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中三德范村的年节生活—社会转型与乡土热情

人类学家罗宾·邓巴提出过一个著名理论，大意是说，每个人与之维持持久关系的熟人，数量最多不超过200人，通常只有150人左右；所谓熟人，不仅是指你认识这个人（对此常存在误解），更是指你记住了和他的交往历史，以及他和你认识的其他人之间的关系。^[48]事实上，即便是在村落这个熟人社会，人们对待历史传统的情感也具有流动性。乡民艺术的存亡兴衰可以成为观察国家、社会以及人们情感变化的重要窗口。吉登斯就把社会结构看作是一系列被反复组织起来的超越了时空限制的规则和资源，主张通过对社会变迁中日常生活的观察，来分析人类情感和实践的再生产过程。^[49]以三德范村为例，从现有的明清时期的地方志、碑刻、族谱以及口述史资料可以确认，三德范村的民间自治传统不仅具备历史感，而且在“旧社会”曾长期占据主导性位置。本书既以年节扮玩为主要关注对象，重点捕捉它在区域社会变迁中的不同境遇，所以坚持以扮玩的兴衰史为基本依据，同时参照三德范村在鲁中地区的社会状况，对权力变迁结构下的村落历史做出了一个大致的历史分期。受张士闪教授对鲁中地区的乡土社会做“长时段”分区的启发^[50]，根据笔者在三德范村田野调查获得的各类文献资料，特别是按照乡民艺术的盛衰情况，笔者将村落变迁与扮玩传承大致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传统稳定的乡土社会时期（明初至20世纪初）。无论是在族谱还是口述资料中，三德范村的老人常将家族的历史追溯到明初，有“因花子军之乱，老百姓十有八九迁自河北直隶真定府枣强冀州”的说法。既认同明初移民家族的身份，又认可三德范村的原住人口只有车、袁两姓，即所谓的“车、袁二家实在户”。水灾、旱灾、蝗灾、兵荒马乱等是现存章丘地区明清乡土志记载里经常出现的字眼。在传统社会末期，1906年是三德范村在修订庄志时特别强调的年份。这年，代表西方文化的基督教传入庄内，教堂、教会影响增大。同年，章丘县师范讲习所成立，18岁的村民姜隆懋入学，为三德范村进入新式“学堂”第一人。至于扮玩，这个阶段时断时续，是否举办主要取决于农业年景、庄稼收成等。

2．动荡、渐变但组织化的乡土社会时期（1927—1983年）。这一时期，三德范村的乡土生活又可以划分为两个更小的时段。（1）1927年至“文革”前。这一时期的乡土生活遭遇了剧烈冲击，国家政治、文化、经济等上层建筑的变革深刻影响了乡土社会生活。以1927年土匪刘黑七进村“架票”（绑架），张传瀛、张万佑等村民被挟持，三德范人成立自卫团为标志，到新中国成立，“文革”发动前为止，曾经以族家为组织单元的村落转向了以全村动员、应急为特征的组织机制。此外，作为鲁中地区南北交通的重要通道，1928年“村内过南军，国民党部队走了半个多月”^[51]，以及1935年因山洪暴发导致“大雨三场瑶月飘”的水灾是集体记忆中的标志性事件。在这一时期，三德范扮玩名声大震，不但以标志性文化的身份到济南、淄博等地演出，而且出现了“三德范‘扮玩’队伍大闹博山县”的民间传说。这种活跃局面甚至一直持续到开始实行农村集体化时代的前期。（2）“文革”时期到20世纪80年代初。“文革”期间，由40多个生产队组成的三德范大队建立了稳定、严密的集体化生活模式。这种国家政权由上及下建立的强力组织紧紧地掌控了乡民们的私人时间与公共空间，除了“八个样板戏”，扮玩活动等传统乡民艺术活动几乎销声匿迹。改革开放实施五六年后，三德范村的个别巷道才尝试着在春节期间敲锣打鼓，恢复一些民间小戏。一直到1983年，三德范扮玩才又走向全面复兴。

