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非政府组织研究现状及发展

菲律宾非政府组织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菲律宾。1986年前研究成果较少，但1986年后菲律宾非政府组织的大发展带动了菲律宾研究机构和学者的热情，随之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总体上看，菲律宾非政府组织的相关研究落后于其发展进程，且偏重社会经济研究，多为描述性和经验性研究成果，而不是分析性研究成果。在研究过程中相关学者多采用西方国家的研究理论和方法，受到以福特基金会为首的一批西方基金会的影响，对菲律宾非政府组织的独特的历史、地域空间把握不够，较少以发展中国家或第三世界国家的角度，客观地分析菲律宾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规律和特点。

（一）关于菲律宾非政府组织的研究

菲律宾国内最重要的非政府组织研究机构当属菲律宾大学公共行政管理学院。该学院的卡里诺（Ledivina V.Carino）、费尔南（Roman Lopez Fernan III）、莱尔玛（Carol C.Lerma）、巴诺斯（Jessica Los Banos）、莱斯利斯（Rachel Racelis）等都是菲律宾非政府组织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1998—2002年，该学院进行了菲律宾非营利部门研究项目（Philippine Nonprofit Study Project），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非营利部门比较项目（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Comparative Nonprofit Sector Project）、菲律宾大学志愿部门计划（Ugnayan ng Pahinungod）、福特基金会（Ford Fundation）等机构的支持下，对菲律宾非政府组织的基本情况进行了一次较为深入的田野调查。通过调查，菲律宾学者们掌握了大量一手数据，发表了一批有影响的专著和论文。此外，一些菲律宾国内大型非政府组织网络，如非政府组织发展公约网络（CODE-NGO）、基金联合会（AF）、亚洲开发银行（ADB）等国际援助机构也积极参与对菲律宾非政府组织的调查研究，其成果也是重要的研究数据来源。中国国内对菲律宾非政府组织的研究相对较少，主要以论文形式出现，尚没有单独的专著。

1.关于菲律宾非政府组织发展状况的研究

《在国家与市场之间：菲律宾非营利部门及公民社会》[14]是菲律宾非营利部门研究项目的提交报告。该书在众多第一手田野调查报告基础上撰写而成，对菲律宾非政府组织的类别、种类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类和定义，对菲律宾非政府组织的历史沿革、内部运作、法律框架、社会贡献进行分析总结，较为清楚地描述了菲律宾非政府组织整体发展情况，并认为其发展动力来自政府、宗教机构、市场和公民社会。这四类机构共同塑造了菲律宾非政府组织独特的发展特点。康斯坦丁诺—戴维（Karina Constantino-David）在《从现在往回看：菲律宾非政府组织的历史》[15]中，回顾了菲律宾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历史，认为正是菲律宾政府固有的不足和缺陷，刺激了公民社会中各种非政府组织的出现。而在长期基层服务的过程中，菲律宾非政府组织又促进了公民社会的变革，推动社会发展。阿圭灵—戴利塞（Grace H.Aguiling-Dalisay）等人的《拓展自己——互动的志愿行为》[16]从志愿精神的角度探寻菲律宾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渊源。作者认为菲律宾民众的社会凝聚力、社群认同感以及集体精神对菲律宾公民社会和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造成菲律宾非政府组织表达型成分较大，且志愿者参与人数众多。施雪琴发表于《南洋问题研究》的《菲律宾的非政府组织发展及其原因》[17]是一篇很有价值的论文。作者详细介绍了菲律宾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历史，并将其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即从慈善取向的市民社会组织到发展取向的非政府组织，再到获得授权型的非政府组织。其发展的因素有历史传统的沉淀、国内外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需要以及战后菲律宾政府、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发展援助等。

