扮玩：鲁中三德范村礼物流动的叙事

作为一项广为人知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年节期间的三德范扮玩，还经常涉及村落地缘关系以及如何展示村落形象等问题。如前所述，由于庄大姓多，三德范村的地缘组织和亲缘关系紧密，它们是人们社会交往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因此，在传统意义上，扮玩活动以拜年的名义进行“礼物流动”的圈子主要在村落内部，只有有社会应酬或上级布置的任务时，村落或巷道的扮玩队伍才单独外出表演。笔者田野调查时发现，三德范年节扮玩的演出场合主要有以下五种：

1．面向巷道内部“经济能人”的表演。一般正月十二的上午，在“领头的”提前联系好拜访对象后，每条巷道会各自组成小队到店铺、作坊、养殖场、农场或工厂等地进行表演，因为这种表演主要是进一步为即将开始的重头戏凑集活动经费。此时，演出队伍的人数、规模尽量缩减，一般控制在二三十人；演出难度和技巧则尽量降低，行动不便的高跷和容易暴露实力的“芯子”都不上场。

2．面向街道办事处的表演。正月十三上午，各条巷道都会前往村北约2．5公里的文祖街道办事处进行表演，这个表演时间是约定俗成的，所以也不需要提前联系。当然，也有个别巷道出于“早起的鸟儿捉虫多”的想法，提前一天就到街道办事处演出。表演队伍的规模会比前一天给巷道内居民拜年时稍多一些，但与正式表演还是有很大差距。每条巷道的表演队伍会获得100元或200元的“赏钱”（红包）。因为得钱多少主要取决于巷道“拜年”队伍准备得充分与否，加之各巷道获得的钱数差别也并不明显，所以现场从没有因“赏钱”问题闹出不愉快。更多时候，文祖街道办事处还会以“文祖镇民间文艺表演比赛”的名义鼓励、组织所有有春节演出项目的行政村进行会演，优胜者可以代表文祖街道到章丘区政府演出。此时，三德范村的扮玩经常没有悬念地拔得头筹。

3．面向“文艺会演”的表演。从1990年起，每年正月十四和正月十五三德范村都要组织扮玩队伍，在八点之前赶到章丘区政府所在地明水百脉泉广场进行全区会演。这种会演经常冠以“第几届民间艺术表演”或者“章丘芯子大奖赛”的名义。因为是选拔性的比赛，为了稳操胜券，三德范村一般会在管理区的精心布置下打破各条巷道的界限，在全村组织起一支精干的队伍赶赴明水演出。同时，从观赏性和代表性的角度出发，张家巷的两架“芯子”——“王小赶脚”“三打白骨精”——每次都是三德范村参加会演的保留节目。

4．面向本村乡民的表演。在上述三种情况下，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2014年春节止，由实力较强队伍表演的拿手节目元宵节时在本村演出的时间并不多，他们白天奔向街道办事处、市（今章丘区）政府参加会演，晚上才能挤出时间玩玩龙灯、耍耍狮子。不过因为三德范庄大姓多，不能外出参加会演、比赛的村民就在村内自娱自乐。虽然演出人数、规模、难度、观赏性和吸引力降低了不少，但好在扮玩杂项很多，村内的妇女、少年、儿童还是玩得不亦乐乎。2014年，章丘区及文祖街道不再搞群众会演，三德范扮玩的所有项目从此彻底回归村落内部表演的舞台，并一直延续至今。

5．日常“任务型”表演。随着近年方兴未艾的民俗热，各种旅游节、狂欢节等层出不穷。此外，从国家文化组织到省市文化事业单位也常以各种名义举办博览会、艺术节、文艺会演或比赛。这两者的共同点是都有政府邀请、派任务或指令的性质，三德范管理区往往都得联系村民组团参加。不同点就是前者往往由邀请单位出资给予参与者数额不高的补助，而后者是管理区自己想办法，或是报销车费，或给予一定补助，虽然分摊在每个村民身上的并不多，但往往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除了日常“任务型”表演具有不确定性，前四种情况几乎成了三德范扮玩的演出常态。到政府机关的演出相沿成习，这种“拜年”属于离土不离乡的社会应酬；日常生活中到外地参加节日庆典和比赛会演则有较强的行政化指令特点。村民们认为，日常生活中的邀演活动是不得已而为之。三德范人似乎有点“为声名所累”，但因为扮玩在村内有争光斗胜的传统，所以但凡被组织外出参加比赛，大家还是会打起精神力争上游。事实上，出远门参加表演并不是问题，除了时间、地点要对，演出的对象也要跟村庄有一定的历史渊源。例如，直至今天，关于扮玩唯一可以引起村内共识的“故事”就跟地理边界接壤但直线距离很远的博山县^[56]有关。作为淄博市的辖区，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博山都是鲁中地区经济发达和文化荟萃的代名词。三德范村扮玩演出的跨乡土文本及其民间叙事就发生在博山。当然，故事的版本多有差异。在田野访谈中，赵介武、单象厚、赵介平等人讲述的故事最有代表性^[57]：

