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松散的宗族组织，三德范村无论在传统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组织和完成公共事务的基本单元是巷道，这种情况在章丘地区十分罕见。例如，以三德范村北的文祖街道做比较，将文祖街道作为一个大自然村，村内也有类似三德范村的各种以姓氏、地理方位命名的胡同名称，但文祖村的巷道只是地理方位的名称，并不对村落内部的公共事务产生实质性的功能影响。反观三德范村，据说，从建村之日起，村民们就按家族迁徙的先后次序分别住在十条巷道中。每条巷道居民的姓氏、家族都不统一，只看姓氏冠名的巷道名称也不能确定该姓户数的多少。[49]从巷道的地理分布上看，以处于村落南北中轴线位置的玄帝阁为坐标，从东南起依次有东沟巷、辛庄巷、单家巷、张家巷、太平街、西道巷、东道巷、金家巷、陈家巷、齐家巷、大街等，这就构成了老百姓俗称的“一街十巷”的村落框架和结构布局。
假如在日常生活中，三德范村的张三、李四因为庄大姓多互不认识，那么双方见面时建立感情的搭讪一定不会是先问姓名或宗亲，最精确、直接和常见的开场白是“你是哪个巷道的？”或“你是哪根胡同的？”“巷道”或“胡同”的含义并无不同，在日常交流中也是随意使用。与周边同样有类似街巷名称或布局的村落不同，三德范的巷道是作为村民生活实体而存在的，也就是所谓的“一根胡同一伙人”，它本身具备日常生活实践和作为集体行动组织单元的功能。以辛庄巷为例，巷内赵姓居多，宋姓次之，其他王、冯、李姓等总共有450多人。除了主要关涉家庭内部的诸如“升学酒”“过寿酒”“温锅酒”等交往活动，从生产到生活，具有公共或互助意义的突发事件按惯例都是在巷道内部进行回应和解决的，巷道内部的不同姓氏或族家一视同仁。在日常生活中，如果邻里之间出现纠纷，族家发生矛盾，或者婚丧嫁娶，许多巷道首选的办法还是由德高望重的老人组成“领头的”来商议处理。这种习惯不是一天养成的，许多分家文书、过继文书都在显眼位置上大写着“街谊”二字，这也从侧面说明这种传统的渊源和悠久。辛庄巷至今保存的一份撰写于1928年的过继文书说明了胡同、邻里关系发挥着某种舆论监督的作用：
立主祭人赵某某、赵某某：
为叔父凤崮生时有一子名叫齐子，不幸早亡。今叔父寿终尚缺子嗣，故邀请街谊、族人同议，将某某膝下乙子过继于齐子身下，祀祭日后乙子承祧为嗣。其田产祖业均归于乙子承祧，外弟侄不得争祧。此系各家情愿，并无异说。恐后无凭据，立券书为证。
街谊：李某钧，族人：赵某某、赵某某。中华民国十七年（1928）季春
在日常生活中，“某人是哪条巷道‘领头的’”非常重要，它强调的是一位在巷道内部能够起组织、领导作用的人物。“领头的”一般具备以下品质：守礼、德行、公益。“领头的”完全是在日常生活以及胡同集体活动的磨合中自然形成的，与宗族势力没有直接关系，也没有特别的任命、交接仪式。在年节期间，每条胡同复杂的扮玩活动当然也是由各条巷道的“领头的”领衔组织和统筹协调的。各条胡同都有自己的红白理事会，“领头的”虽然不一定与红白理事会成员完全重合，但十之八九都叠加了这两种身份。所以在集体动员的意义上，在德高望重的“领头的”的主持下，巷道及组织机制常常能勾连起乡民们在“常”与“非常”时期的族群生活。“领头的”一般以中老年人为主，且一旦在生活实践中脱颖而出，这种公益人物的身份往往会纵贯一生。当然也有例外，如三德范村西道巷的扮玩队伍，早年就曾发生过多次龃龉，最终引起了人们对“领头的”的怀疑。随着“领头的”的德行、作风问题被质疑，最终胡同内的一批少壮派另起炉灶，打破了“长老统治”的局面，破天荒地成为扮玩“领头的”。这种新老交替的过程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几乎不会在肢体、语言上发生冲突。但公道自在人心，有些老百姓议论说：“‘领头的’要靠自己的德行让胡同里的老少爷们信任，能聚住人心。人心散了，队伍也就不好带了。”
