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当“官”的资格是什么，谁都可以当“官”吗？
张：那可不行，你得有威望，说话你得能压住阵，还得趁俩钱。20世纪40年代前就是说话“得管事的”土财主啊。自打1984年分了村，再“报官”就得是大队里一撮儿开会商量了。最后那年“报官”选的是张福茂。后来再就搞不起来了，年年光打雷，下不来雨了。
问：咱们村里有钱的不是挺多吗？这么多人怎么还选不出个“官”来？
张：不是那个事啊。[41]
平心而论，“报官”仪式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张家巷的“领头的”张烈民认为是时代不需要它了——这是村内的“能人”们在感慨一番世道人心“今不如昔”之后最常得出的结论。在田野调查中，几乎可以60岁为临界点，离这个年龄越近越把村落传统的历史断层归咎为“破四旧”或“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至于扮玩传统在当代的衰落，大部分人将其归咎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实际上，这些村民在意识到村落传统兴衰与国家社会密切相关的同时，又深受个人的身体实践所经受的具体时代的直接影响。有学者指出：“跨越不同的世代，不同系列的记忆经常以暗示性背景叙述的形式，互相遭遇。这样一来，不同辈分的人虽然以身共处于某一个特定场合，但他们可能会在精神和感情上保持绝缘，可以说，一代人的记忆不可挽回地锁闭在他们这一代人的身心之中。”[42]作为20世纪30年代初出生的村民，单象厚对“报官”仪式的记忆就与略小他几岁的村民有很大差别。在他的记忆里，“报官”仪式的衰落大致经历了20世纪40年代前后、1970年前后和1990年前后等三个历史时期。[43]其中，20世纪40年代前后是本书尤其注意的时间点。据单象厚老人回忆，1940年前后，无论是自己的亲身经历，还是听“老一辈人说起过”，三德范村的扮玩和“报官”仪式都应当是村落历史上的第一次中断：
1938年，日本鬼子占了村北头的袁家洼煤井，改名叫“善芳公司”。老祠堂那个时候就成了“办公处”了。全村当时分了24个“闾”，五家子叫一个“邻”。“闾”的领导叫“闾长”。那时候咱还是扮玩，日本人不管，咱也不去上他那里惹祸事儿。到了1940年冒头就不行了，咱们村里分了好几派，有本村的，有外村的。县上有县大队，村里还驻着王连仲、高松坡、翟毓蔚的部队，都带枪，谁也管不了谁。这个时候比闾长大的就是保长了。办公处最大的任务就是收粮食，上头就跟保长要，保长就跟闾长要，整天要粮食，你缴不上那就吊起来打。到了这个时候谁还扮玩，谁还报官啊，都不搞这些营生了。这是打我记事的第一回。
事实上，灾荒之年，盗匪蜂起。从地方志可以佐证的记载看，20世纪30年代开始，国家政权和地方政权异常多变，华北地区的农民非但不能在灾年得到赈灾救济，各级割据势力的盘剥加重了灾民的负担，以致尖锐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社会整体实际上处于失序的混乱状态。“章丘等处的矿山，济南等处的面粉、火柴、纺织等中国产业，多半停顿，失业工人多至数万。农村组织破坏，农民春耕无力，秋收无望，农民成千成万向城市乞食。”[44]三德范村因为人文、地理条件的特殊性，自然成为土匪、日伪、地方割据势力和进步力量争夺的要地。土匪刘黑七、张鸣九早在1927年、1928年就对以三德范村为半径的文祖地区有过大的袭扰，因此村内在20世纪20年代末就衍生出了民间政治与武装自卫组织“红枪会”“自卫团”“贫民会”等。这种遭遇在当时可以算得上是华北地区大部分乡村的一个缩影。当时，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为了提高赋税，国家政权对底层社会的控制越来越紧密。相对应地，农村基层政权的设置也一改明清时期的自治传统，闾、邻、保、甲的设置与“最大的任务就是收粮食”“缴不上那就吊起来打”的功能，充分说明了国家强制或半强制地利用民间力量而越来越突显国家在场的情景。
