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正月初七或初八，三德范人就会以巷道为单元，各条胡同自发组织、筹措资金、整修道具、排练演员，准备在正月十四前后三天的春节扮玩里一鸣惊人。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十年间，大部分巷道的上场演员和准备服装、道具、化妆的妇女儿童加起来最多有1000余人。现在的演员人数逐年减少，但十条巷道的参与群众累计起来仍旧数量庞大。正月初七前后，各条巷道“领头的”就要筹备“捐款”。无论“领头的”有什么豪情壮志，凑齐“捐款”是扮玩活动顺利举行的经济基础和前提条件。
传统扮玩在经济运作方式上几乎是公益性和互惠性的，现在则在众筹和剩余资金的分配机制上开始出现市场化的苗头。与那些挨家挨户凑经费的社火表演不同，三德范村扮玩的经济运作主要是围绕“俗礼能人”“政治能人”“经济能人”展开的。因此，在这三个群体以外，各条巷道“领头的”的社会关系就成了他们较量各自魅力的重要因素。在20世纪80年代，正月初七八以后，几个“领头的”就会凑在一起，商议、设计出一个“拜年”名单。这个名单以自己所在的巷道为边界，巷道内部的居民从任联社或村两委的干部开始算起，逐渐从“政治能人”推敲到“经济能人”，最后但凡是有一技之长或家境不错的村民都会被列入其中。问题在于，“领头的”还要解决活动伊始的启动经费问题。启动经费的解决方式一般有两种：一是上年扮玩活动的结余，这需要各条巷道的“管账”做好交接；二是由“领头的”预先垫付大额启动经费，并带头捐出小额现金。所谓“大额”就是人均1000元左右，每条巷道少则两三位，多则五六位的“领头的”就会凑出四五千元启动经费，这样修补或添置当年亟须的道具的问题也就基本解决了。接下来，通过拜年活动获得资助后，“领头的”垫付的钱款还要从收入里扣除，这是获得各条巷道认可和尊重的惯例。随着核心团队及其追随者的大体成型，锣鼓声就会在胡同里响起，这既是为了广而告之、渲染气氛，更重要的是明确扮玩领导队伍，进一步招徕巷道内的村民。
从正月初十开始，每条巷道都会挑选出一支精练的小分队在“领头的”带领下外出拜年，拜年的目的是凑齐活动经费。所以小分队更具有象征意义，人数一般在20人左右，以竹马、旱船、秧歌和“胖头玩玩”等滑稽戏为主。重头戏高跷因为乘车远行不便，“芯子”因为是压箱底的保留节目，所以此时都不上场。在任的联社或村两委干部是村落的“政治能人”，他们优先被列入拜年的名单。随后是较为富裕的村民，他们大多居住在巷道内部，跟开设工厂、作坊、店铺的居民一样，他们也是“经济能人”的一种。无论给谁拜年，都由“领头的”亲自与之取得联系，确认拜访的时间、地点。因为人选是经过反复推敲的，所以在以登门或电话告知时，基本没有人会拒绝扮玩队伍的拜访行为。扮玩队伍的拜年时间不长，一般三五分钟“意思意思”就会结束。主人们往往笑脸相迎，给扮玩队伍少则两百、多则上千的拜年红包。在队伍表演时，主人们边寒暄边把红包塞到“领头的”手里。“领头的”随即高高举起钞票，大声喊道：“某店（某公司）某某某，捐钱多少元。”在一阵鞭炮声中，扮玩队伍徐徐离开，继续赶往下一拜访对象家。约在2010年之前，除了现金，扮玩队伍拜年时主人们还会给瓜子、香烟和糖块。近年来，随着经济观念的流行，其他副产品都被浓缩成了钞票。这种转换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也是拜年双方经济观念和生活观念“快节奏”的产物。同时，这种捐款或赠礼也给扮玩队伍在表演过程中采用“按劳分配”的激励机制奠定了经济基础。
三德范村2017年春节扮玩各巷道经费收支情况（单位：元）
资料来源，根据田野资料整理。
扮玩队伍拜年时也会遇到被拒绝的情况，这就意味着“不给面子”或“不够意思”，当面的拒绝几乎是要跟“领头的”绝交的表现。所以，拒绝各条胡同拜年的理由经常是“这几天有事，不在家”。最生硬的拒绝方式则是紧锁店铺大门，让来访者吃闭门羹。虽然在外人看来扮玩队伍拜年的路线和结构有些凌乱，村落内部却坚守着几条原则。首先，除了村两委和管理区，不同巷道之间一般不会串联其他巷道的“经济能人”。其次，同一个行政村的不同巷道的扮玩队伍可以同时或分别给所在行政村的村委会拜年。给村委会拜年拜的是“集体”，只能局限在村委会大院；给村委会成员拜年则无论男女，必须到对方住宅门口拜年。这种面向“政治能人”的拜年会坚持到对方退休或离任为止。再次，在坚持以上两条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才可以由“领头的”根据私人感情和人脉资源选择给不是本巷道的村民或领导拜年。此时整个扮玩队伍服从“领头的”全权调度，因为捐款多多益善。