2007—2008年，非政府组织发展公约网络（CODE-NGO）与英格兰威尔士慈善委员会（Charity Commission for England and Wales）对菲律宾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情况进行了一次田野调查，并使用英格兰威尔士慈善委员会的“非营利部门评估工具”，搜集关于菲律宾非政府组织的一手资料，研究菲律宾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管理方式及其风险。这两个机构还于2008年发表《非营利部门评估：菲律宾报告》[18]，于2009年发表《菲律宾非政府组织环境评估报告》[19]，对菲律宾非政府组织现有法律框架与存在问题进行评估。费尔南在《超越家庭——菲律宾六个地区的捐献和志愿活动》[20]一书中，通过对马尼拉等六个地区志愿者活动情况的调查，分析菲律宾宗教、历史、文化、社会等不同因素在不同地区对志愿者活动所造成的影响和对非政府组织发展的重要性。卡里诺与加福德（Dolores D.Gaffud）主编的《他们的贡献：非营利组织影响个案分析》[21]是由菲律宾大学公共行政管理学院多位学者，对阿波伊提兹基金会（Ramon Aboitiz Foundation）、菲律宾教育剧院协会（Philippine Educational Theater Association）等九个菲律宾非政府组织进行个案调查研究后的汇总报告，是菲律宾非营利部门研究项目的后续研究。该报告通过个案分析，揭示菲律宾非政府组织产生与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其如何通过自身运作来对国家和社会做出贡献。报告认为菲律宾非政府组织不同程度地具有政治倡导能力，但在基层动员上还有所不足。

此外，卡里诺的《定义非营利部门：菲律宾》[22]、费尔南的《为第三部门寻找身份》[23]、阿贝拉（Carmencita T.Abella）的《非政府组织——菲律宾社会主要成分》[24]、费雷尔（Miriam Coronel Ferrer）的《公民社会塑造公民社会》[25]、海德曼（Eva-Lotta E.Hedman）的《以公民社会的名义》[26]、林姆（Myrna B.Lim）的《非政府组织在棉兰老岛穆斯林女性中拓展文化参与：菲律宾经验》[27]等论著也从不同角度描述了菲律宾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状况。

中国涉及菲律宾非政府组织发展状况的相关论著如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课题组编著的《外国非政府组织概况》[28]对菲律宾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历程、主要特点、发展原因进行了简单介绍，认为菲律宾非政府组织在东南亚地区各国中首屈一指，深入参与对菲律宾的各种治理，起到了民主先锋和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施雪琴的《亚太妇女跨国迁移及其性产业与公共治理——菲律宾NGO的社会行动探析》[29]，以菲律宾妇女海外性工作者与菲律宾非政府组织社会行动为例，探讨发展中国家妇女移民在跨国迁移中的角色、地位及相关的社会危机，以及公民社会参与性产业治理的行动与策略；《全球化、妇女迁移与亚洲公民社会——移民女工权利保护与菲律宾NGO的角色》[30]，探讨了菲律宾女性移民特点以及菲律宾非政府组织在移民女工权利保护方面的角色与影响。这两篇文章对研究菲律宾妇女、移民领域的非政府组织提供了重要参考。许利平的《东南亚伊斯兰非政府组织的产生、发展及其作用》[31]对菲律宾伊斯兰非政府组织的基本情况和贡献进行了简单介绍，认为其有利于保障菲律宾伊斯兰群体的合法权益，实现与政府的纵向沟通和协调。

2.关于菲律宾非政府组织经济情况的研究

在从经济视角对菲律宾非政府组织的研究中，最重要的论著是上文提过的《在国家与市场之间：菲律宾非营利部门及公民社会》。该书综合1997年菲律宾非政府组织的各种调查数据及抽样分析，推估出1997年菲律宾非政府组织的数量在24.9万～49.7万之间，总支出约为13.5亿美元，占菲律宾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5％，政府支出的6.5％。这些数据得到了菲律宾国内外各界的认可，成为菲律宾非政府组织经济研究的重要依据，引用率较高。

