扮玩组织者与政治能人对年节活动的影响

每条巷道的扮玩组织者较为接近“领头的”这个民俗语汇。三德范村每条巷道的“领头的”一般为两或三人，多则五至六人。他们的诞生及其权威完全是从日常生活中积累的。在一定意义上，他们是巷道扮玩活动的“动员者”，而这种资格又几乎是在婚丧嫁娶等人生仪礼的操办中奠定的。每条巷道的“领头的”年龄大多在50岁上下，平均年龄在65岁左右——整体偏大的年龄结构也是他们根据人生经验主持或操办红白事的必要条件。扮玩“领头人”或“领头的”似乎更接近稍显平和的“能人”称谓，或者说“能人”这个群体构成了完整意义上的“领头的”。在通常意义上，“能人”的共同特征是识文断字，具有较高的辈分、德行、声望且熟悉各种民俗传统（现在则主要表现为对婚丧嫁娶，特别是葬礼）的操持礼仪。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在日常生活实践中仍然具备一部分“长老”“耆老”的文化功能。罗家德就曾指出：“就农村而言，社会精英即村中的能人，其比普通村民拥有更多的知识、经验、声望或关系资源，是村内影响力比较大的成员。”^[9]但与他在研究中对中国社会内部关系网络及某些乡村社区自组织运作的观察不同——乡民艺术活动的“领头的”在一个较为复杂的民间自治机制里不能简单地划分为政治、经济和社会等三种类型，因为不同类型的“领头的”，在村落文化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以及乡民艺术活动中承担的角色、发挥的作用还是有许多明显的差异。

从扮玩的组织机制与文化权力网络的结构性视野观察，在三德范村，从高到低依次分布着以下几种“能人”，即“政治能人”“俗礼能人”“社会能人”“艺术能人”“经济能人”。特别指出的是，具体到每一条巷道时，“政治能人”不在扮玩组织里发挥具体的效能，“经济能人”更处于附属地位，巷道内部的组织机制主要是靠“俗礼能人”和“艺术能人”实现的。不过从文化根性上讲，所有“能人”的优势与局限，无不出自这片乡土及其文化传统的浸染，这是我们在强调当前国家力量发挥建构作用时尤其要注意的地方。

1．“政治能人”。在三德范村，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后，以专门政治组织形式所体现的形态是管理区和村两委。扮玩活动中的“政治能人”较为集中地体现在管理区主要领导身上，各行政村村两委在扮玩活动中发挥的作用很小。管理区是以权威身份直接联系、协调和统筹“一街十巷”的中枢神经。管理区在扮玩协调指挥的一线，走在台前的是工作人员冯昭宝。元宵节演出前后，无论是为几十个巷道“领头的”开会强调秩序，还是手持高音喇叭调度几千人的扮玩队伍，冯昭宝的号召力主要建立在两个方面——就自身条件而言，他青年时代参军，退伍后先后在村委会和联社工作，自称是一位“吃了30年公家饭的农民”。因为年轻时形象、气质、书法水平和演讲能力不错，他入伍不久就被选拔进了部队机关。复员后，冯昭宝延续并保持了军人的一些良好习惯，如注重仪表、穿着，爱干净，做事雷厉风行，思路清晰，表达能力突出，这是冯昭宝能受管理区主要领导委托，在指挥、协调工作任务之外，还能在现场应付各路记者和处理突发情况的重要原因。从外部因素看，他本人受管理区党总支书记的委托，代表整个派驻机构全权处理具体活动的场面调度，无论是在年节还是日常，所有与扮玩有关的应酬性演出活动都由他担任领队。生于村落、长于村落，特别是比同龄人的“辈分大”，这种对村落内部知识和管理的连续性及内生性经验是他在组织管理中得心应手的自然条件。此外，从近两年管理区根据演出水准和规模为各条巷道的扮玩采取评价机制和现金奖励后，由冯昭宝具体执行“评价标准”——这也是他在各条巷道协调组织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冯昭宝的直接上级是管理区党总支书记，纵向联系的主要对象是村两委。不过，管理区党总支书记按照村落传统和身份要求，在扮玩活动中更多采取的是“抓大放小”的原则。严格说来，管理区党总支书记在大部分时间里才是以“看不见的手”来调控整个扮玩活动的总导演，他同时也是在政治层面调节扮玩活动走向的决策者。