杜赞奇的研究则指出，1930年前后国家政权向华北农村延伸，这种延伸破坏了原有的权力文化网络，同时，“现代化政权的新型政治学说并未成功地找到一种使乡村领袖和国家政权合法化的传统文化网络的可行替代物”[45]。因此，一批基于传统力量的“赢利型经纪”取代了“保护型经纪”，一种带有暴力色彩的“以民治民”的策略成为这一阶段的重要特点。在三德范村，各派武装力量的冲突、较量在这个区域社会内部具有特殊战略和经济价值的大村体现得尤为明显。刨除天灾人祸造成的生计困难，“在这种环境下，传统村庄领袖不断地被赢利型经纪所代替，村民们称其为‘土豪’、‘无赖’或‘恶霸’。这批人无所不在，影响极坏，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政府不得不掀起打倒土豪的运动”[46]。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为了凑集活动经费还是出于维持集体行动的秩序考虑，扮玩活动及“报官”仪式骤然停止无疑具有现实的合理性和历史的必然性。或者说，建立在自治机制基础上并具有“治理”的象征意义的“报官”仪式的中断，其深层原因在于民间自治体系的结构性破坏。当然，从村落之外的角度观察，可以导致乡民艺术衰落的原因还有很多，许多现代观念都可以促使它在这一时段整体走向低迷。
乡人积习相沿，每届“元宵”恒醵钱作戏。范竹为具，而蒙之以纸，有若龙者，若马者，若麒麟者，若舟车者，更有肖形为虾蛤、鱼鳖诸水族者；而一班青年涂朱抹粉，扮作浪子荡妇，挈具盘旋，并演唱杂剧以助余兴，虽足粉饰太平，宣导和气，而男女蹀躞，星夜奔驰，良家子女因此流入荡途者往往有之。此风经教育界一再辟遏，近已渐衰矣。[47](www.xing528.com)
至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城市和现代化组织机制为引擎的市场经济导向覆盖了三德范村。市场经济深刻改变了三德范人的经济生活水平和社会生活方式。借助现代农业技术和包产到户的土地制度，以及城乡户籍管理制度的弹性改革，农村向城市释放了大量劳动力。例如，1993年因为计划生育政策的稳定和人口流动的增速，三德范村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首次出现了负增长，以后这一趋势不断扩大。村民源源不断地走出去，他们涌入城镇，带回财富、信息和观念。传统的农业生产模式和思想观念逐渐解体。到2000年前后，随着村办煤矿的枯竭和一批乡镇企业的破产，几乎所有的青壮年都开始选择进城打工，三德范村失去了成为那种经济意义上“超级村落”的机会。同时，处于社会快速转型期的三德范村及其日常生活发生了许多变化，如外出打工人员增多，“空巢老人”现象增加，宗族观念持续弱化，乡土人情随着人际交流的减少削弱，婚育观、人际关系以及人际沟通理念异化等。在这样一个庞大的村落，曾经十分容易形成共识的社会记忆更是产生了碎片化、个人化、代际化的倾向。在不知不觉间，乡土社会的那种“历史感”与新生代村民渐行渐远。当然，就三德范村“报官”仪式的衰落而言，其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国家与地方互动机制的新调适。
客观地说，年节扮玩自身就具备乡土文化创新的机制与传统。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生产大队解体，四个行政村成立，三德范办事处（管理区）和经济联社先后成立并合署办公。如上所述，它们是政府鉴于三德范乡村治理的特殊性，在集体化时代生产大队管治方式的基础上成立，同时又具备新时期特点的组织形式。事实上也是如此，尽管是基层政权的派驻机构，但是管理区的主要领导按照“习惯法”又不得不让生于斯、长于斯的人担任，这使得它上升到国家制度层面时，也渗透了“因其俗，简其礼”的传统礼治理念，其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释放了民间自治传统的活力。
20世纪90年代前后，章丘县、乡等上级领导部门经常组织“农民艺术节”，三德范村扮玩因为名气最大通常被邀请演出，所以无论是出于土生土长的情感，还是作为一项政治任务，年节扮玩都是历届管理区“一把手”十分重视的文化名片。换言之，在传统意义上由村民自组织运作的扮玩，在新时期出现了因缺失“报官”仪式，可能导致秩序混乱的问题。尽管国家与地方社会的“微政治”环境发生了时移势易，但无序的隐患已经在管理区的统筹、协调、指挥下得以解决。时至今日，各条巷道的组织者仍然经常被召集到管理区议事，他们不但可以在春节期间围绕公共文化活动对话，日常生活中还可以代表巷道围绕整个村庄的街道卫生、殡葬改革、村庄建设、儒学讲堂等村落发展问题商谈办法、征询意见、落实任务。2014年春节前，东道巷的组织者在扮玩协调会上提出恢复“报官”仪式并发出请时任管理区书记张江担任“官”的倡议。因为张江就任以来，村庄发生了积极变化，获得了村民们的衷心拥护，按照老传统可以在扮玩活动中以“官”的象征性身份“露露脸了”。但张江认为，无论是自身性格，还是自己公务员的身份都不合适，坚决推掉了担任“官”的邀请。最后，与会者们按照提名“报官”候选人的“不成文办法”，在经过前后几次认真讨论后，各条巷道还是未能达成一致，恢复“报官”的倡议自然也就搁置了下来。
