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中三德范村的年节生活

一般认为，社会变革的复杂性会使得乡民艺术很难有较为完整的传承序列感。章丘地区曾经十分普遍的年节扮玩，就只有极少数乡村能够将其涵纳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并使其成为具有周期性制度的村落传统。但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和文化自信意识的赓扬，一波又一波的“民俗热”又反复验证了艺术民俗的社会基础和文化根性。这些现象说明，包括乡民艺术在内的民俗传统，绝不仅仅是村落语境下乡民们自娱自乐的封闭行为，它们与国家意志和行政力量存在着一种复杂而深厚的共生关系。

那么，站在国家立场，为什么需要对乡民艺术，特别是那些被民众生活实践广泛接受的集体性结社、展演活动保持着高度关注呢？如上所述，在传统社会时期，乡民艺术活动所释放出来的个性解放与集体狂欢的特质首先有碍“社会风化”；在传统社会末期或社会动荡时期，建立在血缘、地缘、业缘和趣缘基础上的乡民艺术活动，其组织机制所引发的鼓动性几乎可以被视为一种准军事力量——有相当数量的乡民艺术活动就带有军事操演的痕迹；在社会相对稳定、思想渐趋开放的和平年代，群众聚集活动以及“乌合之众”所呈现的“无序”现象，显然又是一种“公共安全责任”。当然，国家与地方围绕集体行动及其秩序的强调，更多时候还杂糅着对以上几种因素的综合考量。因此，理解乡民艺术活动在组织机制层面可能产生的社会效应，是我们将其与民间自治传统的分析有机结合起来的窗口。

那么，从乡土本位及其生活主体的角度出发，乡民艺术及其仪式制度的消亡又有什么规律呢？从共时性的视角出发，许多类型相似的乡民艺术活动，在领头人物、经费筹措和表演文本等方面经常可以维系一种较为稳定的模式。但随着社会体制的转型和官民结构、意识形态的与时俱进，在文本的稳定性问题上则常会出现流变、异化现象。但是，文本的变化并不意味着结构的消解，更多时候，是以一种静水流深的姿态融合到更加广阔的乡土日常生活中。(www.xing528.com)

在三德范村，年节扮玩是一个具有文化政治实践行为的场域。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政策要求，到县区政府及行政主脑的关心支持，再到派驻机构管理区的幕后主导，最后到各个行政村和巷道、胡同类似“夸富宴”精神的竞赛组织——扮玩以其广泛的社会关注度、实质性的政策支持和参与性的身心体验，不但调动起了政府部门的热情，而且激活、巩固了三德范人的村落认同感和归属感。在凝聚社会方面，通过扮玩活动，这个特殊的大自然村在一套自我治理、规束和统筹的自治精神下，呈现出了富有鲜明村落个性的生活秩序。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政治与民俗传统、政策导向与自治机制，这些礼俗关系并非一目了然。它们既在村落社会内外交错互渗，又经常在复杂的纠缠互动中孕育着新变化。因此，如何厘清这种复杂深厚的同生共存关系，是我们理解本书议题的关键所在。本章即以对三德范村春节扮玩表演文本的深描为立足点，主要偏重于对其象征仪式“报官”在组织机制与仪式变迁方面进行考察。我们大致会发现，作为一种流动的传统，原本具有实际文化功能的象征性仪式“报官”，在民间自治传统完成了现代转换以后，自然也就丧失了它曾经存在的理由和意义。同时，三德范村的乡民艺术表演及其所交织的自治机制再次说明，民间自治传统不仅没有成为现代化的障碍或随着社会变革而消失，反而以礼俗互动的姿态成为新时期建构国家和地方关系最可借用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