民参与农业发展项目、公共卫生项目和教育发展项目。农村重建妇女协会主要负责管理公共医疗项目，而农村重建青年协会则负责推动教育发展和公民责任感培育项目。菲律宾农村重建运动还帮助这些村的居民成立了农会、合作信贷社、乡村诊所、扫盲班和学校，并资助成立了巴里欧委员会（Barrio Councils）进行统一管理。该组织的农村扶贫四大项目不仅成为菲律宾农村发展的重要模式，并在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如泰国、印尼、孟加拉等国加以推广，对治理这些国家的农村贫困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47]

菲律宾独立初期，发展取向的非政府组织成功地在协助安置叛乱农民、缓解农村穷困、发展教育医疗、建设新型农村等方面做出了一些卓有成效的工作。虽然没有彻底解决农村贫困问题，但有效地配合了政府军瓦解“胡克”运动的军心士气，使运动逐渐失去了农村群众基础，遏制了农村动乱的蔓延。非政府组织还推动了菲律宾政府加快权力下放，扩大农村基层权力，如促使菲律宾国会于1955年和1958年通过共和国1245号法令和2370号法令，扩大村自治权利及基层选举、纳税、贷款、基础建设等方面的自主权。

20世纪50年代起，菲律宾国家科学与发展委员会（National Science and Development Board）鼓励建立民间基金会与科研组织，带动一批西式民间基金会成立。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阿亚拉基金会（Ayala Foundation）、罗莎修女基金会（Mother Rosa Memorial Foundation）、阿波科学基金会（Mt.Apo Science Foundation）、经济发展基金会（Economic Development Foundation）、阿波伊提兹基金会（Ramon Aboitiz Foundation）等。这批有着较强经济实力的基金会，积极投入菲律宾公益领域，对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在宽松的政治环境下，菲律宾工会也发展起来，1946年菲律宾各地的工会达到200多个。而据统计，在1946年之前，菲律宾工会的成员只有10万人左右，但在战后几年间，工会的成员迅速增加到354000人。[48](www.xing528.com)

1949年，菲律宾出现了第一个全国性的大型非政府组织网络——菲律宾福利基金理事会（CWAPI），带动了菲律宾非政府组织网络化趋势。该理事会是由多个基金会与其他各式非政府组织联合在一起，共同应对当时的社会发展问题。该组织后改名为菲律宾国家社会发展理事会（NCSD），是非政府组织发展公约网络（CODE-NGO）的创始成员。

20世纪60年代，由于菲律宾政府在棉兰老岛大量安置“胡克”运动成员，导致当地穆斯林非政府组织联合抵制，也刺激了穆斯林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菲律宾穆斯林协会（Muslim Association of Philippines）、阿加玛伊斯兰社会（Agama Islam Society）、菲律宾伊斯兰最高协会（Supreme Islamic Council of Philippines）等组织的政治影响力均有明显增强。[49]

在菲律宾独立初期，华人社团的数量也大为增加，并出现了明显的网络化、多元化、本土化特征。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菲律宾华人建立了5个华人非政府组织网络，即菲华商联总会、菲律宾华侨各宗亲会联合总会、菲律宾华文学校联合会、菲律宾华侨文化协会总会、菲律宾华侨反共抗俄总会。原本在华人社会中充当领导角色的马尼拉中华商会相对边缘化，而菲华商联总会成为新的领导组织。20世纪60—70年代，为适应华人社会的发展需要，一些较小的华人宗亲会、同乡会、同业行会、校友会、文艺体慈善福利团体也纷纷成立。华人社团的多元发展趋势明显加强，职能也不断调适为面向本土，以适应华人社会结构和环境的改变。如1951年，中华商会成功交涉准予华侨医生领取执照，并协助解决偷渡入境问题；商总自成立之初即致力于华人集体归化工作，经过20年的努力，促使政府在1972年通过了298号法令，在1975年通过了270号法令，为华人入菲籍打开通路，保障华人合法生存空间；[50]菲律宾太原王氏宗亲总会修订宗旨时增补“赞助国家建设”的条文。[51]

总体上看，独立初期菲律宾非政府组织在消除农村贫困、重建农村秩序上做了大量的工作，一定程度上协助政府削弱了“胡克”运动在农村的群众基础，维护农村社会经济秩序的相对稳定。虽然该时期菲律宾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和影响仍然有限，既没有改变菲律宾政治经济体制的能力，也没有彻底解决农村贫穷问题的能力，但菲律宾非政府组织仍然在这一时期，利用政府的支持和农村基层势力空窗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一大批制度健全、功能完善的发展取向非政府组织开始崭露头角，带来了菲律宾非政府组织的第二个发展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