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一个村落在节庆期间组织秩序的视角观察，那么无论是人数众多的演出规模，还是令人眼花缭乱的演出内容，这支由十条巷道首尾相接的扮玩队伍都不是七零八落的“大杂烩”。恰恰相反，在三德范村民的集体记忆里，不但巷道之间很少因扮玩活动产生言语或肢体的冲突，缺乏训练的集体行动甚至能够在特定的时段严格地遵循时间、地点和次序的安排。具体说来，不但各条巷道之间在队伍行进问题上不会“撞车”，不同巷道还形成了“有自己拿手的节目”[31]的特点。村民们认为，不同巷道之间可以在表演文本上斗胜竞技但绝不能在肢体行动上产生冲突，因为这是“老规矩”。他们说：“今天某某巷道随随便便玩起了龙灯，这都是改革开放以后，少数人富起来了‘烧包’，乱了规矩。”
关于三德范村扮玩队伍的次序和秩序问题，张家巷的张烈民这样认为：
在过去，我们庄扮玩就很出名，有名的原因有两点：一是十条巷道出来后，大家敲起鼓来可以一个鼓点（指节奏一致），其他地方那是乱敲。二是说停能一起停，“唰”的一下几十面锣鼓一下能停下来……（问：为什么张家巷队伍排在最后？）因为张家巷的人最多，节目最多，“芯子”最好看。所以多少辈以来，我们压轴出场，并且是主动让着其他巷道。金家巷排第一，张家巷既是压轴又是压阵，这是老规矩。[32]
这种充满“文化自信”的解释当然不是事实的全部。更多细节证明，实现扮玩队伍统一组织、秩序井然，以及避免冲突的组织机制源于“报官”的仪式机制。1992年前后，复兴后的扮玩坚持了以“报官”来整合集体表演的民俗传统。正月初七八，在个别巷道忍不住敲锣打鼓筹备巷道内部扮玩活动的时候，十条巷道就会按照惯例各由本巷道一两位组织者在去年商议的地点聚集起来开会。20世纪50年代前大多在村民家，20世纪80年代后是在“联社”。十条巷道的组织者召开“关门会议”，主要有两个议程：首先是大家从巷道组织者内部推选出名号、身份称之为“地方”的一个人物，然后继续讨论，公推出全村扮玩的总指挥——“官”[33]。因此，真正所谓的“报官”实际上主要包含“选官”和“请官”两个程序，即从巷道组织者的集体会议中推选出“候选人”（官）并敦请此人就任的整个过程。这两个程序被统称为“报官”。
“官”的诞生必须经过十条巷道的“领头的”会商同意并履行“报官”的仪式，否则就不能获得全体村民的认可。但是，任何人想成为十条巷道公认的“官”起码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必须是三德范村的男性村民而且年龄、资历、威望能获得大多数村民的承认；二是拥有一定的家庭财富，可以拿出一笔不菲的钱款（“旧社会”是粮食）作为整个活动的备用资金和启动经费。如果以今天的币值计算，至少不低于3000元。“官”可以是由会议现场直接推选诞生，但这种情况极少。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前，“官”几乎全部是从会议现场以外不知情的村民中选举产生。鉴于能够就任“官”的苛刻条件，同时为了尽可能地多筹集点活动经费，“关门会议”常以差额选举的方式选出四或五位候选人，并且从当选概率最低的一位开始，按照概率由低到高的顺序进行邀请。这是因为，鉴于当选“官”的苛刻条件，在真正可以入选的“官”受邀之前，其他几位候选人基本会有“自知之明”的婉言拒绝，并为了证明自己不是因为“乐捐”问题而故作大方地捐赠一笔钱物。就这样，在向真正中意的候选人发出正式邀请前，整个组织机制就约定俗成地募集到了一笔启动经费。
在描述“选官”的过程时，村民们常会强调三德范村与其他村落的诸多不同。他们认为，其他村落的村民只要出资申请就可以直接当选，但三德范“选官”时，候选人“深孚众望”是当选的首要条件。根据多位乡民拼凑起来的记忆，整个“报官”仪式大致是这样一个场景：
