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心而论，对于20世纪80年代初这种转型、动荡、迷茫时期的宏大社会背景，普通乡民并没有太多清晰的了解和认识，但是“大集体”及其转折时代给人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这种融入到血液里的记忆影响了当时每一位处在历史现场的乡民。80多岁的冯兰贵是一个在附近煤井“下了一辈子窑”的老农民，几乎没有读过什么书。他对于“大集体”和“后集体”的记忆几乎代表了笔者访谈时了解到的大多数同龄乡民的态度。
问：咱村里“文革”以后什么时候又重新办了扮玩？
冯：32年了。
问：到现在为止32年啊？
冯：嗯，就是分村前后吧。为什么我记着32年呢，我那小孙子今年33岁，他生人那年开始扮玩的，我还大冷天的抱着他出去瞧瞧去。我那孙子今年虚岁33了。
问：咱们分成四个村是什么时候的事？
冯：先是共产党员过来的时候分的村，分了村、入社以后又集中起来成立了高级社。
问：是不是1949年之后先分了村，分了村以后又合起来了。
冯：这个1952年是互助组，1953年是统购统销，1954年初级社，集体种的麦子，俺就是1954年集体种的麦子，1955年秋后就大集体种麦子了，1956年就成公社了，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1958年开始吃食堂，吃了三四年吧，吃到1961年。
问：对，1958年人民公社、“大跃进”。
冯：哎。“大跃进”，大搞钢铁，大搞煤井，俺都干过。我说上井不上井的，就是末了这次1958年出去的，大搞煤井出去的。
问：那咱们这个村什么时候分成现在这个样的。
冯：30多年前吧，“文革”以后分的。1976年毛主席死了以后，邓小平这个时候分的。
问：不分村不行吗？
冯：那就不知道了，反正上级说咋办，咱们老百姓就咋办。上级说咋治，咱就咋治。[21]
其实，笔者与这位街头偶遇的老人交流的核心话题原本是年节扮玩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的遭遇，但交谈过程中，冯兰贵老人所表现出来的对“大集体”时代各类活动的时间、地点、来龙去脉的印象之深刻令人惊诧。后来笔者比对《三德范庄志》和中国现代史资料，发现这位“识字儿不多”的八旬老人在讲述时提到的所有历史细节几近精确。此外，尽管大部分老人对今天这种疏离、冷清的日常生活和“只有自个顾着自个”的集体氛围有追缅式的感叹，但在物质生活层面，又无不表示“过去那种整天吃地瓜干子的日子没什么想头”。与大部分老人追忆集体时代时所表现出的淡然不同，20世纪80年代初，处于集体权力核心的人物面临村落要分立、解体时的心态却十分复杂。
张福钧是三德范村张家巷人，高小文化，从1955年至1985年担任了三德范村生产大队30多年的主管会计。从20世纪50年代起，整个大队集体时代的生产调配、计划指令和文件收发、档案汇总都由他一丝不苟地完成，并最终在他去世前形成了村落档案馆几千份档案卷宗的主体部分。张福钧有一个习惯，为了避免纷繁芜杂的日常工作出现遗漏和舛误，无论工作再忙，他也要在大队做好正常记录的同时，再单独以日记的形式记下当天的重大事件。从1955年至1984年，在对集体工作30年日复一日的记录后，张福钧厚厚的一摞私人日记最终定格在了自拟的一首现代诗中。
我的回忆
春花开得早，夏蝉枝头闹。
黄叶飘飘秋来了，白雪纷纷春又到。
叹人生，容易老！
时光飞驰似电，转瞬即逝百年。
忆乙未合作集体，念甲子体制改革。[22]
屈指以计三十载，天翻地覆大改变！
体制改革政策新，大队改为四个村。
成立经济联合社，强国需要先富民。
…………(www.xing528.com)
半年相距，半年分离。
纵然不能常相聚，我却仍是常思忆。
——张福钧《我的回忆》写于1984年10月1日
事实上，这首诗首次作于1984年5月2日下午，从那几天他日记中的笔迹一反坚持了30年的一丝不苟，忽然在闲适的日子里变得凌乱、潦草看，当时张福钧的心绪绝非如文字表述般热烈激昂。前一天，大队召开了支部会议，确立了大集体解散的方案和分村的办法。这年62岁的张福钧早已在两年前交接了主要工作，但鉴于他在集体时代的贡献，以及没有其他收入来源的“农民”身份，大队主要领导决定让他暂时在档案室整理资料以补助生活。此时，大队解散以及分村意味着张福钧也要正式、彻底地告别付出了生命中最美好的30年时光的集体生活。所以这首诗从1984年5月2日起，在半年的时间里由最初即兴感言的四句，又陆陆续续修改了5次，最终形成上文提到的《我的回忆》。这段时间张福钧的心情无疑是极度落寞和孤寂的，1985年元旦这天他更是潦草地写道：“大队人员已分散，橱内资料仍保管。忆往昔昼夜繁忙，看今日工作平安。逾花甲独坐孤室，待何日转交他人。”[23]在高调表态的背后，遮挡不住的是这位心思细腻的老人在社会转型时期的迷茫、困惑和无所适从。1984年2月底，“三德范大队”撤销，正式划分为东、西、南、北4个行政村。至此，三德范村迎来了20世纪40年代以来政治组织形式的第十次改革。