卡里诺、费尔南、莱斯利斯等学者同时也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非营利部门比较项目菲律宾课题组的主要成员。他们与萨拉蒙（Lester M.Salamon）、索可洛斯基（S.Wojciech Sokolowski）在《全球公民社会——非营利部门国际指数》[32]一书的第九章中将菲律宾列为“发展中和转型国家”。这一章通过比较和概括菲律宾非政府组织与其他国家非政府组织的异同，进行实证性回顾，提出菲律宾非政府组织已经成为一股新兴的经济力量和重要的社会力量，其重大意义已经超越了经济价值；还指出收益与收费是菲律宾非政府组织收入的主要来源，但志愿者投入仍是十分重要的支持来源。

亚洲开发银行于1999年发表的《非政府组织研究：菲律宾》[33]和2007年发表的《非政府组织及公民社会概况：菲律宾》[34]，从国际援助机构的角度观察菲律宾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状况，分析其与国际援助机构的合作情况，并对合作前景进行评估。

其他有关菲律宾非政府组织经济研究的论著还有费尔南的《菲律宾人的捐助与志愿》[35]、罗帕（Consuelo Katrina A.Lopa）的《菲律宾非政府组织在发展援助管理上的崛起》[36]等，二者从不同角度介绍菲律宾非政府组织经济情况，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3.关于菲律宾非政府组织政治情况的研究

在关于菲律宾非政府组织政治参与、政治影响力的论著中，威尔士大学杰勒德·克拉克（Gerard Clarke）所著的《东南亚非政府组织的政治：在菲律宾的参与和抗议》[37]一书值得关注。该书从政治视角回顾了菲律宾非政府组织在1946年后的发展状况，研究各个历史时期菲律宾政府对非政府组织采取的政策，以及菲律宾非政府组织与其他政治因素相互作用的情况。作者重点分析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菲律宾非政府组织政治影响力急骤上升的原因，并引用政治学理论对菲律宾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特点进行阐释，对政治角色及政治影响力进行分析，提出菲律宾非政府组织在打造公民社会、促进民主政治发展等方面扮演了关键角色，并具有重大的创新价值。该书还对当时在菲律宾有较大影响力的两大非政府组织——菲律宾农村重建运动（PRRM）和菲律宾政治犯救援工作小组（TFDP）进行了个案研究。

日本学者重冨真一的《亚洲的国家与NGO：15国比较研究》[38]和《从亚洲的视角看政府和非政府组织》[39]将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列为考察重点，观察菲律宾等亚洲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在国家、市场、社会这三者让渡出的有限政治空间与经济空间中，如何通过发挥能动性，进行多重较量来实现自身发展。

卡里诺在《积极的公民权动员》[40]一书中分析了非政府组织网络——菲律宾纳加市人民协会（NCPC）在促进社会安全与可持续发展上的工作情况，反映东南亚各国公民政治参与的异同点和发展趋势。阿尔达巴（Fernando T.Aldaba）的《菲律宾非政府组织及多角色参与：三个个案研究》[41]主要通过圣约瑟黄玉米计划、菲律宾全国艾滋病会议（PNAC）、菲律宾土地改革与农村发展三方合作伙伴这三个个案，来讨论菲律宾非政府组织如何通过建立与维系多领域多部门合作体系，在应对重大社会问题上发挥关键作用。作者还认为菲律宾非政府组织的自治性、灵活性与资源运作能力使其成为多部门合作体系中的中介和桥梁。卢卡斯（Francis Lucas）在《公众参与对马尼拉政府环保政策的影响》[42]中以因凡塔市环保组织——社会发展援助社团及东米萨米斯省环保组织——选择性农村发展中心两个非政府组织为个案，介绍菲律宾非政府组织如何通过对政府的政治倡导，促进环境可持续发展。(www.xing528.com)

其他研究菲律宾非政府组织政治情况的相关论著还有卡里诺的《超越十字路口：菲律宾非营利部门的政策问题》[43]和《为了公益的私人行为？——志愿部门组织的公共角色》[44]、卡里诺、莱斯利斯、费尔南的《菲律宾的人民力量与非营利部门》[45]、多明戈（Ma.Oliva Z.Domingo）的《良好治理与公民社会——公民社会委员会的角色》[46]、里德（Ben Reid）的《菲律宾发展型非政府组织、半委托制度与政府：从交叉到双交叉》[47]、埃德纳（Edna Co）《敲起鼓——菲律宾政策改革中的倡导》[48]等。