（20世纪）50年代以前，年景好、收成好才会在扮玩时“报官”，年景不好就是“穷扮玩”，参加活动的乡民少，总人数不多，往往都是一小伙儿各玩各的，因此也不需要“报官”。年景好的时候，到了正月初七八，有的巷道就忍不住敲起锣鼓了。各条巷道“领头的”也坐不住了。他们按照去年的约定，经过简单的沟通后，每条巷道两位代表就会赶到玄帝阁旁边的老祠堂开会（20世纪80年代后是管理区、联社会议室）。会议的首要议程是推选“地方”和“官”的人选。“地方”的推选比较简单，只要他头脑灵活、嘴皮子溜、能跑腿，而且与即将选出的“官”没有矛盾就可以了。
“官”是大家讨论的主要议题。因为“官”既要有威望，还要家境殷实，本人还要愿意担当。这几个条件合并在一起，就经常会使讨论进入白热化的状态。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无论候选人有几个，“领头的”总能达成共识，甚至大家认可的人物不止一个。遇到这种“甜蜜的苦恼”，最终就要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选取意见最为一致的一位。这种“选官”的苦恼古今无不同，但是20世纪50年代前“多得不知道选谁好”和改革开放后“除了管理区书记，全村过过脑子都推不出一个来”形成了巨大反差。
“官”一旦被认定了，各条巷道就会敲锣打鼓拿着大红喜报到“官”的住处报喜。“地方”进门就高喊“大老爷，给你拜年了！”然后跪下磕头。一般一看这个阵势，这个人就不能再推辞了，“官”就是你的了。如果事先接到消息，还得提前准备好两个大红包给“地方”，按现在的话说，至少200块钱。然后根据自己家庭的经济情况，拿出一宗钱物作为活动的启动经费。从“报官”这天起，“地方”就得在“官”家里吃喝了，因为他要随时听候“官”的调遣。
从正月初八九上任，“官”都会坐在老祠堂或家里调度指挥。此时，各条巷道都在紧锣密鼓地筹备自己巷道的扮玩。跟今天通过“拜年”向胡同里的各类“能人”凑钱的形式不同，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之前，扮玩都是全村每家每户必须拿出一点钱物，是那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经济运作机制。[34]此时，根据“官”的指令，“地方”马不停蹄地穿梭在各条巷道，既要搜集、整理、汇报每条巷道的准备情况，更要及时地将“官”对扮玩具体节目的分类、数量、参演人数的要求传达给“领头的”。到了正月十四前，各条巷道的演出节目基本准备妥当，演出巡游的路线也在“官”的统一指挥下大致定局了。与今天围着村庄中心地带巴漏河上的桥进行巡演的路线不同，20世纪60年代的村庄，巴漏河上是没有桥的。传统意义上的巡游是在村庄内的胡同里穿梭，因此为了避免“撞车”，几千人集体行动的时间、地点、路线，以及聚散的方式都要由“官”统一调度。在老人们的记忆里，虽然没有印象深刻的处罚措施，但几乎没有巷道——无论是集体还是个人会出头违背“官”的指示。
与此同时，“官”可以在家里接受村民们以拜年的名义的祝贺行为。按照拜年礼仪，该鞠躬的鞠躬，该磕头的磕头，同龄人此时也得“小三辈”。激励村民们前来拜年的主要动力是“官”会按惯例拿出“礼物”招待大家，如至少给孩子每人一捧花生。到了正月十四这天，在“地方”“书办”“掌印”和其他村落有头脸的人物的簇拥下，“官”开始对演出过程进行巡视。按照人们对20世纪30年代的记忆，此时“官”反穿着皮袄，头戴着礼帽，眼戴着墨镜，手拿着一根文明棍。此时，他既不唱曲，也不说词儿。早前由箩筐或圈椅改制成的“轿子”变换成了骑马。“官”边走边看，随时对扮玩的演出情况进行评点，并对不满意的巷道做出一定的批评或处罚。扮玩前后三天，比较注重“官威官仪”，是“官”在整个活动里最为明显的特点。[35](www.xing528.com)