据许多老人回忆，三德范村自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就有会社、政党活动，曾经历过“镇、区、保甲和公所”等各种行政区划。1945年10月，建立了行政村，这是第一个人民政府机构。同年，又划分为“东、西、南、北4个行政村，这是三德范在20世纪80年代分村的滥觞”[24]。1948年，设三德范乡，仍以四村形式设置。1953年，三德范改称镇，镇下仍设4村。1956年，三德范新华高级农业合作社成立，下辖17个大队，同年改镇为乡，并增辖附近的鹁鸽崖村，不久又去除鹁鸽崖村，改为增辖临近的长水村。1958年初，撤区并乡，三德范又重新隶属文祖乡，同年初撤乡建社，治所为文祖，4个行政村重新合并为一村，称为三德范生产大队。“文革”期间，为便于生产管理，仍有以东、西、南、北4村为单元划分，但都在生产大队组织下展开工作。至1984年5月，三德范生产大队撤销，同时再次明确划分为东、西、南、北4个行政村，并建立三德范经济联合社，隶属文祖镇。1986年，设三德范办事处，代管村内的四村一社，办事处党政领导兼任联社负责人。
三德范村行政区划变迁一览表（1945年至今）
（续表）
资料来源，根据《三德范庄志》、档案资料和口述资料整理。
①综合《三德范庄志》的统计资料，自1956年始到1983年止，三德范（社）大队主要以生产队的形式作为村落治理和生产管理的基本单位；1963年至1968年高峰时期划分有44个生产队；20世纪70年代初截至1983年生产队解散，一直稳定在30个或31个生产队。生产队的组织结构和村落单元的称谓、划分，深刻影响了村民的生活观念及生产实践并延绵至今。
如此不厌其烦地详述这个鲁中村落的制度变迁，是因为作为一个农村组织，它在短时段内的制度更迭和变迁实在稍显复杂、频繁，但就是这样一种建立在历史传统上的村落组织结构及其衍变历程，深刻重构、影响了乡民的政治理念和生活实践。当然，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村落在区域社会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也佐证了它何以拥有如此特征鲜明、文化自足的组织机制与族群心理。亨廷顿曾指出，一个组织越复杂，其制度化程度就越高。复杂性具有两个含义：其一，一个组织必须具有数量庞大的下属组织，从上到下，隶属明确，职责不同；其二，这个组织不同类型的下属组织各具高度专门化水平。下属机构数量越大，形式越多，一个组织确保其成员效忠的能力就越强。此外，一个有众多目的的组织，在其失去某一目的时，调整自己从而适应新形势的能力，显然较之仅有一个目的的组织要强。虽然三德范村的基层政治组织还远远谈不上庞大、复杂，但从生产队、生产大队，到村委会、办事处、经济联社及各类下属村级组织，整个村落组织变迁的历史传统显示出的科层化体系和“微政治”循环足以映衬亨氏的论断。
就这样，在1984年，像改革开放后的绝大多数中国农村一样，当时拥有31个生产小队的三德范生产大队，根据国家政策解散，整个大自然村划分为东、西、南、北4个行政村。行政村成立后，各村琐碎的日常性工作和具体事务由村委会负责。同时，鉴于村庄的集体企业众多，包括锦屏山在内的巨大资产难以分割，乡政府在三德范生产大队原班人马的基础上又授权成立了经济联合社，以统筹管理涉及全村公共利益的经济事务。随后，1986年文祖镇又授权设立了与经济联合社合署办公的办事处[25]。在2015年，因上级机构文祖镇更名为文祖街道办事处，三德范办事处相应更名为管理区，回归了它派驻机构的身份。在我国华北地区，管理区是乡、镇、街道办事处等行政组织在基层政权乡、镇和行政村之间设立的一种准管理组织。从功能上看，作为乡镇政府的派驻机构，基层政权和管理区之间是一种“委托方—代理人”的关系。在实际运作中，管理区领导一般由本地在编干部或经过选拔的优秀村干部担任。管理区的级别高于村委会，但只是发挥一种上传下达的中介性社会组织的功能。管理区“管理”的主要对象是村委会干部，其表现形式则是联系、传达、督导他们对国家政策的执行，联系、协调村委会的中介色彩远大于“管理”的名号。按照派驻原则和实际执行情况，管理区应该既不直接干涉村委会的具体事务，也不对村落及村民的日常生活产生任何直接干预。