三德范村的村民认为，本村以巷道作为日常乃至节日生活的组织单元是一种特殊现象。老百姓当然很难解释祖先们按照巷道居住、生活和形成一种组织方式的真正原因。从巷道名称、姓氏、人口分布以及各家族谱记载的情况看，明、清时代从各地迁徙而至的移民，首先选择的应该是“聚族而居”的生活模式。例如，张氏家族主要聚居在张家巷，陈氏家族主要聚居在陈家巷，单氏家族主要聚居在单家巷。从对民间文献的分析看，村落的结构和组织方式在历史上与巷道内部的宗族迁徙活动密切相关。如《齐氏族谱》记载：“齐氏始祖自冀州枣强迁居历邑县城东北之托寨。至第九世藻、修二祖又自小埠迁居三德范阁里东胡同。”[50]“阁”指玄帝阁，“阁里东胡同”即后来的齐家巷。也就是说，从族谱记载的“阁里东胡同”到“齐家巷”两个名称的转变过程，实际上也是齐氏家族迁徙、定居并分裂、增长的过程。这大概是所有家族在三德范村落户、定居以及自然增长的一个缩影。杜赞奇在分析20世纪40年代华北村落的社会问题时也发现了类似现象：“（华北乡村）为了便于治理并从事其他公益活动，一个村庄往往分成几个居住相邻的地缘集团。在寺北柴、侯家营、后夏寨以及其他许多留有资料的村庄，人们往往聚族而居，故‘血缘团体’与‘地缘团体’基本重合……换句话说，血缘划分与政治领域相重合。”[51]同时，他还发现“村民们确实有意识地选择这种街坊形式，他们不仅力求同族聚居，甚至希望同族土地连在一块。当然，后者很难达到”。问题在于，在年代上限方面，杜赞奇的推论建立在村落内部的宗族“同姓同宗”并且人口流动和迁徙情况较小的20世纪40年代，随后近百余年间，华北村落无论是聚落形态还是组织形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般认为，随着人口规模的扩大，不同家族之间聚落的分化是其最显著的特征。虽然每个家族聚落的村民都对各自的聚落空间有较强的地缘认同意识，但聚落之间的边界已由界限分明变得杂糅、模糊。[52]三德范村同样面临20世纪60年代以后人口急剧增长、聚落扩大以及人均耕地面积缩小的问题。与杜赞奇的结论有所不同，三德范巷道内部的代表人物并不一定是主姓（大姓）家族的“能人”。此外，人口规模的扩大虽然也造成了聚落形式的改变（如老旧街巷的空心化、荒芜化现象），但居住地点、民居样式的改变往往是人们随着社会变迁而主动选择的结果，人口自然增长显然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在三德范村，政治和经济因素不但没有改变巷道的组织结构，而且土地与农民的依附关系，往往也与巷道一起实现了“整体迁徙”，而不是像其他村落那样，每次土地改革或者抓阄分地都会导致原有结构的大变革。那这又是什么原因呢？(www.xing528.com)
从1946年村内第一次实行土地改革，到1955年初级农业合作社成立后土地开始集体化耕种——人民公社时期，地权随着公社体制的演变而变化，最终形成“三级所有，（生产）队为基础”的集体土地所有制。随着农田水利设施的完善，三德范村的人口和耕地面积总体呈现了上升、扩大的趋势。1960年至1970年，村内人口平均每年出生117人[53]，激增的人口在20世纪80年代迎来婚配、生育的高峰期。在人口不断增加的同时，由于集体化时代实行严格的宅基地审批政策，不少巷道一家四五口人挤在三间小屋里，几户家庭聚族而居，饭屋同用、栏圈共用的现象十分普遍。1980年后，随着行政村分立和宅基地政策的放松，各条巷道的户主只要向村委会申请就可轻松批得住宅用地。一般意义上，宅基地的迁移和扩大首先会随着民居兴建，造成庄域建筑空间的打破重组。三德范村就出现了原居住区闲置倒塌、老街失修破旧的现象。时至今日，从田野间远远地望向村落，哪里有成片的绿色，哪里就是老巷。乡民们因为分家、产权和旧宅面积的逼仄，往往会放弃老宅将新居改建别处。那么，改革开放以来，这种迁居、扩建现象是否冲击了原本建立在地缘基础上的巷道组织和居住结构呢？答案是否定的。