3．乡土社会的快速转型期（1984年至今）。1984年，三德范大队撤销，划分为东、西、南、北四个行政村，成立经济联合社统筹管理集体经济。三德范村以煤矿企业为主，前后兴办了13家村办集体企业和3家私营企业，绝大部分村民在村内就能找到满意的工作。在改革开放带来的利好措施的影响下，三德范村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乡民们的钱包率先在四邻八乡鼓了起来。此时，扮玩红红火火。但是好景不长，20世纪90年代末，文祖地区的镇办企业、村办企业陆续倒闭，习惯了以下井采煤和简单加工为主业的乡民陆续外出打工。随着市场竞争趋于白热化，此时国家紧缩银根、控制信贷，兼之货款回收困难，一批乡镇企业、村办企业宣告破产。2003年，以文祖镇政府、三德范经济联合社和民营企业签订期限为50年、对外出租锦屏山的《合作开发旅游风景区协议书》为标志，一方面，村办企业陆续对外宣布破产、分割和变卖，另一方面，煤井关停、企业倒闭、山场外包、工人失业。就这样，走进“后集体时代”、曾经一度呈现出喧嚣与繁荣的乡土社会终于向体系完善、管理规范的资本市场溃退，高度依赖矿产资源开采和加工的三德范村，最终没有转型为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超级村落”^[52]。

在20世纪80年代，随着“寻根热”“民俗热”社会潮流的涌动，三德范扮玩开始以“民间艺术”的身份从乡野走向殿堂。从1986年春节开始，多次参加山东省、市、县“农民艺术节”“文化艺术节”。参加各类“民间艺术会演”成为扮玩在社会转型期的新任务。1980年以来，国家意志在文化政策方面不断变化，并以一种名誉、奖项、身份及其评价机制相结合的方式不断对乡民艺术施加影响。从“农民艺术”“民间艺术”，再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乡村记忆工程”，各方力量合力，共同将以扮玩为代表的各类艺术推向了象征资源争夺和乡土文化操持的舞台。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改革的推进使得乡村社会初步建立了现代化的基层自治组织。村落内部实现了国家与农民权利的重构，村民成为乡村秩序生成的主体力量。像许多村庄一样，村民钞票越挣越多，但时间越来越少，参加年节扮玩的积极性也随之越来越淡。这种种现实状况，经常让“上了年纪的”村民发出“还不如大集体那时候”的感叹，有村民说：

生产队的时候虽然说是吃不饱，可不像现在整天让钱给急得慌。那年代北头庙（泰山行宫）后面还没盖房子，叫“庙园子”。入冬以后，都要准备过“革命化”的春节，叫“讲革命斗争史、开诉苦会、演忆苦戏、吃忆苦饭、唱忆苦歌”，每个人演节目还算工分。白天不能耽误干活，生产劳动有十个工分，晚上演节目还有两个工分。当时演出有30多个演员，面对我们村6000多口子人——啥叫万众瞩目？这就是万众瞩目！你演得好就尽着你将来去挑媳妇吧！……

到了（20世纪）80年代扮玩重新热起来，大家还是抢着出节目，抢着上节目。刚进腊月，年轻的就坐不住了，盼着矿上（煤矿）放假，下了班就开始到处窜：“叔，今年扮玩你可得让我上啊！”“叔，就是抬杆（注：力气活）你也别忘了我啊！”大家争着上，抢着上！为什么，没什么分心的事啊！都是在家里种地，在村里挣钱，你不在家干，也不兴到远处打工。（那时候）有的是人，有的是时间。你看看现在，有的人你花钱请他在家扮玩，他还不回来咧！(www.xing528.com)

每当此时，村民们总是在列举“那个时代的人有精气神”之后，对现实生活再发一通人心不古的牢骚和批评。而这些负面情绪又极容易从扮玩活动的筹备和组织中找到一一对应的例子。很多巷道的“领头的”分析，现在青壮年时间紧张，即使年节期间也是处于时刻准备着打工挣钱的状态。扮玩期间，几乎每个青壮年随时有可能接到电话，然后收拾行李，向着务工的地点出发。他们认为，1999年以后，这种“大家伙儿时间都不够用的，天天都得忙着打工”的情况才开始愈演愈烈。问题在于，“大集体”时代的时间就宽裕吗？这种心理落差与劳动时间的多寡存在因果联系吗？事实上，在单纯以20世纪60年代前后的集体生活为谈话内容时，乡民们似乎一瞬间又忽略了对那个时代的肯定和赞美。物质生活的匮乏和高强度的劳动又转眼间成了忆苦思甜时的反面典型：