三德范“四村一社”与巷道关系结构图
三德范管理区行政设置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截至2017年，章丘地区有100多个作为乡镇派出机构的管理区，它们负责协调联系908个行政村，即一个管理区平均协调6～7个行政村或自然村。章丘地区以管理区的派驻方式只负责协调一个自然村及其内部四个行政村的例子只有三德范。另一方面，从村落日常运作所体现出的权威看，三德范管理区实际拥有的管理权限和对村落的日常参与程度远远高于其他派驻机构。管理区干部老李，出生于附近的文祖村，他曾在东张、大寨两个管理区长期工作，属于责任心很强的基层公务员。尽管如此，他也是这样描述在三德范的工作状态：
在这村有时候一天能忙死，几乎天天都有事，星期六、星期天也得来坐班。人家东张、大寨、三元、文祖的管理区哪有这么多事，早晨八九点到办公地点，有事下通知，联系联系几个行政村的干部，没事下午三四点钟就到家了，恣煞（高兴坏了）！没一个像我们管理区似的，不是脚不着地就是一屁股坐到黑天的。[26]
作为从乡镇派驻到三德范的普通公务员，老李对三德范管理区频繁参与村落具体工作和日常生活的现象显然是满怀疲惫。问题在于，为什么在村落内外，乡民们公认三德范管理区和联社才是村庄的主要领导者？无论是从乡镇政权的角度还是村内村民的角度，管理区的主要领导为什么要选择本村人而不是从外村委派和选择呢？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遭遇了类似“资源诅咒”现象的三德范管理区，为什么没有像当初因为集体经济发达而设立的理由那样，随着集体企业的垮掉“失去存在的理由”而被撤除呢？真正原因当然不只是个别村民解释的“联社承包出去的锦屏山和集体土地每年有一部分收入，没有联社和管理区，几个行政村容易因为分钱不均闹矛盾”，尽管这种解释非常符合“韦伯式组织”的高效率特点。张家巷的张烈民这样解释当年组织调整的原因：
问：为什么不直接把整个村彻底分成四部分，各自为政不就行了？
张：那时候村里有很多企业，但是集中在北村平坦的地方。如果按村分企业，南村怎么办？老百姓不愿意。再说还有一座锦屏山，西村、南村靠着锦屏山最近，把它分给西村、南村吗？北村、东村也不愿意啊！
问：镇政府把企业和山都收过来，或者集中管理不行吗？
张：镇领导五六年换一个，谁敢这样弄，又不是你们镇上建设的。这是老祖宗开的山，老百姓建的企业。工人全是村里的，还不反了天。镇上没有领导这么糊涂。
问：成立联社是不是还有个人原因？比方说原先的本村的大队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怎么安排的问题？
张：当然有！刚分村时，大队书记也调到镇上去过，但是因为不是公务员，在镇上施展不开手脚。再说村里也乱套了，各个行政村之间开始闹矛盾，土地、宅基地、企业、村委会内部谁也不服谁。这种情况下大队书记就回来了，镇上也同意成立经济联合社和办事处，这样全村才又安定下来。
换言之，分村之后又成立经济联社和办事处实际上是在尊重和服从民间自治传统的前提下，政府、村落“领头的”和村民三方博弈的结果。其实早在1948年和1953年，三德范就分别设乡、镇，并且按照国家意志分为四个行政村。再后来，随着国家政策不断因政治环境的改变而调整，村庄又先后经历过生产队、合作社、大队、公社、管理区等不同名目的行政组织变革。但是无论政权及其制度如何变迁，村落内部均以巷道为自治机制。在普通村民那里，各村村委会在日常生活中更多的是作为国家管理三德范东、西、南、北“四片（区）”的符号和工具。他们认为，20世纪80年代生产大队解体以后，真正能够代表村落整体的是自己熟悉的经济联社与办事处。
