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由逾万名观众和演员构成的场域中，如何保持忙而不乱或乱中有序，就成为超出个体、家族乃至巷道能够掌控的层面，并上升为国家治理与民间自治共同关心的问题。大概是2015年11月底的一个下午，因为在写作中涉及“大集体”时代三德范村的生产队分队办法与聚落形态关系的问题，笔者慕名去村庄新建的“陈家巷胡同博物馆”拜访陈家巷生产队队长王延训。当时，因为王延训老人搬动花盆闪了腰，只有一位刘姓老人值班。
今天三德范村的扮玩仍以表演门类繁多和表演特质鲜明而著称，这种“标志性文化”的建构是奠基在6000余名乡民和十条巷道“各自为政”的组织机制基础上的。在由逾万名观众和演员构成的场域中，如何保持忙而不乱或乱中有序，就成为超出个体、家族乃至巷道能够掌控的层面，并上升为国家治理与民间自治共同关心的问题。当然，乡民艺术的发展是一种由多元文化构成的体系，个体／集体、地方／国家在互构的历史过程中就充满了多种可能性和多种表述方式，这种变数直接影响了每一位生活主体的社会记忆。
大概是2015年11月底的一个下午，因为在写作中涉及“大集体”时代三德范村的生产队分队办法与聚落形态关系的问题，笔者慕名去村庄新建的“陈家巷胡同博物馆”拜访陈家巷生产队队长王延训。当时，因为王延训老人搬动花盆闪了腰，只有一位刘姓老人值班。一段寒暄之后，笔者将谈话引向有关生产队的话题。老人说起了自己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尤其是不同历史时期的个人遭遇。他认为，自己“地主家的狗崽子”的身份不仅直接影响了他的婚姻和家庭，甚至在“文革”前后很长一段时间，参与年节扮玩也会遭遇“靠边站的待遇”。换言之，集体时代给老人留下了挥之不去的烙痕，扮玩活动也给他留下了“被孤立”的社会记忆。与个体记忆相比，国家与地方的关系多维而繁复，兼之常会受制于社会转型时期“国家大势”的不确定性，权力主体和生活主体极易因时因地产生各种偶然因素，所以这种碰撞常会附加种种随机性策略，从而也让乡民艺术在过去百年间遭逢命运沉浮。以此类比，以口头叙事、仪式表演和地方性文献所代表的民间历史叙事与记忆表现出复杂多样的面孔就毫不例外了。(www.xing528.com)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