1956年，俺村成立了高级社，分了17个生产队和75个作业组。那时候往后就越来越不轻快了。当时的口号是“睡眠8小时、吃饭休息4小时、劳动12小时”，男劳力一个月出勤28天，农闲的时候也得至少27天，女整劳力一般也得25天。你就是散了工也得尽量多干点，叫作“下坡不空手”，得顺路拾点粪。“回家不空篓”，你还得顺路割点杂草做饲料或者沤肥使。

妇女也得参加劳动。那时候妇女不结婚不下地，结了婚干活更少了。就是看孩子、纳鞋底子、做饭。成立了高级社以后慢慢这些习惯都改了，孩子也不用你看了，有托儿所，有保育员。后来又搞了幼儿园和育红班，妇女就都跟男的一样下地干活去咧。^[53]

三德范人就像笔者所接触到的其他地区的大部分乡民一样，一方面，人们承认近30年是自己有生以来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时期，各种家用电器、生活用品眼花缭乱，“日子越过越幸福”；另一方面，“钱挣得一年比一年多，可是一年比一年不够花”又成为所有村民的共同感受。他们普遍认为，在物质生活快速提高的同时，几乎所有人的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在不断下降，给老人看病、给孩子买房几乎是每个成年人难以摆脱的压力。因此，即使刚才那些发牢骚的老人，只要身体还能干得动，他们也很少在冬天悠闲地“猫”在墙根晒太阳了——在建筑工地做“小工”或者在村内外的作坊和养殖场做“钟点工”成为他们很满足的工作。如果不是年龄偏大，导致很多企业和工地不愿意招收他们，他们也会早出晚归，在脚手架上爬上爬下，“像年轻人一样去挣大钱”。每个村民都在抱怨“没时间”，但人们又承认现在没有任何人像集体时代那样“白吃、白干、磨洋工”了。尽管农民们有更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但假如以“没农活的时候可以随便玩几天”作为衡量幸福与否的最低标准，那几乎没有村民敢承认自己符合。

毋庸置疑，当凯恩斯“有了经济就有了一切”的观点被解读为“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是万万不行的”时，西方社会的那种物化幸福观也成了时下中国乡土社会“人的发展”的重要目标和价值标准。换言之，在当前这样一种以“有机联系”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理性”成为社会生活的指南。与传统社会时期的人际关系相比，即使是“熟人社会”，人们以传统或情感的取向为前提的惯习也在变弱，并逐渐被理智的考虑，即以成本和利润作为目标取向的价值观所代替。换言之，韦伯所指出的那种理性化，同样发生在中国农村经济生活领域，然后弥散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使得村落社会也逐步走向了世俗化，即用理性、科学的态度对待生活的状态。

在传统意义上，人与人之间建立的彼此以信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网络原本是任何一个社会组织凝聚人心，进而产生集体行动的基础，并且在人们自我评价幸福感的时候发挥重要作用。而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又恰恰强调物质欲望满足的正当性，在个体欲望与集体利益产生冲突时，压抑个体欲求而“义以建利”的德行常成为树立个人威望的重要标准。在三德范村，改革开放让乡民们不但填饱了肚子，而且走向了富裕和小康。从三德范村的人均收入看，据不完全统计，1986年是611元，1996年是2746元，2005年是4490元，已经达到1949年的22倍。同时，20世纪90年代后期，村内的贫富差距逐渐扩大。在1992年，三德范经济联合社曾统辖“一矿四厂”，有职工800余人，年创产值1500万元，利税150万元，每年工资总额达320万元，工人工资总额超过了农业总收入。至2000年初，村办企业陆续停产、清算、售卖，在相当数量的村民积攒起个人和家庭财富的同时，传统意义上德高望重的“乡贤”却又乏善可陈——这也是扮玩活动“报官”仪式选不出“灯官”的内在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