有这事时我还不记事，听老人们讲起来，也就都知道了。每年扮玩，村里要先选“官”，也就是“领头的”。扮玩“官”首先自己家里要有吃不完的粮食，因为得有能力承担出点粮食路上给大家吃。那年扮玩，先推选出“官”来，“官”又选了“书办”王东岭，王东岭当选了后就指定村里各个巷道的“地方”（各村头目）和每个巷道出演的节目。王东岭心眼多，知道自己村里演完了还得被邀请去博山县演出，心里就做好了一切准备。

正月十六本村扮玩结束后去博山，白天表演彩船花轿、竹马高跷、狮子秧歌、刀枪剑戟花棍、棍棒流星鞭；晚上玩灯，有龙云彩灯、八卦八仙灯、鲳鱼蛤蝼灯。到了哪里都受欢迎，一直演到农历四月初，博山老百姓还不让回来。这天回到博山县城演出，博山县本地的扮玩头目看到三德范的竹马太出风头，偷偷派了七个壮汉，骑着高头大马就闯进表演场地破坏三德范的演出。那竹马怎么能跑过真马呢，一会儿竹马的步子就乱套了，演员气得不行。王东岭就给“地方”使了一个眼色，“地方”拿起军棍在桌上一敲，大喊一声：“单家巷的棒槌伺候！”单家巷几个练武的早就忍不住了，听到“地方”一声令下，就手提棒槌，就地十八滚，滚到七匹马底下，将马腿打伤、打断，博山县的头目赶紧把人马拖下场跑了。好歹竹马演完了《双锁记》，扮玩队伍连夜撤回三德范。从正月到四月初六，在博山整整扮玩了八十一天。^[58](www.xing528.com)

但是以上文字并不能令人信服地解释为什么“从正月到四月初六，在博山整整扮玩了八十一天”的逻辑，实际上存在时间误差的问题。主编《三德范庄志》的张福经先生则以一种极富文采的方式从“礼物流动”的角度对“在博山扮玩八十一天”的缘由给予了补充：

博山向来是商业重镇，城内街道纵横，商贾云集，店铺林立。扮玩期间，街上商店的人员大增，凭空生出无限商机。三德范扮玩队伍的到来，将当地的节日气氛推向高峰，波及全县的每个角落。于是，邀请去乡下扮玩的请帖连夜而至，金家巷的“书办”王东岭既高兴又为难，高兴的是演出得到群众的认可，为难的是到乡下演出必有诸多生活困难。博山县令吩咐，三德范扮玩队伍可逐村演出，管吃管住，认真伺候，违者本县不恕。有此口谕，王东岭大为放心，与县里的随员共同商议后，根据村庄大小、远近依次安排。扮玩队伍所到之处受到老百姓的热情款待，其演出更加卖力。村民则扶老携幼争相围观，万人空巷，随队逐村观赏者无以胜记。

从正月十五开始，至四月初六，扮玩队伍在博山整整演出80天，所到村庄及演出场次不计其数。农历四月已是农忙之际，队员们牵肠挂肚放心不下家里。再说长时间演出，渐显疲惫，回乡之念顿生。王东岭多次提出回籍的要求，县令总是真诚挽留。加上请帖频频而至，应接不暇，演出队伍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王东岭与众人商议说：“常言道，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我们浩浩荡荡而来，增加了友情；静悄悄而去，省了人家的麻烦。”大家一致同意放下道具连夜回家。四月初六深夜，全体人员悄悄踏上了回乡之路，四月初七安然到家，王东岭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地。此时地里的谷苗已呈老黄状态。