无论是出于加深民众对“官”在扮玩活动中职权的印象，抑或者要强调这种象征仪式与现实中的官僚具有同等的权威——传说章丘县正堂（县令）坐轿出门不小心遇到扮玩的“官”，也得让“官”先行一步，自己避道退让。这说明正堂在表示与民同乐的同时，也要在灯节期间显示对“民意”的尊重和认可。按照一些地方志的记载，有些地方的“灯官”甚至还拥有“断案”的权力：
上元赛神，比户悬灯。岁前立灯官阄。屠侩名于神前。拈之锁印后，一方之事皆所主。文书可达将军，揭示有官假法真之语。细事扑罚，惟意出必鸣金，市声肃然。官亦避道，开印之前夕，乃自匿去。[36]
与华北地区一些“灯官”叙事里“官”可以处置节日期间民事纠纷的权威不同，三德范村的“官”主要是维持、协调扮玩的组织和秩序问题。此外，彼时“官”身先士卒所捐纳的粮食或钱财，就成为在十条巷道各自凑钱做基础之外的“启动经费”和“公积金”，这是“报官”仪式体现严肃性和文化功能的基本原因。同时，“灯官”与另一个重要角色“地方”的组合，在某种程度上也很能映射出晚清以来乡村基层组织的权力结构关系。
李怀印认为，清初以后，国家用于地方控制的一套官方制度——包括基层社会治安方面的保甲制和税收方面的里甲制，始终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存在着因时制宜和因地制宜的情况。及至18世纪早期，保甲制和里甲制这类官方制度日趋式微，代之而起的是各种非正规做法。“在村一级或村之上，乃出现名目不一的半官方人员，承担以前保甲、里甲的职能。官方文献常称此类人员为乡保、地方、乡地、保正或地保……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研究者大都肯定，清代中后期的所谓地方、地保一类人物，均是由当地村社提名，再经县衙门任命，负责本地与地方治安、税收相关的事务。至于这些地方和地保是如何具体选拔和委任的，其详情便不得而知。对于他们与本地村社之间的关系，也是众说纷纭。”[37]杜赞奇则进一步指出，县衙吏役并不是沟通国家政权与乡村大众的唯一中介人。根据“满铁”调查资料以及“满铁”调查过的六个县的县志资料，杜赞奇绘制了其他各级机构及职员列表。
资料来源，［美］杜赞奇著，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1页。
“围绕‘地方’一职在连接国家与乡村社会的职能问题，学者们有不同的见解。老一辈学者如萧公权，认为‘地方’是乡村社会的代表。而新一代学者如约翰·瓦特（John Watt）等则认为地方并不代表乡村社会，也不是乡村利益的保护者，而是县衙之下由知县任命，并向知县负责的下层衙役。佐伯富则认为‘地方’有双重职责，他既是乡村社会的代表（但不是乡村社会的领袖），又是政府的联络员，他负责乡村中的修筑堤坝、赈济灾荒等集体事务，同时又充当政府最下层吏役。由于他是乡村社会的代表，所以最适合充任此职。”[38]杜赞奇认为，日本汉学家佐伯富对于“地方”角色的判断较为符合实际，而三德范村扮玩传统中的“报官”仪式也从侧面证实了这种观点。换言之，与乡民艺术场域中扮演的政治身份相似，“地方”是站在社区立场上沟通国家与乡土社会关系的代理人，属于杜赞奇所指称的“保护性经济组织”的重要成员。同在历史语境中实际承担的角色一样，在“报官”仪式中，“地方”充当了“灯官”与本地村社中介人的角色，乡村能人则避免自己抛头露面直接跟官府打交道。因此，由于“地方”只是个“吃力不讨好的职位”[39]，村社中的权势人物很少愿意充当此职，而是提名由普通村民担任，自己在幕后控制。“地方”实际上成了官府与地方“能人”之间的缓冲。