在中国，李文、赵自勇、胡澎等的《东亚社会运动》[49]、喻常森的《非政府组织与东南亚国家政治发展》[50]、李文的《亚洲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几个问题》[51]和《NGO与东南亚政治社会转型》[52]、赵自勇的《菲律宾非暴力群众运动的根源与后果》[53]等论文和专著均涉及菲律宾非政府组织的政治情况，也具有参考意义。

4.关于菲律宾华人社团的研究

关于菲律宾华人社团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这些成果为菲律宾非政府组织研究提供了充足的资料。宋平的《承继与嬗变——当代菲律宾华人社团比较研究》[54]通过比较菲律宾华人新旧社团，分析菲律宾华人社团本土化趋势，并认为这一趋势与菲律宾华人的国家认同、文化认同和种族认同有密切联系。曾少聪的《菲律宾华人社会组织的建构及其功能》[55]从组织建构原则和社会功能的角度对菲律宾华人社团进行分类并分别就其功能展开讨论。庄国土的《菲华晋江籍社团的变化及近30年与祖籍地的联系》[56]论述20世纪50年代以后菲律宾华人晋江籍社团的性质和职能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菲律宾华人社会发展及其与祖籍地关系的影响，文章认为菲律宾华人祖籍地情结因社团本土化趋势而削弱，但其宗亲、同乡纽带因华人社团国际化趋势而加强。施振民的《菲律宾文化的持续——宗亲与同乡海外的演变》[57]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探讨菲律宾华人宗亲与同乡组织形成的背景、发展特点以及所发挥的功能与面临的问题。张存武、王国璋的《菲华商联总会之兴衰与演变：1954—1998》[58]、朱东芹的《冲突与整合：菲华商联总会与战后菲华社会的发展》[59]对菲律宾华人社团的领导组织——菲华商联总会进行个案研究，探寻菲律宾华人非政府组织网络的发展特点及祖籍地政治环境对其的影响状况。

（二）关于非政府组织企业化与倡导失灵的研究

非政府组织企业化和倡导失灵的相关研究始于20世纪末，主要集中于西方国家，研究对象为欧美等福利国家的非政府组织。关于菲律宾非政府组织的企业化与倡导失灵，目前尚没有发现相关论著和论文。

1.关于非政府组织企业化的研究

非政府组织企业化是20世纪末在西方国家逐渐兴起的非政府组织研究新领域。其中最重要的论著有萨拉蒙的《福利的市场化：美国福利国家非营利组织与营利组织的角色转变》[60]，作者认为20世纪末，美国非政府组织不仅发生了结构性变化，而且根本性地市场化了。这主要体现在美国政府减少了对非政府组织整体的财政支持。美国非政府组织从收费与销售中所得收入占总收入的55％，不仅大大超过了私人捐赠，更超过了政府支持，使美国非政府组织的工作重心从社会服务转向了医疗保健。作者还认为非政府组织企业化的趋势正在从美国逐渐向全球拓展。

在《全球公民社会：非营利部门视界》[61]一书中，萨拉蒙指出全球非政府组织企业化的趋势越发明显。非政府组织的资金主要来自于市场化的经营活动，传统收入减少，非传统收入上升，资金来源发生了结构性变化。非政府组织对来自商业、投资的收费和收入日益依赖，与此相对应的是非政府组织内部管理的企业化。并且，无论是在社会治理还是社会服务提供方面，志愿者在非政府组织中的作用都在下降。