博山县令闻之，深感遗憾，为未能酬劳送行而扼腕叹息。博山民众也为之留恋，并将扮玩队遗弃的部分道具收于庙内妥善保管。几十年后，庄内去博山谋生的人尚见道具置于庙内的横梁之上，当地长者对那次扮玩仍交口称赞。^[59]

在田野访谈中，令笔者感到比较惊讶的是，无论是老一代村民还是年逾四旬的中年人，都能讲一段“三德范‘扮玩’大闹博山县”的故事。虽然这则故事不同的人在讲述时会有异文，但这则故事的母题和链条一般没有太大的区别。在笔者看来，三德范村的这则民间故事文本背后的文化心理是十分值得分析的。这与张士闪长期观察的鲁中地区“小章竹马”的表演文本不同。小章竹马的演出场合主要表现为一种“家族内部文本”，有限的跨乡土文本演出也是一种带有血缘关系的“寻根”行动，本质上没有超出“家族内部文本”的范畴。因此，小章竹马的“礼物流动”首先与其呈现为单姓村的“家族在场”是分不开的。^[60]

而作为一个庄大姓多且同姓不同宗的人口大村，三德范春节扮玩的组织机制本身就具有实现村落内部家族融合与构建村落秩序的功能，而且这种功能首先是以巷道为单元产生的。换言之，作为“整体的”三德范实际上是辖属着十条独立单元的聚合村落，因此不同巷道之间比拼、斗胜的意味自然而然地上升到第一位，并因此产生了集体行动如何保障秩序的问题。与此同时，实现村落整体团结和族群凝聚的目标就优先落实到与外部世界的社会交往中。事实上，即使在今天，大部分三德范村的乡民对章丘地区以外的世界仍然充满了陌生感和顾虑。这种现象在田野调查过程中一次次令笔者感到惊愕，因为不仅是在老年人身上，即使那些早早买了摩托车、面包车和小汽车的年轻人，在日常生活中其出行半径也几乎不会超出章丘区的范围。省会济南近在身边，但直到现在，乡民们去济南“办事”时，还是会有一种“人生地不熟”的惶恐。这种现实是建立在长期以来三德范村经济、教育、家庭、婚姻乃至基础医疗条件相对自足的村落体系的基础上的。因此，由于煤矿经济需要外联内交关系，部分村落能人走南闯北，他们的见识就成为村民在封闭世界津津乐道的话题。由个体上升到群体，扮玩演出的跨乡土文本就成了乡民们名正言顺地抱团外出，代表一个族群探索陌生世界，并进而走出区域社会，在更大范围内树立村落形象的最好机会。首先，这种心态是建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三德范是区域社会内外的“富村”“大村”的优越感上的，水涨船高，民间叙事的挑战对象也就换成了地方经济和文化的无冕之王“博山”。“扮玩大闹博山县”的民间叙事当然不等同于真正的历史，但人们超越村落内部的矛盾斗争上升到集体认同的境界恰恰是在这种跨乡土文本的集体记忆中实现的。这种集体记忆可以在未来不断被重复和言说，而且总能在现实生活里找到共鸣，这也从侧面说明了一种村落传统或生活模式的文化根性何其顽强。张烈民曾于2006年带领三德范扮玩代表队远赴广州市参加文艺会演，他曾以一种十分激动、自豪的口气讲述了“三德范扮玩轰动广州城”的故事。随着老人逸兴遄飞的讲述，笔者似乎穿越回了三德范先民们“大闹博山县”的传说时代：

那年我们去广州比赛——就是获了“山花奖”那次！我们住在一个湖里面，湖心岛上，四面全是水，住了一个多星期也没敢出来玩玩。我们比赛那天那个场面，人山人海，全场的群众都包围着咱。别的地方也来参加比赛，人家叫“飘色”，叫“抬阁”，人家不叫“抬杆”，也不叫“芯子”，咱也是知道“芯子”原来叫“飘色”啊。他们演得都好，可咱们一上场，把他们全给比下去了！比赛结束，人家有人就宣布了，三德范，第一名！当时有人就说，咱们得了第一了。上场领奖，那个掌声激烈啊，所有的人都“呱唧呱唧”给咱拼命地鼓掌！你不在那个地方，给你说，你也想象不出那个场面来啊！^[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