20世纪80年代扮玩复兴，“官”和“地方”仍然按传统服饰打扮——“地方”要穿夹袄，戴皮帽，“官”则戴礼帽，拿文明棍。这一时期的扮玩仍旧是从正月初七左右开始，但是与今天正月十三、正月十四、正月十五连演三天的情况不同，老传统中的扮玩活动主要集中在正月十四、正月十五、正月十六三天。因为正月十三俗称“杨公忌”，按惯例这一天需要避讳。其中正月十四这天，所有巷道在“官”的统一指挥下，或在村内走街串巷进行表演，或去镇、市驻地拜年、会演。或许是包括“通婚圈”在内的社会网络主要集中在村落内部，除了个别民间传说，三德范村实际上极少到外村流动演出。
“官”就任后主持的仪式活动主要体现在元宵节，因为正月十五是扮玩的“正日子”。这天，十条巷道的活动流程和出行秩序都由“官”全权决定，他派遣“地方”通知到每一条巷道。任何巷道接到“官”的指令都须无条件执行，不能有所违背。接近正午时，所有的演出队伍要按“官”的指示向玄帝阁西南方的广场汇集。上千人的队伍有条不紊地挤满了演出场地，广场正中搭起了高台供“官”落座，广场四周则挤满了村庄内外的观众。在村内“有点头脸”的人物的簇拥下，由“地方”开道，“官”上台落座。此刻，现场会有专人在“官”落座的同时点燃礼炮。礼炮响后，三德范人会自觉地保持一段时间的安静。对此，《三德范庄志》的主编张福经老人曾回忆：“这是三德范扮玩的绝活，也是村民们纪律严明的象征，没有听说哪个村子能做到像我们这样的整齐划一。”[40]按照惯例，全部演出队伍要依次从高台上的“官”面前走过，表示接受检阅。随后，在“官”的示意下整个队伍有条不紊地走街串巷，从而将元宵节的气氛推向最后的高潮。1992年秋天，章丘“撤县建市”，由办事处（管理区的前身）的主要领导张福经主持和倡议，经十条巷道的“领头的”一致讨论同意，年届退休的联社副书记张福茂披挂上阵担任“官”，并按照传统，由“地方”高举“锦屏府尹”的横幅，到城区参加了一场庆祝活动。1994年，三德范村的扮玩活动原本也计划组织一次“报官”，但因临近春节时，村内煤矿发生了安全事故并造成一名村民死亡，所以扮玩活动省略了“报官”仪式。
围绕“报官”的兴衰和功能问题，村民们在接受田野调查时大多表示：一方面，即使在扮玩盛行的时期，“报官”的仪式也并不是每年都要举行。“报官”的举办往往选择庄稼收成不错的年景，因为在此基础上才可以推选出既有财力又能深孚众望的“年度人物”。另一方面，三德范村的扮玩只有经过“报官”仪式，演出流程才算正式和完整。在对外交流和互访的过程中，“官”就可以凭借三德范人赋予的“权力”符号，以一种象征性的高贵身份出现在各种场合并彰显大村落的气派。因此，民间传说中关于扮玩队伍受邀请到外地演出或联谊时，故事的母题往往也是侧重讲述“县官”及其助手面临危机时的机智、大方和镇定等。
无论是出于维持集体行动的秩序角度，还是出于凑集演出经费的经济运作角度，“报官”仪式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在今天看来似乎都是无可替代的。那么，为什么“报官”仪式却又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衰落以致灭亡了呢？“报官”仪式衰亡之后又多次遭遇复兴的机会，但几次尝试之后还是没有得到恢复，在村落“能人”及其财富远超旧日的今天，阻碍仪式复兴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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