在这样一个“礼物”流动过程中，巷道可以募集到活动所需的70%左右的钱款，同时在拜年过程中，也完成了巷道内部的交流、联谊功能。因为巷道之间户口人数的不同，每条巷道的收支总数多有差别。除去偶然因素，单个巷道在每年扮玩期间的收支状况大致在一万元[11]，但逐条巷道观察时会发现，彼此收支的情况差距很大，几乎找不到一个最大公约数。经费的支出主要是修补、更新服装和道具。所有开支中，道具的添置、维修，如“芯子”或抬杆的制作、维修费用最高。不过能否募集到足够的捐款现在已经不是组织者普遍担心的问题。面临城市化带来的人口流失和进城务工问题，个别人口户数较少的巷道如陈家巷、辛庄巷，“领头的”苦恼主要集中在“钱好办，几乎人人乐捐，可是现在老早就得出去打工，不好找人”等方面了。
2015年春节扮玩经济联合社对创新节目补助资金一览表
资料来源，根据田野资料整理。
2016年春节扮玩经济联合社对各巷道补助资金一览表
（续表）
资料来源，根据田野资料整理。(www.xing528.com)
经济联合社（管理区）近年也以“扶持资金”的名义给各条巷道一定的补助，在演出期间管理区会安排专职人员计算各条巷道出演的人次、扮玩节目的多少，特别是抬杆的架次。同时，为了激励各条巷道创新，能够演出新节目的巷道还会被授予“创新奖”。这样每条巷道最终在活动结束后会获得2000元到5000元不等的现金奖励。2014年，因为要争取入选各类“美丽乡村”“传统村落”一类的政府荣誉，各种社会应酬性质的扮玩活动平常也得举行。因此，管理区不得不以经济补助的形式来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例如，准备工作复杂且又极其费力的抬杆（“芯子”）就成了经济补助的重点对象之一。
2016年春节扮玩经济联合社对抬杆补助资金一览表
资料来源，根据访谈资料整理。
实际上，由政府拨款给予资助的情形可以追溯到2006年。这一年，由章丘市政府组织召集各乡镇的代表性扮玩节目，统一到市政府驻地进行表演，名曰“第一届民间艺术表演”。因为表演日是元宵节，为了激励群众的积极性，有关部门在之后的连续八年里，每年都会拨款一万元到一万八千元不等，给每个村落以经济资助。从这年起，三德范扮玩的标志性节目“芯子”的精华演出队伍都被抽调到了市区，村里边虽然仍旧敲敲打打，但节日气氛和集体活动的活力降低了许多。至2014年，坚持了八年的会演活动才暂时告一段落，由此，不用赶赴县城表演的三德范扮玩回到村里演出，这被乡民们普遍认为是三德范扮玩的“第二次复兴”。2006年之前，扮玩节目偶尔外出比赛或会演时，如果有村民被抽调，他们的积极性普遍都比较高，人们也从没有按劳分配“发补助和津贴”的意识，“管吃、管住还能见见世面”是很高的待遇。从2006年起，外出参加会演或比赛的活动不但在春节前后，日常生活中也越来越多，从此，村民们被管理区组织起来参加比赛或者会演活动逐渐就像打工似的成为常态……2006年5月，国家评比出台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两年后，三德范抬杆（“芯子”）被评为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得不说这种可以抛头露面的演出活动既考验了三德范扮玩的组织水平，又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旧有的组织模式。