三德范四个行政村的村两委主要干部都在40岁上下，因为村级财政紧张，村集体只能给每条巷道拿出100元或200元不等的“拜年红包”。谁在任，扮玩队伍就会去谁家登门拜年，当然拜年的对象以村两委的男性成员为主。综合以上因素，每条巷道的“领头的”更多的是与村两委的干部们保持礼貌性的态度，管理区及其执政者则是可以起到实质性影响的决策人。在扮玩活动全程，乡民们与村委会只维持一种较低层次的礼尚往来关系。在政治层面，对活动组织运作产生各种影响的实际上主要来自管理区的“领头的”，如以冯昭宝为代表的“政治能人”。

2．“俗礼能人”。“俗礼能人”一般是每条巷道各种民俗活动的“仪式专家”，也是构成各巷道扮玩的核心人物。在日常生活中，“俗礼能人”通过对巷道内居民家庭俗礼活动的操持来树立威望、凝聚人心和建立邻里感情，积攒“人情、面子”。他们的辈分、年龄、德行一般都比较高，即使在同龄人中也多被尊称为“叔”“伯”或“爷爷”。除了年龄、辈分、德行等因素，拥有某种民俗或文艺技能也是“俗礼能人”不可或缺的因素。三德范张家巷扮玩“领头的”张烈民、李景兴就是一对很好的“俗礼能人”式的搭档。他们年纪相仿，都在65岁左右。张烈民性格耿直，脾气火爆，争论问题时喜欢仗义执言，不给对方留什么情面。张烈民的这些缺点虽然产生了很多矛盾，但因秉性耿直，胸怀坦荡，反而在人情交往中树敌不多，被视为张家巷“老一辈人”的核心人物。此外，“俗礼能人”是张烈民树立个人威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他年轻时走南闯北，能多快好省地做一席红白宴。他既可以根据主家的情况处理特殊事件，又能根据主家的难言之隐节省食材。这种“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技能使得张家巷的邻居们无不欠他些“人情”。李景兴在扮玩活动中的主要特长是处理各种“技术问题”，如服装、道具、化妆和演员训练等。这也与他个人年轻时喜欢画画、写字和唱几句地方戏有关。他的性格内敛含蓄，这样就与张烈民形成互补，组成了一对得力搭档。实际上，每条巷道的“领头的”几乎都有类似的情况，兼之民俗仪礼的操持过程本身就具有对个人品德优胜劣汰的机制，所以真正可以纳入“俗礼能人”系列的人物大多很受邻里们的尊重。这些能人是扮玩活动中的中坚力量。

3．“社会能人”。“社会能人”是基本脱离农业劳动，退休前大多是工人或教师身份，从而具有特殊社会地位的一类人群的总称。他们在扮玩活动中一般担任参谋者的角色。在管理区、村两委、镇政府或小学、初中等组织中带有官方、半官方背景的退休人员是“社会能人”的代表。他们往往年轻时因忙于公务疏于对扮玩活动的直接参与，而退休前积攒的人望和退休后多少不等的退休金、养老金是他们热心参与、组织扮玩的心理基础和社会保障。辛庄巷“领头的”之一赵介平是其中的代表。他生于1949年，专科文化，先后在本村担任小学和中学教师。因为族群关系复杂，辛庄巷曾有一段时间是村里唯一的中断扮玩的巷道。赵介平退休后，先后主持续修了《赵氏家谱》，并率先倡导、组织和恢复了辛庄巷的扮玩活动。作为退休教师，村庄内外桃李遍天下的群众基础，是赵介平以“社会能人”身份发挥“领头的”作用的重要原因。(www.xing528.com)

4．“艺术能人”。“艺术能人”是三德范年节扮玩中最为活跃的群众力量。村内有一拨“艺术能人”，他们纯粹从“玩”的角度爱好地方戏、武术、广场舞、书法、绘画、葫芦雕刻或根雕等活动。每年扮玩节目的新创意、新体裁，乃至试验、制作、宣传都是由他们带动。这些“艺术能人”的住宅分布和年龄结构没有十分明显的规律，整体上年轻人偏重于根雕、葫芦雕刻和绘画，老年人则侧重于地方戏或书法。张家巷的村民张烈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刚过不惑之年，但他在张氏家族中辈分较高，属于同龄人中的“叔伯”辈。除了侍弄庄稼，张烈才还以养殖业见长，是远近闻名的“养猪大户”。他还酷爱书法、根雕、石刻和木工，几乎是一个民间手艺方面的全才。这种喜爱“艺术活动”的特质大概也造就了他比较敏感，对待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参与性和自尊心很强的性格。因为张家巷人口繁多，住宅区逐渐分裂为新、旧两个相距较远的片区。几次组织扮玩的人事矛盾，特别是新生代、少壮派独当一面的欲望，使得张烈才最终联合少壮派从张家巷分裂了出去，自立门户，打破了村史上只有“领头的”更迭，但各条胡同只有一支队伍的惯例。