“报官”仪式的复兴与衰落实际上反映的是围绕民间自治机制及其传统，国家与地方所表现出来的双向互动、灵活协调的关系。在传统社会时期，民族国家所建构的政治制度还没有剧烈地改变乡土社会的结构及其精神生活。此时，春节扮玩中“灯官”的设置及仪式的过程更多的是传统社会时期民间组织在寻求秩序稳定的策略时，人们对国家礼制结构及其权威的借用、模仿。尽管它是一种发生在村落社会的象征性表演，但这种表演又构建、演绎了作为整体的村落关于国家与地方关系的运行秩序。因此，乡民们要通过对国家科层化制度的象征模拟，为民间自治传统添加一种“化礼成俗”的合法性意义。“官”即“国家”或“礼治”的象征，“地方”就是“民”的缩影。正如有些学者对这类角色的观察和分析，晚清、20世纪初期真实的乡村治理格局，几乎是这种“灯官”叙事的情景再现。“地保或称地方，是清朝控制乡村的最基层工具，是官府在乡村中的耳目，在官府与乡村领袖之间起着沟通作用。村首事的出现，特别是设立村正副之后，地保的职权大为削弱，至民国时，他们大多转化为村役，并渐趋灭亡。”[48]
本村的夫役，称为“地方”。村中出了什么重要的事件，地方要负责的，这是他的重要职分。同时他还受村长、村副的支配，各种公事，他都要遵照村长所命令的去做。每次敛籍得来的粮食，他也可以分得一部分，代为工资。充地方者，家里都很穷，有钱的人不做这种村差的。村民视他同“衙役”一般的下贱。地方是不轻易更换的，民国以来，只有许连库、耿得才、许连生等3人。任期无定，更没有资格的限制，惟必须是本村的居民。[49]
20世纪70年代前后，年节扮玩活动逐渐中断。不过，即使是在集体化时代，三德范生产大队成立生产小队也必须遵循传统上以巷道为单元的组织机制。这从另一角度说明了贴近村落实际的民俗传统，其文化根基和结构性力量有多么深厚。与此同时，民间自治机制仅仅是潜伏在国家体制之下，并以其内在的合理性如“红白理事会”等中间形式继续服务民众。20世纪80年代乡民艺术的复兴是与国家体制对乡土社会管理的宽松基本同步的，乡村转而面临全球化时代的现代性问题的冲击。于是在三德范村，以管理区为代表的国家礼治和以扮玩为代表的民间自治，出现了一种在社会转型时期礼俗互动的良性运转，这使得双方度过了一段和谐时光。
值得注意的是，以三德范村为观察对象，无论是在集体化时代国家严密管理乡土生活秩序的时期，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家对乡村管理相对宽松的时期，总体而言，国家对乡村呈现出了借助民间自治机制进行多中心管理的现代化特征。例如，政府支持管理区由本村人担任主要领导，管理区则要经常召开由巷道“领头的”参与村落治理的各种会议，村庄卫生和殡葬改革也要借助各巷道“领头的”构成的“红白理事会”得以完成等。因此，从根本趋势上讲，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农村经济、政治体制的改革，国家意识形态对乡村管理的一度弱化，逐渐放下思想包袱的办事处走出了“何为我”“我何为”的身份迷茫。与此同时，国家制度与地方传统的良性互动，使得更名为管理区的办事处逐渐在村落治理的实践探索中寻到了一种礼俗互动的新模式，从而使得国家治理与民间自治传统之间逐渐走向了涵化与合流。换言之，三德范村以管理区采用礼俗逻辑协调村落发展的乡村治理实践，在“吾土吾民”的乡土“能人”的亲自操持下，借助国家赋予的权威和因地制宜的施政策略，较为融洽地以年节扮玩等文化实践的形式，逐步完成了国家、地方、民众等不同主体的多元一体化。最终，作为流动的传统，原本具有实际功能的扮玩之“报官”仪式，自然也就丧失了作为一种“民俗政治演艺”而存在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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