弗斯顿伯格（Paul B.Firstonberg）的《非营利机构的生财之道》[62]重点研究了非政府组织内部管理的企业化现象，并认为其合理性在于：企业化有助于非政府组织实现财政平衡，从而更好地为公共利益服务；现代非政府组织必须是一个混合体，既是一个传统的慈善机构，又是一个成功的商业组织。韦尔（Alan Ware）在《利益与国家之间——英国与美国的中介组织》[63]中，分析非政府组织内部企业化的三个原因分别是慈善组织与市场的相互渗透、非政府组织在使用公共资金时的责任问题受到的更多关注、公共部门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界限的日趋模糊。卡拉米尔（Ralph M.Kramer）在《第三个千年的第三部门？》[64]中，指出在政府机构推动公共服务私有化和民营化的同时，那些非政府组织居于优势地位的领域面临着商业化的侵袭，非政府组织的内部竞争及其与企业的外部竞争趋于白热化。而非政府组织数量扩张与商业化过程产生了一种新的社会趋势，即所谓“新混合社会经济”。其他有关非政府组织企业化的论著还有汉马克（Young D.Hamack）的《市场经济中的非营利组织》[65]和《非营利社会服务机构的商业化》[66]等。

在中国，邓国胜的《非营利组织评估》[67]、郑国安的《国外非营利组织的经营战略及相关财务管理》[68]认为非政府组织企业化的合理性在于：由于争夺资金日益激烈，非政府组织接受赞助、捐赠等合理收入的难度变得越来越大，所以从事商业活动是必不可少的。非政府组织既要把公益作为自己的总目标，也要把通过从事商业活动求得生存作为自己的目标。

关于非政府组织企业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论著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萨拉蒙的《非营利组织的危机及其革新的挑战》[69]。文中指出在企业化的经营管理活动中，非政府组织主要面对三个危机和挑战，即财政危机、经济挑战和道德挑战。在《非营利组织处于十字路口：美国的案例》[70]中，萨拉蒙进一步将非政府组织企业化过程中面对的危机细化为财政危机、经济危机、有效性危机和合法性危机。

2.关于非政府组织倡导失灵的研究

非政府组织倡导失灵属于非政府组织失灵的一种，其相关研究多包含在非政府组织失灵研究之中。非政府组织失灵是近年来学术讨论的重点，相关论著较多，其中最重要的当属萨拉蒙的志愿失灵理论。在《公共服务中的伙伴：现代福利国家中政府与非营利组织的关系》[71]一书中，萨拉蒙提出非政府组织的志愿失灵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公益不足，二是公益的特殊性，三是家长式作风，四是业余性，用以说明非政府组织因组织特点和运营方式造成的功能缺陷，进而论证了政府支持非政府组织的必要性。汉斯曼（Henry Hansmann）在《非营利机构的角色》[72]中提出合约失灵理论，解释非政府组织与营利性组织之间的区别，从功能论的角度来研究三个部门的失灵现象，并认为非政府组织的特征是非分配约束。赫兹琳杰（Regina E.Herzlinger）的《非营利组织管理》[73]认为非营利组织运行中的问题可以分为四类：低成效的组织、低效率的组织、中饱私囊和风险过高。由于非政府组织缺少企业所具有责任机制和评价机制，这些问题会变得非常严重。只有加强非政府组织业绩信息的透明度，分析、发布非政府组织的业绩，并制定惩罚措施，才能解决非政府组织失灵。

上述有关非政府组织的失灵概念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但这些研究主要针对的是西方国家非政府组织，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慈善与社会服务等较低层级的公益活动上。对于发展中国家非政府组织失灵，特别是政治倡导失灵的研究不够深入。

在中国，非政府组织失灵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但缺乏创新性成果。总体来看，国内学界对非政府组织失灵的研究基本可分为两种研究思路：一是基于萨拉蒙的观点，进行进一步的实证研究；二是根据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实际，进行研究和反思。主要论著有赵黎青的《非营利部门与中国发展》[74]，贾西津的《第三次改革——中国非营利部门战略研究》[75]，张康之的《公共行政学》[76]，王名、贾西津的《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分析》[77]，王名、刘培峰的《民间组织通论》[78]等，在此不逐一列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