从20世纪50年代的高级农业社，到人民公社时代，再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三德范村以巷道为组织单元的居住形式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换言之，不仅集体化时代生产队对土地的分包制，甚至后来国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生产大队和“村两委”都遵循了依照巷道传统划拨耕地、分产到户的制度。当然，三德范东、西、南、北四个行政村的区划设置也是如此，每个行政村都是按相邻模块，以完整覆盖几条巷道的原则分村而治。巷道在时空变化后实现了“异地重建”，各条胡同和原先土地的关系也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故此，进入新时期以来，尽管随着社会的转型，造成了村落人口流失和村庄衰败的现象，巷道作为乡民生产、生活自治单元的体系却顽强地保留了下来。从20世纪40年代末庄域面积不足千亩，到20世纪90年代中叶扩大为2400多亩，“膨胀”的新村在原有组织单元的基础上最终实现了“整体迁徙”。村民们回忆，甚至是在人民公社时代，三德范村的巷道也是无法动摇的组织单元。近几年，随着青年人进城买房的热潮，村内的新建住宅越来越少。人们认为，固有的巷道将来更不可能发生改变了：
我们庄前后分了3次生产队，最多的时候分过44个生产队。分再多生产队也是以巷道为基础，比如，我们辛庄巷当时200多口人分成2个生产队。后来解散生产队，划了4个行政村，但老百姓分不清那么多生产队，还是“认巷道”。为什么非得按巷道？不按不行，你就说婚丧嫁娶这些事各按各的来多少辈子了，打乱了顺序没法治。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哪个干部也不能拗着来。[54]
在三德范村，一个人即使在大部分时间足不出户，巷道内部自足的组织机制也可以使其无须劳心地处理完自己生老病死的人生旅程。而且像绝大多数鲁中地区的村落一样，日常生活里的三德范村平和、安静，几乎很难有什么特别的事件发生。很多村民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人际关系随着家庭收入的增长，家庭生活也出现了波澜不惊的总体状态。男人和女人的生活不再是围着土地或锅台转，一年中的忙闲节奏也变得越来越温和，除了丘陵地块需要多下点功夫，那种热火朝天、夏耕秋收的景象早已被快节奏的机械化生产代替了。于是，日常生活中的家庭、巷道和村落更多的是呈现了一种分散、平淡和疏离的状态：
（20世纪）80年代刚开始，家庭关系不如过去挣工分的时候好。当物质条件，特别是刚开始富，但不像现在这么富的时候激发的矛盾比较多。为什么呢？以前都过穷日子，没思没想的，矛盾就比较少。可是老百姓穷日子过惯了，一分钱都会看得很重，所以刚富裕起来的时候，老百姓会因为一点点的钱就争得面红耳赤。这个争执在分家、分东西的时候最明显。现在这个阶段实际上比那个时候要好得多。因为现在对小钱、小东西大家没有以前那么在乎了。过去我穿着公安服到处解决问题，因为鸡毛蒜皮的事儿，滴水、地头、分家不均等，那时候就是不挣钱，经济看得很重的原因。现在经济都宽裕了，有见识了，也就没有这些矛盾了。[55]
值得注意的是，三德范人却认为日常生活里这种“散”的状态并没有造成村落的离心或出现认同的危机，而且事实上还恰恰相反：
你别看俺们村北面的文祖村也是分巷道，也有好几个村，但是人家的巷道和城里的街道一样，该怎么划分怎么划分，和我们“一个巷道一伙人”不一样。他们这些村也不团结。别看我们庄大人多，出了庄可是出了名的团结。谁要是惹着三德范人，别管认识不认识，只要是本村的都会一起向前（帮忙）。[56]
三德范人总是表现出一致对外、团结互助的精神。换言之，在日常生活里呈现“散”的状态的三德范人，在遇到“事儿”时却表现出十分强烈的村落认同感，并能在短时间内调配出强烈的集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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