事实上，因为土地、住宅和人口的相对集中，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和力量都是由不同家族及其生活主体，在巷道这个可以满足日常生活实践所需的自足空间里涵养、潜藏、组织和运作的。所以即使在今天，四村村委会的自治范围实质上也仅是各自分管了若干条巷道罢了。因此，完整意义上的“三德范”，必须是可以涵盖村落内部所有姓氏、家族和通婚圈，以巷道为核心单元的共同体和复合体。在此基础上，作为一街十巷村落整体的总代表，管理区的核心人物自然要具备所有巷道认可的职务头衔、知识结构、宗亲关系和领导群伦的能力水平。否则，无论是作为集体的村落还是作为领头羊的“一把手”，都容易出现不可预知的隐患。因此，在综合以上多重因素并理解家族叙事和巷道空间的结构意义后，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在20世纪80年代集体化生活结束，国家放松了对乡村的直接参与，但乡镇政权还要遵循村落传统的文化惯性，设置一个特殊的具有实际经济和政治功能的“三德范管理区”的根本原因。
此外，在许多矿产资源丰富的村庄，担任村干部可以获得不菲的工资收入，在利益的驱动下，村民往往会对村庄权力表现出更大的积极性，于是围绕村民选举经常会发生“能人”之间激烈角逐的情况。三德范村与之不同，尽管从1984年起，三德范村就从内部分割为东、西、南、北四个行政村，但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到21世纪初，村民自认为没有出现过“争着当村官”的现象。有人解释说，这是因为“一个普通劳力下井的工资就能随便顶四五个村干部的工资，所以谁也不操心这个”。如下文所剖析的那样，原因当然没有这么简单。但在这段时间，随着集体化生活彻底解体，市场经济的优胜劣汰并没有在收入相似的村民中引起急剧的分化，反而更像是实现了共同富裕。鼓起的钱包、昂扬的精神、历史的传统和文化的惯性，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促成了1983年扮玩在“文革”后的复兴。
1983年后，全村最大的集体活动就是扮玩。眼看着快过年了，大队里就下通知：行了，别干活了，都放假扮玩去吧！由联社发出指令，几号开始，谁在前面，谁在后面……你要是这个胡同的“头”，今天扮玩看着人家比咱好，你晚上还睡觉？一晚上不睡你也得想办法编出个新节目，第二天、第三天咱把那个胡同压下去！[27]
综上所述，虽然以“乡规民约”为代表的传统自治机制曾以十分积极的姿态延续了民间自治传统，但从1949年以来基层政权设置的变迁来看，在种种具备非正式、松散的传统组织机制外，深刻影响三德范村落生活的是具备各种功能的正式的、理性的组织。费孝通曾指出，中国传统治理模式有“双轨政治”[28]的特点，他认为传统中国的政治，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官僚治理轨道，另一方面也存在微弱的自下而上的民间自治轨道，两者之间的有效衔接机制是处于国家象征性权力末梢和村落“地方性知识”之间的乡绅。在“双轨政治”的逻辑之下，传统中国的“村落公共事务的治理”，依赖权力的文化网络，在县之下通过礼俗进行乡村能人（士绅）主导的总组织村庄秩序再生产，这种再生产的文化网络在国家权力与村落秩序之间互相配套，具有极强的稳定性和修复能力。有学者将这种村落自治的理想模型表述为：自我提供公共产品，自我生产帮扶体系，自我满足消费欲望，自我维持内部秩序。[29]近现代社会以来位处现代性语境侵蚀下的村落，表面看上去是走向了村落解体，具体表现为村落内部共同体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机制日渐衰落，呈现出“陌生化”效应，村落自身对外部世界的依赖性越来越大，自身的组织系统解决其问题的能力趋向弱化等。这一点，确实也被许多田野调查的个案所充分说明。[30]但是三德范村传统组织体系的衰弱与重建的历程说明，国家制度与地方传统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国家制度向乡村落地的过程是尝试、斟酌、置换、嵌入和再造的过程。从根本意义上看，也只有建立在适合民俗传统和生活模式土壤中的“制度”，才可能基于民众生活的惯习得以持续运作，从而超越生活智慧与集体意志之间的鸿沟，实现生活主体的广泛参与。或者说，国家制度的选择、创造、设置与地方社会的理想生活形态和社会现实基础是分不开的。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曾经广泛存在于华北村落的年节扮玩，为何以一种“我花开后百花杀”的姿态在三德范村呈现出一套与民间自治传统关联的组织、运作的内在机制和深层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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