5．“经济能人”。“经济能人”一般是扮玩活动的主要资助者，还是“俗礼能人”们主要拉拢的对象。“经济能人”在扮玩活动中是听起来极其重要，但现实生活中没有特殊地位的一类群体。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因为创办企业、商店、作坊或店铺处于财富的上游。年节扮玩期间，每条巷道扮玩拜年时的主要对象就是这些“经济能人”，他们是每条巷道扮玩的“财神爷”。但是因为扮玩活动的花费较为巨大，按照惯例，大部分“经济能人”拜年时多则给一两千元，少则给一两百元的“红包”对扮玩活动来说的确是杯水车薪，因此，真正意义上的“经济能人”更多还是助益于自己的家庭，他们对年节扮玩活动的经济支持并不起决定作用。同时，因为扮玩活动自身具有众筹的传统，即使是财富十分雄厚的“经济能人”，除非有出任“报官”仪式“灯官”这一荣誉的机会，否则也不会以垄断的姿态给自己所在的巷道绝对支持。因为这既不符合惯例，更容易留下“财大气粗”的负面评价。

总体而言，尽管以上五种“能人”的社会地位和文化功能不同，但他们都是年节扮玩活动不可或缺的部分。“政治能人”以“看不见的手”调控扮玩的节奏和走向，并从乡村治理的角度灵活调适这项活动的民俗政治功能。“俗礼能人”则是自组织机制运转的核心力量。在日常生活中，他们是民俗传统的“仪式专家”。出于地缘荣誉、社会地位或公益精神，他们不但常常在危急关头自觉地承担、垫付活动所需的经济费用，而且往往站在乡村伦理道德的高处，受苦在前，得益在后。在很多情况下，“俗礼能人”的号召力实际是在日常生活中积累起来的人情、面子的一种厚积薄发。最后，“艺术能人”和“经济能人”则是扮玩活动的活跃分子，他们从精神、物质层面使得扮玩的组织机制充满了创造、再造、重塑的变数。最终，这种建立在地缘、血缘、趣缘等组织基础上的，且由社会文化权力网络编织起来的文化合力，共同促成了这个超级村落的集体行动过程。

相对而言，在这五种“能人”类型内外，还叠加着一类若隐若现的“领头的”，那就是各条巷道里的女性人物。近年来，以三德范村中青年妇女为主体，许多妇女开始从附庸地位走向了组织者、“领头的”的角色。在日常生活中，妇女们对文艺活动的热情主要表现为广场舞。据村民回忆，2010年前后是三德范村广场舞活动的高峰期。当时，在三德范村的巷道口和开阔地带，最多时有十二三支广场舞队伍。舞蹈水平的高低，音响设备的所有权，以及投入热情的程度是能否成为广场舞“领头的”主要因素。流行既意味着大众化和通俗化，也意味着会像四时之风那样转瞬即逝。五六年过后，十几支队伍陆续解散，最终只剩下玄帝阁西侧广场上的两支队伍。尽管如此，这两支队伍也有两个“领头的”。与上述五种可以直接影响扮玩活动的“领头的”不同，这些人以巷道为基础，最后延伸到村委会、管理区这样一个村落层级结构中。但广场舞兼收并蓄，个人兴趣、离家较近是加入广场舞队伍的影响因素，因此其成员驳杂，不拘于哪条巷道。当然也有例外，三德范西村的广场舞场地毗邻理发店，年轻干练的女店主结合个人的文艺爱好，经营起了被认为全村舞蹈水平和颜值最高的一支舞蹈队。从2017年春节起，她们破天荒地加入扮玩队伍，边走边跳，以相对统一的步伐、动作、着装和靓丽的扇子舞成为当年扮玩活动中一道最受人瞩目的风景。

要言之，三德范村扮玩的组织机制同样说明，“中国能人在维系自组织稳定发展中遵循人情法则。在维系私人道德、熟人关系事务领域，一定的正式规则固然仍需制定，但人情法则却显现出极强的适用性和实用性”^[10]。但是，建立在差序格局基础上的人情关系和社会网络，实际上还连通着中国乡村整体的生活文化和公共领域。三德范村的扮玩组织机制说明，当单一家庭或松散宗族的组合不能满足公共空间的文化需要时，“领头的”／村落“能人”这种立足于民俗生活基础上的组织与代表机制，不但能呼应国家垂射到乡村的一整套权力文化体系，而且又能以润物无声的姿态串联起村落方方面面的有生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