经济意识增强且在节日生活中全面入侵的现象，在近几年的扮玩活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虽然通过众筹的方式凑集资金具有不固定性，单笔捐款数额也不大，但是集腋成裘，每条巷道一般每年的各项收入和结余也总在万元左右。活动经费从募集、入账到出纳、结算、保管，整个流程一般都由“领头的”集体商量后，指定专人管账。如上节里所讨论的那样，每条巷道无论在理论上还是现实中，“领头的”与“领头的”之间，或者“能人”与村民之间都会因各种原因产生领导队伍“分裂”或“独立”的情况。一般遇到这种情况，总是以新的“领头的”重新组织起一批人马，老一辈的“能人”淡出而结尾。在领导人更迭的同时，上一年度结余的“备用金”怎么办呢？冯昭宝就曾向笔者坦率地交流过这种担心。
问：如果几伙“领头的”闹矛盾，上次咱们谈到的那个“领头的”今年换人了，遇到这种情况怎么交接？怎么办呢？
冯：这不是说这个事嘛！这种矛盾很正常。比如说，今年扮玩剩下了一部分钱，富余的，放在我手里。明年扮玩，这个“领头的”身份被别人抢走了。他明年就肯定不上了。大部分是觉悟比较高的，没问题，正大光明的，我就交出来，交给新的一伙人，这样落一个清白，落一个好的名声。然后这新的一伙人，在“张榜”的时候必须给人家写上，就是去年转来多少钱。你交接了后，你好我好大家好，啥事也没有了。一般都是这种情况。[12]
一般情况之外自然有特殊情况。三德范某条巷道在2013年前后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无法调和的问题。时任村委委员的一位“政治能人”“张三”同时也是当年扮玩“领头的”之一。虽然他在“领头的”中并不是核心人物，但兼任村委委员的身份是他能赢得村民信任的主要原因。他在“领头的”中承担了财务保管的任务。因为巷道人口众多，当年捐款盈余就有4000多元。元宵节后赴县城参加民间艺术表演的拨款也由管理区发了下来。此时，“张三”是村委委员同时又是巷道的“领头的”之一，完全符合代表巷道“领钱”的要求。但从次年起，“张三”不再参加扮玩，并用一种“老赖”的姿态拒绝分发、转交累计8000元左右的结余款。“张三”的行为引起了巷道内外的公愤，但“张三”承担的最大后果也无非是村民们在道德层面上的腹诽和议论。
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各条巷道不但能募集到钱款，还会收到个人或企业另外赠送的香烟、瓜子、花生、糖块或茶叶等物品。这些物品演出时通常都会有专人保管，一般不会有人随意取用，在扮玩结束后由组织者统一分配。演出结束后分配糖块、瓜子和香烟是整个扮玩活动里最容易引发不满和矛盾的环节，这种不满一般只在此前分配演出角色时才偶尔存在。在扮玩活动中，有的村民连续参加了几场演出，但最后一天因故缺席，分糖时就会被“领头的”漏下，这肯定会引起当事人的愤怒。虽然糖块、瓜子、香烟并不值钱，但这种遗忘被认为是“不把自己放在心上”，相当于不给面子。在场的村民之间也会因此引发矛盾，很多村民都会表示一块儿分发瓜子或糖块，“一把抓得大，一把抓得小”“给这个小孩一把糖，给俺闺女才几块”的表现同样是“欺负人”。在村民们看来，这可不是什么“小心眼”“小农意识”在作怪。就像一位老人分析的：一伙彼此熟识的乡民闲坐拉呱，如果有人分发或谦让香烟时漏掉了一位在场的村民，那么这个人就把故意或无意漏掉的村民“得罪到家了”，因为这根香烟虽然不值钱，但是“明摆着不给面子”，这属于“礼数不周”的严重事件。
2008年前后，绝大部分巷道都不会在演出结束后向演员们分发现金。但近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巷道为了调动村民的积极性或避免分配物品时造成争执，也会在巷道内部实行一种达成共识的折合财物为现金的分配机制。分钱有两个原则：一是富余财物全部折合为现金，发现金的同时一般不再交叉分发糖块、瓜子和香烟等其他物品；二是分配的现金数额不大，远低于日常生活中的劳动报酬，每人每天分15元到20元不等。同时必须将剩余钱财的主要部分留为明年的备用金，并安排专人负责保管。相对而言，分配香烟、糖块和瓜子确实会因为不好掌握尺度而造成村民之间的摩擦，它们也在日益丰富的物质生活里越来越被人们认为“不稀罕了”。更多村民则认为：“现在是经济时代，分钱符合社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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